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

黑暗之魅惑源自神秘，所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越黑暗，越神秘，越刺激。从原始到现今，光阴荏苒，物象星移，刺激却不变地来自于这两个方向：惶恐与好奇。它们在人心灵的两极互相对峙着、互相渗透着，形成巨大的心理张力。身处黑暗之中，四肢五官一无所用，无法确认自己的位置——自己和身外的世界是何关系，便静止无可动，一切行动的意志被稀释、被瓦解、被闲置，总之，被虚无时，手足无可措中，惶恐便如影随身而至。惶恐带来不安，不安便会焦躁，焦躁必须平复，不管解决于盲目还是清晰，总之，必须解决。推动人行动的另一极是好奇心的驱使，如果用个隐喻来表达，人间的初始圣人（贤人）一定是在仰望星空眉头紧锁的人中诞生的吧？后来的人们深有体会地说，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改变人类命运。当然，可从知识发生学说，知识的寻求所以发生，是因为人需要解释。解释的初始功能未必是真理的获得，而是心理上的抚慰，人需要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让心理上的起伏波动归于平静。

我所说的黑暗、邪恶，既是实指，也是隐喻。实指指的是对自然存在的描述；而我的隐喻与“黑暗、邪恶”在人类文明历史中通常被摆放的位置相左，它首先不是价值论断。在我自己的辞典释义里，在隐喻的层面，我无法认同他人的“通常”。我无能扭转既有历史的惯性，为了获得探讨的交集，我只有侧身其间——比如接受“黑暗、邪恶”这样的词汇，但接着在我的词意阐释中，我就要试图扭转。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在隐喻的层面，我的“黑暗、邪恶”是对他人隐喻的隐喻。从我自己的正面来阐发“黑暗、邪恶”，是在对它做价值判断之前，先好好地凝视它们。在然后的然后，也许可以做一些审慎的论断，这个意思类似米兰·昆德拉的“悬置”或“无限推延”。

比如，色情，在人类既有的论断中，你我都知道它大概被摆放的位置。可是我觉得人们对它那一味疾言厉色的样子实在有点不自然，我认同巴塔耶《色情史》那样的理性立场，那才是真实的直面。我们的古人都比现在的我们可爱，“食色，性也”。说得不是很自然而诚挚？又云：“性相近，习相远。”本来，在起点处，人都是一样的；后来因为不同的文化方向，人又不一样了。追溯这个过程比只看见这个结果重要。坦然诚挚面对当然比顾左右而言他更是解决问题之道。在人类的知识学谱系里，认识论是价值论的根基，要想价值论更结实，你就得首先努力让认识论的根基更坚固。凭什么还没认识就判断？凭什么认识还不充分就判断？

色情，情色，是修饰关系？前者是因色生情，后者是因情（才）见色？退一步，假如果真如此，又何以见得后者就比前者伟大？是因为正像有人说的，情指向一人，色则漫漶无忌？真是这样？再退一步，为何专一就一定比不专好？永恒就一定比变化好？还退一步，就算你的这些价值判断灿烂光明，如果人偏偏做不到怎么办？圣人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是批判还是感叹？古人又云，多情者必好色，好色者未必多情。要我说，不管这话是真是假，人要弄清情与色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肯定不能依据伦理学，恐怕还得多从生物学、心理学、解剖学等方面下手。文学艺术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诞生的，它也绝不是伦理学的伙伴，但它可以通过呈现存在成为认识论的朋友。从认识论上来讲，萨特的“人类身上的邪恶是不可拯救的”是判断，但不是价值判断。既不是辩护，也不是宣判。在宣判、辩护间有无奈、叹息、坦然、承担、对深深的虚无感中的存在的命运的直视，以及对于更勇敢者在这一切之后的自我抉择，也即在这命题背后接着回答“我将如何存在”。黑暗与邪恶就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在这之后，赞歌还是挽歌你自己选择。这选择对你至关紧要，对他人无关紧要。毕竟，最终一切都将随风而逝。

[1] ［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8、11、13页。

[2] ［英］史蒂芬·贝利：《审丑：万物美学》，蒋永军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

[3]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杨照明、艾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8、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