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联系实际，科学揭示腐败的根源，创新反腐败理论
创新反腐败理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社会发展趋势，深入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的本质、特点和规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服务。
（一）反腐败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是科学分析腐败产生的根源及其主要原因
只有深刻认识世情、国情和党情，才能科学分析腐败产生的根源。科学分析腐败产生的根源及其主要原因，以及在各个时期的变化，揭示其规律，是创新反腐败理论的基本前提。
1.国际资本主义对我国腐蚀、分化和瓦解是我国产生腐败的国际原因。从国际上看，帝国主义从来不甘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它们亡我之心不死。新中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新中国成立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们对中国的封锁、制裁、干涉、威胁、分裂、颠覆、渗透、分化、瓦解活动从没有停止过，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某些方面变本加厉，只是手法不断换新。邓小平再三地回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清醒地认识到“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16]。“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17]“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8]“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19]“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20]特别是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之后，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霸权主义更加嚣张，对我时而拉拢，时而施压，目的是为了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改变和瓦解。我国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增强国力，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抵御霸权主义对我国“和平演变”。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渗透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大大增加了。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邓小平在1989年9月还指出：“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动乱就平息不了。”[21]国际资本主义的攻击，对我国有些人包括我们党内有些人确实发生了作用，他们站在西方资本主义一边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向往西方资本主义，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大搞以权谋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是我国产生腐败的国际原因。当今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面临着机遇，又面对着挑战。必须认识到，我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是完全必要的，但要趋利避害，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分化瓦解、颠覆、西化和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是绝不会改变的。它们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现代传媒手段，向我国宣扬和传播资产阶级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和腐朽的思想文化；它们宣称要利用中国加入WTO的机会，瓦解国有企业，催化中国自下而上的革命，使中国人民远离政府，摧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常常不顾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从外交上和军事上干涉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在涉台、涉藏、涉疆等问题上，网罗中国国内反动头目和分裂势力，煽动和支持中国的分裂分子在西藏、新疆等地制造动乱，残杀民众。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号、以武力做后盾，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化战略，主导国际经济秩序，以及汇率、贸易、资源、气候等发展问题上，对我施压，由它绝对控制世界银行，还拉中国入行参股，要让中国品尝一点甜头，表面上要给中国一点话语权做回报，实际上是妄图把中国绑在它的战车上，让中国增加投入，壮大它的实力，而中国的话语权却淹没在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中。美国为解决自己的金融危机，吸引中国购买美国1.3万多亿美元国债，发展中的中国成为美国这个世界霸主的最大债权国。有人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句话含意就是完全将中国命运与美国命运捆绑在一起，患难与共，要中国为救美国出大力、拼死命。这句话作为对策，在美国绝不会放弃对中国“分化”、“西化”、“和平演变”战略和遏制中国战略的条件下，只是一厢情愿，若付诸实施更是愚不可及的；这句话作为对策，若在没有设置前提条件下能够如愿以偿，不会有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情况发生，不会有类似“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寓言故事里那样的悲剧发生，那真是行善积德、妄想成真、老天爷有眼了。有人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请问究竟安全在哪里？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债台高筑、正在日益虚弱和外强中干、潜伏危机，特别是它遏制中国的本性不改，它真能诚信和平等地对待中国吗？显然这是喝了迷魂汤说胡话。还有人说，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越多越好，这好比是一枚“定时炸弹”，当美国面临财政危机之时或对我威胁之时，就抛售美国国债，搞垮美国经济，以控制美国。这完全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胡说八道、欺骗国民。如果中国真的在美国财政危机之时或对我威胁之时，大肆抛售美国国债，那么美国霸权主义本性必会发作，反目成仇，甚至宣布中国为它的敌对国家而采取极端的制裁措施。事实是，中国持有美国的巨额国债，是对美国的好意和慷慨，本来理应互利双赢，但是美国对中国却以怨报德。美国无端地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企图迫使中国屈从。美国公然违反国际贸易协定，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动不动就引用本国贸易法的“301条款”，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中国进行所谓反倾销调查和经济制裁。美国如此背信弃义，它有可能通过美元贬值，使中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也可能拖延国债如期兑现，使中国遭受巨大的损失。它可以利用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这些钱，到中国投资，达到控制和瓦解中国某些国有企业和金融业的目的；也可以用这些钱，制造尖端武器，强化包围中国的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为应对美元的霸主地位，中国必须千方百计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艰难进程。2014年初，美国《世界日报》刊登《美中对峙升高“斗而不破”现隐忧》一文承认：“美国一再强调再平衡亚洲政策并非针对中国，但60%的美国海军将在2020年前部署亚太地区或以亚洲为基地，北京又如何相信华府不是‘剑指中国’？”实际上，在南海、东海等主权争端上，2012年以来，美国玩弄伎俩，出尔反尔，美国政府既声明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黄岩岛争端中“不选边站”，又叫嚣“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中菲若在南海发生冲突，美国将支持菲律宾”，它把军舰、航母战斗群、战机开到中国领土钓鱼岛、黄岩岛附近，表示对日本、菲律宾的支持。在网络安全问题上，2013年5月28日《参考消息》刊登《中美元首会晤要谈的话题》一文指出，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黑客军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网络攻击，美国却无端指责“中国利用网络间谍活动实施军队现代化”，宣称“美国一直是黑客攻击的目标，这些黑客袭击似乎可以归结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随着先后供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的斯诺登2013年6月初揭露美国“棱镜”在内的美国多个情报监听监视项目，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进行监控和窃听，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美国搞的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美国竭力支持中国的“台独”、“藏独”、“疆独”，物色、扶植、培养一批颠覆和分裂中国的反动头目如达赖、热比亚、吾尔开希、刘晓波、方励之、李洪志以及陈水扁之流，开展分裂和颠覆中国的活动，直到最近的2014年2月20日，奥巴马会晤达赖，这公然表明美国支持达赖分裂中国的图谋。美国还千方百计引诱、腐蚀、拉拢中国一批“官二代”、“富二代”到他们国家留学或移民，给予优厚待遇，授予桂冠；拉拢一批精英加强思想奴化，妄图把他们培养成为和平演变中国的骨干人才。美国政府特别重视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以名目繁多的资助形式，吸引、推动和鼓励中国官员到美国接受教育培训，尤其是吸引年轻有为、青云直上的官员到美国接受教育培训，巧妙地施加影响，隐蔽地进行渗透，潜移默化地对其灌输美国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以此作为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重大措施在加紧开展之中。上述美国所有这些软硬兼施的活动，一是妄图通过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屈服于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二是妄图通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渗透的“和平演变”手段，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搞垮中国共产党。这正是我国腐败产生的最重要的国际原因。
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国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也愿意争取同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开展反腐败斗争，也有利于世界人民。但我们必须认清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与“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是绝不会改变的，中国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不是祈求得来的，也不是一味退让得来的，更不可能是用钱去买来的。中国的根本出路，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强不息，加快发展，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坚决抵御美国对我国以拉促变和以压促变的软硬兼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维护我国安全，并联合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2.我国遗留的剥削制度、剥削阶级残余、剥削阶级思想以及存在的私有经济是我国产生腐败的国内原因。肃清我国旧社会剥削制度遗留和剥削阶级残余及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不仅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一项艰巨任务，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艰巨任务。30多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同时，我们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存在着体制、机制、法制不健全的问题。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人们的思想行为带来许多消极影响，我们党和政权受资本主义腐蚀相当严重。
一是经济成分多样化引发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内资非公有制经济户数中，其中大部分是以自食其力为主的个体经济，其余部分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中也有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重大区别。私有经济成分快速发展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和腐败，社会主义民主、平等遇到被扭曲的新问题。在非公有制经济中，除了大量自食其力的个体经济之外，私营经济发展相当快，我国已经是亿万富翁与贫民并存，有些人大讲这是“机遇平等”，实际上是把不平等说成是平等，因为亿万富翁与贫民不可能有什么机遇平等之说，这种说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翻版。银行巨额抵押贷款也好，大块土地拍卖招投标也好，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也好，在这些机遇面前，贫民与亿万富翁能够平等吗？这显然与社会主义平等是不一致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等，是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所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和共同富裕的平等。因此，亿万富翁的存在，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导致许多群众和干部心理失衡，容易产生腐败行为，甚至有些曾经优秀的干部成为资本主义腐蚀的牺牲品，成为社会主义的蛀虫，成为腐败分子。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社会主义平等，只承认劳动人民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即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平等和按劳分配的平等。按劳分配是对剥削制度下的分配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但它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范畴，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加以保护和调节。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经过这一历史阶段之后，按劳分配才能消灭，随后阶级也消灭，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对此作过极其透彻的论述。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也允许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但绝不能为主体，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最终达到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腐败的目的。
二是利益关系、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多样化产生许多问题。这些多样化似乎为工人开辟了多样性的天地，事实上矛盾并没有减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产生许多弱点，尤其在制度还不健全的条件下，竞争更加残酷。产生走私贩私、制毒贩毒、假冒伪劣、拐卖妇女儿童、盗窃国有资产、卖淫嫖娼、坑蒙拐骗、诈骗集训班、网络谣言公司等大量案件陆续不断。市场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道德领域甚至党内政治生活，由此引发权钱交易，买官卖官、贿赂选举也有不小市场，廉洁奉公的政治受到严重冲击。国有企业总的情况比较好，但腐败问题、就业不公问题不可小觑。家族性的私营企业更谈不上什么平等，有的家族性企业的高管人员几乎清一色是家族企业成员，实行家长式的统治，甚至芝麻小事都可能成为辞退员工的理由，已屡见不鲜。许多残酷剥削的大量事实经常发生，有的工厂成为严酷摧残、虐待工人的魔窟，令人触目惊心。拖延和扣克工人工资的情况大量发生，雇工因处于弱势地位，怕丢掉饭碗，往往忍受委屈，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一次又一次地暴发“讨薪风潮”，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继而采取联合执法的措施去解决私营企业主欠薪的问题。
三是私有经济产生私有观念，社会主义文化因私有观念强化而受到消极影响。拜金主义、金钱万能、利己主义的剥削阶级思想强烈地腐蚀着党政机关，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蔓延开来，一批干部堕落；同时也严重影响着整个社会。有些“新富”、“大款”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使资本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得以传播，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一些富豪举办大型公开征婚活动，美女云集接受测评，令人惊讶不已！这只不过说明现代金钱具有多大的魔力，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原则受到贬低。旧社会瘟疫死灰复燃，法律禁止的多妻现象在许多地方若隐若现地存在了，卖淫嫖娼迅速蔓延，成为半隐蔽的高利润行业，甚至出现了一些“红灯区”，有个城市被称为“性都”。这类涉黄场所是私营老板以合法经商招收女服务员的名义，干着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和组织淫秽表演等犯罪勾当。这些妇女被诱骗、逼迫、欺凌、侮辱，失去尊严和自由。这些妇女成为性的奴隶，成为他人牟取暴利的工具。这些妇女是极为不幸的，其命运何其悲惨。妇女解放事业已经变得更为艰难。莎士比亚早就对资本主义下的金钱万能揭露得淋漓尽致：“金子！发光的金子！宝贵的金子！黄黄的，只这么一点儿。可使黑的变白的，丑的变美的，错的变对的，卑鄙变尊贵，老人变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能使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癞病的人为人所敬爱；它可使窃贼得到高贵爵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22]这种拜金主义在我国已有市场，对人们灵魂的腐蚀多么严重，使多少人搞歪门邪道攫取财富，使多少人违法犯罪，使多少领导干部腐败堕落。
四是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影响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使社会各方面管理难度增大。社会关系更加复杂，深层次矛盾和纠纷日积月累，上访人数增多。在私营企业的雇佣工人，虽是国家主人，但实际上是弱势群体。在私营企业里，大都没有工会，即使有工会，也不起多大的作用，不仅因为工人有失掉饭碗的顾虑，还因为工会没有大量资金搞集会、出版报纸杂志、利用各种媒体宣传。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所建立的商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这些商会组织有充足的经费开展活动，如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各种会员会议、会员代表会议和领导班子会议；与党、政府、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及其他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并通过研讨会提出决策建议，许多领导干部常常亲临商会指导，以示关怀；除了与社会媒体有较好的广泛联系之外，还自行出版报纸杂志，有较强的舆论宣传力，标榜自己站在公平、正义的道德制高点；有的商会还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召开会员大会，一次会议费用百万元；商会还与银行建立战略协作联盟，有更多的资金来源；甚至一些商会还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等等。这些原因使他们可以作为一个自为的阶层来行动。私营企业中的工会组织与此是无法比拟的，工人中许多人融入弱势群体。另外，社会组织多样化，使各种矛盾加剧，对进京上访人员，由上访人员所在地的政府出钱雇佣保安人员将他们遣送回乡，他们的民主权利很难得到保障。由于利益驱动，有些保安人员为赚钱又鼓动老上访人员再次上访，如此往复，社会管理遇到更多阻力。社会治安秩序因社会利益冲突越来越多了，犯罪随之增多，人们安全感的指数有所减少，各种庞大的保安队伍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3.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下，增加了共产党被资本主义腐蚀的危险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党员队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某些所谓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在共产党内部，有些党员成为私营企业的雇主，有些党员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这些共产党员之间必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地位差异极大，这竟然被有些人说成是公平合理的竞争。一些私营企业或私营企业商会设立共产党组织，其领导班子成员主要是由富翁党员组成，他们中不乏亿万富翁。这种情况产生负面影响，有些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模糊，划不清剥削与劳动的界限，党内消极因素增加，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难度增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增大，党风廉政教育、宣传教育的渗透力、辐射力受阻，组织纪律的约束力弱化，一些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受损，大大削弱了对腐败侵袭的抵抗力。
由于存在上述原因，反腐败任务很艰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要看到，腐败现象在许多方面仍呈现多发态势。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反复多次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如果对这种腐蚀与反腐蚀斗争的严峻形势缺乏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就会犯极大的错误。
（二）反腐败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是寻找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战略对策
反腐败理论创新，必须联系党情、国情和世情，总结反腐败工作的经验教训，把握全局，抓住根本，分析腐败产生的根源和主要原因，寻找治理腐败的战略对策。腐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归根到底，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在腐败产生的各种原因中，经济原因归根结底起决定性的作用，是腐败的总根源。但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原因、思想原因也会起决定性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要有效地治理腐败，必须坚持预防为主、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综合治理的战略方针。这就必须从宏观上和根源上把握反腐败问题，要有效治理腐败，最重要的是，坚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新党章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规定，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3]。
1.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反腐败奠定指导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反腐败斗争成败的重大问题。
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决定着反腐败斗争的成败。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会去占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剥削阶级思想和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进步，为反腐败奠定思想基础。
在新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24]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害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一些人对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我国有些所谓理论家展示鹦鹉学舌的解数，把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奉若神明，捧为“普世价值观”，鼓吹政治上搞资产阶级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经济上搞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思想上搞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生活上搞骄奢淫逸和享乐主义。有些人明目张胆地鼓吹“公有制是腐败的根源，私有制是遏制腐败的力量”，私有经济是“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具有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目前的国家所有制，必然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逐渐走向灭亡”，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混乱。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坚决批判和有效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我们鼓励理论探索和创新，但决不允许以理论探索和创新为名，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特别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党和政府大政方针等根本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对鼓吹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等错误言论，必须予以反对，决不允许任其泛滥。为此，对各个时期不同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必须进行联系实际的、有说服力的批判，不仅是打击资产阶级的进攻，更主要的是锻炼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广大青年，尤其是广大干部。只有这样，才能壮大马克思主义阵地，反腐败才能有广泛坚实的思想基础。
2.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为反腐败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私有观念的存在，而私有观念必然激发人的腐败动机和行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揭示了私有制与腐败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证明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公有制是反腐败的经济基础。江泽民关于“从本质上说，腐败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25]的论断和胡锦涛关于“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格格不入的”[26]的论断，是认识腐败根源和解决腐败问题的一把钥匙。离开了这一观点，我们就无法找到产生腐败的根源及其原因与根治腐败的基本对策，只能陷入迷惘和黑暗之中。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反腐败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反复论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极端重要性。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27]他坚定地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28]他毫不留情地反对有人借改革之名搞资本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29]他还就坚持社会主义对于反腐败的重要性作出论述：“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0]因此，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消除腐败。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1]贯彻落实宪法这一规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治理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决策是适应我国历史和国情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维系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前途和命运，维护着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防止贫富两极分化，这是解决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经济基础，当然也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经济基础。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要把反对和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与惩治和预防腐败作为相辅相成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一起抓。这就必须注重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正确处理公有制为主体与非公有制的比重关系，公有制经济不仅要有量的优势，而且必须有质的提高，从而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基础为主导的地位不改变，保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地位不改变；政策必须向公有制经济倾斜，就是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倾斜，不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用公有制经济的强大力量来预防、减少和遏制私有制所必然产生的剥削、两极分化和腐败现象。
公有制经济是反腐败的经济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存在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迟早会腐败变质，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对治理腐败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作用。要坚决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江泽民在《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文中强调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我国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清醒的深刻的认识。”[32]必须深刻理解江泽民这一论述的重大意义，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否则就会犯下历史性的极大错误。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观察和认识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的重大战略意义，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贯彻“发展是硬道理”更多地体现在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上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当然比重减少一些，也有个限度、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大中型企业，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中型企业，省区市也必须掌握一批。”[33]江泽民在论“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重大的历史性问题时，满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说：“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使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确保我们几千万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又能把我国经济更快更好地搞上去。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一起来进行调查研究。”[34]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是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质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越是强劲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就越坚固，越坚强有力。如果一些地区的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国有经济不起主导作用，这种情况不断地增加了，危险性越来越大，就可能足以影响全国的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地位，那么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越发展、越壮大，覆盖面越来越大，国家政权的群众基础就会越广泛越坚实，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巩固，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就越有可靠的保障。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怕有人说国有企业搞垄断。须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必然引起垄断，这是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国家装腔作势反垄断，结果是越反越垄断，如美国是经济上占垄断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我国只有造就一批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有效抵抗资本主义巨大垄断组织的打击和瓦解中国经济的图谋而立于不败之地。问题的要害是，我国国有企业垄断与资本主义企业垄断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垄断，其财产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而资本主义企业的垄断，其财产是属于极少数资本家的。我们决不允许有人以反对垄断为名，来反对、危害、瓦解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以迎合国际垄断组织打垮中国的需要。我国大型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支柱，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保证。国家必须把国有经济的发展摆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给予优先安排，并特别加强指导、组织、管理和监督，促使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成为能够抗拒任何惊涛骇浪的航空母舰。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带动国有经济和所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在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目标已经明确，重要的是，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并且必须具体落实到国家层面与省、地（市）、县和各主要经济行业，扎根在广泛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要有广大的覆盖面，确保公有制主体这一比重，使公有制主体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只有真正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才能保证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贡献，才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平等、公平、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有效地治理腐败。
有人说什么“现在重要的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主要是发展私营经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危害性很大。笼统地将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说成是两个毫不动摇，这一说法太笼统，没有明确重点，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容易产生误导，也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把非公有制经济说成与公有制经济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不分主次、平起平坐，实际上是旨在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是旨在否定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决不能被折中主义弄昏了头脑，必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决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适度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之成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非公有制经济这一补充不管何等重要，但相对公有制为主体来说，仍处于次要地位。我们也决不轻信有人说什么“统计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没有意义，只要发展生产力就好”。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如果不统计，不知道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就会导致决策的重大失误，造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丧失，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对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必须确定，应该及早确定，越早越主动，以利于随时跟踪进行动态监督，确保我国经济建设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在确保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又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必然会产生一些消极因素，若不加以调控和遏制，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因此，必须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下，把确保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作为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同时科学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从而有效遏制市场所必须产生的消极腐败因素。有一批党员干部包括不少高级领导干部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被不法私营企业主所腐蚀，事实触目惊心，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要完善市场机制和法制，整顿市场秩序，规范行政审批，强化生产统计，强化审计监督；要依法加强对经济运行实行有效的引导、监督和管理，维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总之，国家宏观调控根本目的是体现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意志，把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与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有机结合起来，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中也必须体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促进经济建设高效高速发展，并为预防和反对腐败奠定牢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3.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反腐败奠定政治基础。健全的民主政治是拒腐防变的政治基础。要有效地反对腐败，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核心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大力发扬人民民主，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专政为本质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形式的政体，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民主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保证权力在公开的条件下有序运作，促使政治机关和干部廉洁从政，防止权钱交易腐败的发生。
第一，必须健全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必须在公共权力的来源、授予、配置、运作、监督等诸方面体现民主的原则即人民的意志。一要完善民主选举。选举是民主的起点和基础，选好人是保证权力依法清廉运作的前提。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选举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和要求，真正体现权力是人民授予的，而不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给予的。二要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体现民主力量，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而滥用职权和违规运作。三要改革和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凡涉及各项重大决策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合法化。特别要重视将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改革措施之中，从政策上预防腐败的发生。四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选举制、罢免制和参与决策是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特别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罢免权，使政府官员的荣辱得失和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结合起来，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判断干部工作优劣的基本标准；要创造多种民主监督形式，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制度、质询制度、民主评议制度、提案制度，健全信访举报制度，依法保障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把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的严密监督之下。
第二，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健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把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保障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至上地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各个环节都要体现民主的力量，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权力行使的有效监控，从而也有效地把反腐败纳入法制轨道。
第三，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用专政手段打击犯罪和惩治腐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对人民实行民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也只有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才能保护人民民主。必须把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结合起来。
江泽民指出：“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35]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还强调：“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36]我们强调讲政治，就必须坚持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社会一切政治问题，提高政治警觉性和政治敏锐性，在反腐败理论研究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隐藏在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败分子，尤其是高层的腐败分子，他们掌握一定的权力，是颠覆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最危险的力量。这就表明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最重要的特殊形式。党内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惩治腐败，已经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能，而提高到特殊重要的地位。对于腐败分子，无论他的职务有多高，权力多大，都必须彻底查处，一查到底，严惩不贷。党和国家机关内产生的腐败是社会上各种腐朽思想腐蚀的反映，与社会上各种不法分子的腐蚀拉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必须坚持专门机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对于构成犯罪的腐败分子、行贿分子和黑社会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要用专政手段予以严厉打击，增强治理腐败的有效性。
4.坚持和改进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反腐败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纪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步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同样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有效治理腐败。这是历史的结论。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关键。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第一，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共产党的先进性集中表现在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上。共产党员只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有效抗拒腐败。必须围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深入开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主题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引导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消灭私有制这一共产党理论的核心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37]马克思又在《给工人议会的信》中进一步作了具体的阐述：“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到今天还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38]共产党员如果忘记自己的使命是“消灭私有制”，那么他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如果忘记自己的使命是“消灭私有制”，就会丧失党性原则，就不可能领导反腐败斗争，而只能为腐败推波助澜、同流合污。共产党如果不为消灭私有制而努力，就是抛弃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那么就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政党。简单地说，是否真正以践行“消灭私有制”为理想目标，是区分真假共产党、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因此，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牢记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党章草案首先要求，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必须不让剥削分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侵入党的队伍里来，并且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由此可见，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若不划清这一界限，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不仅不能反腐败，还可能堕落成为腐败分子，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现阶段实行的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政策与保持共产党员思想上共产主义纯洁性的关系；要坚决反对“公有制经济搞不好，只有私有制经济才能搞好”这种实质上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主张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经得起钱、权、色的考验和诱惑，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
第二，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一要严格依照党章做好党组织发展工作。坚持吸收那些符合党员标准的，即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把投机分子、剥削分子、缺乏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坚决排除于共产党之外，把党内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坚决清除出党。这是保持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需要，是发挥共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的需要，也是防止共产党组织变质和防止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需要。二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能够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志的党内民主制度，健全民主生活会。特别是要加快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尽快制定有效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充分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的作用。三要加强党内民主监督。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健全民主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加强党的代表大会监督和全委会内部的监督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监督，特别是发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作用。四要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按照党中央的要求，造就一大批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坚持用政治要求来办经济、办文化、办教育、办外交、办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无限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集体。从长远战略出发，一定要从青少年抓起，坚持不懈地着力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宏大队伍。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第三，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和“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特别要反对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及奢华之风。
第四，要加强党对反腐败的领导。各级党委必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不渝地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必须认真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始终站在反腐败斗争的前列，旗帜鲜明地、锲而不舍地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坚持民主治理腐败的原则，健全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发扬民主，依靠群众，强化监督；必须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纪律检查工作的首位，保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必须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在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同时，把预防腐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铲除腐败产生的根源、土壤和条件。只有党内反腐败斗争，而没有社会上反腐蚀斗争的配合，就不能有效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因此，必须把党内反腐败斗争和社会上反腐蚀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反腐败与反腐蚀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从深层次上解决腐败问题。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2] 同上书，第49页。
[3]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人民日报》2014年1月15日第1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5]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9]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10] 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9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308页。
[13]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8、129页。
[14] [英]莫尔：《乌托邦》，戴馏龄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17] 同上书，第325—326页。
[18] 同上书，第344页。
[19] 同上书，第348页。
[20] 同上书，第380页。
[21] 同上书，第325页。
[22] 《警句格言分类大词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1页。
[23]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25]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26] 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94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208页。
[28] 同上书，第206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30] 同上书，第143页。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32]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33]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34] 同上。
[35]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36]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