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序

游记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但是要成有价值的游记，必须备具若干的条件。必须游历之地具有特殊的意思，然后所记为不虚。又必须游历之人具有观察的知识与了解的能力，然后所记方有意义。一个普通游历的人，到了多人常到的地方，摇笔作文，铺张篇幅，说山便是壁立千仞，记事但知起居饮食，到处可用，无地能专，即使诗词满幅，文章美丽，亦是枉然。老式游记大抵如此。至于有专门学问的人，遇有远游机会，又往往只管研究他的专门范围以内很窄的问题，此外虽有特殊现象、重要事物，只为兴趣不属，遂致视而不见。那正如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在专家固应原谅，按常理未免可惜。我们学地质学的人是最有游历机会的，背了一个布袋，拿了一把锥子，根究地下的富藏，追寻玄古的历史，这本是我们的本分。但是除了敲石头之外，所经地方的山川形势人情物产种种都有研究的价值，而且往往与我们的石头有关。如果专敲石头一切不管，岂不辜负远游？从这种意志力与了解力的强弱，很可以看得出人的能力与精神。现在专门家研究愈精，目标愈窄，所以一般的观察反而狭小。反不如前辈的学者，虽然有时候在专门研究上稍欠精密，但在一般观察上却往往提纲挈领，能见其大。在这一个观点上，我常想李希霍芬关于中国的著述，在小处看，我们固已有许多改正，但是在大处看，真是我们的绝好模范。不但他的旅行日记和他与上海商会的通信，都是很好的游记，就是他的不朽著作《中国》一书，也可说是一种绝好游记类的文章。读他的书，好像亲到其地，不如平常地质报告的拘束割裂，枯索无味。他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都有整个的了解，而且使这种了解与他的地形地质的观察能够融合为一，互相发明。其实专门、普通本来并无根本分别，只在乎人的观察能力如何。所以尽有专门学者能够注意到他的专门以外的东西，也尽有普通游历家能发现很是专门的意义。例如徐霞客当然是一位旧式文人，但他的山形地势的记载，真能活画出当地的地质情形，而且他很明白地赶在近代地理地质家的前头，早已发现了扬子江的真源与云南火山石的成因。所以我常对我们的地质学的朋友讲，我们不妨在我们经常工作之外，利用远游的机会，做一些旁支的观察与记录。我们不是要学安得思游蒙古的宣传，骑成吉思汗的白马去找三千万年前的恐龙，我们更不要学普舌瓦尔游中亚的粉饰，轻易加上动人听闻的名目，来张大他的前人已发现的发现。我们也不要学古伯察游西藏的记录，像做小说似地铺张。但我们很可以根据我们科学的观察，对于寻常事物试求进一步的了解，并且把这种观察与了解，明晰地、具体地写出来，唤起专门学者以外的一般社会的注意。杨克强先生平常是很赞成这种见解的。这次他因地质工作的机会，东北到兴安岭，北过戈壁，西到新疆，可称难得的壮游。同游的更有很高明的学者可以切磋讨论。现在他把他专门工作以外的材料写下来，题为“西北的剖面”，真是一种有趣味的试作。我不客气地称他是试作，因为科学的、有意义的游记，在中国文学中真还是不大多见。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专弄文辞的著作，或像起居注化的记载，虽然各有好处，但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游记。我以为真正的游记，至少要使人读了能有像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想，或者更进一步，能对于其地得到一种提纲挈领的了解。要达到完全的成功，当然必须经若干的试作，而杨先生的试作，至少已有了一部分的成功。

翁文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