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邹兰芳教授所著《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的付梓出版，无疑是我们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学界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这是她在同行们的支援下，历经7年，在我们阿拉伯文学研究园圃中精心培植出的一株奇花异卉，结出了硕果，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为这一学术领域增光添色。作为学界的一位同行，我深知这7年学术研究寒来暑往的艰辛意味着什么，看看书后所附长长的中、阿、英文参考文献单子，你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
这部专著本来已很完美。书中穷源追溯流，对阿拉伯自古至今传记文学的来龙去脉做了深入地探究、精心地梳理；对阿拉伯学者及西方的东方学学者有关阿拉伯传记文学的研究也做了厘清、评介；还对阿拉伯与西方传记文学的渊源与异同予以比较。专著一方面对阿拉伯古今传记文学的源流分阶段提纲挈领地做了整体论述，另一方面还分门别类对阿拉伯传记文学的一些名家名著作为典型个案条分缕析予以解读。
我始终认为，书既已完美，无需要有个“序”，如同完美的人不一定要戴顶帽子。否则会有狗尾续貂、画蛇添足之嫌。但作者还是希望有顶帽子，我只好来“续”，来“添”了。
说起来，“传记文学”在我国，似乎是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后才出现的“显学”：成立了种种传记文学学会、研究会；常常召开种种传记文学的年会、研讨会；书店、图书馆辟有传记文学的门类、专架；还有专门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期刊、丛书……
这门“显学”又似乎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因为在过去，在我国，在阿拉伯世界，在东方，它并不那么“显”，不那么“鲜”。
其实，大谬不然。这大概又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作怪。事实上，传记文学在我国同在阿拉伯世界一样，有极其深远的渊源。
传记文学原是历史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文史不分的古代，史传很难分开。在我看来，所谓“史”也是一种“传”，可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学术门类……的传记。如果说“传记文学”是专门指人物的传记，那么，哪部史书会没有关键、重要人物的小传、评介？！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传记文学，一般虽追溯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但在我看来，似乎还可以追溯到先秦文学中的诸如《左传》、《战国策》、《晏子春秋》……其实，传记文学的很大作用在于通过传主的经历、言行，为他人作表率、典范。从这个意义讲，记述了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言行录，被尊为儒家传统经典的《论语》，亦可被认为是我国传记文学的滥觞，如同阿拉伯传记文学的滥觞可追溯至《古兰经》、《圣训》一样。
其实，我国对传记、传记文学的普及与重视，还可以从“树碑立传”和“不见经传”这两句俗语中看出。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者往往会被树碑立传。名人的碑文不就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吗？！而名不见经传者则往往是指一些默默无闻的凡夫俗子，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似乎与传记、传记文学无缘、无关。其实也不然。阿拉伯文的“传记”通常可称为“Sīrah”，是“走（Sāra Yasīru）”这个动词表形态的词根，意思是这段人生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也就是中文“履历”的意思。所以我们平常写的“履历”、“小传”、“自传”，当然都应算是“传记”，如果你有文才，写的文学味儿足一些，当然也可以算作“传记文学”。至于篇幅长短，我认为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既然小说可以有长篇、短篇，还有微型小说、小小说、一分钟小说……那么传记文学为什么一定要受篇幅限制？！这样一来，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凡夫俗子、平头百姓、草根……不是也可以正儿八经、堂而皇之地登上“传记文学”的殿堂了吗？！
我喜欢传记文学。青少年时代喜欢传记文学，是把那些传主当作追求、效仿的榜样。我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喜欢看董存瑞、刘胡兰……小传，看《把一切献给党》；看苏联译过来的传记小说《普通一兵》、《卓雅与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向英雄人物学习嘛！中学的时候想当作家，就看了一些中外作家、诗人的传记；初中的时候，旅大文工团借我去演“曙光照耀莫斯科”中的一个孩子，我又做起了当演员的梦，就又读了不少中外名演员的传记。我觉得传记或传记文学对青少年大概可以起到励志的作用，帮助他们树立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他们的人生道路方面起一定的引导作用。国家、民族不同，社会性质不同，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宗教、信仰不同，倡导、流行的传记文学也就不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有的传记文学可能引导人们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有的传记文学则可能引导你去做一个虔诚的教徒……
人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毕竟与旭日东升的时期不同。但我虽已年过古稀，却仍喜欢读传记文学。因为传记文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人到了我这把年纪，不再像小时候爱幻想，喜欢童话，人在天上飞，爱听“假话实说”；也不像再大些时候，爱理想，喜欢读诗，人在地上跑，跟着“实说假话”；人老了爱回想，爱忆旧，坐在沙发上爱听“实话实说”，爱读传记文学。因为传记文学往往会比神话、诗歌、小说之类的读物能更真实地反映历史、社会、现实。有的传记读后，让你感到与传主似曾相识，很亲切，对他或崇敬、钦佩，或同情、怜悯，或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也有的传记读过之后，颠覆了你过去传统的印象，好似白内障动过手术，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物看得更清楚了：原来认为是神的不一定是神，原来觉得是鬼的不一定是鬼，有时会让你又变成了一个纯真的孩子，看到皇帝并没有穿什么光彩的新衣……
世界上很难找出两个民族像中国与阿拉伯民族之间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可谓源远流长。在中世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与雄踞东亚的中国，随着政治、经济达到鼎盛，文化也像擎天的灯塔，在丝绸之路两端交相辉映，彪炳于世。近现代，我们都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长期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但我们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长期坚持民族解放斗争，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获得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虽然政体、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各方面不尽相同。但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民都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我们都在努力振兴，与时俱进，使国家现代化。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都并非一帆风顺，有胜利，有成就；但也有挫折，也有困难、问题。
相似的历史进程，相似的命运，使我们中阿人民有更多的理由通过对话、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互助合作。当今阿拉伯各国所在的中东地区日益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热点，这种对话、了解尤显紧迫与必要。
相似的历史进程，相似的命运，也必定产生反映这一切的相似的传记文学。无疑，阿拉伯的传记文学为我们深入、细致地了解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世界的历史、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遗憾的是，我们对包括传记文学在内的阿拉伯文学译介得还太少，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还很大，出版社对阿拉伯文学不甚了解，又有版权问题，怕赔钱；一方面我们阿拉伯文学的译介、研究队伍相对地还显得薄弱、稚嫩，也还不够执着、勤勉的。作为我国阿拉伯文学园地的一名园丁，我当然企盼着这块园地会万紫千红、繁花满园。因此，我才说：“邹兰芳教授所著《阿拉伯传记文学研究》的付梓出版，无疑是我们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学界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因为这书一出，出版界、阿语界都会进一步了解阿拉伯的传记文学，知道阿拉伯古今有哪些名家名传该翻译、介绍，移植到我们的园圃中，使其千枝万朵，争芳斗艳。我企盼着。
看来，这“狗尾”续（序）得有点长，就此打住，且夹起来。
是为序。
仲跻昆
2015年10月15日于马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