第五章　在村长那儿

同村长的谈话没有费多大的周折，这使K自己都感到惊奇。对此，他试图这样来解释：根据他迄今为止的经验，同伯爵当局正式打交道对他来说十分容易。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处理他的事务上官方显然已经一劳永逸地颁布过一条明确的、表面上对他十分有利的原则，另一方面是由于官方办理公事的那种令人钦佩的一元化，特别是在这种一元化似乎并不存在的地方，人们却可以感觉到它特别完美地存在着。有时只要一想起这些事情，K就不免认为自己的处境令人满意，尽管他每次在这样自我陶醉之后，总是很快就告诫自己，危险恰恰就在这里。

同当局直接打交道并不太困难，因为不管其组织多么严密，他们永远在以遥不可及的老爷们的名义维护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而K却在为近在眼前的事情、为自己在奋斗。而且，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因为他是进攻者。不仅他在为自己奋斗，而且显然还有一些他所不知道的势力也在奋斗，根据当局的措施来判断，他相信这些势力一定存在。但是由于当局一开始就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至今为止也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满足了他的愿望，这样一来反而使他失去了轻而易举地取得小胜利的可能性，从而也使他失去了原本会有的满足感和由此而产生的为今后进行更大战斗的坚定信心。相反，他们让K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当然，只限于村子内，就这样纵容他，消耗他的精力，排除任何斗争的可能性，使他完全陷入一种非官方的、完全漫无头绪的、枯燥异样的生活之中。这样下去，如果他不时刻保持警觉，尽管当局是那么和蔼可亲，尽管他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官方交给他的任务，但也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说不定哪天他就会被这些虚假的恩宠所迷惑，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谨慎而栽了跟头，而当局还是会那么温和友善，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姿态，根据某一条他所不知道的公共条例把他清除掉。可实际上，那种公务之外的生活在这儿究竟是什么样呢？K从未在别处见过像这样把公务和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致有时让人觉得公务和生活好像调换了位置。例如，到目前为止，克拉姆对K的工作行使的权力只是一种形式，与克拉姆在K的卧室里实际上拥有的权力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跟当局打交道就可以采取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放松一些就行，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必须小心谨慎，保持高度警觉，每走一步都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K对当局的看法，首先就在村长那里得到了确切地证实。村长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胖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正患着严重的痛风，他在床上接见了K。“这么说，您就是我们的土地测量员先生了。”他说，想坐起来表示欢迎，但试了试不行，便又倒在枕头上，抱歉地指了指他的腿。一个不声不响的女人给K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床前。房间的窗户很小，又拉上了窗帘便显得更加昏暗，所以只看得见女人模糊的轮廓。“请坐，请坐，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K把克拉姆的信读给他听，同时也加上几句自己的意见。他又一次体会到同当局打交道的异常轻松的感觉。他们简直可以肩负起所有的重担，人们可以把什么都推给他们，而自己轻松自在，什么都不用管。村长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床上不舒服地转了一下身。最后，他说：“土地测量员先生，正如您所料到的，这件事我全都知道。我之所以还没有作出任何安排，首先是因为我生病，其次是因为您姗姗来迟，我还以为您不干了呢。可是现在承蒙您亲临寒舍，我就必须把令人不快的全部事实告诉您。如您所说，您已经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可是很遗憾，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儿根本没有让土地测量员做的工作。我们这些小家小户的地界是早已经划定的，而且全部登记在案。所以，我们要土地测量员干什么呢？”K虽然此前从来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深信他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答复。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立刻答道：“您的话使我深感意外。这使我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我只希望这是一个误会。”“可惜不是，”村长说，“事实就像我说的一样。”“可是这怎么可能呢？”K喊道，“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现在又被打发回去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村长回答说，“这不是我能决定得了的，但是这个误会是怎么发生的，我倒可以给您解释解释。像伯爵当局这样庞大的机构中，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个部门发出一项指令，另一部门发出另一项指令而互不通气的情况，尽管上一级的监管十分严格，但由于性质使然，它往往干涉得太晚，因此总还是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差错。当然，那都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像您的这种情况。在重大的事情上，我还没有听说发生过什么差错，不过，这些小事往往也让人够尴尬的了。现在说到您的这件事，我愿意坦率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您，不用保守什么公务秘密——要保密我的官职还不够大，我是一个农民，将来也永远是一个农民。很久以前，那时我当村长才几个月，上面来了一道命令，我记不起是哪一个部门的了，以那儿的老爷们特有的命令口气通知我们招聘一名土地测量员，并指示村委会准备好他工作所需要的资料和图表。当然，这道命令不可能是指您，因为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要不是我现在正生病，有这么多的时间躺在床上想这些最可笑的事，我也不会记起来这件事。米齐，”他突然停下来，对那个还在房间里晃来晃去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女人说，“请你到那个柜子里找找，说不定能找到那张命令。”他向K解释道：“那是我上任初期的事，那时我还什么都保存。”那个女人立刻打开了柜子。K和村长在旁边看着。柜子里塞满了文件。橱门一打开，两大捆文件就滚了出来，那些文件都捆成圆圆的一束，就像人们平常捆木柴一样。女人吓得跳到一边。“下面，也许在下面。”村长在床上指挥着。女人顺从地用两只手把文件全部从柜子里捧出来，以便找下面的文件。现在文件铺满了半个屋子。“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啊！”村长点着头说，“这些还只是一小部分呢。重要的文件我都放到库房去了，不过绝大部分都已经丢失。谁能把全部文件都保存下来？库房里还有不少呢。”随后，他又转过去对那女人说：“你找得着那道命令吗？你得找一份上面有‘土地测量员’字样，底下还划了蓝线的文件。”“这里光线太暗啦，”女人说，“我得去拿一支蜡烛来。”说着便踩着那一大堆文件向门口走去。“处理这些麻烦的公事，”村长说，“我的妻子是我的得力帮手，可这些工作她只是附带着做的。我还有一个助手，就是那位小学教师，帮我整理这些文字材料，可是尽管这样还是应付不了，总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处理，就都放在那个柜子里。”说着，他指指另一个柜子。“现在我生病了，那里简直堆成山了。”说完，他疲倦而又得意地往后躺了下来。K看见米齐拿着蜡烛回来了，又跪在柜子前面找那个文件，便问道，“我能不能帮您夫人一起找？”村长微笑地摇着头说：“刚才我对您说过，我对您不保密。可是让您本人来翻阅这些文件，这样做就太过分了。”现在，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翻阅文件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村长甚至微微打起盹来。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门，K转过身去。这自然是那两个助手。他们总算已经有点儿长进，没有立刻冲进房里来，开始只是从门缝中悄悄地说：“我们在外边太冷了。”“是谁？”村长惊醒了，问道。“没别人，是我的两个助手，我不知道应该叫他们在哪儿等我，外边太冷了，可是到屋子里来又让人讨厌。”“他们不会打扰我，”村长和善地说，“您让他们进来吧。再说，我认识他们，我们是老相识了。”“但是我讨厌他们。”K直言不讳地说，把眼光从两个助手身上移到村长身上，又从村长身上移到助手们身上，发现三个人的笑容一模一样。“你们既然来了，”接着他试探地说，“那就留下来，帮村长太太找一份在‘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划了蓝线的文件吧。”村长没有提出异议。不允许K做的事，却允许这两个助手去做。他们立刻就扑到文件堆上，可是，与其说他们在找文件，倒不如说是在文件堆里乱翻一气。只要一个拿起一份文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另一个就会立刻从他手里把文件抢过去。村长太太则跪在空柜子前，好像根本不找了，反正蜡烛放在离她很远的地方。

“这两个助手，”村长得意扬扬地微笑着说，似乎表明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而谁都没有料到这一点，“这么说，他们让您感到讨厌？可是他们是您自己的助手呀。”“不，”K冷冷地说，“他们都是我到这儿之后才跑到我身边来的。”“跑到您的身边来的，”村长说，“您的意思大概是说，他们是派来的吧。”“就算是派来的吧，”K说，“可是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派他们来显然是没有经过认真考虑。”“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经过考虑就做的。”村长说，他甚至忘了脚疼，坐了起来。“没有一件事情，”K说，“那么聘请我来又是怎么回事呢？”“聘请您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村长说，“只不过是一些细节出了问题把事情给搞乱了，我可以用文件向您证明这一点。”“文件恐怕找不到了。”K说。“找不到？”村长喊道，“米齐，请快点找！不过没有文件我也可以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您听。对于我刚才提到的那道命令，当时我们感激地回复说，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可是看来这个回复并没有送回到原来那个部门，我不妨把它叫作A部，而是错误地送到了另外一个部门B部。因此，A部一直没有收到我们的答复，但是可惜B部也没有收到我们的完整回信。是我们没有把文件的内容送出去呢，还是有可能在半路上遗失了，谁也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在部里遗失的，这我敢保证。总之，B部收到的只是一个空文件袋，袋子上只说明袋里所装的、可惜实际上已经丢失的关于招聘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命令。在此期间，A部一直在等待我们的答复，虽然他们在备忘录里记载了这件事，但是正如这种情况可以理解而且也经常发生，即使安排得非常精确也在所难免。那个办事员相信我们一定会答复他，然后他会招聘土地测量员或者根据需要就此事进一步联系我们。结果他并未注意那份记录，后来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在B部这个文件袋到了一位以办事认真出名的办事员手里，他叫索尔提尼，是一个意大利人。连我这样一个知道内情的人也不明白为什么像他那样有才能的人会被长期安排在这个比较低的职位上。这位索尔提尼自然把空文件袋退了回来，要求我们把信件补全。如今，从A部发出第一份公函到现在，如果不是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也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一份文件如果送对路了，通常都是如此，最迟一天之后就能够送达有关部门，而且当天就能得到处理。但如果没送对路，在我们这个非常严密的体制下就得按规定积极地查找，否则就找不到了，所以，就会拖很长的时间。因此当我们收到索尔提尼的通知时，我们对这件事就只有一点儿模糊的印象了，当时只有米齐和我两个人办公，那位教师还没有派给我们，只有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才保存副本。总之，我们只能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招聘土地测量员这件事，我们也并不需要什么土地测量员。”

“可是，”说到这里，村长突然停了下来，似乎觉得自己太急于讲清楚这件事而扯得太远了，或者至少是有可能扯远了，“这事您听了不觉得无聊吧？”

“不，”K说，“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趣。”

村长接着说：“我讲这件事可不是给您解闷的。”

“我觉得它有趣，”K说，“是因为我对这种荒唐可笑的混乱算是窥见一斑了，在某些情况下它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您还没有真正窥见一斑呢，”村长严肃地说，“我可以给您继续讲。像索尔提尼这样的人对我们的答复当然不会感到满意。我佩服这个人，虽然他让我感到头疼。他对谁都不相信，比如说，即使通过无数次的接触，他了解到某人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可是下一次，他就不相信他了，好像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好像他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无赖。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一个公职人员就必须这样做。可惜我的天性使我无法遵循这样的原则，您看到了，我对您这个外乡人是多么坦率，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您了，我就是不能不这样做。索尔提尼却相反，他对我们的答复马上就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有了一连串频繁的通信往来。索尔提尼问我怎么突然想到不用招聘土地测量员的。我根据米齐的记忆回答说，最初的建议是办公厅提出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部门提出的，我们当然早就忘记了）。索尔提尼又问：你为什么现在才提起这份公函呢。我回答说：因为我现在才想起来这份公函。索尔提尼说：这件事很奇怪。我说：这件事拖了这么久，这也不奇怪。索尔提尼说：这件事很奇怪，因为我记得的那份公函并不存在。我说：当然不存在，因为全部文件都丢失了。索尔提尼说：可是，关于第一份公函一定会有一份备忘录的，现在备忘录也没有了。这时我无话可说了，因为索尔提尼的部门竟然会发生差错，我既不敢讲，也不敢相信。或许，土地测量员先生，你心里会责怪索尔提尼吧，心想他听了我所说的话至少会向别的部门问问这件事。然而真要这样做恰恰是不对的，我不愿意您对这个人产生不好的印象，即使只是在心里想想。当局的一条工作原则是，根本不考虑有出错的可能性。由于整个组织十分严密，所以这条原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要达到最高的工作效率，这条原则也是必要的。因此，索尔提尼根本就不能向其他部门查询，况且他们也根本不会回答，因为他们马上就会察觉，这是在调查一件可能发生差错的事情。”

“村长先生，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话，向您提一个问题，”K说，“您不是提到过有一个监督机构吗？按照您的说法，一个完美无缺的组织竟然没有监管，这简直让人不能忍受。”

“您非常严格，”村长说，“但您就是再严格一千倍，与当局要求自己的严格相比，您这种严格仍然算不上什么。只有一个地道的外乡人才能提出您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监督机构？这儿监督机构有的是。当然它们不是为了查出一般意义上的差错而设立的，因为差错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偶尔发生一次差错，就像您的这种情况，可是谁又能肯定这是一个差错呢？”

“这可真是新闻！”K叫起来。

“对我来说，这一点儿也不新奇，”村长说，“我跟您一样，也确信这是发生了差错，索尔提尼对此一定很绝望，大病了一场。我们得感谢一级监督机关，他们发现了造成这个差错的根源也认识到了这个差错。可是谁能断言二级监督机构也会作出同样的判断，还有三级以及三级以后的其他监督机构也都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呢？”

“也许是吧，”K说，“不过我最好还是不介入这些推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监督机构，当然不可能完全理解它们。但是我认为必须区分两件事情：第一是在这些机构内部发生的事，对此官方怎样作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解释；第二是我这个实际存在的人，我这个身在机构以外的人，面临着受到他们侵犯的威胁，他们可能会用一些毫无意义的条款来限制我，我简直不能相信这种危险是真的。对于第一点，村长先生，您刚才的讲述非常详细，而且您对整个过程了解得非常清楚，可是现在我想听您说一说我的事。”

“我也正要谈呢，”村长说，“可是如果我不先给您介绍一些其他情况，您是不可能理解的。我刚才提起的监督机构为时过早了。所以我必须回到我跟索尔提尼的矛盾上来。我刚才说过，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渐渐站不住脚了。可是，但凡索尔提尼有一点儿稍占上风的优势，他就基本上大获全胜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精力就更集中、精神更饱满、才智也更机敏，对于被攻击者来说他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人，而对于被攻击者的敌人来说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只是因为我在其他的情况下也经历过这种情形，所以我才能这样谈起他。不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呢。他不能到下面来，他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我听人说，他的房间里大捆大捆的文件堆得老高，像一根根大柱子，把四面墙壁都给遮住了，这些还只是索尔提尼当时正在处理的文件，由于不断地从这些文件堆中取出文件、放进文件，而且又都进行得十分匆忙，所以这些文件柱子就不断地倒塌下来，正是这种接连不断地、一阵接一阵的哗啦声成了索尔提尼办公室的突出特征。的确，索尔提尼是一个干事的人，事无巨细，他都一视同仁。”

“村长先生，”K说，“您总把我的事看成小事一桩，可是它却使许多官员大伤脑筋呢，也许开始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是由于像索尔提尼那样的官员们的积极参与，它已经变成一件大事了。很遗憾，这完全违背了我的意愿，因为我的抱负不是去看那一卷卷关于我的文件堆积成山又倒塌下来，我只想做个小小的土地测量员，在一张小小的绘图桌旁安安静静地工作。”

“不，”村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在这方面您没有理由抱怨，您的事是小事中的最小的事情。一件事情是否重要，并不决定于它的工作量。如果您这样认为，那您就太不了解当局了。即使要取决于工作量，您的事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事之一。那些没有所谓差错的事件，它们的工作量大得多，工作的成效也大得多。再说，您还根本不知道由于您的事情而引起的实际上的工作量呢。我现在就讲给您听听吧。开始索尔提尼不让我过问此事，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来了，每天都在贵宾客店对村里有名望的村民进行问询并作记录。大多数人都站在我这边，只有几个人产生了怀疑。测量土地与农民的利益休戚相关，他们觉察到了一些阴谋和不公正的行为，而且还查出了一个领头的，于是索尔提尼从他们提供的情况中得出了结论，即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提到村委会上讨论的话，是不会出现所有的人都反对招聘一个土地测量员的。因此，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也就是说，不需要土地测量员——结果至少变成了一件可疑的事。这其中有一个名叫布伦斯维克的表现特别突出，当然，您大概不认识他，他不算是坏人，只不过有点傻里傻气，喜欢想入非非，是拉塞曼的妹夫。”

“是那个制革匠拉塞曼吗？”K问，并描述了一下他在拉塞曼家里看到的那个满脸络腮胡的人。

“对，就是他。”村长说。

“我也认识他的妻子。”K信口说道。

“这有可能。”村长说完便沉默了。

“她很漂亮，”K说，“就是气色不大好，病怏怏的。她是城堡里来的吧？”话里带着询问的语气。

村长看了看钟，把药水倒在汤匙里，一口喝了下去。

“您大概只认识城堡里的办事机构吧？”K粗鲁地问。

“是的，”村长回答说，脸上带着一丝嘲讽而又感激的微笑，“这些办事机构也是最重要的啊。至于布伦斯维克，要是我们能把他逐出村子，大家都会感到高兴的，拉塞曼也不会不高兴。可是那时布伦斯维克颇有一些势力，他虽然不是一个演说家，但是爱大声嚷嚷，有些人居然也信他这一套。于是，我不得不把这件事提到村委会上讨论，不过这也是布伦斯维克暂时的、唯一的胜利了，因为村委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想聘用一个土地测量员。这也是几年前的事了，但是从那时起，这件事就一直没有平息过，这部分是由于索尔提尼的认真，他做了极为周密细致的调查，想要摸清多数派和反对派的动机。再就是因为布伦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同当局有一些私人关系，并且总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招数去利用这些关系。当然，索尔提尼不会上布伦斯维克的当，布伦斯维克怎么能蒙蔽得了索尔提尼呢？但是为了自己不受蒙蔽，就需要进行新的调查，而索尔提尼还没有调查完，布伦斯维克又想出新的花招了，他这人鬼点子多，这也正是他愚蠢的表现。现在我要说说我们的官方机构的一个特点了。与其精确性相适应，它也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某件事情如果长久悬而未决，也许仍在继续考虑，那么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在一个事先无法预料、事后也无法找到的地方，会突然冒出一个解决办法，这样的解决虽然往往很正确，但仍然不免是武断的。好像官方机构再也忍受不了这同一件也许本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带来的紧张和成年累月的纠缠了，不用官员们协助，就自己作出了这个决定。当然没有出现什么奇迹，肯定是某个官员写下了处理意见，或者作出了一个未成文的决定。但是不管怎样，至少在我们这儿，甚至连官方都无法确认究竟是哪个官员在这件事情上作出了决定，以及是出于何种原因。监督机构在很久以后才查明这一点，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况且以后也再没有什么人对它感兴趣了。如上所述，这些决定往往都是好的，唯一让人恼火的是，人们知道这些决定时已经太晚了，当人们还在热烈地讨论这件事时，却不知道它早已经解决了。我不知道在您这件事上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决定——有些情况说明有，有些情况说明没有——可是，如果真的有过这样的决定，那么聘书早就应该寄给您，您也已经千里迢迢地往这儿赶了，路上是需要时间的，在此期间，索尔提尼还会一直在这儿为同一件事忙得精疲力竭，布伦斯维克也会继续搞他的阴谋诡计，而我只能夹在中间两面受气。以上只是我的假设，而下面我要说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有一个监督机构在这期间发现，许多年以前A部曾就土地测量员的问题向村里征求过意见，可是至今未得到答复。人们又一次向我询问，这时，整个事情就水落石出了。我的答复是不需要土地测量员，A部也对我的答复表示满意，索尔提尼也不得不承认他并不主管这件事，他干了那么多徒劳无益、大伤脑筋的工作，责任当然不在他。如果不是之后又有新的工作从四面八方压上来，如果不是您的事确实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几乎可以说是小事中的最小的事，我们大家也许都会松一口气，我想即使索尔提尼本人也会如此。只有布伦斯维克感觉很恼火，不过只能让人感觉好笑罢了。可现在，土地测量员先生，在这整个事情圆满了结之后，而且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您却突然出现了，看来好像这件事又要重新开始，您想想我会多么失望吧。现在我下定决心，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决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您一定能理解我，是吧？”

“当然，”K说，“但是我更明白现在正有人在利用我做文章，也许甚至在滥用法律。至于我，我是知道该如何反抗的。”

“您打算怎样办呢？”村长问。

“这我不能透露。”K说。

“我不想强迫您，”村长说，“我只是请您考虑，我是您的——我不想说是朋友，因为我们素不相识——可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务上的朋友。我只是绝对不能同意聘任您做土地测量员。除此以外，您可以信任我，有事尽管来找我，当然是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而且我的权力也不大。”

“您总是提到，”K说，“要不要聘任我当土地测量员，可我已经被录用了。这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这是很有价值的、很珍贵的，因为有克拉姆的签名，看来这签名是真的，不过——我可不敢自己一个人对此发表意见。米齐！”他喊道，接着又说：“你们在干什么呢？”

很久没有被人注意的两个助手和米齐显然没有找到那份要找的文件，就想把所有的东西放回柜子里去，但是因为文件太多太乱，所以放不进去了。可能是两个助手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了什么好主意，这会儿正在忙活着。他们把柜子平放在地上，把所有的文件都塞了进去，然后和米齐一起坐在柜门上，想用这样的办法把文件慢慢地压进去。

“这么说，文件没有找到，”村长说，“真遗憾，不过事情的经过您已经知道了，其实我们不用再看这份文件了，再说，文件肯定还能找到，也许是在小学教师那儿，他那里还有很多文件。米齐，现在你把蜡烛拿过来，跟我一起读读这封信。”

米齐走过来，坐在床沿上，倚着这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男人，男人用手搂着她，这时她显得更苍白、更渺小了。烛光下，只有她那微小的脸庞轮廓分明，脸上鲜明而严肃的线条只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才变得柔和了。她一看到信就轻轻地互握双手说：“是克拉姆的。”于是，他们两个人一起读着信，又悄声低语了几句，这时两个助手高喊声“太棒了”，他们终于把柜门关上了，米齐带着感激的目光默默地看着他们，这时，村长说：

“米齐跟我的看法完全一致，现在我可以说了。这封信根本不是一份公函，而是一封私人信件。这从信上的第一句称呼‘尊敬的先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此外，信里没有一句说您已经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的话，而只是泛泛地提到为伯爵大人效劳，就连这一点也说得不是很明确，‘如您所知’您被录用了，就是说您已经被录用这一点要由您来证明。最后，官方只让您来找我这个村长，让我做您的顶头上司告诉您一切详细情况，实际上大部分我都已经交代过了。对于一个懂得阅读公函，因此也更善于阅读非官方信件的人来说，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您是外乡人，不懂这一点，我并不奇怪。总的来说，这封信的意思不过是说，要是您被录用为伯爵大人效劳，克拉姆本人愿意对您表示关心罢了。”

“村长先生，”K说，“您解释得好极了，这封信经您这样一解释，就只剩下一张白纸上的一个签名了。您不觉得，您这样解释是贬低了您表面上很尊敬的克拉姆的名字吗？”

“您误会了，”村长说，“我并没有曲解这封信的意思，我的解释并没有贬低它，而是相反。克拉姆的私人信件当然比公函重要得多，可是它恰恰没有您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

“您认识施瓦尔策吗？”K问。

“不认识！”村长回答，“你大概认识吧，米齐？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这就奇怪了，”K说，“他是城堡一位副主事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我怎么会认识所有副主事的所有的儿子呢？”

“那好，”K说，“那您就只好相信我说的他是一个副主事的儿子吧。我来到这儿的当天就跟这个施瓦尔策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争吵。后来他打电话去问一个叫弗里茨的副主事，得到的答复是，我已经被聘任为土地测量员了。这您又怎么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您还没有同我们的当局真正接触过。所有的那些接触都是表面上的，可是由于您不了解情况，就把它当成真的了。至于电话，您看，我和当局在公务上的联系可以说够多了吧，可是我这儿就没有电话。在客店那样的地方，电话也许很有用，和音乐播放机差不多，没有更多的用处。您在这儿打过电话吗？打过吧？那您或许就懂得我说的意思了。在城堡里，电话显然是很管用的，听说那里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这当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这儿连续不停的电话铃声听上去就像一种沙沙声和唱歌的声音，您一定也听到过这种声音。但是，这种沙沙声和唱歌的声音是这儿的电话向我们传递的唯一真实可靠的东西，此外其他一切都是虚假的。我们跟城堡之间没有专线，也没有总机转接我们的电话。如果有人从这儿给城堡里的人打电话，所有基层部门的电话都会响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几乎所有的电话都会响起来，就我所知，要不是差不多所有电话上的响铃装置都被关掉了的话。但是，有时也会有某个疲惫的官员想要找一点儿消遣，尤其是在傍晚或夜里，会把响铃装置打开。这样我们就听到了回复，当然，实际上这回复不过是句玩笑话而已。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深更半夜，谁会为了自己私人的一点儿小事而打电话去惊动那些整天匆匆忙忙做着最重要的工作的人呢？我不明白，怎么连一个外乡人也会认为，比如说打给索尔提尼，接电话的人就真的是索尔提尼吗？很可能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部门的一个小秘书而已。相反，要是有人给小秘书打电话，恰好是索尔提尼亲自接了电话，当然，这时最好的办法是，还没等对方说话就赶快跑开。”

“我可不是这样看的，”K说，“这些具体情况我不可能知道，我也并不十分相信电话里的那些谈话，我一直认为只有在城堡里经历或实现了的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不，”村长抓住一个字眼不放，说，“这些电话答复绝对很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呢？城堡里的官员说的话怎么会无关紧要呢？我在读克拉姆的信的时候就说过这一点。信上的话完全没有官方的意义，如果您认为有，那就错了。相反，私人信件的内容无论所表示的是善意还是恶意，却都关系重大，通常比公函所表示的意义更重大。”

“好吧”K说，“如果情况都像您说的那样，那么我在城堡里就已经有一大批朋友了。准确地说，许多年前，那个部门考虑要招聘一位土地测量员，这对我是一种友好的行为，随后友好行动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最后这个倒霉的结局，我被骗到了这里，然后又要把我赶出去。”

“您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村长说，“您认为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城堡的意见，这一点您是对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小心谨慎总是必要的，不仅是在这儿，涉及的意见越重要，就越要小心谨慎。但是接下来，您说是被骗到这儿来的，这我就难以理解了。如果您更仔细地听了我的解释的话，您就一定会明白，您应聘来此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在这儿通过一次短短的谈话就能说清楚的。”

“那么唯一的结论就是，”K说，“除了赶我走这一点很明确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模糊不清，无法解决了。”

“谁敢赶您走呀，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道，“正因为搞不清您是不是被请来的，才保证您要受到最好的礼遇，可是看来您过于敏感了，这儿没有人挽留您，但这并不等于要赶您走啊。”

“哦，村长先生，”K说，“现在又是您把事情看得一清二楚了。我给您说说这里挽留我的几点原因吧：我作出了牺牲，背井离乡，经历了艰苦的长途跋涉来到这儿，怀着受聘的憧憬，现在我身无分文，也失去了在家乡找到合适工作的机会，最后还有，我的未婚妻是这儿的人。”

“哦，弗丽达，”村长毫不意外地说，“我知道。不过不论您到哪儿，弗丽达都会跟您去的。至于您提到的其他几点，倒是有必要考虑考虑，我会向城堡报告的。如果有什么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前还需要向您询问，我会派人去请您的。您同意吗？”

“不，绝对不同意，”K说，“我不需要城堡的恩赐，我只要求我的权利。”

“米齐，”村长对妻子说，她一直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身旁，出神地摆弄着早已被她叠成了一只小船的克拉姆的那封信，K见状大吃一惊，一把从她手里抢过了信。“米齐，我的腿又疼起来了，我们得换一下绷带了。”

K站起身。“那我就告辞了。”他说。“好吧，”米齐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些药膏，“过堂风也太大了。”K转过身去，一听到K的话，两个助手就立刻把两扇门打开了，他们的热情总是那样不合时宜。为了不让病人的房间受到强烈的冷空气的侵袭，K不得不匆匆向村长鞠躬告别。然后，他拽着两个助手跑出屋去，迅速把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