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秘书与上司关系论

秘书工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实践活动，和其他社会工作一样，也存在着它自身具有的内在规律。秘书工作的基本规律，是秘书工作诸要素间内在的本质联系，它贯穿于秘书工作过程的始终，并规定和制约着秘书工作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其规律内容如下：领导者的辅助要求是推动秘书工作基本运动的决定因素，因为领导者的辅助要求是秘书工作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动因，领导者辅助要求的日益强化，是促使秘书工作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因；同时，秘书工作者辅助水平的日益提升，对提高领导效能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因为领导与秘书这一对孪生姊妹，他们构成一对特殊的矛盾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常在实际工作中，主事者与秘书两者必须合作才能完成任务，然而在秘书实践中却存在着以下四种现象：

其一，和谐共振关系。这也是最佳关系，两者密切配合、有效合作、相互协商、互为促进。

其二，主事牵引关系。秘书工作缺乏主动性，或不善于领会主事者意图，缺乏经验和能力，这通常是秘书初期工作或年轻秘书的工作特点。

其三，秘书主动关系。秘书常常驾驭主事者，后者在工作中却处于被动状态。秘书干政、主政、代政、专政，一般而言，主要原因在于：或主事者能力不强，水平不高；或主事者偷懒，故意让秘书专事，省心省力；或秘书故意强化自己，个人私欲膨胀，欲取而代之，等等。

其四，秘书与主事失调关系。两者难以配合，缺乏沟通，常常摩擦，处处碰壁，这是由性格习性、文化背景、工作习惯、个人经历、情感导向、人生价值观等不同所致。

以主事者为核心是秘书的一切职能活动原则，这是因为秘书最直接、最主要的具体任务就是近身为主事者综合服务：如在工作目标上，与主事者目标必须保持高度的一致；在工作计划上，以完成主事者计划为依归；在工作方式上，围绕主事者展开工作，树立和维护服务对象的权威性，突出主事者，隐藏自己，甘居幕后英雄；在工作谋划上，围绕主事者目标出谋划策，拾遗补阙；在工作性质上，做好主事者的代劳、铺垫、拓展等性质的工作；在沟通联络上，要充当桥梁与纽带作用，充当主事者的耳目等。

尤其是相对于领导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秘书工作具有潜在和隐匿的职业特征，是一种幕后角色，这是由秘书工作的特殊地位和性质所决定的，这就决定了秘书工作的成果隐含于领导活动的成果之中。领导的各项职能实现，均隐含了大量秘书工作的劳动成果。以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能决策为例，在确立目标时，秘书要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各种相关资料；在拟订方案时，秘书要提出可供领导参考的多种设想和依据；在方案优选时，秘书要协助领导进行评价分析，做出正确选择；在决策实施时，秘书还要及时确证信息，为领导决策服务。由此可见，当领导者的一项决策取得成功，或一纸公文获得成效时，秘书工作的成果已然融入其中了。

秘书与领导的关系，对于秘书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秘书个人的前途命运，关系到秘书工作能否如期完成，而且还关系到秘书工作的效率。同时，秘书与领导的关系也是秘书工作的诸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有效对待。

首先，在人格上，秘书与领导是平等关系，在法权上是平等的，是国家的公民，双方均要承担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而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这就要求秘书们气节刚正，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坚持正义。

其次，在工作上，两者是目标相同的一体关系，固然具有上下级关系，但他们又是目标相向的伙伴与同事，为了一个目标，走到一起，他们之间需要密切配合才能出色完成任务。他们在工作绩效上紧密关联，换言之，秘书工作的绩效，隐含在领导工作的绩效之中。他们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就是如何有效配合的问题。

再次，在责任上，他们是主辅关系，领导具有主动地位——发动、推动工作，秘书处于被动地位。秘书工作的被动性是由秘书工作的辅助作用所决定的，因为秘书工作是为了满足领导活动的需求而产生的，也是围绕领导活动展开的。领导活动为主，秘书工作为辅，秘书工作总是以领导活动的目标为中心，受到领导活动的制约和支配，具有鲜明的受动性特征。秘书不是“我要做”，而常常是“要我做”。这就要求秘书们在工作方式上讲究工作艺术，多做“幕后工作”，尊重领导的隐私，信守自己的诺言，当好领导的助手，委婉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领导集体的团结，主动沟通并极力化解与领导的矛盾，回避领导层之间的矛盾等。

当然理论上讲较为容易，而事实上是极为复杂而微妙的。我们试以蒋介石的秘书张治中为例进行诠释。张治中多年追随蒋介石左右，处在众多文武高官注目之中，是蒋介石的秘书与心腹。他明知蒋终必失败，却忠心耿耿，甚而为其吹喇叭抬轿子，“讴歌谀颂”提高蒋的威信。而蒋介石对张治中也不薄，“淞沪之战”后，张屡递辞呈，蒋不批，最后准了还要他先履新职后再走。抗战中，长沙战役之大火，给长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张自请“严予处分”。蒋宽恕了张，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只给张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194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下野，准备国共和谈。张治中拟返回西北，蒋介石再三挽留：“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谈和，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尔后，张治中作为国民党谈判组组长，处境微妙与尴尬，特务毛森生扬言“准备用手枪对付他！”凡此种种，足见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垂青。难怪，1949年6月26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时，蒋介石在台北听到后摇头叹息：“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一言道出蒋、张关系之深厚。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血肉难分；既一贯主张联俄联共，又同时为国民党右派政治路线出力；政治上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实践，又无法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桎梏。”张治中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一处）多年，素有“君劳臣忧，君辱臣死”封建思想的他，竭力为蒋排忧解难，化解矛盾，可谓鞍前马后，鞠躬尽瘁，往往还吃力不讨好。因此有人说张唯蒋命是从，是蒋的“灶下婢”。但张治中曾说：“在蒋的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我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故此，不时爆出“婢”而不是“卑”的话题来。

蒋介石喜欢大权独揽，全国军事学校校长他要统兼，还兼过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行政院长。令人发笑的是，抗战时因战争需要设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蒋在签呈上大笔一挥：“自兼”。张治中见了很不以为然，不客气地签上一条：“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蒋无言以驳，批了一个大大的“可”字。蒋介石一度兼任四川省主席，张治中与陈布雷都认为不可，向其条陈利弊，蒋介石还是兼任了。蒋介石每每去成都执行省主席职责，都要张治中、陈布雷随同，实在名不正、言不顺，以至闹到两人要“同盟罢工”的地步，蒋才被迫辞了省主席一职。

1942年，蒋介石突发奇想欲访问印度。张治中首先表示反对，历数利害，认为蒋是大国元首，这不是应邀访华盛顿、伦敦，而是主动访印，接受英殖民地总督招待，不合适，无意义，还会引起英国人的猜疑。但蒋介石一意孤行，结果带一肚子闷气而归。重庆岁月，敌机常来轰炸。某日，蒋、张等坐在防空洞闲谈，张说现在有种现象不好，大家不肯讲话也不敢讲话，认为：“这不是一个革命党内应有的气氛，希望他（指蒋介石）多多鼓励大家讲话，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蒋介石连连点头，宋美龄在座插话：“讲话是可以，但不能乱讲！”

任侍从室主任期间，张治中与蒋介石相处得不错。张治中也有失误，某次一战区送来作战计划厚厚一摞，本应先交军令部审核，他考虑到那是一个重要计划，便立刻签字呈蒋。蒋见之，批了一段：“这样厚的一本给我看，究竟你们是我的参谋还是我是你们的参谋？”张治中自感疏忽失职，但又觉得蒋有时挺幽默的，批评人也挺艺术的，不伤感情。张治中对蒋介石的指令，有时“阳奉阴违”，有时也擅权，“越俎代庖”，也敢担当。比如一些级别不大官员的任免，他代蒋批示，不劳蒋费神，蒋也不问。

蒋介石性情急躁，好冲动。一次外出，蒋介石见四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车上坐着一个穿便服的。蒋介石下令“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办了。蒋介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请示张怎么办。张治中说：“我负责任，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张治中在蒋介石的批示后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他同时电告军法总监说：这不过是委员长一时动了气，并非是大事，“关几天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某日张治中陪蒋介石游重庆老鹰岩，途中四川公路局一卡车撞坏了同行的一辆车。蒋介石说，要判那肇祸者15年监禁。张治中将肇事者关了几个月后，悄悄地将其放了。还有许多蒋介石处罚人的事，张治中认为不尽合理，设法转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治中很注意方法和策略，在批件上说一些得体的话，给蒋留足面子，让蒋听了悦耳，蒋就不语，签个“阅”字拉倒。张治中认为蒋不作声就是默认。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从未带兵与共产党对阵的一位。1947年张治中由新疆到兰州，遇到一些反共的军事案件不好处理，他干脆到郊外兴隆山上避风。1948年蒋介石要把西北行辕改为绥靖公署，绥靖，剿共之别名也。张治中不干，请求出国。蒋介石不得已“允准”，把绥靖公署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这大概是全国唯一的例外。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偏共”心中有数。在国共谈判中，国共双方为整编后保留军队的数字问题论争激烈。张治中向蒋介石汇报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蒋介石不悦，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马歇尔刚好进来，见此大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蒋介石愤愤然地说：“我正在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张治中忙向翻译示意，不可直译，杂以他语，遮掩而过。此事一时成为内部人谈资。可见，秘书做事、办文时都要注意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主官的情感态度，见机行事、有效应对。

就秘书工作的本质而言是辅助性，这点毋庸置疑。秘书工作是上司工作的延展，也是提高上司工作效率的助推器。秘书部门是各级领导机关的办事机构，它是直接为领导机关服务的。秘书部门的工作是否得力，直接关系着领导机关的指示能否正确贯彻、指挥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和各项任务能否很好地完成。秘书与领导的关系，从职权的角度上说，是领导与被领导、为主与从属、决策与参谋的关系。简言之，秘书要直接为领导服务。但秘书为领导服务的同时，应严格遵守服务的规则，不得越位和擅权，不欺上瞒下、不阳奉阴违，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为此，我们应从以下五方面入手：

1．贴近上司，辅助主事。我们从秘书与上司的工作关系来看，就会自然得出秘书工作是直接为上司工作服务的结论。所以作为一名秘书，应时时在认识上与上司保持一致，甚至在志向人品、气质习性、兴趣爱好等方面尽可能达到志同道合。从两者的时间特征来看，秘书对待特定对象的服务是贯穿于该对象所辖的各项工作的阶段之中，同步运转和全程伴随是秘书工作的一大特色。

2．不谋其政，提供外脑。秘书不是领导，所以应时刻提醒自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上司明确要求和需要你参谋时，应尽可能提供各方面、多层次的材料，为上司决策提供服务。作为一位秘书而言，首要的是使自己具有超前意识，想上司之所想和所未想的，知上司之急和所未急的，这样就不会发生秘书角色错位现象。

3．没有领导权力，隐含领导权力。领导者的权力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有形手段，如行政处分、经济制裁等；其二，为无形手段，如人格的力量、出色的才能等。领导如果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形成较大的权力，并且具有一定的工作权威。秘书工作作为领导直接服务之辅助工作，对上是为领导权力运行服务工作，其本身就客观地隐含着一定的权力，同时有时还会得到上司授权的临时权力。所以，作为一名秘书切忌越位擅权，更不能狐假虎威。

4．领会领导意图，切实做好综合服务。领导意图是领导者指导、部署实现组织目标所提出的确定意见的实质和目的。秘书要紧随领导、服务领导，必须时时领会领导意图，尽可能按领导意图办事，这样才能使服务对象满意。

5．注意幕后工作，切忌台上演戏。秘书工作不仅具有辅助性的特点，而且它还有秘密、保密、守密之特征，这就决定了秘书工作是一项幕后工作、无名英雄。所以作为一名秘书，必须时时身居幕后，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为领导服务，切忌出风头，恃才放旷；否则，要遭“炒鱿鱼”之厄运。

从秘书服务于主事和组织管理工作的地位看，其工作的性质是被动的，大约占秘书工作属性的十分之八左右。秘书工作的被动性，具体体现在为上司工作铺垫、代劳、拓展等方面，换言之，是上司手脚、耳目、大脑等的延伸。为此，这就要求秘书甘居幕后，不好大喜功，不显山露水，不肆意炫耀。然而秘书工作又不是百分之百属于被动性质，事实上秘书在工作中还具有一定的主动色彩，约为十分之二左右。秘书工作的受动性特征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更不是应付，而应该在被动中求主动。被动性质虽是常态，而主动性质却是非常态，如建议、劝谏、论证、争论、说明、说服、抗争、提醒、规劝、警告、参谋、咨询、代理等时，秘书就显示出主动特点，自觉在应变性和超前性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