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与近代华西边疆研究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关注、认识和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一段时间里西方的政要、贵族、军人、商人及传教士蜂拥而至西南边疆考察、游历。所以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兴起于此时，西方学者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西方学者群体主要以学者、军官、传教士为主。民国边疆史学家徐益棠回顾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时说“我国边疆民族之研究，创始于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而尤以法国之天主教徒及英国之基督教徒为最有贡献”。当代学者评论中国人类学时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在西南展开的接近人类学的研究，多数是外国传教士和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所为，中国人最多就是帮他们提提行李，做做翻译，整理材料。李绍明论西南民族时亦说，“在国人应用现代科学体系研究西南民族以前，西南民族研究的领域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开拓的。近代，一些外国人先后进入西南地区，除了有的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或传教外，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

传教士对华西边疆的研究由来已久。自传教士进入华西以来，即不可避免地要对这片他们置身其间的世界观察、了解。无论是早期传教士对华西边疆人口、自然、环境、文化只言片语的描述，还是他们游历过程中所见所闻的观察、理解都可视为早期传教士了解、理解、研究华西边疆的源头。不过，早期的这类研究大多是单纯的个人行为，有很强的随意性，也无固定的研究方法，因而谈不上有系统、有组织的研究。如果说源起于19世纪晚期的近代西南边疆研究，还多体现出传教士、探险家、博物学者各自为政的个人英雄主义特色，那么20世纪以来，机构化、团队化则成为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特别是20年代以华西传教士为核心组建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系近代首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学术机构，在西南边疆研究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1922年3月24日成立于中国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是首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专业学术机构。学会旨在研究华西（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甘肃等地）的政治、人文、风俗习惯及其自然环境，尤其是这四个因素对少数民族的影响。鼓励、支持并发表华西地区的社会与自然研究成果，特别是以西南地区为其考察研究的重点领域。学会会务终止于1950年，历经近三十年，是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研究影响最大、历时最久的学术机构。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最初是一个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术小团体，最初学会成员仅十一人。学会章程明确规定会员不得超过二十五人，必须居住在华西，因此早期会员大多是在川的传教士、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学会负责人是美籍体质人类学家、解剖学家莫尔思（W.R.Morse），主要成员有理学院教授戴谦和（D.S.Dye）、医学人类学专家胡祖遗（E.C.Wilford）、文学院教授布礼士（A.J.Brace）等，荣誉会员是西方著名地理学家叶长青（J.H.Edgar）。随着研究的拓展与学会的发展，30年代后，学会逐渐跨出封闭的传教圈，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学术团体。特别是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寇侵略，大量高校、研究机构内迁云贵川西南三省。研究人员的大量涌入，以及西南边疆在国家复兴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使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抗战时期呈现空前繁荣。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生物学、医学、农学等学科人才的加入，为学会的繁荣注入了新生力量，使学会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日益提高。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一份材料中提及：

在这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学会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学者，所以学会得到很大荣誉和利益。我们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学会拥有齐鲁大学的侯宝璋（Hou Pao-chang）教授、张奎（Chang Kuei）教授，南京大学的李小缘（Li Siaoyuan）教授、徐益棠（Hsu Yu-tang）教授和芳威廉（William P.Fenn）博士，金陵大学的刘恩兰（Liu En-lan）博士，燕京大学的林耀华（Lin Yuehhwa）博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李方桂（Li Fang-kueh）博士和吴金鼎（Wu Gin-ding）博士。他们不仅积极推进了华西研究，而且对学会有极大的兴趣与关心。

大批高水平学人的加入使得学会的人员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学会从原来以西人为主，逐步向中、西学人共同研究的方向转变。自30年代后半期以降，中国会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方叔轩、侯宝璋、李安宅等学者甚而还担任了学会会长，中国学者日益成为学会组织机构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随着文化机构的内迁，大批外籍学者也在30年代中后期加入学会，一些海外学者也被发展成为学会通信会员，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真正成为一所立足本地、面向世界的国际性学术机构。

作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医学、农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民族学/人类学为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做了最早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其中，尤其以莫尔思、葛维汉和李安宅为代表，这三人分别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担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集中展现了西南地区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莫尔思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发起人，首任会长，亦是一位医学家，他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体质人类学方面。早在1924年，莫尔思就在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藏东部落成员人类学数据记录》一文，这是最早的华西体质人类学研究代表作。1935年至1936年间，莫尔思又主持了三次华西体质人类学考察，收集了汉、苗、藏和羌族血型，撰成《四川人的血型研究》论文。1937年，莫尔思发表了《体质人类学观测一览表》，介绍了对1919年至1926年四川十个民族中的三千零五十一名健康人的七十个人体专案的检测资料，这是典型的医学人类学（其时言“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1938年，这一成果在《英国人类学杂志》发表，引起世界人类学界的关注。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葛维汉（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是上世纪30年代华西边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葛氏1911年入川，在四川宜宾浸礼会工作，一边从事教会活动，一边进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曾十五次在四川各地考察，在四川生活并从事学术研究长达三十八年。1932年，葛氏出任华大古物博物馆馆长并兼任文化人类学教授，并在1934年主持了四川汉州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直至1948年，葛氏才离职退休返美。葛氏对苗、羌、藏的民族及宗教研究，以及西南地区考古学、博物学的发展影响巨大。1941年李安宅来到华大任教，历任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边疆研究所常务所长，40年代中后期，任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长，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人文版1945年主编。李氏一生专治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藏学研究，学术成绩斐然，是富有盛誉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可视为学会40年代人类学研究的代表。除上述几位代表性的人物外，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其他会员，如西人陶然士（T.Torrance）、叶长青、顾富华（R.Cunningham）、约瑟夫·洛克（J.F.Rock）、戴谦和，中国学者郑德坤、闻宥、冯汉骥、林耀华等对西南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对西南地区人类学的开创性研究，逐步形成了“兼收并蓄、史志结合、关注边疆”的研究风格，进而开创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独具一格的华西学派。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致力推进“华西边疆之综合研究”，重点关注川西北、西康、川藏及滇北藏、羌、彝、苗等民族地区。研究领域宽广，涉及人文自然科学诸科，成果丰硕，不乏开拓性、价值高的论述。黄思礼（L.C.Walmsley）就指出，尽管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主要研究集中于人类学及考古学等重大题目，但他们也出版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植物种群和动物种族、气候与地貌问题，以及语言和文学、种族与宗教、一夫多妻制与生理学”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工作也同样可以说是富有开创性的。譬如莫尔思对华西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林则（A.W.Lindsay）对中国口腔医学的研究，刘承钊对两栖类动物的研究，胡秀英对冬青的研究，郑德坤对四川考古的研究，方文培对植物学的研究等都可谓贡献空前、意义重大。此外，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还直接参与了华大博物馆建设。学会对华西地区丰富的物种资源及文化多样性开展的扎实的田野研究使得依托学会成立的自然史与古物两博物馆“庋藏之富，地域之宜，亦无过之者”。特别是华大古物博物馆，迅速成为收藏该地区迅速消失的地方文化数据的有价值的陈列馆，并被誉为西南最完善之博物馆。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学术呈现出“跨领域、多学科”的特点，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学会以英文面向全世界公开发行的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来发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其成为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研究中的引领者。在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还处于萌芽之时，学会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所起的先驱及传承作用，几可断言。至于30年代后期西南边疆研究地位陡然上升，各类机构竞相成立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则因其厚积薄发，亦领时代之先声。马长寿在回顾边疆研究十周年（1937年—1947年）时也说，当时从事边疆研究诸学会中，该学会“工作最为努力”，刊印的杂志“最有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