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红色法学家

1932年10月，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蒋介石电令有关方面：陈独秀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庭审判以重司法尊严。在1933年4月14日、15日、20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开庭对陈独秀进行了3次审理。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控陈“在法律点上，他们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陈独秀构成危害民国罪和叛国罪。

陈独秀就这两个罪名分别做出了极为精彩的辩护。

针对危害民国罪的指控，陈独秀辩护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他说之所以要反对政府，是因为在这个政府下，“（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三）政府不能彻底抗日。”最后他归结道：“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

针对叛国罪的指控，陈独秀反驳道：“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居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至于叛国罪，在“刑法上俱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词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专制君主国之称。……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陈独秀最后指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于国民党已耳”，“假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豫地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江苏高等法院在1933年4月26日，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对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陈独秀不服该判决，于6月15日提出上诉，上诉于国民党最高法院。

陈独秀在《上诉状》中列举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劣迹，指责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叛国”及“危害民国”。他说，如果反对这样的政府，就要被“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其何以服天下后世！”

最终，国民党最高法院在1933年7月4日宣布了判决：维护原判，驳回上诉。

陈独秀的《辩诉状》《上诉状》，与其律师章士钊先生的《辩护词》，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的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案书状汇录》，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等将其选为法律系教材。陈独秀和章士钊的辩护文书等也成为关于法庭辩护的学习样本。

陈独秀不是法律专家，但是他的辩护确实十分专业。细细品味，不禁为其击节称赞。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而隆重地举行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包括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共12位。陈独秀因无法到会，委托包惠僧作为其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是全中国50多名共产党员的代表。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会议进行中，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集体商议决定，将会议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7月31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作为领导机构的中央局。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它领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漫漫长征。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不乏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好几位都有很好的法学修养，甚至就是优秀的法学家。

前述的陈独秀，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著名教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对于法律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对于他的法律见解，不待烦言。如上所述，他被国民党法院审判时所作的《辩诉状》和《上诉状》等，堪称法学上的经典文献，甚至被当时的法学院作为教学范本，足见其法学之功力。

李大钊作为学问大家，早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并到日本学习西方法律文化。他对当时中国的民主问题、立宪政治问题、宪制文化构建问题，以及人民自主自由权利保障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尤其是在宪法、国际法、法制史三个领域都具有良好的学养。在其学生时代就在《治言》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撤去领事裁判权》的国际法论文。他还将日本法学家今井嘉幸的专著《中国国际法论》翻译为中文出版。他在《宪法与思想自由》一文中写道：“穷思殚虑，努力以制定庄严神圣之宪典者，亦为求自由之确实保障而已矣。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后世学者特地为其编辑了一部《李大钊法学文集》，在2014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董必武是著名的法学家，他于1914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专攻法律，随后从事律师工作。1931年回国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与法律相关的职务。

谢觉哉，著名的法学与法律专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被誉为中共在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933年，他任中央苏区内务部长，为革命根据地主持起草了《劳动法》《土地法》等重要的法律法规。1934年长征结束后，在陕北担任中央政府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等职；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1949年担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内务部部长；1959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务；1965年出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填写的《减字木兰花·勉法律工作者》（1962年5月12日）体现了他对司法的理解：

 

学如植树，枝叶扶疏根必固。

十载辛勤，左右逢源万理通。

理存何处？抬头想想俯拾是。

勿助勿忘，国法民情事本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