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禅两儒僧

——智圆与契嵩

与唐代相比较，宋代佛教大不如唐，但亦有所发展，并反映其时代的特色，有它自己的特点。援儒入佛是明显一例。宋代援儒入佛的名僧，最典型的是孤山智圆和灵隐契嵩。

智圆（976—1022），俗姓徐（一作奚），钱塘（今杭州）人。自幼出家，曾从奉先源清受学天台教义，源清圆寂，遂往西湖孤山，“背修竹，面平湖”，筑了一间“陋室”，居住下来，勤奋读书和著述。鉴于当时天台宗的现状，本来他曾试图扶持和弘传天台教义，但因与知礼等人意见不合，被排斥在天台正统派之外，列入“山外”。他“学该内外”，拒不结交权贵，专志于修行治学。英年早逝，圆寂时仅四十七岁。

智圆自述所著“科、记、章、抄，凡得三十部，七十一卷”。志磐则记载智圆著作有二十四部、一百二十九卷。他的著述是宣扬儒、佛合作，儒、佛渗透，“志在求同声”，但并非主张儒、佛合流。晚年更提出“宗儒为本”的见解。作为一个名僧，由“修身以儒”，到“宗儒为本”，可见其儒化的层次。智圆提倡“中庸”，作《中庸子传》尤在宋儒司马光之前。陈寅恪先生说智圆是宋代新儒学的“先觉”。智圆写道：

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 …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

他把以儒治国、治家、修身，作为佛教存在的前提条件。他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唯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他主张儒、佛合作，相互渗透补充，功用相同，手段各异，儒释是共为表里的。所以，“修身以儒，修心以释”，不能“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他自号“中庸子”，即是折中儒释，表里两家之意。如果不是这样，便是一偏之见，非“中庸”之道。他把儒家的《中庸》和龙树的《中论》（或谓佛家的中道义）联系起来，沟通儒、佛思想，是一大贡献。他在《闲居编·自序》中写道：“予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他著书为文时，不仅“宗儒为本”, “申明释氏”，而且旁涉老庄以助其说，这就更加合乎“中庸”之道了。智圆对儒学，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为文宗孔贯，开读黜老庄”, “心将周孔师，日远扬墨游”; “或议一事，著一文，心宗于道，本于仁，惩乎恶，劝乎善”，以儒学为其准则。很明显，智圆是由释入儒、引儒入佛的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反映了时代的特色。

契嵩（1007—1072），字仲灵，俗姓李，藤州（治镡津，今广西藤县）人。他是宋代佛教思想儒化、援儒入佛的另一典型人物。契嵩自幼出家，年十九游方各地，下江湘，陟衡庐。得法于筠州洞山之聪公，为云门宗的一代名禅。庆历（1041—1048）间入吴中，至钱塘灵隐，闭户著书。他针对《北山录》，反对天台宗“二十四祖”之说，强调禅宗西天“二十八祖”，为“正宗”、“定祖”，撰有《传法正宗记》九卷，《传法正宗定祖图》一卷，《传法正宗论》二卷。据宋人陈舜俞《行业记》记载，契嵩“所著书自《定祖图》而下，谓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余卷，总六十有余万言”。后有散佚。南宋绍兴（1131—1162）中，释怀悟辑其部分诗文，编为《镡津文集》二十卷传世。契嵩于嘉祐辛丑（六年，1061）十二月六日，通过权知开封府王素，将《传法正宗记》、《辅教编》等书上进仁宗。次年（1062）三月十七日，仁宗敕准许书编入《大藏》，并赐号“明教大师”。其《定祖图》、《正宗记》、《正宗论》三书别存于释藏即在此年。

作为禅僧，契嵩在禅教两方面都具有传统的佛教思想，有自己的见解。而在沟通儒、佛，援儒入佛方面，契嵩则是佛教儒化的突出代表人物，堪谓一代儒僧。他自称“既治吾道，复探儒术，两有所得，则窃用文词发之”。现略举他针对排佛之文而作《辅教编》等许多论文和书信，极力阐明儒、佛之道一贯，“儒释不可相非”，而当疏通融洽的观点。

第一，契嵩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等同。他说：“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他又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佛教的慈悲、布施等教义等同起来，实即援儒入佛，以说明儒、佛之道一贯。

第二，契嵩不厌其烦地反复论证：儒、佛同样有益于治道。他把“五戒”广而谓之“十善”，并引刘宋何尚之对宋文帝的话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持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亿千，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则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

第三，契嵩极力宣扬佛、儒、百家“心同而迹异”。他说：“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他这种一佛儒，同百家的观点，意在阐发天下不可无儒、无佛、无百家，而当相互贯通融会。

第四，盛赞“中庸”，附会佛、儒。现存《镡津文集》第四卷中，有《中庸解》五篇，均为阐发中庸之道的论文。他说：“夫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也。人失于中性，接于物而喜怒哀惧、爱恶生焉，嗜欲发焉。有圣人者，惧其天理故将灭而人伦不纪也，故为之礼、乐、刑、政以节其喜怒哀惧、爱恶嗜欲也；为之仁、义、智、信以广其教道也。… …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后举也。饮食可绝也，富贵崇高之势可让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为也。亡国、灭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书》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其此之谓乎！”契嵩又说：“… …夫中庸者，不为也，不器也，明于日月而不可睹也，幽于鬼神而不可测也（原注：测或作无），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他用儒家的“道”来表达“中庸”:“中庸，道也。道也者，出万物也，入万物也，故以道为顺也。”其《中庸解》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万物乎。”这些，全是儒家的理论观点，甚至比儒家更儒化！他神化中庸，说：“中庸之道也，静与天地同其理，动与四时合其运。是故圣人以之礼也，则君臣位焉，父子亲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养，少者有所教，壮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丧葬则始终得其宜，天地万物莫不有其序，以之乐也。… …”他认为，中庸“天下之至道也”。他自称何以这样重视中庸，因他“尝学于吾之道，以中庸几于吾道，故窃而言之”。其实，并非“中庸几于吾道”，不是儒家向佛教靠拢，而是以契嵩为代表的佛教向儒家靠拢，援儒入佛。

第五，大谈孝论。现存《镡津文集》第三卷，《辅教编》下，有《孝论》十二篇。本来，按照儒家的观点，人子出家，何谈孝道？契嵩却大论其“孝”。他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把原不重视孝道的佛教说成是最尊重“孝道”。所以，“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孝为戒先”，是契嵩高论孝道的重要命题。他据此发挥，用以“发明”佛教讲“大孝”的奥理，来附会儒者之说。反过来看，这正是他援儒入佛的典型表现。

上述五个方面，是契嵩提倡儒、佛合一论，也是援儒入佛的主要观点。其结论是：

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 …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

所以，他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说：

愿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赞陛下之化治。

这表明契嵩所说的佛、儒两家，都是赞助帝治的“一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佛教之所以长久不衰，盛行于世，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契嵩用他非常明确的“文词”，阐发其沟通儒、佛，援儒入佛的用意，从而也提示了佛教的本质和特点。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再上书》，上韩相公（韩琦）等当朝大官显要书启十三封，与当时知名儒释书启四十四封，以及其他杂著、诗文，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特点很突出。

以上所述，智圆、契嵩儒、佛融合，援儒入佛等思想，说明佛教中国化或者说宋代佛教儒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佛教传入中国后，先是在社会功能上寻求与中国社会相协调，接着便从与中国的儒、道思想相斗争，发展为教义上理论上与儒、道诸家思想相沟通相融合；而在佛教本身各宗派之间也由相抗争走向相融摄。这种趋势，至宋代达到高潮，在哲理上融会贯通。佛教从儒家寻找释孔“同源”者，不止智圆、契嵩两人，可以说宋代佛教无论哪一家都向儒靠拢。另一名僧惠洪说：“吾道比孔子，譬如掌与拳，展、握故（固）有异，要之手则然。”宋儒者王禹偁说：“禅者，儒之旷达也。”司马光认为，佛，“西域之贤”者。两相对照，意蕴彰然。此为宋代佛教的一大特点，放射出灿烂的异彩。

——原载香港《大公报》2009年3月31日。收入《香江·文史杂谈》，香港海峡两岸文化协会出版，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