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教育程度与健康水平的“挑战”
一 教育程度发展现状
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不同国家综合国力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也是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无数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教育发展能够促进收入均等化，减少贫困和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相对于其他手段，如土地和资本的再分配，是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和平等的社会发展策略。
亚当·斯密（1776）曾指出，劳动力的技能是促进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高质量的劳动力倾向于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1]后来随着对教育的研究逐渐深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进一步阐述道，在所有的资本中，价值最大的是对人的投资。因此，投资于教育是最优策略。[2]丹尼森（1967）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将知识进展也包含在广义的技术进步里，后续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教育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教育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不同区域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之间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关键要靠教育。教育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人才的质量，教育的差距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区域之间的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
（一）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1978年，我国中学的毛入学率仅为20%左右；高中的毛入学率不到10%，就读于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人数仅占高中阶段的6%左右；大学的毛入学率更是只有1%左右，高校在校生只有85.6万人，研究生只有1万人；文盲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在这一时期，不但学生入学率处于低水平状态，教师合格率也达不到相应标准。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中等师范毕业及以上）在1978年仅为47.1%；初中（含职业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专科及以上）仅为9.8%；普通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比例仅占45.9%。
2004年，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了93.9%，现在，则达到了99.3%以上，青壮年文盲下降到3.58%，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54%，中学的毛入学率高达98.5%，高中的毛入学率也提高至74%，就读于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人数亦超过了810万人。
从1999年开始，我国推行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高等教育开始扩招。1978年是1%，1997年也才达到5%左右。但是就在这一年中，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量的飞跃。1998年，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1999年扩招比例相比1998年高达47%，在接下来的1999年、2000年、2001年分别以25%、17%、10%的高速增长。
到了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比1998年提高了11.2个百分点。“十五”期间，高等教育为各行各业输送了1397万名毕业生，“十五”末期，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6800万人，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从业人员总数已达到世界第二。在校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国家重要的人才储备库，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人力资源大国。
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15岁以上人口和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接近8.5年和10.5年，拥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超过7000多万人。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使更多的人享受到了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从事各层次教育事业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也基本达到了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普通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在2008年已经提高至99.27%，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已上升到97.79%，普通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比例也上升到91.55%。
（二）普通教育事业的特点
目前，我国无论是中小学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抑或是高等教育，各种层次、类别的教育事业都随着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不断发展。
然而，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明显、风土人情更是千差万别，导致我国教育事业地区性差异较为明显。
1.教育发展的程度在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大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从而投入到教育的资金差别很大，导致不同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和普及时间也不尽相同。北京、上海、天津和东中部地区的教育要比西部等边远地区的教育发达，因而在同一时间其普及程度要比西部地区更广泛，普及速度也较西部地区更快些。
表1-1 中国高等教育地区发展规模
表1-2 各区域普通高校数、在校学生数
例如，上海、北京地区早在20世纪末，其小学毛入学率、中学毛入学率就已经超过了90%，而西部地区则是在2004年才正式启动西部“两基”攻坚计划。截至2007年年底，在西部12省等410个“两基”[3]攻坚县中，仍有42个县只达到了“普六”[4]标准。
从表1-1和表1-2中，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上看，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京津沪地区，其普通高校数和在校学生数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校所占的地区比重高过东部和西部地区平均值1.7%和2.21%；在校学生数分别超过东部和西部地区平均值1.9%和2.91%，差距相当大。而且随着资源和人才的“极化效应”，差距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大。
2.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增大
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投入到教育的资金绝对额也是逐年增加，因此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教育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各方面的教育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善，但我国城乡差距仍然较大。
在最近几年，我国义务教育总体招生规模在不断降低，2007年的义务教育在校学生数比2006年减少了383.71万人，2008年的在校人数较2007年减少了369.3万人。在这种大趋势下，城市义务教育的招生规模却在上升。以2007年为例，城市小学在校生数比2006年增加了157.5万人，其中东部城市增加多达104.9万人，位列东、中、西部之首。在东部的发达地区如北京、山东则分别增加了20万人以上，辽宁、福建和广东的增幅也都超过了12万人。城市初中在校生数也较2006年增加了97.5万人，其中还是以东部城市增加最多，高达65.9万人，而山东增加人数多达14.9万人。北京、福建、山东、辽宁等省市的增幅分别达到64.3%、37.4%、23.5%和17.6%。与此同时，2007年义务教育城市招生比上一年增加了56.2万人，其中城市小学招生增加27.5万人、中学增加28.74万人，70%的增量主要集中于东部城市。
与之相反的是，农村义务教育招生规模却在逐年减少，2007年的在校生规模比2006年减少了110.5万人，其中农村小学减少约21万人，初中减少约89.8万人。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是因为农村人口迁移，农民工子女在当地城市就读所致，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民的收入不高，财政资金在农村教育上投入不够，导致农村的教育资源稀缺，教育质量不高。
3.农民工子女不断增加，教育问题有待重视
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少数农民选择外出就业，而如今，农民工进城打工已成为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个教育问题又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
2007年，义务教育招生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有175.6万人，其中小学108.2万人，初中67.4万人。这部分人群的流向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大部分人是迁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迁入人数则较少，迁入东部地区的人数比例高达56.82%。
随着大量农民工子女迁入城市，东部地区城市义务教育学校的学生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农民工子女占在校生人数的比例越来越高，但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教育中遭受隐性或者显性的歧视，导致其得不到正常的受教育机会。例如，在2007年，北京、上海、浙江3省市农民工子女无法得到正常受教育机会的比例已超过20%，天津、福建也都超过了15%。与农民工子女迁入城市相对应的是农村留守儿童，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不断攀升。从2007年全国义务教育招生规模来看，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多达449.3万，其中80%以上来自中西部地区，尤以四川、安徽、河南、湖南4省居多，合计约占全国的42.6%，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导致心理出现问题，影响了他们接受教育的能力。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特点
从高等教育层面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已经成功过渡到了大众化教育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考试，当时高考报考人数约为570万、录取人数约27万，研究生共招收10708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高等教育不断发展，最终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统计数据表明，早在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21%，进入了大众化阶段。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全国招收研究生44.64万人、在校研究生128.30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07.66万人、在校生2021.02万人，我国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已位居世界第一位。
在高等教育这个层次上，区域差异性也较为明显，以教育部直属高校地理分布为例，全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共71所，其中有50%以上是在东部地区，而在东部又以东部发达城市居多，例如，北京有21所、上海有8所；而西部地区的教育部直属院校只占14%左右。此外，在高等教育中起着主导性作用的大学对于各地经济的影响也十分重大。大学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重要机构，是科技成果和高级人力资源的主要输出者。大学具有知识资源密集的特点，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介入资本市场，这对于促进产学研结合、创建创新型企业、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发现，大学介入资本市场的主要方式有发起上市、借壳上市、二板市场、吸引风险投资和与伙伴公司合作等五种形式。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采用发起上市形式的公司有29家，采用借壳上市形式的有18家，共有5家高校企业在香港二板市场上市。
（四）其他教育形式的地区特点
从职业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教育、海外留学教育来看，各类教育事业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1.我国的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猛
与1978年相比，如今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增加了近11倍，在校学生数增加了约15倍。
职业教育的发展程度因地域不同而有所不同，东部地区职业教育最为发达，其学校数及招生人数均位于全国前列，各方面教育条件均比较成熟。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则稍逊一筹。中、西部地区教育师资比较紧张，其师生比平均超过1:25，有的地方如贵州、西藏甚至超过1:30，其学生人均图书、学生人均校舍面积比小于东部地区。尽管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最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招生人数增加较快，其增长比例比东部地区更高，增长潜力更大。
2.我国少数民族孩子“没学上”的状况已基本解决
诸如内蒙古、广西、宁夏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毛入学率都已超过96%。在各类教育层次上，少数民族增加人数比较多。以普通中学毕业生为例，其数量高达约300万人。在少数民族的教育中，区域教育合作显得尤为突出。在改革期间，国家就已提出了，内地省市、发达城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方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财力给予大力支持。期间，还采取了诸如“大中城市学校支援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学校”等专项政策以支持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此外，发达地区还与西部落后地区建立“示范”“共建”学校，以增强西部地区的教育能力。据不完全统计，发达地区每年对少数民族的财力支援高达几十亿元乃至几百亿元。
3.特殊教育得到各界大力支持
在1978年，我国特殊教育残疾儿童入学率不到6%，特殊教育学校也仅有292所，全国特殊教育教职工人数总量仅为6933人。通过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特殊教育事业的大力扶持，如今，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了80%。以2008年为例，全国招收残疾儿童达到6.24万人，残疾儿童毕业人数为5.2万人。截至2008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达到了1640所，特殊教育专任教师人数也达到4万人左右。从特殊教育的招生规模和在校生人数来看，东、中、西部地区以中西部地区增长最快，其中又以中西部农村增长较快，均在16%以上，而中西部城市增长则稍慢。
4.海外留学教育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海外留学教育是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信息的重要方式，对于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发达，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联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国留学的规模较小，1978年仅有860人到海外深造；同时，来华留学人员规模也很小，1978年来华学习人员仅为1236人。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海外留学规模显著上升，来华留学人员亦迅猛增加。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多达121.2万人，2007年出国留学规模增加至14.45万人，是1978年的168倍。相应地，2007年来华留学人数亦多达19.5万人，遍布中国544所高等学府和其他教学、科研机构。这30多年，来华留学人数共有126万人左右。在出国留学的人员中，有国家公派的、有机构派出的还有自费出国的等类型。其中，自费留学人员在我国的分布呈现出较强的地区性特点，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所占人员比例要高，而中部地区又比西部地区的要高。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东、中部地区经济较西部地区更为发达，信息的获得亦较西部地区更为灵便些。
（五）中国教育事业的主要问题
历经30多年的风风雨雨，尽管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教育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是在21世纪仍然存在很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
1.城市与乡村差距过大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义务教育毛入学率隐含着内部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城市与乡村的义务教育毛入学率基本上稳定在95%以上，基本上解决了“没学上”的问题。但是教学质量问题却显现出来，也即“上好学”的问题日益突出。教学质量差距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师资差距较大是一个主要因素。城市与乡村之间师资力量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乡村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与城市教师相差很大，乡村教师年龄结构不如城市教师合理，乡村教师的培训、深造机会不如城市教师多，另外，城乡之间教师的薪酬待遇分化严重，在同一级别，城市教师的工资远高于乡村教师的工资，这不利于优秀师资向乡村流动。乡村的生均图书、教育环境不如城市，乡村的义务教育大班比例高于城镇，乡村的校舍危房面积比例较高，这些不利因素都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二是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差距较大。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国家经济实力不高，对于教育经费的投入有所侧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政府加大了对各地、各级、各类教育的支持力度，尽管如此，城市与乡村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三是教育环境的差异，教育环境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城市拥有便捷的交通、发达的信息网络、丰富的教育资源，毫无疑问，这些便利的条件、环境必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这些都是乡村所欠缺的。
2.城市与城市之间差距增加
在教育方面，不但城乡之间存在差距，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同样存在差异，这些差距主要表现为城市各类教育事业发达程度不同，各类资金投入不尽相同，各种教育环境也有所差别。
从目前来说，各大城市已经基本上实现了90%以上的“两基”人口覆盖率，诸如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因为各个城市的发达程度不同，导致教育在各个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中的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之间表现得较为明显。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例，早在2004年，上海、北京两大城市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50%以上，其中上海为55%、北京为52%。这说明，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这两个城市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有些欠发达城市如贵阳、拉萨等，即便在今天，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仅在精英阶段与大众化阶段之间。
3.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
普遍而言，东部教育事业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要更加发达，中部地区又较西部地区先进。这种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主要还是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问题，这里所说的教育资源包括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政策、对教育事业的经费投入，社会各界为教育所创造的环境，从事教育事业主体教师的师资力量、工资待遇等方方面面。这些差异归结起来最终导致了各区域之间教育的非均衡发展，而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拉大差距。教育不均衡问题就这样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能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加大对不发达地区财政性教育资金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二 健康水平发展现状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TO）定义健康为“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认为健康不仅仅由卫生保健来决定，因为一个人的完好状态，依赖其居住环境、饮食、教育、收入、家庭状况、职业、人格、精神、宗教信仰、人身安全、社区清洁度、广泛的环境因素，如相对清洁的空气、少的噪声。污染和卫生保健设施的科技型，所以卫生保健只是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的因素之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人们的收入也不断增加，投入到卫生保健、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资源也在相应增加，社会人文环境不断改善，这对人民的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婴儿死亡率超过20%，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只有35岁，而同时期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为47岁，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与世界人口的平均健康水平相差很远。为了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各个层次上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体系，到1978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已经控制在5%以下，而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了67岁。2003年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居民期望寿命不断增加，从2000年71.4岁增加到了2005年73岁，婴儿死亡率由2003年2.55%下降到2007年1.53%，孕产妇死亡率由2003年51.3/10万下降到2007年36.6/10万。到了2008年，我国卫生事业依然快速发展，卫生资源总量继续增加，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政府和社会卫生投入比例不断上升、居民个人支付比例则持续下降。
（一）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迅速
1.卫生健康机构的数量
图1-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机构数量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中国医药卫生科学数据共享网。
表1-3 卫生机构及床位数
从图1-1中，可以看出，在1950年，卫生机构不到1万个，经过30年的建设，到了1980年，增长了20倍，达到了18万多个卫生机构。表1-3显示，2007年与2006年相比，总的卫生机构数少了大约1万个，与2003年比较，卫生机构增加7000多个，其中：医院（包含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增加了600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增加了4000多个，妇幼保健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变动不大，乡镇卫生院随着乡镇人口和建制变动等因素略有减少。
从表1-5，我们看到，在2008年，全国卫生机构达到了27.8万个左右，比2007年略有减少。其中：医院19.7万个（其中公立医院13111个）、卫生院3.98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2.4万个、妇幼保健院（所、站）301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534个、卫生监督所（中心）2675个。与2007年相比，卫生机构减少了0.2万个，其中：除去专科医院略有增加以外，其余的社区卫生服务和卫生监督机构，医院、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2.卫生健康人员总量
表1-4 卫生人员数（万人）
卫生人力总量一般指的是包括“卫生人员”与“乡村医生和卫生员”。2007年年底，全国卫生人员数达590.7万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约为95万人。与2003年比较，卫生人员增加42.5万人（年平均增长1.95%），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增加8万人。2007年，卫生技术人员为478.8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201.3万人，注册护士154.3万人。2007年与2003年相比，卫生技术人员增加37.4万人（年平均增长2.10%），执业（助理）医师增加17.2万人，注册护士增加20.4万人，5年医师和护士增量约占卫生人员总增量的88%。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由2003年1.48人增加到2007年1.54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由1人增加到1.18人。
到了2008年，全国卫生人员总量达到了616.9万人，而卫生技术人员则达到了503万人。与2007年比较，卫生人员增加26.2万人，增长大约4.4%；卫生技术人员增加24.2万人，增长大约5%。但是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减少2万人。执业（助理）医师208.2万人、注册护士165.3万人。与2007年比较，执业（助理）医师增加6.9万人、注册护士增加11万人。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由2007年1.54人增加到2008年1.57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由1.18人增加到1.25人，增长幅度分别为1.9%和5.9%。
3.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总量
表1-5 2008年卫生机构及床位数
从表1-5可以看出，在2007年，全国病床总数达到了37万张，其中医院（包含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的床位总数达到267.5万张，比2003年增加31.7万张，年平均增长3.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床位总数达到了7.65万张；卫生院床位数达到76.31万张，比2003年增加0.6万张。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由2003年2.34张增加到2007年2.54张，增长幅度达到8.54%。
在2008年，全国医疗机构床位达到403.87万张，相比2007年，增长了大约9.2%，其中医院（包含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床位288.28万张（约占71%）、卫生院床位86.53万张（约占21%）。与2007年比较，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卫生院的床位总数增加33.1万张，增幅达到9.4%。全国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由2007年2.63张增加到2008年2.75张，增长幅度达到4.5%。
4.卫生健康的经费
从1978年到2006年以来，全国卫生总费用从110.21亿元上升到了9843.34亿元，绝对数上升了9733.13亿元，增加了88.31倍。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DP总量不断增加，卫生支出也在快速增长，从1978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3.02%上升到2006年的4.67%。
在1978年，卫生总费用构成中的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分别占32.2%、47.4%和20.4%，人均卫生费用11.5元。在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GDP4.85%，2003年到2006年，比重逐年略微下降到2006年的4.67%。虽然卫生总费用和人均卫生费的绝对数在逐年递增，但是相对于GDP的增长却滞后了。2003—2006年，政府卫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增加了1.1个百分点，社会卫生支出比重增加了5.4个百分点，个人卫生支出比重减少了6.6个百分点。
表1-6的统计数据显示，从有数据统计的1990年开始，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卫生总费用都在增加，但是，增幅不管从相对值还是绝对值来看都差距惊人。从绝对数来看，城市从1990年的396亿元到2006年的6581.31亿元，增幅高达16.62倍；而农村则从1990年的351.39亿元到2006年的3262.02亿元，虽然1990年初始的绝对额相差不大，但是其增幅却只有9.28倍，增长速率明显不及城市，这也是造成城乡健康差距的重要原因。而2006年，城市居民人均卫生费用是1145.1元，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是442.4元，城市居民人均卫生费用高于农村居民2.59倍之多。2007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11289.5亿元，人均卫生费用854.4元，卫生总费用占GDP的4.52%。与2006年相比，卫生总费用增加1446.16亿元，人均卫生费用增加105.6元。由于医疗费用增长速度得到一定控制，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下降0.15个百分点。2007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分别为20.3%、34.5%和45.2%。与2006年相比，政府及社会卫生支出分别上升2.2%和1.9%，但是个人卫生支出比重却下降了4.1%，2008年的卫生总费用达到了12218亿元，人均卫生费用915元，相比2007年总额增加了928.5亿元，人均增加了60.4元。预计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卫生支出总额还会进一步增长。
表1-6 卫生总费用
（二）卫生服务能力和医疗服务利用
2003年以来，全国医疗服务工作量持续增加，服务效率有所提高，病人医疗费用涨幅下降。连续三年开展的“医院管理年”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规范了医疗服务行为。
1.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从2004年到2007年，中央专项财政支出94亿元用来建设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使得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条件和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2007年年底，全国县及县级市共建有医院8800所、妇幼保健院（所、站）2020所。全国共设乡镇卫生院3.9万个（其中政府办3.8万个），床位67.5万张，人员104.2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86.3万人。2006年年底，全国共有村卫生室60.9万个（占行政村数的88.1%），执业（助理）医师10.4万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95.7万人，每千农业人口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1人。过去五年，我国乡镇数和行政村数减少，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得到加强，保证每个乡镇举办一所政府办卫生院并上划至县区卫生局管理。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数量和卫生服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从2003年以来，大多数的城市及街道都建立了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机构，到2007年年底，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已经达到了2.4万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约250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2.1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数达7.7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6.4万人），每个中心平均31人；社区卫生服务站总人员8万人，每站平均4人。与2003年比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增加了1.4万个，卫生人员增加约10万人（增长1.6倍）。
2.门诊和住院有效工作量
由于医疗制度等供给的改善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导致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门诊和住院人数持续增加，卫生服务利用率不断提高。
表1-7中的数据表明，在2007年，全国医疗机构诊疗服务的人数达到33.32亿人次，住院人数达9827万人。与2003年比较，诊疗增加12.36亿人次，增长58%；住院人数增加3735万人，增长幅度达到了61%。
表1-7 医疗服务工作量
2007年，全国医院诊疗人次达16.38亿人次，住院人数达6487万人。与2003年相比，诊疗增加4.25亿人次，增长35%。
而在2008年，全国诊疗人次达35.32亿人次，其中医院的诊疗人次达17.82亿人次（约占50%）；与2007年相比，绝对值增加了两亿人次和1.44亿人次，相对值分别增加了6%和8%。
3.卫生医疗服务效率
由于我国卫生医疗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病床使用率也得了极大的提高，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日渐缩短，但是医师工作强度却在不断增加。2003年，医院的病床使用率65.3%，乡镇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为36.3%，但是到了2007年，医院病床使用率达到了78.4%，乡镇卫生院病床使用率达到了47.7%，分别提高了13.1%和11.4%。2007年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10.6日，比2003年平均缩短0.4日。
2003年，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5人次、担负住院1.4床/日。到了2007年，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5.8人次、担负住院1.7床/日，分别增加0.8人次和0.3床/日。2007年，乡镇卫生院的医师每天负责诊疗7.6人次、担负住院0.7床/日，比2003年分别增加了0.9人次、0.2床/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日均担负诊疗13.7人次、社区卫生服务站则为15.3人次。
（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由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对新发传染病和艾滋病、结核病、乙肝、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控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经过抗击“非典”斗争，政府加大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力度，逐步完善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应急救治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2002年以来，中央专项投资64亿元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全国共投资105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29亿元，用于省、市（地）和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全国98%的市及地区、94%的县级区域都建立了卫生监督机构，卫生监督人员达到了10万人。部分卫生监督机构由事业单位向行政执法机构转变，卫生监督员参照公务员管理。行政权力的权威增大，带来执政效率的提高。
2.传染病和重大疾病防治
提高应对新发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SARS、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健全疾病监测网络，使乙肝、血吸虫病、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发现、控制和治疗能力得到提高。2006—2007年中央财政投入重大传染疾病的防治经费达18亿元，免费抗病毒治疗工作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190个县（区）；截至2007年11月底，累计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达3.9万人。2007年1—3季度，全国共登记活动性肺结核病患者36.1万例，其中：新涂阳肺结核[5]病患者11.9万例；初治涂阳肺结核12.3万例，治愈率达95%；复治涂阳肺结核1.6万例，治愈率85%。截至2007年11月底，全国448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区）中，280个县（区）达到传播阻断标准，72个县（区）达到传播控制标准；2007年1—10月血吸虫病治疗和扩大化疗人数达289.5万人。
3.妇幼保健和免疫规划
2003年以来，我国妇幼保健系统管理覆盖面较广。孕妇产前检查率维持在90%左右，产后访视率86%左右，住院分娩率88%，4年提高9个百分点。2006年农村怀孕产妇住院分娩率85%，提前实现2010年65%的目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74%，7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75%。过去5年，我国1岁儿童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百白破（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四苗”报告接种率均保持在98%以上。2007年乙肝疫苗三针接种率达95%以上，有效预防了相关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4.农村环境卫生状况
我国农村地区改水和改厕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截至2007年年底，农村累计改水受益人口达到9亿人左右，占农村总人口的92.8%。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由2003年的58.2%提高到2007年的64.1%，卫生厕所普及率由50.9%提高到57.0%。
（四）卫生监督执法
1.加大食品安全监管
2006年，全国对465.3万家食品生产和服务企业进行了经常性卫生监督（监督合格率87%），食品卫生行政处罚72.1万户次，其中吊销卫生许可证1612户次，取缔非法经营活动52446户次。与2003年相比，食品卫生监督户数增加了37万户，行政处罚增加7万户次。
2.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2006年，公共场所卫生监督98.4万户（监测合格率89%），行政处罚9.5万户次，吊销卫生许可证4163户次。与2003年比较，监督户数增加了28万户，行政处罚增加了5万户次。
3.建立医疗服务监督制度，打击非法行医
从2004年起，我国将医疗服务纳入卫生监督范围，开展“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行动”。2006年，全国共检查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45.4万户，取缔无证行医7.8万户，查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2.7万户，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1064个，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33人。
（五）医疗保障制度
1.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3年以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各地逐步建立。到2007年，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达2448个，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达到7.3亿人，参加合作医疗的比率达到了86%，与2004年相比，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增加了2115个，参加合作医疗农民数量增长了8倍，参加合作医疗的比率上升了10.8%。2007年1—9月，全国新农合基金累计支出220.3亿元，累计受益2.6亿人次，使得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就医经济支出减少，就诊率和住院率明显提高。
2.逐步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2003年以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率逐步扩大，参保人数和基金支出逐年增加。2006年年底，参保人数达1.6亿人，全年基金支出1277亿元。2007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在79个城市启动实施，预计全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可达3000万人。
3.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从2004年起，很多地区开展了农村医疗救助服务，2005年扩大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居民。到2007年6月底，农村医疗救助将覆盖全部农业人口的县市，65%的区县设立了城市医疗救助试点。2007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医疗救助支出4.9亿元，医疗救助1078.7万人次；城市医疗救助支出3.1亿元，救助118.3万人次。与2006年相比，医疗救助人次和支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六）患者医药费用
1.患者医疗费用增加，但涨幅呈现边际下降趋势
表1-8 居民门诊、住院次均费用及变化情况
1998—2003年，城市和农村的就诊费用与住院费用都以两位数在增长，分别达到12.9%和10.8%，农村的增长幅度更大，分别超过2.6%和0.8%，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2003年以来，门诊和住院病人医疗费用涨幅呈下降趋势，2006年的门诊费用与2003年基本持平，住院费用负增长。由于2007年价格总水平涨的幅度较大，患者医药费用上涨较大。医院门诊患者人均医疗费128.7元，比2006年增加2.8元（当年价格，下同），上涨2.2%；住院患者人均住院费用4874.8元，比上年增加355.9元，上涨7.9%。扣除物价影响因素，人均门诊费用减少2.9元，下降2.3%；人均住院费用增加141.5元，上涨3.1%。
2007年，部、省、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属医院人均门诊费用比2006年分别增加13.5元、7.6元、0.8元、0.4元和1.3元（当年价格，下同），分别上涨5.4%、4.0%、0.6%、0.4%和1.5%；人均住院费用比上年分别增加358元、6元、401元、259元和138元，分别上涨2.9%、0.1%、7.2%、7.6%和6.1%。扣除价格影响因素，部属医院人均门诊费用上涨0.7%，省、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属医院分别下降0.6%、3.8%、4.0%和2.9%；部、省属医院人均住院费用分别下降1.6%和4.3%，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属医院分别上涨2.8%、2.9%和1.5%。
平均而言，2003—2008年，增长幅度下降到了一位数，城市和农村的就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增长了4.4%和1.5%，农村住院费用增长幅度超过城市2.7%，加重了农村患者的负担，导致了农村因病致贫人数不断加剧。
2.药费占医疗费用比重
2003年以来，药费占医疗费用比重呈下降趋势。门诊患者药费比重由2003年的55.6%下降到2007年的50.8%，住院患者由44.3%下降到42.3%。门诊患者药费比重高于住院患者，但药费比重下降较住院患者明显。不同级别的医院，门诊和住院药费比重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七）居民健康状况
通过提高卫生服务能力、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和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等措施，我国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1.期望寿命有所增加，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继续下降
平均期望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2005年的73.0岁，5年内上升1.6岁。据妇幼卫生监测统计，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从2003年的51.3/10万下降到2007年的36.6/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29.9‰下降到18.1‰，婴儿死亡率由25.5‰下降到15.3‰。由于农村住院分娩率的提高，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1/4，婴儿死亡率下降了1/3。2006年，城市婴儿死亡率8.0‰，农村19.7‰；城市孕产妇死亡率24.8/10万，农村45.5/10万。统计数据显示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在城乡之间差距非常明显，农村分别超过城市11.7%和20.7/10万，这种状况的改善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以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
2.传染病状况
中国卫生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由于实行疫情直报，从而减少了漏报，传染病报告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
从表1-9中可以看出，发病率居前5位的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痢疾、梅毒、猩红热和布氏杆菌病；病死率居前五位的是鼠疫、人禽流感、狂犬病、艾滋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2007年，全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365.4万例，报告发病率280.8/10万；死亡9418人，报告死亡率0.85/10万，死亡率0.26%。发病率居前5位的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梅毒和淋病；病死率居前5位的是狂犬病、鼠疫、禽流感、艾滋病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表1-9 2008年全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及死亡率
3.城乡居民疾病结构
与2006年相比，2007年的城乡居民疾病死因结构没有大的变化，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成为城乡居民主要发病和死亡原因，城乡居民慢性病患病率为15.1%，其中，城市为23.9%、农村为12.0%。城市患病率前5位依次为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缺血性心脏病和慢性胃肠炎，农村依次为高血压、慢性胃肠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阻塞性肺炎和胆结石胆囊炎。2006年，城市居民死亡率前5位依次为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农村居民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损伤和中毒。
根据表1-10所示，2008年，我国城市居民前5位疾病死亡原因依然变化不大，仅仅是次序稍微改动而已，依然是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农村居民前五位疾病死亡原因依次是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损伤和中毒。
表1-10 2008年城乡居民前十位疾病死亡率及死亡原因构成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卫生资源总量增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卫生服务能力和效率也随着医疗改革而不断提升。人们的教育水平和医疗保健意识日渐增加，医疗服务的实际利用和医疗服务的质量不断得到改善，为创造有利于群众健康的医疗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教育与健康互动关系现状
健康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也是卫生经济学一直关注的话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也更多地关注健康，在涉及健康的方面投资，提高健康水平时，人们倾向于加大对医疗卫生设施的投入。
这种思想也导致了我国卫生经费的持续增加。在1978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3.02%，2000年第一次达到5%，2003年上升到6.56%的历史最高点。2007—200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仍呈上升趋势，虽然相对额不大，但是考虑到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卫生费用的绝对额增长不小。相比2006年，2007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11289.5亿元，卫生总费用增长了14.69%，增加1446.1亿元；人均卫生费用854.4元，人均增加105.6元。2008年的全国卫生总费用达到12218亿元，人均卫生费用915元。
历史经验表明，医疗卫生设施和体系非常落后，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增加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对其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比较明显。1949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超过20%，随着政府大量投入建立了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体系，婴儿死亡率在1978年已经控制在5%以下。1978年以后，中国的医疗卫生费用从143.2亿元上升到了2005年的8159.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5%，但是预期寿命只增加了不到6岁，婴儿死亡率在2000年降低到2.8%，医疗支出的健康改善作用已经相对较小了。
相比而言，美国在卫生医疗费用的总支出和人均支出也在持续上升，1960年总支出为269亿美元，1990年达到6994亿美元，1998年则达到了11494亿美元，比1960年增加了43倍。2007年，美国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为7421美元，与2006年相比，总的医疗费用支出上涨了6.1%；1960年人均支出达到了141美元，1990年2689美元，1998达到了4094美元。医疗总支出占GDP的份额从1960年的5.1%到2007年的17%，增长很迅猛，2007年医疗总支出达到了2万亿美元。
理查德（Richard Auster）和黛博拉（Deborah Sarachek）在1969年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各州的卫生数据中死亡率和医疗支出的弹性为-0.1%，这意味着1%医疗支出的增加，死亡率仅仅下降0.1%，对于死亡率下降来说，收入和教育最为重要，但由于收入增加可能导致饮食的失控、精神紧张和缺乏锻炼，这些都和死亡率呈正相关，但是教育却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说明虽然卫生保健的投入对健康的边际效益还有增长效应，但它对健康的边际贡献已经在递减了，随着持续的投入，对健康的边际产出贡献还会进一步下降，但是教育对于健康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