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二章　中世纪阿拉伯史传形态

第一节　阿拉伯传记的分类

传记这门人文学科早期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人学”（‘ilm ar－rijāl，prosopography）。

“人学”专指对人的外表、个性、职业、社会和家庭关系描述的阿拉伯传记写作。最重要的类型有：“西拉”（sīra），“塔尔杰马”（tarjamah），“塔巴卡特”（tabaqāt），“马加兹”（maghāzī），“巴尔纳马吉”（barnamaj），“马纳基布”（manāqib），“法赫拉塞特”或“法赫拉塞”（fahrasat或fahrasah），“瓦法耶特”（wafayāt），“穆阿杰姆”（mu‘ajam）和“穆卡迪马”（muqaddimah）。“西拉”和“塔尔杰马”都是历史学和地理学层面上对传记的称谓，它们涉及广泛，下文将详细叙之。“塔巴卡特”专指对“同一代人”或“同一社会阶层”人的生平叙述，可译为“传记等级”、“传记纲要”或“传记辞典”。“马加兹”专指对先知穆罕默德率军远征记事。“巴尔纳马吉”和“法赫拉塞特”这两个术语限定用在特别的地区和时代，“巴尔纳马吉”当“传记”讲时，几乎专用在伊斯兰教传播到西班牙时期（公元8—15世纪），以后在北非地区较为少见[1]。而“法赫拉塞特”则严格表示这是北非的传记或自传，特别是指苏非派信徒的作品[2]。我们可以说，“巴尔纳马吉”和“法赫拉塞特”是“塔尔杰马”的地区性变体。“马纳基布”是专门讲述王侯将相、贵族名流的美德及功勋的传记性段落。“瓦法耶特”是指以名人卒年为传述主线的传记写作方式，盛行于阿拉伯中世纪。“穆阿杰姆”是指以辞典条目的形式为人物作传的写作形式。“穆卡迪马”是为某书作序时介绍作者生平事迹的传记写作形式。

与古代传记概念相关的表达还有：“艾赫巴尔”（akhbār），可以译成“记事”；“伊斯纳德”，可以翻译成“考据”或“传述链”（也称为传述世系）。大量的“记事”和冗长的“传述链”虽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却也保留了人物的大量信息及其传主的家庭、生活境况，从而使后来的史传家借此为其所要作传者勾勒出一幅清晰的人物肖像。上述种类繁多的古代、中世纪阿拉伯传记写作类型从本质上讲都带有传记性，但只有“西拉”和“塔尔杰马”发展成为现代人们众所周知的流行的传记和自传类型。

一　“西拉”（sīra）

“西拉”是阿拉伯人物传记形式中最早的一种，时间可上溯至伊斯兰教传播后的第二个世纪（公元8世纪），作品有穆罕默德·本·易斯哈格·本·亚西尔（Muhammad bn Ishāq bn Yāsar，704—768）和伊本·希沙姆写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从动词sāra （意为“去、走”或“旅行”）派生的名词sīra表示“路程”、“旅程”或“某人行动的风格、方式、习惯”，引申为“某人的举止行为”。这个词加上定冠词后特指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传略”。这个形式后来又用在对其他名人的生平记述中，例如，伊本·沙达德的《萨拉丁传》（Sīra Salāh ad－Din al－Ayyūbī），巴德尔丁·艾尼（Badr ad－Dīn al－Aynī，1361—1451）为马木鲁克王朝的国王穆阿叶德写的传记《国王穆阿叶德传记中的印度利刃》，等等。

从此，“西拉”就指个人传记的独立作品，与夹杂在史传著作里面的人物小传形式“塔尔杰马”区别开来。“塔尔杰马”是指汇编在历史或地理著作里的人物履历和评介。与流传下来的成百上千部“塔尔杰马”相比，“西拉”作品显然很少，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文学的一个独立类别。另外，“西拉”这个词似乎还包含像先知穆罕默德或他女婿阿里那样一个典范性人生的含义，可以看出在后来的几个时期里，什叶派传记作家以此种类型为主。在前现代时期，“马纳基布”（美德、功勋）这个词汇成为宗教典型传记的类型。不管在术语上如何变化，“马纳基布”的作品通常按“西拉”的方式进行，凭借目击者的陈述，以及传主与其老师、学生、家庭成员的关系和传主的著作，来证明传主的一生。

“西拉”这个词也逐渐有了“自传”的意思，这一点可以在一位也叫穆阿叶德的君王作品中看到。穆阿叶德·希拉齐在该书中叙述了他毕生的事迹。总之，“西拉”一词在早期难以区别是传记还是自传，作品的叙事者有时用第一人称，有时用第三人称。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参考书目、索引和前后引例中通常只是简单地写为“这是某某人的传略”。

几个世纪后，把“西拉”这个词当作独立的自传/传记文本来用的越来越少了（先知的传记例外）。15、16世纪的作家，像苏尤提、伊本·图伦（Ibn Tūlūn，1483—1546）和沙阿拉尼等都没有在他们讨论自传时提过“西拉”。原因之一可能与后来“西拉”也指民间文学中“传奇”这一类型有关，如史诗《安塔拉传奇》、《扎图·希玛传奇》、《希拉勒人迁徙记》等。“西拉”的含义也延伸到“有英雄色彩的传奇事迹和冒险经历”之意。这个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文学的产生而复活，在现代阿拉伯文学中，它有“传记”的意思，当作“自传”讲时，用合成词“al－sīradhatiyyah/self－sīra”。

从中世纪初到现代文学产生之前，大部分阿拉伯传记作品不采取独立文本的形式，而把人物传记放在各种史传文集和文选中，显示出文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在伊斯兰教史中期（9—15世纪），“塔巴卡特”以编年的方式编纂的历史（tawārīkh）、“塔尔杰马”以及保留在“艾赫巴尔”（记事）中的传记材料，数量多得令人惊奇。有些大部头的传记纲要或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compendium）足足收有一万条以上的“塔尔杰马”。传记写作是中世纪阿拉伯文学分布最广的一种类型。

二　“塔巴卡特”（tabaqāt）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古代、中世纪阿拉伯传记是汇集，英文叫“biographical dictionaries”（传记辞典）或“biographical compendiums”（传记纲要）。这种类型最早是对一代人或一个社会阶层（等级）人物的生平记述，所以阿拉伯语称这种类型的传记为“塔巴卡特”（tabaqāt，单数是tabaqah，意为“阶层”，“等级”），英文称为generations。

中世纪史传家们为不同“等级”的人物作传，这些“等级”分别是：《古兰经》背诵人、圣训派学者、医生、哈里发、什叶派教法学家、穆阿太齐赖派[3]神学家、什叶派学者、也门语法学家、埃及知名女学者、16世纪诗人等等。

从事的职业、地域起源、宗教派别、历史时期、族群、师承关系甚至姓名和绰号，都是定义一个特殊群体所需要的参数，借此将传主们收录入一本特定的传记辞典中。女性学者一般都收进中世纪传记纲要中，有的专集特为各阶层妇女，包括诗人、宗教学者和神秘主义者辟出专栏。这类“塔巴卡特”的品种和数量一时间占了史传写作的大多数。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保存有大量此类的传记作品，它们以多种方法被存取、引证和交叉引用。

组织编制这些传记作品以及同时代其他参考作品，凸显了一个时代的智力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分级和分类往往会关注到收集惊人数量的特殊细节和详情，诸如：日期、姓名、书名以及某一学术方法论形成中师承关系的名单。这种中世纪的阿拉伯传记写作方法被某些现代学者诟病，他们批判整个阿拉伯自传和传记传统只把人类考虑成阶级（阶层），忽视了个人和个性特征。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它忽视了古典阿拉伯史传者的学术传统，以及他们欲突出的要点。9世纪初，或许更早些，穆斯林学者根据权威人士，像圣训派学者（al－Muhadithūna）、教法学家、苏非人士的传述来证明先知言论的可信性，并在传述中详细记录了宗教权威辩论、争鸣的情形，以此证明该遗产确实是在论争中确定其正统地位的，且确实从这一代传给了另一代。这种范例和程式后来扩展到对其他权威人物的生平记录中，这种传记方式并不意味着缺乏个性化，相反，一个人是否被公认为权威，恰恰是通过此人在他的职业群体中、他与同代人的相互印证和一代代传诵和辩论中获得的。此人是“这个社会等级”的代表，关于此人的社会历史名气、关于他的有根有据的正反两面的论争以及他的作品，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收录入他的传记条目中。论战、竞争唤起另一场有关传主的传记叙事，其中有不少内容包含着生动的事件和有趣的情节。诗人的传记评介对个性的描绘一般比那些圣训派学者们更有特色。就像侯内恩·本·易斯哈格、伊本·布鲁金和苏尤提等人的作品中所说的那样。

从这一点来看，古代、中世纪阿拉伯的传记和自传的界限并不分明。一方面，传记为自传文学形式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另一方面，由于传记的目标并不重视甚至排斥个性，因此作为一种个性特征鲜明、文学艺术突出的自传形式便很难出现。即便如此，作传记辞典的史传家们使用的素材和研究的方法，也足以能够用“塔尔杰马”这种类型对人物进行记录和编撰了。

三　“塔尔杰马”（tarjama）

传记辞典中大部分的条目属“塔尔杰马”，即传记性评论介绍类型。“塔尔杰马”这个词来自阿拉姆语[4]，意思是“传记性的评介”。现代阿拉伯语中的字面意义为“翻译”或“解释、阐释”，这个释义也在中世纪阿拉伯语中使用。但在中世纪阿拉伯语中，这个词的动词也有“给一篇作品或作品的一个独立部分起个书名或标题”之意[5]。

“塔尔杰马”有三个主要的相关概念：解释或翻译；转换成不同的媒介；依靠某种标识来阐明某人。“塔尔杰马”作传记评介讲时，是指标注和解释某人的行为和成就，并使其易于为子孙后代了解，为学生接受。如果想更直接地了解此人，那就通过“塔尔杰马”的提示去通读此人的原著，也就是他/她的作品，或通过几代老师的传诵接受他/她的教导。这时，“塔尔杰马”这种传记类型可以看作是对原著的注释，是了解传主的钥匙。

“塔尔杰马”的基本组成部分通常包含传主姓名、家谱、出生年月（如需要也有故世年月）、老师的名单、传主所著作品的书目、旅行和朝圣的报道以及与传主有关的奇闻轶事。此外，根据传主的职业，一个“塔尔杰马”应当包括个人的文集和书信（rasāyil和ikhwāniyyāt）、诗歌选（shi‘ar）、幻想和梦的解析（manāmāt或manāzir），功勋（karāmāt）和美德（manāqib）[6]。

这些“塔尔杰马”信息和资料，也都可以作为完全脱离任何传记条目的独立作品被编纂和出版。这对深入研究它所包含的不同时期的伊斯兰社会状况和传主个人的生活表征都意义重大。可惜，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从学术角度引起人们的重视，究其原因，不外是它们处在现代历史、宗教、文学研究的视阈之外：文史学家们不承认它们是正史研究的文类，拒绝在文学史上给它们一席之地；历史学家们则把它们看作是未加工的，或是一目了然、毫无史学意义的材料。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它们的地位被认为只是一种媒介，但通过它，有关古代和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丰富的知识体系、学术传统得以流传至今。

在描写一个人至关重要的信息方面，也就是他作为一个传诵人、一个在某一知识领域有卓越贡献的人、一个让后代分享其理论和精神遗产价值的人，阿拉伯的“塔尔杰马”传记模式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一个缜密的人物信息分类框架，反映了古代、中世纪阿拉伯的学术传统。信息呈现的范畴既作为“塔尔杰马”本身的主要成分得以编纂；同时，如果展开，也可以成为自行传播的一个独立文类，比方说，抽离出来的独立的人物传记便发展成我们上文提到的“西拉”。

这一点与西方的传记传统有着鲜明的不同。相对而言，在西方，只有传主的“生活故事”才更像是传记/自传。像阿拉伯“塔尔杰马”这样的人物信息汇编，很少直接和传主的文学、艺术或智力输出相结合，往往与其传记/自传分开，通过其他形式编辑印刷。然而在冗长的中世纪阿拉伯“塔尔杰马”中，基本的史料信息常常直接和有关传主最好的诗篇、信件或名言、奇闻轶事结合在一起。于是传主的生活故事和文学产品，伴随着“塔尔杰马”被后来的传记学家和编纂者们的引证、扩展或总结一起传播下去。

如此这般，当传记作者想要写他自己的条目时，他可以用第一人称也可以用第三人称，顺着前人的传诵继续写下去，之间有时只用一句或一个短语来标明，诸如“下文是他自己执笔的……”这样的表达。结果是，在一个条目中既有“他传”，又有“自传”，都定名为“个人塔尔杰马/自我塔尔杰马”（tarjama an－nafs/self－tarjama）。传记作者可以说写了一部承接前人对自己传述的、自己又续写下去的“自身传记”（tarjama nafsah或tarjama linafsihi）。“个人塔尔杰马”甚至传得更广，可以被编纂人录入传记纲要或传记辞典。“个人塔尔杰马”的内容再加上编纂人对该内容进行的辩驳、确证、增补部分，其结果便是，传记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难分辨它是产生于传记作家还是自传作家之手。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了几百年。最后，“个人塔尔杰马”为独立的传记形成提供了素材基础，并开始具有了“自我”特征。

总而言之，阿拉伯传记既作为历史的一个分支，又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类型，在阿拉伯古代、中世纪的学术传统中演绎进化，发展成两个主要形式：“西拉”（典范性的生平事迹）和“塔尔杰马”（传记性的评论介绍）。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通过阿拉伯文译作对阿拉伯的史传写作起了一定的影响，对10—12世纪的阿拉伯医师和哲学家施加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两类学者最为直接地接受古代希腊和波斯的思想。苏非的精神自传作为中世纪阿拉伯传记较为成熟的自传形式，影响了某些非精神的自传作品。两种公认的本土化的阿拉伯传记类型：自我传记（self－sīra）和自我传记性评介（self－tarjama），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阿拉伯社会和文学范畴内被接纳，经过中世纪后期、近古时期史传家们的不断改进和修正，最终被现当代作家们继承下来，并理解为一个可认知的、为子孙后代记述祖先生活的写作行为。至于此种文类的定义和它在文本形式上与西方传记的不同和分歧，笔者以为这一点不必苛求。

第二节　异族文化对阿拉伯早期史传的影响

异族文化对阿拉伯早期史传的影响主要是指古希腊和古波斯文化。这首先聚焦在希腊医师伽伦[7]和波斯医师布尔佐易[8]两位学者身上。他们作品的阿拉伯文译本在中世纪广为流传，10—12世纪的几部阿拉伯传记中都有引证。阿拉伯哲学家拉齐（ar－Rāzī，864—923，拉丁文中的Rhazes）、伊本·西那（Ibn Sīnā，980—1037，即拉丁文中的阿维森纳Avicenna）、医师伊本·里德旺（Ibn Ridwān）和伊本·海塞姆（Ibn al－Haytham，965—1049）、犹太改宗的伊斯兰学者萨姆瓦伊勒·马格里比（Samaw’il al－Maghribī，约1174年卒）等人都在自传作品中提到伽伦和布尔佐易的一部或几部作品。

布尔佐易的成名是他将有名的动物寓言Panchatantra从梵文译成中世纪波斯语。这部波斯文作品在8世纪初由伊本·穆格法（Ibn al－Muqqafa‘，724—759）转译成阿文，改名为《卡里莱和笛姆奈》（Kalīla wa Dimnah）。所有对布尔佐易生平的了解，都来自编写和翻译多种版本的《凯里来与迪木奈》的序言。序言里讲到了他的印度之行和他的两本自传。我们从他的印度之行得知，波斯国王阿努舍尔旺（Khsraw Anushirawan，531—579年在位）听说印度有一部寓言故事集，下令布尔佐易一定要找到它。布尔佐易在印度王宫中住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敢提出想看一眼这本不可思议的书。他和宫里一个叫阿扎威的印度人成为莫逆，两人常常讨论真正友谊的本质。最后他提出要求，阿扎威从国王的书房里给他取来了这本书。布尔佐易抄录并译出后返回波斯。阿努舍尔旺大喜，当下答应布尔佐易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但布尔佐易只接受波斯王相赠的一袭斗篷，并要求在书中添加一段他个人的传记。国王答应了他的请求。

布尔佐易的自传还提供了另一个叙述他去印度的版本：作为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他对自己的技能深感失望。因为，他只能治病于一时，病人最终不免一死。他寻找精神的安慰，但没有一个宗教能为他的心病提供满意的答案。自传里，他两次提到出游印度可能是他精神探索的一部分。最终，他断绝社交，成为苦行修道者。

布尔佐易以一种与历史传统全无关系的形式进行他的传记叙述，全然不见诸如详细的姓名、日期或地点，结构也很少有编年史的意识。很难说它会对异常喜欢编纂历史事迹的大多数阿拉伯史传家产生影响。不过对安萨里的影响显而易见，安萨里的自传与布尔佐易的自传确有雷同之处。安萨里是个宗教学者，在他辉煌的前程走到顶峰时刻，突遭一场思想危机。根据他的自传《迷途指津》，我们得知他退出公众生活去寻求真理。但已知的宗教思想派别没有一家能令他满意，直到邂逅了苏非神秘主义思想，他的精神才得以安宁。他退出红尘，过着禁欲的苦行修道生活。与布尔佐易不同的是，修道生活几年后，他又重返俗世，写他其他的宗教学、逻辑学著作。

伽伦的大量作品，包括个人的参考书目和自传，有两本书被认为对早期的阿拉伯传记传统产生了影响：一本是《关于我的书》（On My Books），另一本是《我书的排序和分类》（On the Ordering of My Books）。前一本书是伽伦为自己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权威性的名单，因为他注意到罗马书市上他的著作被署上了别人名字，别人的作品也张冠李戴。后一本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伽伦为自己的作品按从易到难的顺序详细分类；在第二部分里，他提供了写这些作品的原由、时间和地点。在这个粗略叙述的年表里，伽伦简要地回顾了他的旅行、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与他的嫉妒者们长期存在的矛盾。

类似伽伦《关于我的书》的传记，后来确实变成阿拉伯传记的特征之一。阿拉伯传记中书目的传播和流通是不受约束的。但与伽伦作品不一样的是，书目往往被编纂进一部更大的传记专辑中，详细辑录了作者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他的生日、谱系、老师以及旅行等。侯内恩·本·易斯哈格的自传在语气上与伽伦的章节极为相似，而侯内恩又是伽伦作品卓越的译者，当然熟悉他的文体。侯内恩的描述更接近于模仿《圣经》、《古兰经》中写约瑟/优素福的文体，作为基督徒的侯内恩这样做并不奇怪。另一本描述中世纪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自传，就是百年后出现的苏尤提（Suyūtī，1445—1505）的自传。

很清楚，布尔佐易和伽伦的作品流传很广，有可能为阿拉伯传记传统的出现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我们还无法确定他们在怎样程度上对阿拉伯传记或自传作品的形式、结构、风格或内容产生了的影响。

第三节　阿拉伯传记的书籍种类

根据本章第一节中对中世纪阿拉伯传记形态的分类，我们可以把中世纪阿拉伯传记书籍分成以下几类：

一、史传大全；

二、编年体史传；

三、等级性纪传：撒哈拜、教法学家、经诵家、宗谱学家、圣训派传述者、语法学家、诗人、苏非信徒、法官、医生、哲学家等各等级；

四、地方志及当地名人传。

一　史传大全

我们所说的史传大全是指那些集合了一系列不同行业、不同等级、不同时代及不同地域人群史传的书籍。而这些人尽管背景迥异，却因一个共同的特质被集结一处，即值得为之作传的特质。同时，他们也都拥有以自己为传主的个人传记。尽管这些人的职业及生涯均不尽相同，但在此类史传书籍中，教法学家、圣训派传述者、诗人、文学家、医生、法官等被聚集一处。另外，一个生活在伊历1世纪的人物亦可同某位生活在2世纪、5世纪或其后某个世纪的人物相提并论。而且，王室成员与平民百姓，或沙姆［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埃及人与安达卢西亚人均可被置于一处，不必顾及国家与地域之差异。

此类史传书籍被视为某段历史时期各学科杰出人物大辞典。它按照人物的辞世年代或姓名顺序进行编排。对于按照姓名顺序的编排方式，我们将在下一节讲述。

在阿拉伯文学中，此类史传书籍独成一体，其中有三部被视为此题材书籍中最重要的著作，不可不提。

第一部史传大全是卒于公元1181年/伊历577年的卡马勒丁·安巴里（Kamal ad－Din al－Anbārī）所著的《智者同游——文学家等级》（Nuzhat al－Albā’fī Tabaqāt al－’Udabā’）一书。该书被公认为继特定人群史传书籍出现之后首部史传大全。而在特定人群史传书籍中，圣训派传述者、诗人、语法学家、法官等均有其不同等级，对此，下文将予以提及。

虽然《智者同游》一书篇幅短小，且对于收录其中的杰出人物，仅简略介绍了其生平，但它仍不失为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因为其中收录了截止到作者所在时代的许多前辈的史传。收录其中的人物传记均按照传主辞世年代顺序进行排序，而非按照其姓名拼写的字母顺序。安巴里十分偏爱语言、语法及文学三方面内容。这一点体现于：其所录史传多为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及文学家史传，且书中极少出现其他人群的史传，除非他们与语言及文学有所关联。

第二部史传大全是雅古特·哈马维（Yāgūt al－Hamawī，1179—1229）所作的《文学家辞典》（Mu‘ajam al－’Udabā’）一书。作者细述了传主们生平，为每位传主划定等级，故而书中辑录了他所了解的关于语法学家、语言学家、宗谱学家、经诵家、编年史作家、历史学家、造纸家、文学家、书信学家、书法家们等的生平事迹。

作者对科学、文学、写作、造纸及书法行业的从业者了如指掌，并将他们收录于大辞典的词条中。他对造纸家史传的重视可归结于对自己老本行的追念。雅古特早年曾以誊抄著作为生，并以出售著作为业。他以两部著作流芳史册，一部是《地名辞典》，另一部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文学家辞典》。雅古特原本打算遵循其在前言部分规划好的大纲，即简略地介绍人物生平，然而他却无可避免地增加并延长了一些杰出人物的传略，甚至到了可以独立成书的篇幅。例如，他为易卜拉欣·本·阿巴斯·苏里所作的传略长达70余页；为伊本·希莱勒·萨比所作的传略也接近这一篇幅；他为阿布·阿拉·马阿里（Abū al－Alāal－Ma‘arrī，973—1057/伊历363—449）所作的传略长达110余页；他为乌萨马·本·穆恩齐兹所作的传略也将近60页。

雅古特为名人们作传时，充分体现了历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原则，慎重行事。他反对重复传述，主张在所得史料之间比较、分析、去伪存真，向传主本人询问其出生日期，也向其他人探问传主们的辞世年月。在为同代人及前人作传时，雅古特堪称清正历史学家之典范。

雅古特所作史传的独特性在于，其在书的序言部分规划了一个史传写作大纲。这个大纲包括：各等级人群史传、对生卒年月不详传主的关注、将辞典中所录名人按其姓名拼写顺序进行编排、删节使史传作品烦琐化的传述链。

第三部史传大全是著名史传家、大法官伊本·赫利康所作的《名人列传》（Wafayāt al－A‘yan）一书。伊本·赫利康与雅古特同属一个时代，后者比前者多活了18年。赫利康在其著作中为雅古特作传，并用这样一句话作为雅古特传的结尾：“人们在他死后纷纷赞颂他，追忆他的厚道德行，而我注定今生不能与他相会。”

这两位生前不曾相遇的伟大史传家相遇在史传艺术这一领域。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是后代研究13世纪以前各界名人传记的重要可信资料。与雅古特一样，伊本·赫利康在序言中制定了一个作传大纲。而后，他将史传作品按照传主全名的姓名顺序进行排序，而非如伊斯兰通史类书籍一般，实行编年体排列。这种编排的弊端是，当读者不知传主全名、只知其常用名时，查找其人便遇到了麻烦。

依照伊本·赫利康在其作品中制定的大纲，他笔下的传主不局限于学者、语法学家、官员等特殊群体，“而是将一切有声望的人和所有引起人们探寻欲望的人都收录其中，根据自己的了解对他们的境况进行证实并作简略介绍”。他将865位名人收录进《名人列传》中。

伊本·赫利康十分重视传主们的辞世时间，故而对其进行证实和确认。且若力所能及，亦对其出生年月予以注明。同时，对于名人及其姓名，他也极尽校正之能事，对它们进行逐一记录，也将其中他不能确定的资料录入。

对于史料真实性的考证，伊本·赫利康坦言：“为考证大纲我付出了努力，我无法容忍从不可信之人处照搬纲领，而是尽我所能对这一纲领进行考证。”这一席言简意赅的话语，表明他回避了不可信的信息来源，将调查法应用于史传写作，而不仅仅靠传述链。经伊本·赫利康查证后收集的史料均属于业已散落的伊斯兰文化遗珍。由此，他的《名人列传》一书被誉为“一件收纳遗珠的容器，容纳了许多被光阴尘封、被灾祸之手险些毁掉的书册”[9]。

英国东方学家尼科尔森[10]在其《阿拉伯文学史》一书中评价他为“首位书写全民族史传的作家”。英国东方学家吉布[11]赞同尼克莱森的学术观点，并在其《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中评价“伊本·赫利康独创了史传集形式的多群体史传”。

伊本·赫利康的史传大全获得了阿拉伯人、波斯人、东方人和西方人高度评价和赏识，其著作于15世纪被译为波斯语，19世纪时被译为土耳其语。而且，各时代均有一批学者为其加注，将其缩编、提炼，并对其进行评论。

二　编年体史传

编年体史传往往以事件发生的年代为主线来为时代名人作传。以编年体为线索的阿拉伯史传又分两种：一种以一个世纪（一百年）为单位；另一种以一年为单位。

以一个世纪为单位来为这时期的名人作传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史传界十分流行。最早进行此方面实践的是中世纪史传家赛阿里比（al－Tha‘ālibī，卒于公元1037年/伊历429年）。他为公元10世纪（伊历4世纪）的著名诗人作传，名为《时代弃儿》（Yetīmat ad－Dahr）。在随后的伊历5、6两个世纪中，再无编年体史传问世，直到卒于公元1338年/伊历739年的历史学家阿莱姆丁·巴尔扎里（Alam ad－Dīn al－Barzālī）。他创作了《伊历7世纪概要》（Mukhtasawr al－Mi’at as－Sābi‘）一书，内容为该世纪名人列传。埃及史传作家卡马勒丁·乌德福维（Kamāl ad－Dīn al－’Udfūwī，1286— 1347）也创作了13世纪杰出人物史传《明月与旅行家札记》（al－Badr as－Sāfir wo Tuhfat al－Musāfir）一书。这两部著作的手稿至今仍珍藏于一些欧洲的图书馆中。

以达官显贵为传主的世纪史传于15世纪首次出现。这部作品就是史学家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ī，1372—1449）的著作《伊历8世纪名流中的遗珠》（ad－Durar al－Kāminah fī A‘yān al－Mi’at ath－Thāmin）。此书四卷本于1929年在印度出版。

作者将女性人物考量其中，为女圣训学家、女传述者以及女信徒们作传。其著作中包含的女性传主传略多达数百篇。

《遗珠》一书中还囊括了鞑靼君主、蒙古君王、土耳其素丹等各色人物传记，从而使之成为8世纪伊斯兰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虽然伊本·哈杰尔已为蒙古、鞑靼名人作传，但由于相隔遥远，终未能为印度名人写传记。直到19世纪的学者阿卜杜·海伊·哈桑尼（Abdu al－Hay al－Hasanī，公元1869—1923/伊历1286—1341）著述了《随想游》（Nuzhaht al－Khawātir）一书，才为伊历8世纪（公元14、15世纪）的印度学者们作传，从而对《遗珠》一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自伊本·哈杰尔史传成书以后，有关各世纪史传作品开始逐渐出现。包括：萨哈维（as－Sakhāwī，1427—1497）所作的《伊历9世纪名流之光》（ad－Dhō ‘al－Lāmi‘fī A’yān al－Qarn at－Tāsi‘）；历史学家纳吉姆丁·古兹（Najim ad－Dīn al－Ghuzī，卒于1683年）所作的《伊历10世纪名流传》（as－Sā’rah bi A‘yān al－Mi’at al－shirah）；卒于伊历1111年的历史学家穆罕默德·艾敏·本·法德里拉（Muhammad Amīn bn Fadlla）所作的《伊历11世纪名流影响概要》（Khulāsawt al－Athar fī A‘yān al－Qarn al－Hādī‘Ashara）；卒于公元1791年/伊历1206年的伊斯兰教总教长穆罕默德·哈利勒·穆拉迪（Muhammad Khalīl al－Murādī）所作的《伊历12世纪名流串珠》（Silk ad－Durar fī A‘yān al－Qarn ath－Thānī ‘Ashara）等书籍。

一些史传作家们倾向于为同时代的名人或其师长作传。例如，萨拉哈丁·萨法迪（Salāh ad－Dīn as－Sawfadī，1296—1362）著有《时代名流和胜利的援助者》（A‘yān al－‘Asr wo A‘wān an－Nasr）一书；卒于公元1348年/伊历749年的伊本·法德里拉·欧马里（Ibn Fadlla al－‘Umarī）著有《时代名流中的宫廷精英》（Dhahabiyya al－Qasr fī A‘yān al－‘Asr）一书；卒于公元1287年/伊历665年的阿布·夏玛（Abū Shāma）著有《两园增补》（adh－Dhayl Alia Rawdatayni）一书；卒于公元1348年/伊历748年的历史学家沙姆斯丁·扎哈比（Shams ad－Dīn adh－Dhahabī，公元1274—1348/伊历673—748）著有《师长辞典》（Mu‘jam’Ashyākhihi）一书，他在此书中为近1300位师长作传。

另一种编年体史传是以一年为单位为名人作传。卒于公元1362年/伊历764年的伊本·沙基尔·库特比（Ibn Shākir al－Kutubī）创作了史传作品《历史之泉》（‘Uyūn at－Tawārīkh）一书。该书的编排依照年代顺序，录入了公元1358年/伊历760年以前的名流。阿拉伯史传作家们有以名人们的死亡年代为依据为之作传的传统。故而，伊本·沙基尔·库特比在书中先对主要事件做一交代，而后另辟章节对各地区最重要的亡故名人，如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予以排列，并依据名人们的重要性或长或短地为之作传。此类书籍还有伊本·乔兹的《罗列》（al－Mumtazim）；伊本·凯西尔（Ibn al－Kathīr，？—1396）的《始末》（al－Bidāyah wo an－Nihāyah）；史传家伊本·伊马德·罕百里（Ibn al‘Imād al－Hanbalī，卒于公元1678年/伊历1089年）的《逝者生平拾粹》（Shadhrāt adh－Dhahab fī Akhbār Men Dhahaba），而以最后一本著作为最。该书年代跨度上至伊历元年（公元622），下至伊历一千年，且书中以年为单位，对每年辞世的各领域杰出人物之死都有所录述。在书中，作者为每位名人都作有一篇极简略的小传。该小传内容包括姓名、家谱，主要业绩、影响及著述、师长及学生等信息。

三　等级性纪传

等级性纪传类书籍是按照传主所专之志及其所事之职将其汇集一册，而非按其年代或姓名顺序排列的史传作品。此类书籍肇始于为撒哈拜等级作传。

撒哈拜等级

最早从事撒哈拜等级纪传的是《历史大集》（at－Tārīkh al－Kabīr）的作者伊玛目布哈里和《传记等级》的作者伊本·萨阿德二人。我们已在上文中阐明，撒哈拜等级史传的宗旨在于为各传述者传述的圣训服务，以考据法这一最精准的标尺对圣训传述者们进行评价、指摘及匡正。

此后，史传作家们开始在撒哈拜等级中记述其生平信息及厚道德行，至11世纪（伊历5世纪）时，伊本·阿卜杜·巴尔·奈麦尔·古尔图比（Ibn Abdu al－Barri an－Namrī al－Qurtubī，卒于公元1070年/伊历463年）写作了一部关于撒哈拜及圣训传述者的历史大辞典，该辞典名为《撒哈拜信息大全》（al－Istī‘b fī Ma‘rifat al－’Ashāb），书中按照字母排列方法，以拼写顺序对撒哈拜姓名进行了排序。此书辑录了3500篇史传作品。其特点是，较之史实，作者更倾向于以圣训为创作依据。故而，作者堪称“科尔多瓦的圣训传述者”，而且，他也的确是当时最伟大的圣训传述家。

13世纪时，历史学家伊本·艾西尔（Ibn al－Athīr，1160—1233）——著名政治通史《历史大全》（al－Kāmil fī at－Tārīkh）一书的作者——独立创作了一部撒哈拜史传大辞典。书中辑录史传7500篇，比《撒哈拜信息大全》一书中多了一倍。伊本·艾西尔的这部著作名为《莽丛群狮——撒哈拜介绍》（Asad al－Ghābah flī Ma‘rifat as－Sihābah）。在创作过程中，伊本·艾西尔从先人的等级作品，特别是伊本·曼达、阿布·纳伊姆·伊斯法罕尼、伊本·阿卜杜·巴尔·奈麦尔及阿布·穆萨·麦地尼等人的著述中寻得依据。

15世纪时，关于撒哈拜传记的写作达到了巅峰。史传家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写了《辨别撒哈拜的真谛》（al－Isāwbah fī Tamyīz as－Sihābah）一书。该书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超越了前人的著述，并对前人的许多臆想和谬误进行了修正与反驳。书中传主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同时，作者还在该书的一册中独辟一章用于女性撒哈拜史传的修录，而对于那些以别号闻名的撒哈拜们，作者也独辟一册为其修传。

教法学家等级

伊斯兰教四个教法学派[12]的教法学家们备受史传家们的青睐。史传家们或修写教法学家等级，或为教法学家们所代表的学派作传。此类书籍中成书最早的是卒于公元822年/伊历207年的史学家海塞姆·本·阿迪（al－Haytham bn‘Adī）所作的《教法学家及圣训传述者等级》（Tawbaqāt al－Fuqahā’wo al－Muhadithīna）一书。11世纪时，卒于公元1083年/伊历476年的阿布·易斯哈格·希拉齐（Abū Ishāq ash－Shīrāzī）写了《教法学家等级》（Tawbaqāt al－Fuqahā’）。

关于各教派名人的史传作品则书目众多。沙斐仪派有卒于公元1369年/伊历771年的泰吉丁·赛百基（Tāj ad－Dīn as－Sabakī）所作的《沙斐仪派等级》（Tawbaqāt ash－Shāfi‘yyah al－Kubarā）以及卒于公元1447年/伊历851年的伊本·卡德·舒赫百·迪马什基（Ibn Qādī Shuhbah ad－Dimashqī）所作的《沙斐仪派等级》（Tawbaqāt ash－Shāfi‘yyah）。

哈乃斐派亦有卒于公元1373年/伊历775年的阿卜杜·卡迪尔·本·艾比·沃法伊（Abdu al－Qādir bn Abī al－Wafā’）所作的一部哈乃斐派等级。该书是第一部关于哈乃斐派的史传作品，书名为《闪耀的珠宝——哈乃斐派等级》（al－Jawāhir al－Mudiyyah fī Tawbaqāt al－Hanafiyyah）。卒于公元1406年/伊历809年的历史学家伊本·达格麦格·米斯里（Ibn Daqmāq al－Misrī）写作了《串珠——伊玛目努阿曼弟子等级》（Nazm al－Jumān fī Tawbaqāt Ashāb Imāmināal－Nu‘mān）一书。该书第一册中辑录了伊玛目阿布·哈尼法的美德。

罕百里派有殉教于公元1131年/伊历526年的阿布·侯赛因·本·艾比·叶阿莱·菲拉伊（Abū al－Housayn ibn Abī Ya‘l al－Firā’）为之著述的等级作品。正如其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作者在书中辑录了其众多师长——居功至伟的伊玛目阿布·阿卜杜拉·艾哈迈德·本·罕百勒的同仁们的生平履历。全书所录史传截止到公元1118年/伊历512年。之后，卒于公元1392 年/伊历795年的伊本·拉吉布·迪马什基·罕百里（Ibn Rajbu ad－Dimashiqī al－Hanbalī）对该书进行了增补。书中所录史传年限下延至公元1349年/伊历750年。大马士革法兰西学院出版了伊本·拉吉布·迪马什基·罕百里著作中的数册。在出版过程中，萨米·杜汉博士和亨利·劳斯特教授对其作品进行了考证并为之附加了索引。

马立克派则有卒于公元1149年/伊历544年的嘎迪·伊亚德（al－Qādī ‘Iyād）所作的《感悟》（Madārik）一书。马立克派中的部分人士将其命名为《马立克派等级》（Tawbaqāt al－Mālikiyyah）。该书是首部关于该派名人的史传作品。遗憾的是它已失传，我们只能从史学家萨哈维对它的评价中得知一二。关于马立克派等级比较权威的作品是卒于公元1396年/伊历799年的伊本·法尔侯奈·马立克（Ibn Farhūna al－Mālikī）所作的《黄金绪论——本派学者记事》（ad－Dībāj al－Mudhahhab fī‘Ulamā’al－Madhhab）一书。作者于公元1359年/伊历761年完成了此书的编撰。书中前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伊玛目马立克的学说、门第、品质，学者们对他的好评及其对于伊玛目一职的合法性；他作出法律判决前的广泛采证和探查研究事迹；他对教法的恪守和对鼓吹新教义的女圣训传述者的痛恨；陈述自己所经历的灾难。在后一部分作者便着手为马立克派其他名人作传，并依照字母拼写顺序对人物姓名进行了排序。

经注家、经诵家等级

史传家们为各等级名人作传时并未忽略为从事《古兰经》经注、经诵之人作传，但“为经注家、经诵家作传”一事并未同为圣训传述者及宗谱学家等级修录并行，而是稍后一个时期进行。其原因是，人们担心遗落圣训载录，而对圣训载录的关注又催生了对圣训传述者的关注。故而，自公元8世纪（伊历2世纪）圣训载录之始，史传作家们便随之竞相修撰圣训传述者等级。

就经注、经诵家们而言，相关他们的独立史传创作开始较晚。尽管相关独立史传、等级出现较晚，但这并不妨碍诸如沙斐仪派、罕百里派、马立克派、哈乃斐派等级的收录与编纂。毕竟，这些《古兰经》经注家、经诵家们同时也是教法学家或各伊斯兰学派著名学者。

我们现知最古老的《经注家等级》是苏尤提修撰的。随后，他的学生、卒于公元1534年/伊历941年的达乌迪·马立克（al－Dāwūdī Malik）继承其衣钵，修撰了一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经注家史传辞典。

至于那些以不同韵律唱诵古兰经的经诵家，为他们作传最早的是卒于公元1052年/伊历444年的阿布·阿穆尔·达尼（Abū Amurū ad－Dānī）所作的《经诵家等级》（Tawbaqāt al－Qurrā’）。随后，卒于公元1429年/伊历833年的沙姆斯丁·杰扎里（Shams ad－Dīn al－Jazarī）著有《经诵家终极目标——成为最称职的传述者和通明者》（Ghāyah an－Nihāyah fī Rijāl al－ Qirā’at Awlāar－Riwāyah wo ad－Dirāyah）一书。

圣训传述者、宗谱学家等级

圣训传述者史传、群传大集是阿拉伯伊斯兰图书馆中馆藏书目最多的名人史传类书籍。此类书中值得一提的是，卒于公元1203年/伊历600年的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伊纳·穆卡达斯·贾麦伊里（Abū Muhammad abdu al－GhināMuqaddas al－Jamā‘īlī）所著的《全录》（al－Kamāl）一书。该书是一部详细的圣训传述者人名辞典，囊括了六大圣训集中提及的传述者，并将其姓名按照字母拼写顺序进行了排序。随后，出现了卒于公元1341年/伊历742年的阿布·哈贾吉·优素福·本·阿卜杜·拉赫曼·马齐（Abū al－Hajjāj Yūsuf bn Abdu ar－Rahmān al－Mazī）的《全录修订》（Tahdhīb al－Kamāl）。该书对《全录》进行了修校和增补。继而又出现了历史学家、圣训传述家、宗谱学家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他在其《修订全录的修订》（Tahdhīb Tahdhīb al－Kamāl fī Ma‘rifat ar－Rijāl）一书中对《全录修订》进行了修校。该书于公元1907年/伊历1325年分十二册出版于印度，是作者为其所知晓的圣训传述者等级所作的最后一部校订补修之作。

在谈述教法学家等级时，我们已对卒于公元822年/伊历207年的海塞姆·本·阿迪有所提及。此人修写了一部教法学家及圣训传述家等级类著作。他也凭借此书成为了我们所知的最早从事圣训传述者等级写作的作家之一。

至于宗谱学家们，是指圣训的记诵者。对于他们而言，仅记诵圣训原文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应牢记相关圣训的溯源线索，对于圣训原文不落一字，对于圣训传述家的家谱不疏一人。可见，记诵圣训之事具有文学和诗歌传述者们不曾面临的记诵之难。他们拥有文学和诗歌传述者们不具备的记背传述链的能力。据说，卒于公元928年/伊历316年的阿卜杜拉·本·苏莱曼·本·艾什阿斯（Abdulla bn Sulaymān bn al－Ash‘ath）曾即兴向人们口授了烂熟于心的3万条圣训。

关于宗谱学家的史传，已有书籍予以辑录。这类书籍中最早的便是卒于公元1348年/伊历748年的历史学家沙姆斯丁·扎哈比所作的《宗谱学家等级》（Tawbaqāt al－Huffāz）一书。该书的一部分内容取自史传集。后有一群学者及史传家对该书进行了补注。例如，卒于公元1466年/伊历871年的宗谱学家伊本·法赫德·麦基（Ibn Fahd al－Makkī），卒于公元1505年/伊历911年的史传家、宗谱学家苏尤提都对该书进行了增补。

语法学家等级

语法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亦有其专门的史传类书籍。关于此类人群史传的第一部作品出现于公元10世纪初（伊历3世纪）。其作者为卒于公元898 年/伊历285年的阿布·阿巴斯·穆巴里德·纳哈维（Abū al－‘Abbās Mubarrid an－Nahwī）。但在该书中，作者所录人物仅限于巴士拉学派（中世纪强盛的语法学派，其学术观点与库法学派对峙）语法学家。10世纪时，还出现了两部语法学家史传：第一部为卒于公元978年/伊历368年的阿布·赛义德·希拉菲（Abū S‘īd as－Sīrāfī）所作的《巴士拉学派语法学家记事》（Akhbār an－Nahwiyyina al－Basriyyina）一书。该书内容简略，篇幅短小；第二部则是卒于公元989年/伊历379年的阿布·伯克尔·本·哈桑·祖拜迪（Abū Bakr bn al－Hasan az－Zubaydī）所作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等级》（Tawbaqāt an－Nahwiyyina wo al－Lughawiyyina）一书。作者在该书中为上至阿布·艾斯沃德·杜艾里（Abū al－’Aswad ad－Du’lī）时代，下至其师长——卒于公元968年/伊历358年的里巴希（Ribāhī）所处时代的杰出语法学家们作传。许多史传作家均从这部关于语法学家、语言学家史传的书稿中受益。例如，雅古特、马格里齐（al－Maqrīzī，1364—1441）、苏尤提等。

13世纪时，出现了埃及大臣贾麦勒丁·优素福·卡夫提（Jamāl ad－Dīn Yūsuf al－Qaftī，？—1268）所作的《凭借语法学家的智慧提点传述家》（Inbāh ar－Ruwāt Alia Anbāh an－Nuhāt）一书。作者以阿布·艾斯沃德·杜艾里时代的语法学家史传开篇，以自己所处时代的语法学家史传结尾。书中所录史传按照姓名字母拼写顺序排列，篇目近千，涵盖了所有时代及一切伊斯兰疆域内的语法学家，甚至对那些生活在西西里岛、加兹尼以及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语法学家们亦有所涉及。

卡夫提的著述依赖于以下信息渠道：前人所作的史传作品、旅途中结识的师长及名人的传述、与诸多学者之间的通信往来。然而，卡夫提最终被全名、别号、雅号、常用名混杂这一难题所困，并对此束手无策。故而，在其著作中，或许会将同一人物的史传重复两遍：一遍是在全名项下，另一遍在其雅号或常用名项下。另外，卡夫提在其巨制中，对于诸多对语法稍有贡献的文学家、诗人、作家、教法学家及圣训传述家们亦有所留意。由此，总体说来，《凭借语法学家的智慧提点传述家》一书堪称一部文学家及学者史传。

关于语法学家的最后一部史传是苏尤提所作的《语言学家与语法学家等级大全》（Bughyah al－Wa‘āt fī Tawbaqāt al－Lughawiyyina wo an－Nuhāt）一书。作者在书中为上至阿布·艾斯沃德·杜艾里时代，下至其所处时代的语法学家们作传。该部史传大体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但以名为穆罕默德（该人名因其与先知同名而被视作吉兆）的人物开篇，紧接其后的是各位“艾哈迈德”的姓名，此后的其他姓名则按照字母拼写顺序排列。

诗人等级

卒于公元845年/伊历231年的伊本·萨拉姆·朱姆哈（Ibn Salām al－Jumhī）率先在其《桂冠诗人等级》（Tawbaqāt Fahūl ash－Shu‘rā’）一书中尝试为诗人作传。《桂冠诗人等级》一书是此类非宗教人士传记的开山之作。因为继此书之后，史传家们相继着手依照社会各阶层及各学科分类为名人们作传。

伊本·萨拉姆热衷于为蒙昧时期及伊斯兰时期的诗人们修传。他的著述使人们对该时期诗人生平及其在诗歌领域中的地位了解甚多，而诗歌又是阿拉伯古典文学的根基和精髓。

诗人史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阿拔斯时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伊本·古太白（Ibn Qutaybah，828—889）所作的《诗歌与诗人》（ash－Sha‘r wo ash－Shu‘rā’）一书。该书囊括了众所周知的杰出诗人。伊本·古太白涉猎甚广，对语言、语法、文学、诗歌、《圣训》、教法、历史、教派、部落宗谱、战史、轶闻，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诗歌与诗人》是一本有关文学批评与部分杰出诗人传略的专著。该书于1904、1905年先后在荷兰莱顿与埃及的开罗首次印行。

卒于公元1037年/伊历429年的赛阿里比所作的《时代弃儿》一书中也有许多10世纪伊斯兰各国诗人的史传、生平资料及其诗作。此书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10世纪阿拉伯诗歌的盛况，展现了当时诸多诗歌种类，描绘了那个时代里众诗人的肖像。他们通过赞颂、讽喻、描写以及劝诫，为灵魂注入欢乐与诙谐，丰盈了尘世生活。赛阿里比并未按照姓名顺序对其作品进行编排，而是依照阿拉伯伊斯兰地域顺序对所录史传进行了排序。书中专辟篇章为哈马丹、沙姆、埃及及马格里布诗人作传，又独有一章为伊拉克诗人作传。第三章为波斯、戈尔甘、伊斯法罕地区的诗人作传。第四章为呼罗珊及阿姆河以北地区诗人作传。《时代弃儿》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精彩的10世纪阿拉伯诗歌范例和诗传人略。

诗人史传类书籍中，阿布·法拉吉·伊斯法罕尼（Abū al－Faraj al－Isfahānī，897—967）所著的《歌诗诗话》（Kitāb al－Aghānī）是集大成之作。该书本非一部诗人史传作品，而是一本诗词谱集。其中收录了百余篇哈里发拉希德[13]命其乐师易卜拉欣·摩苏里（Ibrāhīm al－Mūsilī）等人为之择录的歌谱。阿布·法拉吉扩展了该书的内容，并增加了许多诗人，即歌词作者的生平概况及奇闻轶事，使该书具有了一定的史传性质。他为上至蒙昧时期下至与之同时代的诗人们作传，传述他们的大部分诗作，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故而，该著作对于阿拉伯诗歌，乃至整个阿拉伯文学而言，都无愧为一部大百科全书。阿拉伯中世纪历史学家伊本·赫勒顿评价此书道：“《歌诗诗话》是阿拉伯人的文献档案，是集他们前人的诗歌、历史、歌唱及其他各类艺术之精品于一体，据我们所知，在这方面，还没有一本书能引以为据，这是文学家企望达到的极致”。[14]该书共21卷，1868年于埃及开罗布拉格首次印行时为20卷； 1905－1906年在开罗再版增补了第二十一卷。

卒于公元1274年/伊历673年的伊本·赛义德·马格里比（Ibn S‘īd al－Maghribī）所作的《当地历史上的名流》（al－Qadha al－Ma‘alī fī at－Tārīkh al－Mahalī）一书也显现了诗人史传的地域性特点。作者在该书中为13世纪上半叶的安达卢西亚诗人们作传。

另一位为伊斯兰世界诗人作传的学者是卒于公元1692年/伊历1104年的伊本·麦阿苏姆·侯赛尼（Ibn Ma‘sūm al－Husaynī）。作者在他所著的《时代彪炳—名流之功德》（Sulāfah al－‘Asr fī Mahāsin A‘yān‘Asr）一书中为17世纪沙姆、埃及、两圣地、也门、伊拉克、巴林、波斯及马格里布等地诗人作传。

苏非信徒等级

苏非信徒等级受到了史传作家们的诸多关注。萨哈维和哈吉·哈里发列举了一大批此类著作，其中成书最早的可追溯至9世纪，即9世纪的穆罕默德·本·阿里·哈基姆·提尔密济所著作品。

10世纪时出现了数部苏非派及隐修人士史传类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卒于公元952年/伊历341年的伊本·赛义德·艾阿拉比（Ibn S‘īd al－A ‘rābī）所作的《隐士等级》（Tawbaqāt an－Nussāk）。卒于公元953年/伊历342年的穆罕默德·本·达乌徳·尼塞布里（Muhammad bn Dāwūd an－Nīsābūrī）所著的《苏非派及隐修人记事》（Akhbār as－Sūfiyyah wo az－Zahād）。

11世纪时，诞生了两位苏非派史传大家：一位是卒于公元1021年/伊历412年的阿布·阿卜杜·拉赫曼·希勒米（Abū Abdu ar－Rahmān as－Silmī）；另一位是卒于公元1038年/伊历430年的阿布·纳伊姆·伊斯法罕尼（Abū Na‘īm al－Isfahānī）。希勒米有《苏非派等级》（Tawbaqāt as－Sūfiyyah）一书传世。书中，他将苏非派信徒划分为五个等级。对于书中姓名，作者并未遵循按字母顺序排列，而是以“等级”这一唯一标准作为排列依据。

阿布·纳伊姆则有《圣徒的饰物和贤士等级》（Hilyah al－’Awliyā’wo Tawbaqāt al－’Asliyā’）一书传世。萨哈维评价该书为“内涵丰盈之作”和“后人著述的根基”，并说“伊本·乔兹所著《贤士的品性》（Sifah as－Sawfwoh）一书中的诸多增补皆源自《圣徒的饰物》一书。”[15]

这一世纪还有卒于公元1072年/伊历465年的苏非信徒阿布·卡西姆·阿卜杜勒·凯里姆·古沙伊里（Abū al－Qāsim Abdu al－Karīm al－Qushayrī）的关于苏非信徒的传记名著问世，名曰《古沙伊里信函集》（ar－Risālah al－Qushayrīyyah）。此书以书信的形式为一群苏非名人作传。他也是前文中提及的希勒米的学生，并在其作品中沿袭了其老师对各等级的排序方式。

13世纪时，则有上文所提到的伊本·乔兹所著的《贤士的品性》一书问世。事实上，该书是对阿布·纳伊姆所著《圣徒的饰物和贤士等级》一书及书中传述内容的校正与缩编。且该书的编排依据地域顺序展开——以麦地那开篇，随后为麦加、巴格达，并依此顺序排列，直至马格里布，继而是沿海地区，最后为沙漠地区。书中提及某一地区时便会提及该地区的各层次男女隐士、信徒和苦行僧。该书中所录史传千篇有余，而希勒米所著群传中仅辑录了103篇苏非史传。

16世纪时，苏非史传家阿卜杜·瓦哈卜·沙阿拉尼著述了名为《光怪陆离的记事等级》（Lawāqiha al－Anwār fī Tawbaqāt al－Akhbār）的苏非派史传。该书通称《沙阿拉尼等级》，书中辑录了自苏非派初兴至作者所处时代的苏非众信徒史传。该部著作无疑是信息最完善、涵盖面最广的参考资料。

法官等级

判决曾是先知掌管的首件事务。在伊斯兰教广泛传播后，他便将此事委托给一些地方长官。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第二位正统哈里发欧麦尔在位时期。欧麦尔在各个地区均任命了法官，并委托他们对“判决”一事进行全权管理。此后，各伊斯兰地区的法官数量开始逐渐增多，而这些法官们自有他们的轶事、决断与影响。故而，在为其他学者、艺术家们作传之余，史传作家们也开始转而为这一群体作传。

据记载，最早为法官作群传的当属卒于公元824年/伊历209年的阿布·欧贝达·巴士里（Abū Obaydah al－Basrī）所著的《巴士拉法官》（Qudāwt al－Basrah）一书。

业已成书的法官等级类书籍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在埃及，有卒于公元965年/伊历355年的史传家阿布·欧麦尔·穆罕默德·本·优素福·铿迪（Abū Omar Muhammad ibn Yūsuf al－Kindī）。此人编著了《埃及法官记事》（Akhbār Qudāwt al－Misriyyina）一书，书中辑录了公元860年/伊历246年以前的埃及法官的生平。还有卒于公元997年/伊历387年的埃及史传家伊本·祖拉格（Ibn Zūlāq）。此人编著了一本著作，对上文提到的铿迪所著作品进行了补充。书中所载法官所处年代下延至公元996年/伊历386年，即作者辞世前一年。伊历9世纪时则出现了史传家伊本·哈杰尔。此人写作了《埃及法官传记纲要》（Raf‘al－Isr‘an Qudāwt Misr）一书，从而将所录埃及法官史传的年代下延至伊历9世纪。

在安达卢西亚，卒于公元971年/伊历361年的历史学家、教法学家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本·哈里斯·本·阿萨德·赫沙尼（Abū Abdu Muhammad bn Hārith bn’Asad al－Khashanī）是最早从事安达卢西亚法官史传写作的作家之一。他以公元966年/伊历356年作为时间下限为安达卢西亚法官们作传。其书中共录史传50篇，所录史传依据法官们的接任情况按时间顺序排列。伊历8世纪时，谢赫阿布·侯赛因·奈百希·马利基（Abū al－Husayn an－Nabāhī al－Māliqī）编著了一部安达卢西亚法官编年史，并将其命名为《对有资格行使判决者的至高瞭望》（al－Marqabat al－’Awlyā’fī man Yastahiqqu al－Qadā’wo al－Futyā）。作者在这部法官史传中还谈及法官们审判的公正性、针对误判、乱判行为的警戒等与判决相关的问题。

医生等级

在等级类史传书籍中，涉及医生等级的相对较少，只有萨哈维提及的伊本·艾比·乌塞比阿（Ibn Abī Usaybī‘ah，1203—1269）的《医生等级中的信息之泉》（’Uyūnu al－’Anbā’fī Tawbaqāt al－Atibbā’）一书。该书作者依据地域、民族和教派对所载人物进行了分类。书中录述了各个时期、不同地区的阿拉伯医生、伊斯兰医生、希腊医生、伊斯兰初期的阿拉伯医生、古叙利亚医生、迁入阿拉伯地区并将希腊语典籍译为阿拉伯语的医生、伊拉克及半岛地区的医生、波斯医生、印度医生、马格里布医生、埃及医生以及沙姆地区的医生。作者在人名排序时并未遵照字母顺序，故而所录述人物往往重复，在查找传主时带来了困难。对于这种非字母顺序的排列，伊本·艾比·乌塞比阿辩解道，自己已“依据传主的等级和社会地位，在最恰当的位置上安放了每位传主”。[16]

无疑，这部囊括了国土东西南北400余位医生并记录了他们生平、奇闻佚事的史传作品为我们保留了许多业已散佚的古代医学知识和此行业的著名人物。这本书如今已由东方学家马克思·缪勒[17]考证而出版。这位德国东方学家自称为“磨坊主之子乌姆鲁·盖斯”。这是一个有趣的阿拉伯化外文名，因为“马克斯”（Max）意为“最大”，与阿拉伯蒙昧时期诗人乌姆鲁·盖斯名字中的“盖斯”一词近义，而“缪勒”（Muller）意为“研磨机”，故得此名。

自伊历7世纪中叶至该书作者所处时代，《医生等级中的信息之泉》一书一直是医生史传领域的唯一史料来源，直到当代医生、语言学家、学者、已故的艾哈迈德·伊萨（Ahmad‘sā）博士为此著作修写了增补。年代跨度上至公元1252年/伊历650年，下至公元1942年/伊历1361年。至此，“医生等级”得以上下贯通。

此外，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也有一群哲学家，他们一边研习哲学一边悬壶济世。对于他们，伊本·艾比·乌塞比阿亦为之作传。这些人物也出现在卡夫提所著的《哲学家记事》一书中。

哲学家等级

或许，最早的有关哲学家史传作品当属卒于公元981/伊历371年的哲学家阿布·苏莱曼·曼提基·萨吉斯坦尼（Abū Sulaymān al－Mantiqī as－Sajstānī）著述的《智慧之匣》（Sawān al－Hikimah）一书。此人著述颇丰，且大部分是通俗易懂的哲学家史传作品。伊历6世纪时，卒于公元1169年/伊历565年的哲学家扎希尔丁·拜哈基（Zahīr ad－Dīn al－Bayhaqī）的《伊斯兰哲学家史传》（Tārīkh Hukamā’al－Islām）一书成书，所提及人物多为伊历5—6世纪的哲学家。在《智慧之匣》中录述过的人物，拜哈基均不再涉及。拜哈基的史传作品也未涉及任何沙姆、马格里布及安达卢西亚哲人。

伊历7世纪时，有一部著作传世，即上文论述语法学家等级时提过的《凭借语法学家的智慧提点传述家》一书的作者卡夫提所作的《哲学家记事》（Ikhbār al－‘Ulamā’bi Akhbār al－Hukamā’）一书。在其著作中，卡夫提为古代及自基督教、伊斯兰教兴起至其所处时代的所有希腊、罗马、亚历山大、波斯和阿拉伯哲学家作传。他辑录哲人们的箴言，并列述他们的学派和著作。卡夫提将书中人物按照字母顺序进行了排列，并附有两章用以辑录以“阿布·某某”、“伊本·某某”开头的人物别号。卡夫提史传作品中对哲人诞辰未加辑录，对于其死亡日期也少有记载。

四　地方志及当地名人传

随着伊斯兰帝国疆域不断扩大，教法学家、经注家、圣训学家、学者、文学家、诗人等各界名流显贵开始汇聚于各大城市及都会。关于这些地区的地方志编写也随之成为必要。这种地方志并非地域编年史，而更像是一种人物传记。其中录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各等级名人，也录述不少迁入者的生平记事。故而，一度出现了一大批地方志史传书籍。除了有开罗、大马士革、阿勒颇、巴格达、科尔多瓦、格拉纳达这些大都会的地方人物志外，还出现了有关阿塞拜疆、伊利勒、伊斯法罕、戈尔甘、布哈拉、巴尔赫等伊斯兰区镇的地方名人传记。但有价值的史传作品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卒于公元1070年/伊历463年的巴格达“赫蒂布”[18]艾哈迈德·本·阿里·本·萨比特（Ahmad bn Ali bn ath－Thābit）所著的《巴格达史》（Tārīkh Baghdād）、卒于公元1175年/伊历571年的圣训学家伊本·阿赛克尔（Ibn‘Asākr）所著的《大马士革史》（Tārīkh Dimashiq）和卒于公元1374年/伊历776年的丞相利桑丁·本·赫蒂布（Lisānu ad－Din bn al－khatīb）所作的《格拉纳达志》（al－’Ihātah fī Akhbār Gharnātah）。

《巴格达史》卷帙浩繁。作者在书中首先介绍了阿拔斯王朝的都城，描绘了城中的文明，进而开始为当地人、迁入者中的各界名流作传，载述他们的生平、影响及著作。

这位演讲家按照字母顺序对所录名人进行了排序，排序所依人物姓名以本名为准，而非其常用名。同时，该书以名曰穆罕默德者开篇。该书在各地及其他伊斯兰都会中广为流传，载誉颇丰，引各地学者纷纷效仿。于是，出现了伊本·阿赛克尔的《大马士革史》一书。在大马士革本地及迁入名人史传的涉面、增补、选材等方面，作者一并效仿了巴格达演讲家的行文模式和逐层溯源的行文构架。由于这两位史传家同时又是大宗谱学家，因此他们在结构上因袭了圣训派传述家的考据法。

在安达卢西亚，格拉纳达名人荟萃，丞相利桑丁·本·赫蒂布著了《格拉纳达志》。在这部涉面甚广的著作自序中，作者提及了该书的编纂动机，即一种可归结为“地区宗派主义”的动因。他坦言道：“我受到了一种宗派主义的影响，这种宗派主义不会贬损宗教或权位。同时，我还受控于一种热忱，宗派主义者不会因为有这种热忱而受到责备。”他还说：“爱国并非我的独创，因思乡而陷入柔情也非自我始。贵族也好，平民也罢，乡情已融入这片土地上所有儿女们的本性之中，引导着他们尽述故乡的美好。”[19]的确，正是这种家国情结促使伊本·赫蒂布成就这部巨著。或许，伊本·赫蒂布道出了所有地方志史传家们完成其宏著的心结。

与其他史传家不同，伊本·赫蒂布在其著作排序中将国王们列于卷首，随后是埃米尔，进而是达官显贵，其次依次为法官、经诵家、学者，再随后依次为作家和诗人。分层辑录的方法贯彻其作品始终，直至以清贫的苏非派信徒作为该书终结。他的这种贵贱偏见受到其他学者们的指摘。

但其文学价值较高，作者在写作中言辞精准，他以文学虚构的手法塑造出精准而真实可触的传主形象。例如，他这样描写格拉纳达的艾哈迈尔时期国王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本·伊斯梅尔：“这位国王，论及品性，全家族的成员无人能出其右，论及出身与继承权，亦是无人能及。真主赋予了他英俊的相貌、挺拔的身姿、正直的品性、通明的思想、透彻的见解、敏锐的洞察，使其疏于索取，又常助他人。真主赐予他容忍与宽厚的品质和平和的内心，使他善良仁爱、清正廉洁、步履坚定、内心坚强、英名远播。”[20]

第四节　阿拉伯传记的编撰原则

中世纪阿拉伯史传家在写作时有他们的传统和原则，如对史传篇幅的详略，史传材料的溯源，对传主个性和事迹的褒贬，对传主生卒年代的考证和实录，甚至在史传全集中对传主姓名的排序，都有他们的一尺之规。下面做一一介绍，附以例证和扼要评述。

一　史传的详略与褒贬原则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史传篇幅或长或短，其内容也相应或丰富或简略。这些原因，一部分可归结于史传作者，而另一部分则应归结于传主自身。无疑，关于传主的丰富生平信息及史实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史传作家，使之能够加长史传的篇幅，并拓宽辑录的范围。故而，史传家在着手史传写作时，往往会搜罗大量资料，以保障史传的篇幅。

一些重要的伊斯兰人物，由于其所处地位举足轻重，且与他们相关的资料十分丰富，往往给史传家们留下了大量素材，使史传家们得以为之修写篇幅较长的传记。阿拔斯时期著名诗人阿布·阿拉·马阿里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给历史学家雅古特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并为之修写长达110页的传记。与之相仿，有埃米尔、阿拉伯骑士、圣战者之称的乌萨马·本·穆恩齐兹也为雅古特留下了丰富的素材，使他能够在《文学家辞典》一书中，占用60页的篇幅为乌萨马·本·穆恩齐兹作传。然而，在《文学家辞典》一书中，对于某些名人，作者仅用四行文字便匆匆结束了其传略写作。萨希布·本·伊巴德传（as－Sāhibu bn‘Ibād，938—995）达到了雅古特史传创作的篇幅极限。雅古特为其写作了长达150页的传记，其中收纳的素材有：萨希布在史界引发的轰动、争论及纠纷，他性格中的诸多矛盾等。正是这些矛盾促使诸如阿布·哈彦·陶希迪（Abū Hayān at－Tawhīdī，923—1023）之类的大作家极力描述其骄矜自负的性情。然而，陶希迪在从事乌萨马· 本·穆恩齐兹传记写作时所持有的偏见远大于其作为一位阿拉伯大文学家所应有的公允。

另一方面，如果传主与史传作家同处一代，史传作家或许会出于对传主的关照与敬重而拉长著述。而这些长篇巨制的史传及个人传记作品，其写作动机则大有趋炎附势、溜须拍马之嫌，而且，时常会落入奉迎、袒护的窠臼。

对于像安达卢西亚历史学家利桑丁·本·赫蒂布这样一位大作家为与其同时代（伊历8世纪）的安达卢西亚埃米尔、格拉纳达国王穆罕默德·优素福·本·伊斯梅尔修传，我们不能以“有失偏颇”一词来形容。然而，伊本·赫蒂布在其《格拉纳达志》一书中为他作传近60页，充满了对这位国王的溢美奉迎之辞。例如，他写道：“清晨，他的英名散布开来，一时四海皆闻。在萨阿德·本·伊巴德看来，其声望已高达云霄，世人皆为之感到自豪。”[21]

利桑丁·本·赫蒂布不愧为格拉纳达艾哈迈尔王朝（Bnī al－’ahamar，统治安达卢西亚格拉纳达的最后一个王朝，约在1232—1492年）时期的忠实大臣。他效力于穆罕默德和其父两朝国王，并为其作传修史，浮夸、歌功颂德之词溢于言表便也不足为奇。然而，为前人作传也好，为时人作传也罢，他都惯于虚夸，这一点是其《格拉纳达志》史传的明显特征。

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萨哈维在其《致歪曲历史者》（al－’I‘alān bi at－Tawbīkh liman Dhamma at－Tārīkh）一书中强调了为名人作传措辞的重要性，即应“不溢不损，恰到好处”。同时，他还对史传和个人传记作家们提出了如下要求：“不可受一己之喜好支配而过分颂扬所好之人而忽略其他人。做到如此，须使公正战胜偏好，要心怀公正，行为公允，起码做到不感情用事。”[22]

二　史传的公允原则

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萨哈维关于“公允”及“舍弃偏好”的言论无疑是十分中肯的。这也是古代、中世纪阿拉伯人物传记和史传家们在从事写作时十分重视的问题。若史传学家们心怀偏见、有所偏袒或流于奉迎，学术真实便也不复存在。而对于清正的史传家而言，完全摒绝偏袒、漠视、偏爱等因素也并非易事，因为这些因素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通病。或许，萨哈维本人在著述其名作《伊历9世纪名流之光》一书时也并未做到其大力倡导的“公允”。时代因素和当时名人间风行的互竞互妒促使他在为时人修传时对诸多学者饱加诟病，毫无公允可言。萨哈维在诋毁这些学者时更是难以遏其偏见。作为一名在其著作《致歪曲历史者》一书中为其同行们限定修史之纲领与规则的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如此言行着实令人讶异，有失身份。萨哈维与同代大史传学家、伊玛目苏尤提素有不合，个中缘由无外乎同行相轻。萨哈维于是忘记了自己“公允”、“公正”、“摒绝偏见”的主张，并在《伊历9世纪名流之光》一书第四部分苏尤提传中对其大加指摘。萨哈维在书中给苏尤提扣上了“中伤师长”、“剽窃著作”、“毫无教授之才”等种种罪名，对其多有贬损，甚至对他的一些品性也有所微词。例如，萨哈维写道：“我仍旧不能理解他的疯狂与骄矜，他的这种品性在对待母亲时亦无所收敛，也正因为如此，他母亲对他也多有抱怨。”[23]

萨哈维这么做或许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即希望以此来凸显自身，并以此证明只有自己方是当时最杰出的史传学家。尽管如此，鉴于其在《致歪曲历史者》一书中的倡导，他仍不失为史传作家之典范。

对于同一个人物的评价，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的结论南辕北辙的情况也时常出现。还拿萨哈维举例。萨哈维指控马格里齐在写开罗地方志时剽窃了史学家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艾乌哈迪的手稿，并以之为蓝本为自己的作品大行狗尾续貂之能事。但萨哈维的老师、史学家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则与他的学生观点迥异。这位老师秉承了公允无偏的原则，对于“马格里齐的《开罗志》（al－Khutat al－Maqrīzīyyah）剽窃艾乌哈迪作品”之事并无微言。相反，他在马格里齐传中写道：“他谋篇精巧、言辞优美、行文出彩，这一特点在其所录开罗志中尤为突出。他复活了当地的风貌，阐明了历史上的未解之谜，重提了当地的丰功伟业，并为当地名流作传。”[24]

对于“马格里齐剽窃艾乌哈迪作品”一事的史料问题，萨哈维则闪烁其词。他时而将其归为对其老师伊本·哈杰尔史传作品的传述，时而又将其列为自己的考证所得。反观伊本·哈杰尔对马格里齐的评价，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即这种含糊其辞正体现了萨哈维的蓄意诋毁，而这种诋毁之辞在他为其他同代历史学家们所作的史传作品中亦有体现。如伊本·塔格里·布尔迪（Ibn Taghrī Burdī，1411—1469）、布尔汉丁·巴卡伊（Burhān ad－Dīn al－Baqā‘ī，1406—1480），乃至伊本·赫勒顿均未能幸免。

对于希望得知真相的读者而言，最难以忍受的是史传作者们对于同一人物的评价莫衷一是。不同的观点使事件混杂，头绪全无。在此，且举一例，开罗人阿卜杜·拉赫曼·本·阿里·塔法海尼是10世纪埃及学者，但受到同行们的嫉妒、偏见、利益及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史学家们对于此人的评价褒贬不一。史传家伊本·哈杰尔评价他道：“他与人为善，广交朋友且通明世故”，又评价他道：“他品德高尚、坚韧有容且极有权势，喜怒皆形于色、至其极。”随后，伊本·哈杰尔又在其《埃及法官传记纲要》一书中提及此人，并评价道：“他维护正义多施恩泽，且侠肝义胆专于学术，他以高尚的品德匡济世人，在审判界的履历可歌可颂”。[25]

再听听与他同时代的史传家巴德尔丁·阿伊尼（Badr ad－Dīn al－‘Aynī，1361—1451）对他的评述：

他父亲是塔法海纳的老农，农闲时则在当地做些小买卖。来到开罗以后，儿子离开了父亲，在开罗以赶驴谋生。而他多少有些过人之处，因而常常为人仲裁，也因此与一些埃米尔们攀上了些交情，就发了财。发财后，他骄横跋扈，以行贿的方式在哈乃斐派的法庭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他是一个心术不正的狂徒，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更没有创作过一部作品，既无著述也无编录……他断案时的判词多为谵语胡言、吹嘘自擂之辞……[26]

关于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阿伊尼贬损塔法海尼的原因，如果我们探究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两人间存在着同行相轻与地位尊卑之争。塔法海尼在埃及埃米尔处交了好运，又与埃及巨贾希哈布·麦哈里的女儿联姻，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在他获得当地大法官之职后，阿伊尼一直施计与他针锋相对，迫使他下台。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塔法海尼和阿伊尼先后掌管判决大事。正是竞争与官位促使阿伊尼对其同行做出上述评价。

三　史传的考证与实录原则

鉴于各版本的传述相互矛盾，考证与实录成为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的必行之事。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单个人物或某一群体生平的编年体记述亦可算作一种通史。《文学家辞典》一书的作者雅古特·哈马维堪当史传作家中践行考证之典范。对于录述过程中的每一个疑点他都予以考证并附以精辟的见解。对于自己不能确信的史料，他从不妄下定论，而常常用“我认为”、“我揣测”之类的措词予以录述。若能确信史料的真实性，则多用“据我所知”、“据我了解”之类的措词予以录述。

在雅古特的一系列考证中，有关易卜拉欣·本·穆姆沙兹·穆泰瓦基里生平的传述有两个版本：其一，易卜拉欣不愿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泰瓦基里的子孙为伍，故叛逃，转而追随9世纪中叶叛军首领雅古布·本·里斯·绥法尔；其二，易卜拉欣正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阿泰麦德向雅古布·本·里斯·绥法尔叛军派出的使者。这样一来，便有了两种传述版本：其一认为传主愤怒地叛离了哈里发；而另一个版本则称传主为哈里发派出的使者。在提及两种传述版本之后，雅古特并未像许多史传作家那样就此收手，而是进一步评价道：“有关他追随雅古布的第一种传述更为可信，他在雅古布军中写给穆阿泰麦德哈里发的诗文可援以为证：

我的族系子孙繁盛血统高贵，也占尽了异族国王们的遗馈，

请告诉哈希姆家族子子孙孙，废黜国王切莫迟疑岂容后悔！

有些疑点或许会长久存在，而存在久了，便会弄假成真，直到有人可以用一个历史见证人或一个强有力的事实证据辩明这一误解。苏海勒·本·扎克瓦尼（Suhayl bn adh－Dhakwanī），在为先知之妻阿伊莎作传时提到，自己曾在瓦斯特城知遇阿伊莎。可阿伊莎卒于公元677年/伊历58年，瓦斯特城也是在阿伊莎离世整整一个时代后才由哈贾杰建立的，苏海勒又如何与她在瓦斯特城相遇呢？有关这一说辞，萨哈维已对其作出了修正。

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或许会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就此进行相互传述，甚至以讹传讹，直到出现足以修正其观点的资料或证据，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的误传方得以澄清。

四　对生卒日期的注重原则

从诸多依照卒年进行考证编就而成的史传书籍中，不难看出，穆斯林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对于传主死亡的重视胜于其出生。历史学家伊本·赫利康对名人卒年的重视足以说明问题。也正因此，他将其伟大著作命名为《名人列传》（按阿文书名直译应该是：名人离世）。作者以这一书名揭示了其著作的要旨，并在书中记录了传主的卒年，以免忽略时间线索。

伊本·赫利康已尽其所能地记录传主的出生日，而这一尝试仍受其个人能力所限，因为相较于对死亡日期的记录，确定出生日期显然更为困难。一个人在出生之时，他今后的地位、前程都是未知的，故记录他的出生日期便也并非必要；而当一个人死亡之时，他既有的名望、地位、学识或教养都可成为他的标识，方可盖棺定论，历史学家们便也乐于记载他的卒年。

伊本·赫利康在为名人作传时记录了许多传主的诞辰，时间具体至日、月、年不等。若无力准确录述传主的生辰，则记载其大致区间。

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对卒年的重视始于大历史学家沙姆斯丁·扎哈比。他在其《伊斯兰史——名人等级》（Tārīkh al－Islām Tawbaqāt al－Mashāhīr wo al－’A‘lām）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对于卒年的核实，前人并未给予其应有的重视，仅仅依赖口述心记，导致一些圣门直传、再传弟子的卒年甚至被延后至阿布·阿卜杜拉·沙斐仪所处时代。鉴于此，我们把他们列入一个等级。此后，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应该开始重视对于学者及其他名人卒年的核实，甚至对于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人，也核实了他们的卒年。”[27]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已进行了卒年考证，但人物混淆、杂乱、版本繁杂之类的因素致使考证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与思考，也需要进行大量史料及事件之比较。比如，关于沙斐仪派教法学家伊本·卡斯·塔伯里的卒年，一说公元946年/伊历335年，一说947年/伊历336年；关于著名经注家赛阿里比，其卒年有公元1035年/伊历427年、公元1045年/伊历437年两种说法；关于著名语言学家伊本·拉旺迪，其卒年有公元859年/伊历245年、公元864年/伊历250年两说；关于著名诗人阿布·阿塔希亚，其卒年有公元826年/伊历211年、公元828年/伊历213年两说……不一而足。

面对这些繁杂各异的卒年，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尽其所能地进行考证，而考证的依据便是他们信赖的传述来源以及它们之间的互文性。比如，沙姆斯丁·扎哈比不接受伊本·贾麦阿关于辅士马杰麦阿·本·雅古布卒于公元776年/伊历160年的录述，故在此处驻足考证：由于古太白曾引证过马杰麦阿的言论，而他拜访马杰麦阿的时间应在公元786年/伊历170年之后，故而马杰麦阿的卒年必定在公元786年/伊历170年之后。考证的完成还需另一个步骤，即考证古太白的拜访确实在公元786年/伊历170年之后，由此引发对古太白的考证。此种编纂法使阿拉伯史传书籍篇幅冗长，结构庞大。

五　史传的素材来源原则

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通过已经核实的渠道获知传主的相关信息，而这些生平信息的获得往往建立在作者与传主的私交上。例如：卒于公元1234年/伊历632年的史传家伊本·沙达德为萨拉丁·艾尤比作题为《王室奇闻和优素福家族的功德》（an－Nawādir as－Sultāniyyah wo al－Mahāsin al－Yūsufiyyah）的人物传记；卒于公元1035年/伊历427年的历史学家阿布·纳斯尔·阿特比为马哈茂德·加兹纳维国王作传《亚米尼》；利桑丁·本·赫蒂布为格拉纳达国王穆罕默德·本·优素福作传。上述史传家们都与王室家族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或是国王的重臣，或是王室的密友。

史传家们获得传主信息的另一途径便是道听途说，这一点在许多史传书籍中均有体现。关于传主生平，史传作家们或从某人处听说，或传述另一人的录述。例如：伊本·赫利康曾传述同代学者的言论；卒于公元971年/伊历361年的阿布·阿卜杜拉·赫沙尼在其名著《科尔多瓦法官》一书中为安达卢西亚法官作传时也传述了他人之言。他写道：“我从知情人士处听说”或“关于传主，有些人告诉我说……”伊本·赛义德·马格里比也曾从包括其父亲（历史学家、文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口中得知传主生平。他常常使用诸如“我父亲告诉我”或“我父亲说”之类的表达。

依照传述链录述传主生平是史传、群传、个人传记作家们长久以来惯用的方法。伊本·萨阿德在其《传记等级》一书中运用了这种方法。由于他是首批写作个人传记、征战记事、圣训人物的作家之一，故而在历史考证的过程中，采用了与圣训派传述者一致的方法，即考据法。伊本·法拉吉·伊斯法罕尼在其《歌诗诗话》一书中采取了这种方法。用考据法的还有《巴格达史》的作者艾哈迈德·本·阿里·本·萨比特、《罗列》作者伊本·乔兹、《伊斯兰史——名人等级》的作者扎哈比，等等。然而历史学家伊本·赫利康并未在其《名人列传》一书中沿用这种历史考据法。因为圣训学派传述家们的身份及方法并未对其产生很大影响，而这种身份及方法对历史学家塔伯里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著作中记载了大量传述人的姓名，数量之繁多足以使研究者晕头转向。

另外史传作家用的参考书目也是后人录述时不可或缺的有关传主的信息来源。因此圣训学派史传家们十分重视收集所有与该领域相关的文献，从而避免遗漏前人录述。显而易见，伊斯兰历史上最早的史传作家仅仅通过传述的方式行文。因为当时并无相关的文本资料，所有的信息都被记背于心，进而口口相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主题的作品不断增多，借用文献的需求逐渐产生，参考资料及素材来源也不断增加。于是，同其他作家一样，史传及人物传记作家们也开始毫不避讳地在其著作序言中或其他位置罗列参考文献。通常情况下，史传素材来源会被列举在史传的序言中。而伊本·赫利康却并未在其《名人列传》一书的序言中罗列参考文献，而仅仅写下了如下文字：“我阅读了相关书籍，并从权威学者口中获知了书本中无从寻觅的信息。”

雅古特·哈马维在其《文学家辞典》一书的前言中关注了对参考文献的提及，同时也提到了一批该书中并未涉及的语法学家群传及史传类书籍。他坦陈自己从所有参考书目中汲取了精髓。雅古特并未止步于罗列参考文献，而是以一个严谨苛刻的批评家的立场对这些参考文献进行了评述，并一一阐明了其价值。比如，他评价阿里·本·法德勒·穆贾什伊的《文学家轶事中的黄金树》一书道：“我通读了他的作品，发现他作传甚多，但由于作者忽略了时间线索且未留意传主的卒年与年龄，故而其作品对后人少有裨益。”他又评价祖拜迪所作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等级》一书道：“有关这一主题，阿布·伯克尔·本·哈桑·伊什比里创作了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这部作品是此类书籍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其中录述了数量最多的史传及记事。对于该作品的精髓，本书亦有所汲取。”

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在其《伊历8世纪名流中的遗珠》一书中罗列了该作品的参考书目。其中包括：萨法迪所作的《时代之盾》、伊本·法德里拉·欧马里所作的《时代名流中的宫廷精英》、马格里齐所作的《开罗志》、利桑丁·本·赫蒂布所作的《格拉纳达志》，以及《伊本·赫勒顿东西纪行》等书目。这些参考书目中的一部分流传至今。

沙姆斯丁·扎哈比在其著作中提及了参考文献，他在序言中坦言自己借鉴了多部著作。他在其著作中引证了约40部历史、人物传记及群传类的集大成之作。这些作品大多业已失传。

当纳吉姆丁·古兹为伊历10世纪名人作传时，手边资料不过寥寥数本，无法满足参考之需。他在进行《伊历10世纪名流传》一书的素材收集工作时，多以师长的手稿、权威学者们的手稿或口耳相传的见闻作为资料来源。

历史学家、史传作家卡夫提对“在序言中罗列参考文献”的惯例作出了调整，转而将参考文献列入正文范畴，从而开创了一种交代参考文献的新方法。

当代史传家们习惯于在著作的结尾处建立一个文献名称索引，若正文中提及的事件有必要阐明其出处，则在书边页处予以注释。

另外，一些传主的物件和遗留物也是素材来源之一。这些遗留物可以帮助作家们了解传主并修正他们对传主的看法。

六　传主的排列顺序原则

纵观阿拉伯文学史、历史上的史传作品，不难发现，每部作品中的名人排序都有所不同。每位作者都会选择一种最适宜、最便于流传且最简明的排列方法。

大部分史传家都倾向于按照字母顺序进行名人排序。如，伊本·赫利康的《名人列传》、雅古特的《文学家辞典》、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的《遗珠》、萨哈维的《伊历9世纪名流之光》、纳吉姆丁·古兹的《伊历10世纪名流传》。

而以字母顺序进行名人列序的史传家们也并未完全遵循同一种排列方法。有的人在其著作中将所有名人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排列。例如：伊本·赫利康的《名人列传》及雅古特的《文学家辞典》。有的作家将与先知同名的“穆罕默德”置于卷首，以示吉利，随后对其他名人依照字母顺序予以列序。而另一些作家则以名曰“穆罕默德”者开篇，进而录述名曰“艾哈迈德”者史传，随后录述名曰“易卜拉欣”者史传，最后对其他名人依照字母顺序予以列序。

以名曰“穆罕默德”者开篇的史传作家有：《巴格达史》的作者艾哈迈德·本·阿里·本·萨比特，《语言学家与语法学家等级大全》的作者苏尤提，《伊历10世纪名流传》的作者古兹，《卒年大全》的作者萨法迪。

按字母顺序排列名人的方法为阿语资料的查阅者造成了困难。因为名人们依其姓名顺序得以排列，而非以其常用名或别号。这样一来，史传查阅者就必须对传主的别号、绰号、常雅号等有所了解，方能正确地查询到传主在作品中的位置。关于阿拉伯历史名人的姓、名、绰号、雅号、别号方面的知识可参照葛铁鹰教授在《回族研究》2010年第3期和2011年第2期的文章《阿拉伯古代文人的名、字、号》。

有些史传家抛弃了以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名人的方法，转而以卒年时间顺序为所录名人进行排列。例如，卒于公元1392年/伊历795年的伊本·拉吉布在其为罕百里派名人作传时，就用了卒年顺序法。伊本·拉吉布在其作品中为卒于公元1067年/伊历460年至公元1106年/伊历500年间的罕百里派名人作传。他将公元1067年/伊历460年作为其所录名人卒年的开端，因为这一年正是卒于公元1131年/伊历526年的伊本·艾比·叶阿莱·弗拉依所著《罕百里派等级》一书的成书之年。而伊本·拉吉布的作品正是一部伊本·艾比·叶阿莱作品的增补之作。尽管伊本·拉吉布选择了以卒年为序的排列方法，但在排列同年辞世的名人时，依然运用了名字字母顺序的排列方法。

阿拉伯史传家们认为，以卒年顺序排列的作品，当首推卒于公元1678 年/伊历1089年的伊本·伊马德·罕百里所作的《逝者生平拾粹》一书。从先知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的伊斯兰元年起至公元1591年/伊历1000年这十个世纪间，作者在每一年叙事的末尾都附注了当年辞世的各行各业名人的名单。其中包括哈里发、埃米尔、大臣、军官、法官、传述家、教法学家、文学家、诗人及一切在千年伊斯兰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人。他还录述了名人们的诞辰，并为大部分名人简要作传。但他对名人境况、影响、诗作、生平、著作等信息的介绍都极为简略。

七　人物核实及其谱系考证原则

许多名人的姓名在书写上极为相似，其组成姓名的字母也几近雷同，若没有标上符号，就可能造成混淆，难以分辨。面对如此难题，史传家们并未袖手旁观，而是满腹热忱地著书立说，以考证、核实名人，并澄清其姓名的区别。于是出现了人物核实及其谱系考证领域方面的史传作品。

在考证领域的早期编纂家中，卒于公元980年/伊历370年的伊玛目哈桑·本·巴夏尔·艾米迪（al－Hasan bn Bashar al－midī）考证的史传书籍最多。其著作《似而不同》（al－Mu‘talif wo al－Mukhtalif）旨在对诗人的全名、别号、雅号进行考证，同时为诗人们补录一些生平履历及名篇鉴赏。艾米迪的这部著作无愧为有关诗人史传的珍贵典籍。书中录述了截至伊历4世纪的所有诗人，且作者在书中对所录名人姓名均进行了核实，对姓名相似的名人也均给予提及。例如：以悬诗闻名于世的诗人乌姆鲁·盖斯，其悬诗首句“朋友们，请站立，陪我哭，同纪念，忆情人，吊旧居，沙丘中，废墟间”（仲跻昆译）更是举世皆知。乌姆鲁·盖斯·阿比斯·本·蒙泽尔，此人通晓伊斯兰教教义并曾面见先知皈依教门，他曾以诗名志：

我仰赖真主，此心不易；

我推崇教门，此志不渝。

还有乌姆鲁·盖斯·本·伯克尔·扎伊德……艾米迪在其作品中为我们历数了九位名曰“乌姆鲁·盖斯”的诗人，为他们简要作传并交代了其所属谱系，列举了其部分诗作。

在核实名人、考证其姓名的异同及澄清混淆这一方面，宗谱学家阿卜杜·伊纳·本·赛义德所作的同名之作《似而不同》一书堪称经典。此人卒于公元1018年/伊历409年，是当时埃及地区的圣训派传述大家。他在家谱方面的广博学识帮助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史传考证及核实工作。其研究成果使后世的圣训、历史及史传学者受益良多。他的方法规避了大量姓名上的混淆与误区。伊本·赛义德的作品主要为圣训派传述家姓名进行考证，这一主题与其前人艾米迪完成的诗人姓名核实不谋而合。

随着圣训派传述家的增多，其姓名日益繁杂，因其姓名而产生了种种疑惑、混淆与误区，故而核实传述家姓名并澄清其差异已成为了一项不可避免的工作。

伊本·赛义德辞世数十年后，出现了《巴格达史》一书的作者艾哈迈德·本·阿里·本·萨比特编写的《避免书写相似性造成的读写错误和臆测》一书。此书堪称鸿篇巨制。据马立克考证，该书共有十九册。此书以手稿形式呈现。据德国东方学学家布鲁克勒曼考证，共有三个抄本，流传下来的是埃及出版社出版的700页版，该版本结尾处略有缺失。

由于谱系混淆而导致史传录述的混淆时有发生。比如“哈斯里·凯尔瓦尼”这一氏系，在阿拉伯文学史上，有两位名人出自这一氏系：其一为卒于公元1095年/伊历488年的文学家、教法学家、经诵学家阿布·哈桑·哈斯里·凯尔瓦尼；另一位是《文学之花》一书的作者、卒于公元1061年/伊历453年的阿布·易斯哈格·哈斯里·凯尔瓦尼。他与阿布·哈桑·哈斯里同属一代。

上述问题催生了史传家们著书立说，以便阐明相似姓名、别号、雅号区别的需求，同时史传家们还酌情为传主们作或长或短的生平简介。

历史学家扎哈比也曾对这一领域有所涉及。他编写了《姓名及谱系之谜》一书，并在书中为许多姓名、谱系或雅号相似的名人作传。

由于伊斯兰历史上大部分名人姓名都源自地名、部落名、或职业名（诸如工、农、商业），故而出现了一部分致力于谱系溯源的史传家。谱系学成为古代史传领域方面很重要的学科。卒于公元1166年/伊历562年的历史学家、圣训派传述家阿卜杜·凯里姆·赛姆阿尼（Abdu al－Karīm as－Sam‘ānī）是这一领域的开山鼻祖。此人著有《谱系》（al－Ansāb）一书，并按照字母顺序对书中所录名人的别号、谱系（例如：艾米迪、伊斯塔赫里、艾乌扎仪、亚斐仪、巴特莱尤斯、陶希迪、杰尔米、哈利米、哈米迪、花剌子密、赫乌拉尼等）进行了排列。如果有两个或以上名人共有一个别号，则逐一罗列其姓名，阐明其差别，并为每位所提及的名人作交代生卒年月的史传。该书辑录传略4000余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圣训派传述家史传。

谈及名人的核实与考证，不得不提伊本·赫利康在其《名人列传》一书中对于确定传主姓名、核实字母与标符、区分相似字母（例如：斯努与什努、艾伊努与俄伊努）等方面的贡献。伊本·赫利康的考证工作杜绝了对于书中所录伊斯兰名人姓名的臆想与拼读错误。同时，他的考证也并未仅局限于名人姓名一个方面，其考据法也包括对地名的考证。伊本·赫利康在其著作中为865余位名人一一详细作传。阿拉伯人、东方学家及阿拉伯学研究者们均对其著作予以高度评价。

八　史传的缩编和补遗原则

在阿拉伯伊斯兰史传领域，有许多书籍借缩编、提炼或增补前人著作而成书，从而延展了这些传记作品的生命力，丰富了整个史传作品的写作。若要历数这些缩编、提炼或增补类的书籍及其作者，则足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其篇目之众实非本书所能容纳。但尽管如此，有些作品还是有必要提及一下。

有一批作家缩编了伊本·赫利康的《名人列传》一书。其中包括伊本·赫利康之子穆萨和卒于公元1377年/伊历779年的伊本·哈比卜·哈勒比。《阿拉伯人之舌》（也有人译为《阿拉伯语大辞典》）一书作者、卒于公元1311年/伊历711年的伊本·曼祖尔·艾弗利吉缩编了伊本·阿塞克尔关于大马士革史及当地名人传的名著；扎哈比缩编了卡夫提所作《凭借语法学家的智慧提点传述家》一书；贾麦勒丁·本·沙辛所作《群星璀璨——埃及、开罗法官生平缩编》（该书为手稿，藏于柏林）一书系缩编伊本·哈杰尔·阿斯格拉尼所作的《埃及法官传记纲要》一书而成的。

有的作家也亲自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缩编及提炼。例如：伊本·塔格里·布尔迪（Ibn Taghrī Burdī，1411—1469）缩编了自己的著作《群星璀璨》一书，并将缩编后的作品命名为《源自〈群星璀璨〉的群星闪耀》。该书手稿现已下落不明。同时，伊本·塔格里还对其史传方面的巨制《清源》（al－Menhal as－Sawfī）一书进行了缩编，并将缩编后的作品命名为《〈清源〉指南》；卒于公元1480年/伊历885年的历史学家布尔汉丁·巴卡伊（Burhān ad－Din al－Baqā‘ī，公元1406—1480/伊历809—885）将自己辑录的师长、学生及同代学者史传著作《时代的标志—师长及同道人史传》（‘Unwān az－Zamān fī Tarājim ash－Shuyūkh wo al－‘Aqrān）一书进行了缩编。缩编后的作品名为《标志的标志》（‘Unwān al－‘Unwān）。

缩编及提炼使史传及个人传记类书籍更便于参阅也更易于流传。故而，许多作家均由冗长录述转向了简略评介，并由长篇铺陈转向了概略与提炼。除缩编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改编方法，即提炼、删除传述链或删节关于传主生平的次要信息。例如：史传学家伊扎丁·本·艾西尔对赛姆阿尼所著《谱系》一书进行了提炼，并将提炼后的作品命名为《精髓—对〈谱系〉的提炼》；已故当代作家谢赫·穆罕默德·胡德里以删节传述链的方法对阿布·法拉吉·伊斯法罕尼所作《歌诗诗话》一书进行删节和提炼，只保留了诗人生平的具体内容及其诗作。

诚然，传述链对于以圣训及圣训学家为内容的书籍而言十分必要，且许多史传家也确实做到了保留历史溯源。例如，历史学家、圣训派传述家、经注家、伊玛目塔巴里就曾在其史学著作中采用了这种圣训派传述家们惯用的溯源法。然而，对于文学类书籍以及文学家、诗人史传、群传类书籍而言，这种溯源法的使用则并非必要。文学性很强的语境何需附以冗长的史学溯源？

九　同代性对史传写作的影响

在阿拉伯伊斯兰史传写作中同代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史传作家对传主的评价，使之有失公允。但史传家们在为同代人作传时，也有有利因素，如便于对传主进行多方位的了解，也可获知传主生平的方方面面。这种便利是后代及异地史传作家所不可企及的。而与传主相隔几代则能使史传作家们能更公正地对传主进行评价，不致因时代偏见歪曲传主形象。

较之后代史传学家们，同代的作家享有更多有关传主的第一手资料。故而，在为穆斯林民族英雄萨拉丁·艾尤比作传时，伊本·沙达德与萨拉丁同代人创作的传记比其后人所作史传更为真实可信。然而，同代性也会导致以牺牲历史真实性为代价的奉承和偏袒。利桑丁·本·赫蒂布为格拉纳达国王穆罕默德所作的个人传记堪称史传文学中的经典，但“经典”的地位不足以使我们忘却一个事实，即伊本·赫蒂布为格拉纳达国王作传时，他是国王的大臣，他对传主的客观性令人质疑。

或出于偏爱，或出于畏惧，阿拉伯伊斯兰史传家们对同代传主多有奉迎，下面即是一个佐证。《黄金草原》一书作者麦斯欧迪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卡希尔（公元932年/伊历320年继任哈里发）的同代人。麦斯欧迪是极重史实之人，但在提及哈里发卡希尔时仍有所避讳，他写道：“他机敏高尚，对敌勇武。他铲除了包括穆阿尼斯·哈迪姆、巴里格、阿里·本·巴里格在内的异己。对于他，时人无不惧惮。”[28]而对于该哈里发对其继母与先王（哈里发穆格泰迪尔）所施暴行，或出于畏惧或出于奉迎，麦斯欧迪则三缄其口。直到卒于公元1372年/伊历774年的历史学家伊本·凯西尔为我们描述了该哈里发的上述暴行，原文如下：

穆格泰迪尔的母亲身患水肿，又听闻自己的儿子被裸露下体并处死，便忧思郁结，病势日笃。她绝食数日，后在女眷的劝说下略有进食。在此情形下，哈里发卡希尔传其觐见，并威逼她交代私产所在。她交出了女人所有的首饰、珠宝及衣物，但拒不承认藏匿私产之事，并发誓道：若有隐匿，我便无颜面对我的儿子。哈里发便命人将她倒挂起来鞭打，以酷刑逼问，终于屈打成招——她承认自己曾变卖私产。于是她的财产被充为军饷，哈里发逼迫她变卖房产，被她严辞拒绝。[29]

在史传写作中，同代性最大的弊端在于诱使史传作家们转向诡辩。他们为了奉迎，即使言辞荒谬也在所不惜。在传记创作中，他们以浅陋的辩白掩饰传主的过失，言语措辞间甚至没有一句真话。卒于公元1258年/伊历654年的史传家伊本·乔兹[30]曾为萨拉丁·艾尤比时代的埃尔比勒埃米尔穆兹法尔丁·本·扎因丁（此人对他宫廷里的人和书记员们大行查抄、杀戮）辩白如下：“也许他察觉到了他们的背叛，故认为没收他们的财产用于行善积德方面更为适宜。”

与此相反，同代性也可能导致对传主的丑化与中伤。这种情形在崇尚王权的时代尤为常见，同行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嫉妒。比如前文提及的历史学家萨哈维和历史学家苏尤提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也曾发生在萨哈维与其同代同行的巴卡伊之间。萨哈维在其《伊历9世纪名流之光》一书第一部分为巴卡伊作传时对其进行了指摘，他在史传的开头写道：

他曾先后游访耶路撒冷与埃及百姓。彼时他穷困潦倒……他录述详尽，能力众所周知，故而佯称自己能以古兰经和圣训的标准评判时人……。但是，他给传主们扣上堕落、欺骗与无知的帽子，信口雌黄。录述事件相互矛盾，行为不端，嫉妒心强。[31]

阿布·哈彦对同时代的撒黑布·本·欧巴德的评价与录述与《时代弃儿》的作者赛阿里比为撒黑布塑造的形象迥异。阿布·哈彦为撒黑布·本·欧巴德作传时如是写道：

人们皆因其凶悍无耻而疏远他。他重罚薄赏，多行责难且言语不堪，他吝于给予且头脑发热；易怒且不易平复，他为人凶残，天性嫉恨。纵是有德之人亦不能幸免于他的嫉妒，知足之人也不能幸免于他的怨恨。史传作家和为官之人震慑于他的淫威，行乞偷生之人则忌惮他的淡漠。他杀人如麻，暴虐且自负，但并无高明之处，甚至少年和傻瓜都能将他玩弄于股掌。[32]

而赛阿里比则对他作出了如下评价：

我找不到适合的言辞来描述他在文学及学术界的至高地位。他慷慨与宽宏以及他的厚道德行，因为我的措辞只能体现他最基本的德行与功绩。我的描述仅能展现他最基本的美德与贡献。但我还是要说：他是东方的骄子，荣耀的丰碑，他开启了一个时代，他是公正与美德的源头。一切赞美之辞用在他的身上都不算过分。如果没有他，我们便无法留存这个时代的美德。他将一生倾注于对什叶派人士、学者、文学家及诗人生平的研究中。他一生中收集了大量有功德之人的生平。他为他们倾尽了所有，他的所有著作都与这一领域相关。他满腔热忱地积蓄着荣光，重复着研究，积攒着善行，锤炼着词句……。[33]

当面对如上所述、针对同一人物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时，作家们须采取谨慎的态度。没有人知道他们如是评价的动机及心理，而他们的作品却会永世相传。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中世纪阿拉伯人物传记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以描写、总结人物的一生或主要生活片段，或作为一个特殊阶段回顾的阿拉伯人物传记，其数量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但相比于大量的阿拉伯史传和人物群传的写作，个人传记是一个次要的类型；

2.中世纪的阿拉伯传记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记录了个人生活及内心世界，但大多数这类信息只有通过仔细的史传文献的阅读和通晓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明了；

3.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学已经牢牢地建构了一种“综合的传记意识”，具有自己的学术成规和写作范式，众多阿拉伯传记/自传在字里行间中也显示出阿拉伯民族、文化、宗教等因素，从而构成了不同的作传动机；

4.增补、缩减、修订前人著作很多，以致同一等级的史传作品像滚雪球一样发展；

5.对某一等级的杰出人物作传时，关注历史的纵向延续性，做到一脉相承，上下贯通，缺少对某一人物个性的细致入微的刻画，辞典式录述为主，对传主的评论少，更谈不上刻画传主的性格特征。

6.注重传主的卒年，而生年往往语焉不详。

[1]阿卜杜·阿齐兹·艾哈瓦尼：《安达卢西亚学者的传记书籍》，载《阿拉伯古籍研究院期刊》1955年5月。

[2]Dwight F.Reynolds，ed.Interpreting the Self Autobiography in the Arabic Literary Tradi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p.38.

[3]穆阿太齐赖派（al－Mu‘tazila），伊斯兰教经院哲学派别之一。Mu‘tazila一词有“离开者”之意，故又称“分离派”；该词又有“论辩”之意，故又有“论辩学派”、“理性派”之称。

[4]阿拉姆语是闪米特语族（闪族）的一种语言，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阿拉姆语有3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少数存活了上千年的古老语言之一。它是旧约圣经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并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日常用语。一些学者更认为耶稣基督是以这种语言传道的。现在还有不少叙利亚人讲这种语言。

[5]参见穆罕默德·本·沙里法主编《伊亚德法官之〈法官在判决案件中的方法〉》，伊斯兰西部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6]参见扎吉·穆巴拉克《伊历四世纪的阿拉伯散文》（阿文版），开罗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

[7]伽伦（Galen，约129—200），生于小亚细亚的佩加蒙。古罗马时代的医学家、多产作家，开创了解剖学、血液循环等多种医学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千余年来中世纪的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后来的伊本·西那、伊本·鲁世迪、凡萨留斯等人的研究都基于他的成果。

[8]布尔佐易（Burzōē），6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名医、政治家。

[9]转引自

[10]尼科尔森（Nicholson），1868—1945，英国东方学家，精通法文和阿文，专门从事伊斯兰苏非主义研究。著作有《伊斯兰苏非主义者》、《阿拉伯文学史》等。

[11]吉布（Hamilton Alexander Rosskeen Gibb），1895—1971，英国东方学家。1912年就读爱丁堡大学，专门从事闪米特语言及其文化的研究。著作有：《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战》、《穆罕默德的教义》、《伊斯兰文明的研究》、《阿拉伯文学简史》等。《阿拉伯文学简史》已译成汉语，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陆孝修、姚俊德。

[12]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是沙斐仪派、哈乃斐派、罕百里派和马立克派。

[13]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任）。

[14]转引自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上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43页。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