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版刻和寫本的題名看《三國志》本名

陳壽此書本名《國志》，其最爲有力的證據，乃是今傳宋元刊本大題俱鐫作“國志”而非“三國志”。今較易見到的宋元刻本和書影，包括日本静嘉堂文庫藏南宋初年浙中重刻所謂咸平“專刻本”《吴書》（又稱《吴志》）、南宋紹興初浙江刻本、南宋前期衢州刻本、紹熙建陽書坊刻本、南宋蜀刻本、元大德十年池州路儒學刻本，其“大題”書名無一不是“國志”。直到萬曆二十四年馮夢禎重刻南監本，題名依然如此。民國時盧弼撰著《三國志集解》，亦稱所見宋元舊本都是題作“國志”^[67]。又民國初年吴元忠所見景鈔宋大字本，“每半頁九行，行十六字，從《諸夏侯曹傳》起，首題‘諸夏侯曹傳第九’，下云‘魏書’，又下云‘國志九’，蓋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68]。須知明萬曆以前，雕版印刷書籍並無專門標識書名的“内封面”，卷端的題名，也就意味着正式的書名。

自明萬曆吴琯西爽堂刻本、崇禎刻陳仁錫評閲本以及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始改題“國志”爲“三國志”，西爽堂本以及陳仁錫本且改大題在下爲大題在上，作“三國志　魏書　武帝紀”云云^[69]，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書名篇名的題寫形式，即承此而來。後來清同治六年金陵書局據明南監本活字排印本以及同治九年覆刻汲古閣本等，則遵用汲古閣本的形式，題作“魏書　三國志　武帝紀”云云。而明萬曆二十八年北京國子監敖文楨刻本，在正文中更乾脆去掉卷端的大題和小題，僅保留中間一層題目，且改“某書”爲“某志”，鐫作“某志卷幾”，清武英殿本承之。于是，行世之書，始不再見有“國志”這一書名。審“三”字筆劃至爲寡少，形體亦極顯方正，甚便鐫梓，假若“三國志”確屬原書正名，那麽，這些吴琯西爽堂刻本之前的傳世古本，實在没有什麽理由，非要省掉這個字形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三”字不可。

吴琯西爽堂本的具體刊刻年代，書中没有清楚題識，但從萬曆二十四年馮夢禎南監刻本的普遍流行情况來看，似應梓行于南監本之前，或是大致同時刊刻。因爲南監本廣泛流通之後，吴氏就没有多大必要再重刻此書。

清代以至近現代的學者往往感嘆“明人刻書而書亡”。在誤改《國志》書名以至湮滅古書本來面目這一點上，如同顧炎武已經注意到的那樣，其南京國子監所刻《二十一史》，儘管“猶不免誤”，卻因有“馮夢禎爲南祭酒，手較《三國志》”，使之“終勝他本”^[70]，從而還能按照原樣保留古書舊有的名稱，至此吴琯西爽堂刻本，乃堪稱始肇其妄改書名的端緒，而明北監本以及清武英殿本省掉大題書名，不過踵謬習陋復變本加厲而已。昔葉德輝嘗有語云：“明人好刻書，而最不知刻書。……明人刻書，有一種惡習，往往刻一書而改頭换面，删節易名，如唐劉肅《大唐新語》，馮夢禎刻本改爲《唐世説新語》，先少保公（案此云宋人葉夢得）《岩下放言》，商維濬《稗海》本改爲《鄭景望蒙齋筆談》，郎奎金刻《釋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屬臆造，不知其意何居。……明人喜刻書而不肯守其舊。”^[71]吴琯乃至北監主事者敖文楨擅改《國志》題名，就是在此陋習盛行之際，實良有以也，初不足怪。

如果我們比對一下類似的情况，如後晉劉昫領銜撰述的《唐書》和北宋歐陽脩、宋祁主持撰修的《唐書》，晚至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始分别改刻其卷端書名爲“舊唐書”和“新唐書”；北宋薛居正領銜撰寫的《五代史》，也是晚至清乾隆四庫館臣輯本，始改題卷端書名爲“舊五代史”；再如歐陽脩撰著的《五代史記》，則至明北監本始改刻卷端書名爲“五代史”，至于現在的通行的《新五代史》一名，雖然如同《舊唐書》、《新唐書》一樣，是從宋代就已經普遍行用的俗稱，但直至今中華書局標點本問世，才將其署作正式的書名^[72]。相互參照，會更容易理解，明代中期以前古刻本卷端鐫刻的“國志”這一大題，只能是陳壽本人爲此書設定的正式名稱。

不過談到吴琯西爽堂刻本，還要一些情况，需要略加説明。這個刻本在藏書家間一向號稱“精槧”^[73]，民國時易培基著《三國志補注》，宣稱此本係“明景北宋本《三國志》，每半頁十行，行十字，注同，三志各自爲卷，目録分列，匡、恒、徵諸字均闕末筆，……實勝南北監及近刻諸本”^[74]。觀其所述回避趙宋帝諱至仁宗“禎”字的情况，吴琯依據的底本，似應屬北宋仁宗朝刻本（不過對此還需要進一步查考驗證）。然而如前文所述，南宋初年浙中重刻真宗咸平刻本在卷端係題作“國志”，後來的宋元刻本亦無不如是，即使西爽堂本確實是依據仁宗時期某一刻本重新上版，其北宋原本也不大可能題署有“三國志”一名。

盧弼作《三國志集解》，論存世諸本，謂“西爽無足齒數”^[75]，與易培基所説竟大相徑庭，今人吴金華在具體比對之後，並不認同這種看法，以爲盧氏“憑空貶斥，頗有意氣用事之嫌”^[76]。吴氏研治陳壽書用力甚深，對吴琯本的評價自可信從，惟吴琯刊印前代典籍，總體質量確實不是很高。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學家盧文弨，在給鮑廷博刊刻的《知不足齋叢書》作序時，稱鮑氏“正以其深于書旨，年力方富而無他事之累，又不因之以爲利，其書之成，必優于陶九成、商濬、屠隆、吴琯、胡文焕諸人所集可知已”，這顯然是在批評吴琯等人刊刻群書不良于事竟至“反以爲病”的情况^[77]。吴琯在刊刻陳壽此書的同時，還雕印有《晉書》，清末丁國鈞校勘《晉書》，謂此“吴氏西爽堂本，雖稱精槧，然字多臆改，至割何超《音義》散附各卷而没其姓氏，鹵莽至此，餘可知矣”^[78]，參照這一情况，便很容易理解，西爽堂本因爲依據較爲完善的宋本，文字容或多有佳處，但吴琯其人本慣于擅改古書固有形式，吾輩自不宜將西爽堂本卷端的題名，視作北宋古本舊有的面目。

盧弼的《三國志集解》與易培基的《三國志補注》，因側重點不同，依其所關注問題的差異，互有優劣，適可交相補充。以卷端題名而論，西爽堂本與宋元以來諸本俱截然不同，易培基《補注》竟未着一語，而盧弼《集解》本卻在“三國志”這一書名下清楚注明：“宋元本、馮本作《國志》。”^[79]顯示出盧弼雖然不像易培基那樣精于訓詁，卻更善于從大處着眼。至少在卷端題名這一點上，西爽堂本確實“無足齒數”。

對比宋刻本《漢書》和《國志》在目録與正文卷端題寫的不同書名，會更容易理解古書卷端題名所體現的書籍本名意義。例如紹興初浙江刻本和紹熙建陽書坊刻本陳壽志的目録俱題作“三國志”，而書中各卷卷端卷末鐫刻的題名，卻都是“國志”，比照傳世宋本《漢書》目録多題作“前漢書”而正文卷端卷末的題名則無不題作“漢書”的情况，可以清楚看出，陳壽此書的正名，自應書作“國志”，而“三國志”與“前漢書”一樣，只能是在書籍流傳過程中産生的俗稱。蓋此等目録都是出自後人增補，所以才會標注世間通行的稱謂^[80]。由班固絶不可能命名所著書爲“前漢書”的情况類推，陳壽原書亦固無“三國志”這一名稱。

較宋元雕版印本更早，唐人孔穎達撰著《毛詩注疏》，嘗有句云：“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于經典也。”^[81]這顯然是在講唐代初年所見陳壽之書寫本題署的名稱，亦爲宋元刊本題名因承所自。

由此進一步追溯，有隋虞世南編著《北堂書鈔》，列有“賫紙寫《國志》”條目，引述東晉人王隱所撰《晉書》云：“陳壽卒，詔河南尹華淡，下洛陽令張泓，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取《三國志》”^[82]。雖然王隱《晉書》采用俗稱，稱陳壽書爲《三國志》，但虞世南以“賫紙寫《國志》”作爲條目名稱，説明當時所見陳氏書之寫本，也與傳世宋元刊本一樣，是將“大題”書作“國志”。顔之推在隋朝初年將此《國志》與《漢書》、《新論》、《晉書》諸書相提并論^[83]，時人李德林述及此書，亦云“陳壽蜀人，其撰《國志》”^[84]，可以爲此提供佐證。

雖然晚近以來，陸續出土有多種古寫本《國志》，而且最早的寫本就是出自陳壽仕歷的典午一朝，可惜都是闕損卷首卷末題名的殘卷，對我們瞭解《三國志》的本名，不能提供幫助^[85]。不過，在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卻可以看到南北朝時期寫本的面目。

在今傳本《水經注》中，共有四處，提到了“魏書國志”這一頗顯奇特的書名，現分别移寫原文如下：

（一）遼水又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北屈逕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强，袁氏所厚，故袁尚歸之，數入害。公出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尚與蹋頓將數萬騎逆戰。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與寇遇，乘其不整，縱兵擊之。寇衆大崩，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86]

（二）（潁水）逕繁昌故縣北。曲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壇受禪，于是地改元黄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繁昌縣。”城内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禪于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于繁昌築靈壇”也。于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87]

（三）（沙水）又東流入于新溝水，又東南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淩，大軍掩至百尺堨。”即此堨也。今俗呼之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于百尺溝，故堰兼有新陽之名也。以是推之，悟故俗謂之非矣。^[88]

（四）淮水又東，安風津。水南有城，故安風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稱焉。《魏書國志》有曰：“司馬景王征毌丘儉，使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從安風津先至壽春。儉敗，與小弟秀藏水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斬之，傳首京都。”即斯津也。^[89]

另外，《水經注》中還有一處引述《魏書郡國志》，與所謂《魏書國志》密切相關，也一并轉録在這裏：

（五）（潁水）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丘頭，王淩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90]

關于這個《魏書國志》以及《魏書郡國志》的性質，前人雖然有過一些論述，但似乎都未能釐清其真實面目。

《隋書·經籍志》在“正史”類下著録有“《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91]。清乾隆時人章宗源著《隋書經籍志考證》，謂“《水經》渠水、遼水、淮水注並引《魏書國志》，潁水注‘宣王軍次丘頭，王淩面縛水次，故號武丘’一事，復題《魏書郡國志》，疑沈書固有志篇”^[92]。後來姚振宗在清末撰述同名書籍，沈家本撰《三國志注所引書目》，以及吴士鑒民國初年著《晉書斠注》、馬念祖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所著《水經注引書考》等，均轉述章氏此説^[93]。另外，近人鄭德坤之《水經注引書考》，雖然没有稱引章宗源的著述，所持看法，亦與之相同^[94]。衆口一詞，略無異説。

然而，正如章宗源氏已經注意到的那樣，南朝蕭梁人沈約在《宋書》的《志序》中本已明確講到：“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在《五行志》篇首，沈氏復云“王沈《魏書》志篇闕”^[95]，即謂書中未曾設志。惟章氏因《水經注》述及此一《魏書國志》，乃“疑沈書固有志篇，特闕《五行》、《律曆》也”^[96]。今案沈約述此“《魏書》闕志”之語于其《志序》分叙諸志原委之起首一條《律例》當中，即寓有兼賅王沈《魏書》諸志皆無之意，觀其下文復謂“《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録”^[97]，又可説明王沈《魏書》至少還缺載《天文》一志，絶非章宗源所説“特闕《五行》、《律曆》”兩志而已。北齊魏收撰著《魏書》十志，在追述往昔正史諸志時嘗有語云：“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哲，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跡，可得而聞。叔峻删輯後劉（案指華嶠撰《後漢書》），紹統削撰季漢（案指司馬彪撰《續漢書》），十志實超遷、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98]其“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云云適可印證沈約所説王沈“《魏書》闕志”的情况。

沈約在《宋書·州郡志》的前序中另外還清楚講述説：“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99]在諸志之前的《序志》述及地理建置時，也只是説：“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100]没有提到任何有關三國的地理志，因知王沈《魏書》當中即使有志，也絶不存在諸如“國志”這樣的州郡志書，清末人吴汝綸嘗謂“三國史無地志”^[101]，應當就是對各種三國史籍的總體概括；况且曹魏政區爲州、郡、縣體系，非如春秋戰國之遍地諸侯，因此，哪怕王沈《魏書》確曾設有記載曹氏地理的志書，也絶不應有“國志”這樣的名稱。

其實，審看上列《水經注》引文，就可以看出，《魏書國志》或所謂《魏書郡國志》的内容，只是叙述人物事件，與紀傳體史書當中專門記載地理沿革的志書，性質明顯不同。檢讀《隋書·經籍志》和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可知，章宗源以下諸人，之所以會將此書比定爲王沈《魏書》，是因爲除王氏書外，别無記述曹魏的史籍是以“魏書”爲名。可是，章宗源等人都忽略了一個重要情况，這就是陳壽書中魏、蜀、吴三國的内容，本來就分别稱作《魏書》、《蜀書》和《吴書》。如李延壽《北史》記載有張始均者，在北魏時嘗“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102]，劉知幾《史通》也有“陳壽《魏書》，其美窮于三祖”的説法^[103]；又如前述孔穎達之稱陳壽《國志》“大名在下”，亦應本自陳氏原書魏國部分的題名^[104]。今所見宋元兩朝直至明南京國子監刻本《國志》，其卷端篇末在“小題”之“某紀傳第幾”與“大題”書名“國志幾”之間，還題寫有魏、蜀、吴三大構成部分的名稱“魏書”、“蜀書”或“吴書”，而且往往在同一直行内上下連貫刻梓，在“某書”與“國志幾”之間，僅略有空格間隔，若將此“魏書　國志幾”、“蜀書　國志幾”或“吴書　國志幾”連讀，並略掉卷次，便會讀爲諸如“魏書國志”的形式。因此，所謂《魏書國志》，就很有可能是指《國志》中的《魏書》部分。下面就讓我們來逐一核實一下《水經注》中這幾條《魏書國志》的内容。

第一條，今本《三國志》之《魏書·武帝紀》有相關記載云：

（建安十一年秋八月）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户。袁紹皆立其酋豪單于，以家人子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害。公將征之……。

十二年春二月，……將北征三郡烏丸，……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105]

兩相比較，《水經注》的引文，顯然是由此節略而來。

第二條，《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相關紀事爲：

（延康元年冬十月）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册曰：“諮爾魏王：……君其祗順大禮，饗兹萬國，以肅承天命。”乃壇于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黄初，大赦。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潁陰之繁陽亭繁昌縣。^[106]

第三條，事具《三國志·魏書·王淩傳》：

（嘉平）三年春，……淩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黄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將尚書廣東，使書喻淩，大軍掩至百尺逼淩。^[107]

第四條，見《三國志·魏書·毌丘儉傳》：

正元二年正月，……（毌丘）儉、（文）欽……舉兵反。……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别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于譙、宋之間，絶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鬥，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之用。大將軍遣兖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弃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吴，將士諸儉、欽所迫脇者，悉歸降。^[108]

儘管節略較甚，但史事文辭一一對應，其出此入彼的軌跡，還是一清二楚。又雖然第三條裏的“百尺”和《水經注》的“百尺堨”略有不同，但僅以“百尺”作爲地名，顯然不大符合通行的命名規律，文字似有脱漏，清人梁章鉅即依據《水經注》引述的《魏書國志》，謂“‘尺’下當有‘堰’字”^[109]。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確鑿認證，所謂《魏書國志》，一定是指陳壽《國志》當中的《魏書》。事實上，清末人楊守敬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意識到這一點^[110]。

至于《水經注》中提到的《魏書郡國志》，情况稍微有些複雜。蓋《三國志》在上文引述的司馬宣王（司馬懿）“大軍掩至百尺逼淩”句下，記云“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淩面縛水次。”^[111]但將“丘頭”改名爲“武丘”，卻與司馬懿此行無關，乃是七年後的甘露三年，爲紀念這一年司馬昭（司馬文王）重又進軍丘頭以討平諸葛恪叛亂，這才更改這一地名。《三國志》記作：“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112]清人沈炳巽判斷酈道元係誤“以兩事并爲一事”^[113]，當是酈氏檢視未周，偶有疏忽，然要亦本自陳壽書之紀傳，而其“郡國志”云者明爲“國志”衍誤^[114]。楊守敬即曾針對這段引文論述説：

王沈有《魏書》，豈酈所引乎？然《齊書·禮志》言王沈《魏書》無志，則此當指陳壽《三國志》。觀《渠水注》亦載宣王事，稱《魏書國志》，則“郡”字是衍文。^[115]

可知斷非另有一種《魏書》且復置有《郡國志》也。

以上論述表明，北魏酈道元所見陳壽書寫本，卷端題名應一如傳世宋元刻本《國志》。若再進一步追溯其題作“國志”的緣由，則只能是本自該書固有的名稱。昔清人盧文弨在訂正武英殿本《三國志》所附考證時曾經指出：“壽于魏諸帝皆曰紀，蜀、吴諸主皆曰傳，今南雍本、毛氏本，每篇首題目皆壽所定。”^[116]所説已經觸及宋刻元槧舊本《國志》書名、篇名的由來問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傅增湘曾收藏有一部殘缺不全的明人秦四麟家寫録裴氏單注本^[117]，後來王欣夫得見曹元忠在民國初年用此單注本所校訂之同治金陵書局覆刻汲古閣本，記述説此明抄單注本係“九行，二十字，首題‘武帝紀第一’，下云‘魏書’，又下云‘國志一’。次行題‘太祖’，蓋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尚是陳壽書原款”^[118]。裴氏單注本題署的“大名”，正與其進呈注本時所上進書表中的“國志”相吻合。明此可知，北魏隋唐寫本以及宋元朱明諸朝刻本所見“國志”這一書名，必定出自陳壽自署。所謂“陳壽原書行款”云者，就其重要性而言，陳氏自己寫定的書名“國志”，豈不遠勝于小題、大題上下位置所在乎？惜王欣夫氏研治版本目録之學，過分拘泥于就版刻而論版刻，未能旁顧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