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仁”之概述

“仁”字是何时出现的？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在现存文献典籍中，“仁”字最早出于《尚书·金滕》，其中记载了一件事，周武王灭商后第二年生了重病，周公向周朝的先王们祷告，愿意让自己代替武王去死。周公的祷词中有这样一句话：“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这里的“仁”，是指顺从父亲。其后，《诗经》中也有两处出现了“仁”字，但是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两处的“仁”和作为美德的“仁”似乎没有太多关联。到了春秋时期，“仁”字作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在《国语》与《左传》这两部重要典籍中得以广泛使用。春秋时期“仁”的观念成为孔子思想的根源所在，在前人的基础上，孔子将“仁”的观念首次系统化、哲学化，并将其发展为仁学。孔子的仁学思想为后世思想家所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最具光辉的内容。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仁”呢？从总体上看，“仁”的内涵包括三种理解向度。

一 “仁”是一种美德

“仁”首先是作为一种美德而被儒家所提出。这个意义上的“仁”包括了两层内涵，其一，“仁”是协调人伦关系的一种美德。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以“爱人”解答了“仁”的内涵，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仁”德的价值。孔子以“仁”“智”“勇”作为君子立身处世最为重要的三种美德；孟子则从人性的角度，以“仁”“义”“礼”“智”作为人生而具有的四种基本美德；董仲舒在孟子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常”说（“仁”“义”“礼”“智”“信”），以此作为人的美德及治国之则。虽然儒家思想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仁”作为一种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美德，意味始终未变。

其二，“仁”是最高的美德。“仁”不但是一种独立的美德，而且将诸多美德涵摄其中。在《国语》与《左传》中，“仁”德的独特地位便已见端倪。《国语·晋语九》记载了一件事，其大意如下：晋国的智宣子要立儿子智瑶为后，族人智果不赞成，认为智瑶比别人贤能的地方有五处：留有美髯，身材高大，是一贤；擅长射箭，驾车有力，是二贤；技能出众，才艺超群，是三贤；巧言善辩，文辞优美，是四贤；坚强果决，刚毅勇敢，是五贤。但是，他却有一点致命的短处：缺乏仁德。如果他运用这五种贤能去驾驭别人，而用不仁之心去力行，谁能受得了呢？如果立智瑶为后，智氏种族必遭灭门之灾。《左传》中记载了一件类似的事情，宋桓公生了病，太子兹父向桓公请求说：“庶兄目夷年长而且仁，应该立他为国君。”桓公于是立目夷为君，目夷却推辞说：“兹父是太子，本应继承王位，他能够把国家推让给别人，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仁吗？我不如他。”这两件事情说明，在春秋时期，相对于其他美德而言，“仁”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立身之德。孔子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将“仁”德作为最高的美德。《论语·阳货》记载，孔子的弟子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说，能够同时具备“恭、宽、信、敏、惠”五种美德的人才能够称为“仁”。这就是说，“仁”中包含了“恭、宽、信、敏、惠”。按照孔子的看法，“仁”中亦包含了“刚、毅、木、讷”及“勇”等美德。^[2]“仁”之所以能够涵诸德，原因在于：根本的原则，涵蕴较小的原则；同例，最高的德，亦涵蕴较低的德。^[3]

理解了“仁”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孔子不轻易称赞别人为“仁”。《论语·公冶长》记载了一件事情，其大意如下：孟武伯列举了孔子三位出色的弟子，问孔子他们是否可以称为仁。孔子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才能，对子路的评价是：一个具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叫他做总管。对冉求的评价是：一千户人口的私邑可以让他当县长；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让他做总管。对公西华的评价是：穿上礼服，站在朝廷上，可以让他和宾客会谈。但是，孔子却对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评价：“不知其仁也”。意思是，他们是否具备了仁德，我不知道。显然，孔子认为这三位弟子还没有具备仁德。

对于具备某种美德的人，孔子也不轻易称之为“仁”。《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孔子与子张之间的一段对话，其大意如下：子张问道，楚国著名的令尹子文几次出任令尹，没有喜色；几次被免职，没有怨恨的颜色。每次免职都把自己的政事告诉新令尹。这算不算“仁”呢？孔子说，可以算得尽忠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算得“仁”。子张又问，崔子杀掉齐国的国君，陈文子有架十辆车子的四十匹马，舍弃不要，离开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说道，这里执政的人犹如我国的大夫崔子。又离开了。到了一国，又说，这里执政的人犹如我国的大夫崔子。于是又离开了。这个人算不算得“仁”呢？孔子说，可以算是“清”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算得“仁”。

在孔子看来，某种特殊才能或特殊品德（忠、清等）只是体现了“仁”的一个方面，而不能构成其全部内容。作为一种最高的美德，“仁”的实现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对“仁”有向往、有追求，“仁”自然就会得以实现。

二 “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仁”为什么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孔子的解答是：“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说，“仁”存在于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离开了交往群体，“仁”的价值便无法显现。同时，“仁”作为一种美德，是人所独有而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属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如果抽掉了这个“仁”，人必将沦为没有灵魂的空虚的外壳。在上述意义中，“仁”喻示了一种古代东方式的人道主义，要求人们承认他人与自己是同类的人，以对待一个人所应有的尊重和礼节与之进行社会交往，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孟子进一步揭示了“仁者人也”所隐喻的意思。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所谓“几希”就是一点点的意思。那么，这一点点是什么呢？孟子在一段著名的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说，如果缺乏“仁”“义”“礼”“智”四种美德，那么人就将不成其为人。因此，所谓的“几希”就是指上述四德。在“四德”中，“仁”具有根本性的意味，是其他三种美德的基础。朱熹提出了“仁包四德”的观点，^[4]认为“仁”是一个生生之意。他以四时作喻，天地发生之初为春气，生发成熟为夏，收敛便为秋，消缩便为冬。第二年，又从春天开始四时的更替。因此，四时的变化都是从春天的生气而来。而“仁”就好比春天之生气，“义”“礼”“智”就好比其他三季，都由“仁”生发出来，都含有“仁”的生生之意。如果去掉了“仁”，就好比从四时中抽去了春天。没有了春天的生气，其他三季如何能够生发出来？^[5]

儒家对“仁”之价值的阐述，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奴隶制昌盛的时期，人没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人的生存方式如郭沫若所言：“宇宙内的事情一切都是天帝作主，社会上的事情一切都是人王作主”。^[6]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当时盛行的以人殉葬的习俗，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死时用活人殉葬，陪葬的有六十六人。秦缪公去世后，有一百七十七人陪葬，其中有大夫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因为这三位良臣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秦人非常哀痛，写了一首诗《黄鸟》悼念他们。其实不仅是秦国，当时诸侯国都有人殉的习俗。到了春秋末期，生产力渐渐提高，人的劳动价值逐渐受到重视，于是统治者便不用人来殉葬，而改用土俑和木俑。但是即便如此，孔子还是非常痛恨这一现象，他愤怒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第一个制作木俑土俑来殉葬的人该会绝子绝孙吧。孔子非常重视人的价值，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他所提出的“仁者人也”的思想，不但使人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而且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充满温情的关系，使社会趋向稳定与和谐。孔子之后，人的存在价值继续为儒家所赞美，如《荀子·王制》中将人称为“最为天下贵也”，《礼记·礼运》中将人比喻为“五行之秀气”，等等。可以说，儒家的“仁”所宣扬的古代人道主义，对于缓解等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仁”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

“仁”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是什么？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并非从外部而获得，而是根植于人心、是人与生俱来的美德。这四种“我固有之”的美德与“天”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是一种“天爵”。这就将“仁”的合法性追溯到了“天”。到了宋儒那里，这条思路被进一步阐扬，张载、程颢、程颐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仁”，直至朱熹最终完成了“仁”的形而上学论证，将“仁”的学说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朱熹的相关阐述中，以下两段话或可说明问题：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7]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也。盖无天地生物之心，则没这身。才有这血气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8]

这就是说，“仁”是天地创生万物的那个心，也是人所以获得生命的根本。天地之心一定要实现为人的心，才能实现其目的性。这个生物之心落到人的身上，就成为人的恻隐之心，这个恻隐之心就是仁心。同时，天地创生万物不仅具有存在意义，而且具有价值意义。人承受天地万物之心的过程，同时也是承继天地之德的过程。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朱熹指出：“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若春间不曾发生，得到夏无缘得长，秋冬亦无可收藏。”^[9]“元”“亨”“利”“贞”中《周易·乾卦》所指天所具有的四种美德，其中，“元”为四德之首，决定并包含了其他三种美德。朱熹认为，天所具有的这四种美德流转到人的身上，转化为“仁”“义”“礼”“智”。其中，“元”对应于“仁”。因此，“仁”亦为四德之首，决定并包含了其他三种人之美德。也就是说，“仁”既是天地之心，也是天地之元德；“仁”既是人的心，也是心之德。因此，“仁”的合法性依据在于天，是人心与宇宙的统一，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