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一、民国年间孔子儒学的衰落与转型

清后期至辛亥革命前，有礼乏仁，“三纲”压倒“五常”，闭关锁国，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发展，也使儒学生命枯萎，僵化为政治教条，导致礼教吃人。国力衰败，一败于鸦片战争，二败于甲午战争。中国人开始觉悟，寻求自强救国之路。

面对西方文化强势进入，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说，方向正确，却未能充分论证和实施。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引进达尔文进化论，产生极大影响：其积极方面是激励中国人发奋图强，救国兴邦；其消极方面是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而且用单线进化论把中西文化之异简单视为古今之异，使欧洲中心论得以在中国流行。后有康梁改良派兴起，康有为提倡托古改制，主张虚君共和，重提“大同”，并提倡孔教。谭嗣同以通释仁，攻击“三纲”，挽救仁学，把儒学带入现代文明，与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对儒学创新贡献巨大（参看谭嗣同《仁学》）。

改良失败，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二千多年帝制，实行民主共和，强调民族平等、民有民享民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实业，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提出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体现中西优势互补，成为现代中国新文明的伟大先行者。

儒家革新派不满意陈旧教条，在对外开放、中西融合形势下努力探索使儒学再生创新的道路。

二、建国至“文革”孔子儒学的曲折

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文化的走向悬而未决，救危存亡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觉醒，发扬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抗不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联合国内外正义力量，顽强抗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并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倒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在文化上当代新儒家熊十力（新唯识学）、梁漱溟（新文化学）、冯友兰（新理学）、贺麟（新心学）、方东美（新生命学）等探索儒学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之路，但未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哲学家冯友兰的座右铭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指出中国哲学之路就是要古为今用，儒道佛互补。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主流思想家掀起反孔狂飙，他们为欧风美雨所冲刷，放弃中国本位，迷失了大方向，全盘西化论大行其道，经典训练被取消，孔子儒学被妖魔化，中华文化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

共产党人主张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认真地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但是，受苏联社会形态理论模式影响，革命者中又有不少人把孔子儒学视为“封建文化”（“封建”词语来自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相替论，并非科学概念），把孔子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等同起来（秦始皇和法家才主张君主专制，而非儒家），视为革命的思想障碍，过分强调阶级分析，而忽略儒家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血脉基因的独特价值，满眼都是糟粕，而看不清它的精华所在，没有认识到孔子儒学内含的基本精神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心理结构，遂为文化偏激主义所俘虏。

文化激进派善于用惊世话语挑动人心，而不做科学论证，例如将中华数千年的文化归结为“吃人”两字，甚至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企图用激烈的口号打倒中华文明，却不能推陈出新，没有提出新时代文明模式，只破不立，把中华文化否定到使人失去自信的程度，这是“文化自戕”的可悲行为。

事实上，在那些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反孔革命者身上，流淌着儒家倡导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只是在理性上没有自觉意识而已。

民国学界受西方科学主义与哲学影响，简单取消儒学的经学地位，将其下降为子学和史学，在“六经皆史”（章学诚）、“整理国故”口号下消解儒学的“人文化成”道德功能，使其变成纯理性、纯知识的系统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如章太炎、胡适等人所作为。今日视之，无疑是一种偏失，因为经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不应只成为认知的对象。

当时还有过丁文江与张君劢之间的“科学与玄学”之争，科学派把坚持道德生命的玄学（指成德之学）家张君劢称为“玄学鬼”，予以鄙斥，认为科学即是人生观的全部。

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批判当时妨碍个性解放的旧礼教（有礼而无仁的“三纲”）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有简单、粗暴、偏激的弊病，他们分不清“三纲”与“五常”的差别。孔子没有“三纲”之说而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更有民贵君轻之论，孔孟皆“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是说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要行父道，子要行子道，纲是“道”，不是君、父、夫。“三纲”是儒学被宗法等级政治扭曲而出现的，已经过时了。我们要替孔孟辩诬。

五四以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应是君主专制主义）是对的，它是中国长期君主专制政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一种负面传统，君不仅为臣纲，而且对民有生杀予夺大权，他的权力超乎法律之上，这种专制主义与民主、平等是不能相容的，但在生活中仍有深刻影响，皇帝被推翻了，而民国时期的大小军阀仍然要当土皇帝，欺压百姓。

在新中国成立后，个人专制的作风依然可见，必须不断清理，才能建设起民主与法治社会。还要清除族权与夫权，提倡男女平等和家庭民主。“三纲”抑制了“五常”，只有铲除“三纲”，才能充分释放“五常”所含有的平等、和谐、有序、诚信的正能量。

今日中国，“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八德”都要有。我们要继承五四，也要超越五四，进行否定之否定。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中国人发扬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抗击帝国主义，进行和平建设，研发核武，自立于东方。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上取消“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儒学继续遭到批判，地位每况愈下，精神文化日益背离孔子仁和之道和“五常八德”，苏式斗争和对抗哲学在人民内部造成连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社会主义越来越脱离民族文化根基，向着偏左方向发展。乃至“文化大革命”批孔反儒达到极端，而中国社会也陷于大灾难、大浩劫。

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思维仍停留在革命党的状态，没有实现向执政党的战略转型，没有意识到不能用革命运动的方式搞建设事业，而治国理政离不开吸纳孔子儒学的智慧。“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号被滥用。革命已经成功，三座大山已被推倒，还要造谁的反？于是造“党内走资派”、“学术权威”的反，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打倒一切”，造成“全面内战”。所谓“破四旧”就是要铲除民族的文化根基，割断民族的精神命脉。“四人帮”的所谓“批孔”，集中破除孔子仁和之道，而这恰恰是他的思想精华之所在。这不能不导致社会大混乱、大倒退。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中国，斗争哲学是革命的思想武器，如用于建设事业，只能带来破坏，也不受民众欢迎，不可能成为社会生活常态。文化不能革命，只能实行改良，走渐进革新的路，因为它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子贡把孔子比喻为日月，是无法毁伤的。即使在反孔最激烈的年月，“五常八德”在民间仍然是习焉不察的主流道德行为准则，它不是几次政治运动能够扫掉的，尽管它受到了很大伤害。

历史证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因为他活在中国人的心里，文明社会需要他，离开他只能导致灾难。孔子的思想已经润于中国人的肌肤，浸入中国人的骨髓，成为一种民族性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