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秘书文化的内涵
秘书工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我国，秘书工作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等文化均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遭到挫折，甚至被中断；而只有中国文化却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是至今唯一幸存的古老的文明实体。中华文明，经历了人类五千年文明史的风风雨雨，从未中断，而且还在不断向前发展。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优秀的秘书文化传统，这是一笔无形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古老的中华文明从未有过裂变，相反，它具有强大的同化力，使得那些入主中原的彪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它所熏陶与同化。这得益于中国国家政权的大一统延续，以及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两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秘书文化的基石。
中国古代秘书初始就和文字、典籍、文体、文书、档案、编辑、整理、文献等文字实务工作联系在一起，他们是文化素养较高的文人群体之一。这些文人的精神气质、职业道德、工作秉性、办事原则、为人处世和他们的秘书工作融为一体，秘书活动也相应由一种文字为主的文人职业上升到一种特殊精神属性的文化活动范畴。原先秘书专业在我国又称为“文秘专业”，其中文在先、秘在后，足见秘书在文化与秘密（可靠）上的次第排列。文在我国尤为重要，如文学、文艺、文化、文创、文秘等，都是以“文”字为开头，换言之，文秘与文学、文艺、文创等均具有文化领先的特殊地位。同时，我们也可察看秘书一词的“书”时，就会发现在我国能与“书”字相匹配的词组或学科，如书法、书艺、书生、书卷、书籍、书香、书记等，往往具有厚重的文化蕴涵。从远古的传说时代，到而后的信史时期，历代帝王身边、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衙门里，凡是有行政活动的地方，无不活跃着一大批勤勉而忙碌的秘书身影。从尧帝任“龙”为纳言，到周代“掌官书以赞治”的史官；从任楚怀王左徒的屈原到任曹操主薄的杨修；从做孟尝君的门客冯谖到清代的“绍兴师爷”；从起草《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骆宾王到撰写《佐治药言》的汪辉祖；从位尊任重的翰林到不入品秩的书启… …与帝王、官员等共同构成一部中国行政管理史。我们甚至可断言，历代各种各类秘书群的近身综合辅助的代劳服务与参谋助手的工作，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配角，起到了应有的不可替代作用。
秘书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秘书职业活动、秘书行为方式中所形成的特有的认识态度、道德观念、制度规范、专用器具等有机综合体，其中以秘书职业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秘书文化不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简单分支，而是传统文化、国家行政文化等通过对秘书人员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秘书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形式，因而秘书文化除具有文化的共同特性以外，还具备本身固有的特殊属性。秘书文化的特性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秘书文化具有政治性。秘书属于国家管理人员范畴，具有统治阶层的共同阶级属性。本质上而言，秘书与服务对象——上司的政治性是相同或相似的。其次，秘书文化具有时代性。每一个时代均具有自身特有的秘书文化性质，它深刻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最后，秘书文化具有承续性。不仅优良的，甚至糟粕的秘书文化均对后代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而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剔除其传统秘书文化中的糟粕，吸收其优秀的精华部分。
秘书文化是历代富有睿智的秘书们所创造的，同时，秘书文化又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统一体。为此，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确证。
一、秘书文化的物质层面
秘书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指秘书活动中所需要的或相关的物质要素，即表现为秘书文化的实物形态。它既包括秘书学家撰写的论著样本，如清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以及涉及秘书学有关的博物馆藏品，如绍兴的师爷（秘书）博物馆等，也包括秘书工作所需的文房四宝、琴棋书画、书籍印鉴、酒茶饮料等秘书工作工具和秘书生活相关的实物。降之当今时代，除了传统的笔墨纸砚外，秘书文化的实物形态还包括了秘书工作的实物工具，如文件柜、粉碎机、打号机、切割机、打孔机等，增加了电脑、移动手机、平板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秘书机器人等各种新型电子办公用品。这一切，构成了庞大的秘书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秘书发挥自身职业技能的重要工具。换言之，它包括秘书作品、秘书学论著的“物”，也包括物化形态的“物”，即人工改造过的文化物质。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秘书文化的物质层面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二、秘书文化的社会要素
秘书作为社会存在物，既是特殊的现实个体，同时又是社会的总体之一。无论是作为对象还是作为主体，人既是文化的结果，又是文化的起点。文化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古代秘书具有深厚的文化蕴涵，无不具有广博的知识。比如历代帝王任用的辅助者，不仅要成为帝王与官员之间沟通的桥梁，而且还要充当帝王的谋士（智囊），甚至成为帝王之师。秘书与秘书主管之间、秘书与服务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秘书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在秘书工作的文化特征及社会要素中，应以综合辅助性为首要因素。秘书的社会性、工作性中突出表现为，它是上司眼、鼻、口、手、脑等器官的延伸，也是提高上司工作效率的助推器。秘书人员必须对政治文化等体制，以及整个社会运行机制要有深切理解，通晓各种办事渠道、办文程序和办会方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因此，秘书文化还应包括秘书心理嬗变、秘书写作特性、秘书反腐现象等社会文化的要素与内容。
三、秘书文化的制度要素
中国古代的秘书制度对当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秘书制度具有继承性和历史性。新的王朝诞生后，都会相应地继承前王朝的秘书工作制度，并加以增补改进。各王朝对秘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使文书拟制、运转、督办、催办、保密，以及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等各个方面的制度都逐步地完善起来。如西周产生的副本制；秦朝的避讳、校勘制；汉代的收发文与转发制；魏晋时期的文书勾检、骑缝、押缝制与卷轴制；唐代的一文一事、签押、判署、誊录、折叠、装封、编号、移交与传递制；元代的照刷、磨勘、朱销与缮写制；宋代的引黄、贴黄制；明代的票拟、行移勘合制；清代的实封进奏与廷寄保密制，等等，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历代秘书工作制度。确立制度与实施制度，是秘书工作的重要方面和内容，也是秘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秘书职业的产生本身就具有严密性、重要性、严格性之职业特征，它包括党政军、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所规定的秘书制度和秘书职业操作规范。这些制度具有程序性、规范性、严密性，它要求秘书符合当时的法规和政策；同时还须吻合一整套规范程序和工作要求，后者将对秘书工作形成强制的行为约束力和有效的工作规范。
四、秘书文化的思想要素
秘书文化的精神层面，首先指它所包含的思想要素。秘书活动是人的活动之一，作为实践的主体，具有自己的思想意识、精神情感，同时秘书作为一种职业，必然会形成自己的职业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如忠诚守信、严谨细致、严守秘密、清正廉洁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君举必书”与“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有着冒死进谏、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还有着“入幕作宾”的师爷做事原则，“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僚友态度，以及奉行“仁爱为怀”品质的行事原则等。思想意识通常包含秘书价值观念和秘书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在浩瀚的传统秘书史料里，我们看到了诸多刚正不阿的谏臣、正直无私的史官、勤勉认真的师爷… …他们给现代秘书学留下了众多宝贵的精神遗产。总之，秘书文化的思想要素，包括秘书工作者本身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学说思想等方面。而秘书工作昂扬、勤勉、细致的职业精神与“重义轻利”的人格节操等，则是秘书文化的核心所在。
秘书文化之所以承续、发展，在于它无可替代的文化功能。秘书文化的功能是指秘书文化在秘书工作及所处时代的生活实践中释放出的文化能量。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录功能
秘书文化被人类所创造的肇始，就承载着记录历史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秘书学界曾提出，秘书起源有两个必备条件，即文字的产生和社会组织机构的出现，这就说明了文字与秘书文化的表里关系，以及社会组织机构的建立与秘书文化之间的血缘关系。文字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书写文书的前提。社会组织的首领为了颁布命令、制定宗法制度、验应占卜、记录大事等，需要有人为其制作文书，由此产生了以文书工作作为最早业务的秘书人员。上古黄帝除设置的六相外，还单独设置了史官，陪侍于黄帝左右，记录言行，汇编成册，承担备忘功能。《周礼》说宰夫有八职，其中“六曰史，掌管书以赞治”。郑玄释为“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周礼》又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们记录下关于周王的言行以及当时的各种政治军事活动。
（二）管理功能
秘书文化属于亚文化范畴，由于秘书职业的特殊性，他们既为上司服务，而其本身又属管理阶层，同时需要采用行政手段辅助上司来完成整个管理工作，具有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的双重职能。故秘书文化是我国行政管理文化的一部分，与政治文化、宫廷文化、军事文化、行政制度文化等相互交错。
（三）内化功能
秘书群体，为了自身职业的需要和生存发展，在长期秘书实践过程中，自然会要求秘书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标准，使之明善恶、辨真伪、讲真理、重事实等共同趋向的职业内认可或默认的价值观、人生观，以保证秘书在其自身发展道路上和国家行政管理运作中得到健康而长足的发展。秘书的“君举必书”的职业道德原则本身就说明秘书担负了以手中之笔来约束君王亦即“法先王之法”的历史责任，这不仅表明秘书记录的不单单是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秘书们还承担了中华优秀道德文化传承的应尽之责。
秘书文化影响着秘书主体的行为方式，规定着秘书主体内在的秘书心理、情感和价值倾向，可以使秘书行业内外的人更加清醒地对非法理的秘书行为弊端做出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个体所接受和蕴涵的秘书文化能够指导和决定个体行为。秘书文化既可以决定个人对秘书行业的态度和情感，也可以决定秘书共同体成员对共同的规范和标准的态度、举止，决定行业之外成员对秘书体系的总体看法及反映模式。因此，任何秘书主体的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该社会特有的秘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且这种影响和制约均与时俱进。
秘书文化在历史形成后，渐次形成了一种行业从业人员的精神力量与动力。它使秘书们不仅自觉地内化各类秘书文化，以及教化同行、继承者，而且更多的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一批批、一代代的秘书们。因为秘书文化可使群体中的秘书们在秘书文化中得到浸染、熏陶、内化，从而自觉地把秘书文化的精髓深深根植于自己的认知之中，内化于秘书的各种言行之中，作为其职业活动和职业准则的指南，构成社会官僚与文人中间地带的社会特殊文官群体。
（四）调控功能
纵观中国秘书史，历代的秘书除文书与档案的助手性事务工作外，还常常有参谋、咨询、督查、谏诤等职能。如尧舜时期的进善旌、华表木、敢谏之鼓等信访工作；殷商时期的史官要对重大行动、军国大政进行占卜和参谋工作；西周行人官摇着木铎替天子巡道、收集民情的调查工作；三国时蜀国的参署纠错工作、唐朝的进谏建议工作等，都是秘书文化调控功能的具体体现。此外，当下秘书工作中的公关工作、协调工作、信访工作等，也是秘书文化调控的直接显现。事实上，秘书文化的调控功能主要靠精神型文化和行为型文化来实施与完成。
以上四种功能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段，其功能发挥的强弱呈现出不均的现象。总之，这四种文化功能构成了秘书文化的整体合力体系，并在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了秘书文化的综合性、可塑性、承续性特征。我们认为，秘书文化是历代秘书工作者在长期的秘书实践中和在形成、发展秘书职业的过程中，以秘书职业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和行为规范，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文化物质表现形式。秘书文化不是通过孤立的研究而实现的，而是必须放置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与中国的历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史，以及与秘书工作实践案例等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故秘书文化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亚文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