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晚清“今文学”的传承谱系

1.《近世之学术》

《学术》述晚清今文学的传承如下。

（1）庄、刘。今文学的首倡者为庄存与（方耕），著《春秋正辞》。“方耕与东原（戴震）同时，……戴学治经训，而博遍群经；庄学治经义，而约取《春秋公羊传》。东原弟子孔巽轩（广森），虽尝为《公羊通义》，然不达今文家法，肤浅无条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刘申受（逢禄），始颛主董仲舒、李育，为《公羊释例》，实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

（2）龚、魏。“逮道光间，其学寖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自珍），曰邵阳魏默深（源）。”“定庵，段茂堂外孙也，其小学多得自段氏，而经义则挹自庄、刘；又好治史，憙章实斋之学，言六经皆史；又学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盖甚复杂。然其于《春秋》盖有心得，能以恢诡渊眇之理想，证衍古谊。其于专制政体，疾之滋甚，……又颇明社会主义，能知治本。……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导向，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前此治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经，著《诗古微》《书古微》。……一家之言，不可诬也。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故不得不远溯龚、魏”。

（3）李、宋、邵。“与龚、魏相先后而其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兆洛）、长洲宋于庭（翔凤）、仁和邵位西（懿辰）。宋氏附会太过，支离太甚，不足以为巨子。李氏明算，长于地理，其治经则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则卓然一经师也。盖申耆（受）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诗》、今文《书》，而位西则言今文《礼》，著《礼经通论》，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

（4）王、廖。集今文学之大成者，为王闿运及其弟子廖平。“王氏遍注群经，不龂龂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为今学大师。盖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学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可谓不惮烦。……虽然，固集数十年来今学之大成者，好学深思之誉，不能没也。盖自今古之讼既兴，……逮廖氏而波澜壮阔极矣。”[112]

2.《清代学术概论》

《概论》述晚清今文学谱系如下。

（1）庄、刘。今文学中心在《公羊》。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今文学启蒙大师为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专求微言大义；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黜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

（2）龚、魏。龚自珍受训诂学于段玉裁，而好今文，说经宗庄、刘。“自珍性詄宕，不检细行，颇似法之卢骚；喜为要眇之思，其文辞俶诡连犿，当时之人弗善也。而自珍益以此自憙，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岁亦耽佛学，好谈名理。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派之开拓，实自龚氏。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璱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此言今文学之渊源最分明。拟诸正统派，庄可比顾，龚、刘则阎、胡也。”

“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其时辑佚学正盛，研究今文遗说者渐多（冯登府、陈寿祺、陈乔枞、迮鹤寿等），然皆不过言家法同异而已，未及真伪问题。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出伪作。其言博辩，比于阎氏之《书疏证》，且亦时有新理解。又著《书古微》，谓不惟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为伪也，东汉马、郑之古文说，亦非孔安国之旧。同时邵懿辰亦著《礼经通论》，谓《仪礼》十七篇为足本，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出刘歆伪造。而刘逢禄故有《春秋左氏考证》，谓左氏不传《春秋》。“盖自刘书出而《左传》真伪成问题，自魏书出而《毛诗》真伪成问题，自邵书出而《逸礼》真伪成问题。若《周礼》真伪，则宋以来成问题久已。……质言之，则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伪则俱伪。于是将两汉今古文全案，重提覆勘，则康有为其人也。”“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3）康、梁、谭。“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义》，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平，王闿运弟子。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平受其学，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三书于思想界的影响可比之为“飓风”“火山喷火”和“大地震”。

“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启超师从康有为，“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戊戌时期，启超办《时务报》、时务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和“民权论”。

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谭嗣同。嗣同幼好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其诗有“汪魏龚王始是才”，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嗣同著作《仁学》，“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113]。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近三百年学术史》无晚清“今文学”运动的系统叙述。其相对集中的论述见于《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经学”部分有关《公羊传》的注疏“成绩”，摘录如下。

（1）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广森），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但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公羊学初祖，必推庄方耕（存与），他著有《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传给他的外孙刘申受（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于是此学大昌。龚定庵（自珍）、魏默深（源）、凌晓楼（曙）、戴子高（望）都属于这一派，各有散篇的著述。而陈卓人（立）费毕生精力，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实为董、何以后本传第一功臣。……晚清则王壬秋（闿运）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其弟子廖季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了。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

（2）（《春秋公羊传义疏》，陈立卓人著）卓人为晓楼弟子，继师志以成此书。此书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于邵公只有引申，绝无背畔，盖深知公羊之学专重口说相承，不容出入也。其所征引，自董仲舒、司马迁以下，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殆网罗无遗；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而施以严正的裁断；礼制一部分，则多采师（凌）说而笃宗郑氏，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其余公羊三世九旨诸说——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阐发无余蕴，不独非巽轩所梦见，即方耕、申受亦逊其精锐。在公羊学里头，大约算登峰造极的著作了。

（3）综校清代春秋学之成绩，《左》《谷》皆微微不足道。（刘氏《左传正义》若成，则左氏重矣。）惟《公羊》极优良，诸经除《仪礼》外，便算他了。“今文学”运动以公羊为中心，开出晚清思想界之革命，所关尤重。[114]

综上，《学术》与《概论》在有关晚清今文学传承的叙述方面，对于庄、刘和龚、魏的记述，大致相同；其差异在对于王、廖和康、梁的评说；而对王、廖评价的低昂，又取决于晚清今文学“中心”的界定——《学术》以王、廖为今文学之中心、“集大成者”，康、梁不在今文学序列之内；《概论》则将所谓今文学中心移至康有为及其弟子，王、廖地位也随之降低，成为附庸。至于《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少有对晚清今文学的专门叙述，其相关的散见议论，于常州学派模糊其今文学形象[115]，强调龚、魏为“经世致用”之学；于公羊专家则推崇陈立；与之相应，王、廖的地位更低下，对康有为著作的评价也更谨慎，所谓“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