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寻找铜活字本的底本
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三国志演义》的版本,以我们今天所见所知的版本而论,基本上可以分为甲乙两大系统。甲系统以嘉靖壬午本(嘉靖元年,1522)、周曰校刊本甲本(嘉靖三十一年,1552)为代表,乙系统以叶逢春刊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余象斗刊本(万历二十年,1592)领衔,紧随其后的是同样出于福建建阳一地的诸多刊本。
甲系统和乙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书名、作者署名、分卷、图像、行款有所不同,人物、情节和文字有或多或少的歧异。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以上所说只是主要的区别。而在两大版本系统各自的内部,各版本彼此之间还有着更细微、更具体的区别。
从种种迹象来看,朝鲜铜活字本属于甲系统,而不属于乙系统。
讨论铜活字本的底本是哪一个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排除它是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以及其他建阳刊本的可能性,因为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看,铜活字本和该系统诸本都有着许许多多的或大或小的差异。
因此,讨论和寻找铜活字本的底本问题时,我们可以把范围缩小到甲系统的范围以内。
甲系统中的哪一个已知的版本是朝鲜铜活字本的底本?我们将对朴在渊教授提出的说法(“是以周曰校甲本为底本,参照了嘉靖壬午本,并进一步校勘的版本”[4])进行商榷。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从书名看铜活字本
铜活字本的封面、扉页、首卷首叶、卷八上首叶均已不存,它们所题写的书名不详。
卷八上末叶、卷八下首叶题写的书名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
用这个书名和嘉靖壬午本比对,完全相同。嘉靖壬午本的封面、扉页、各卷首叶、各卷末叶都一致地题写着“三国志通俗演义”。
而周曰校刊本甲本、朝鲜翻刻本则有所不同。周曰校刊本甲本卷六卷首、卷九卷首题“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朝鲜翻刻本各卷首叶也同样题“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一字不差;卷二末叶作“三国志传道(通)俗演义”,卷四、卷八、卷九、卷十一末叶作“三国演义”,卷六、卷十二末叶作“三国志传通俗演义”。
单从书名看,铜活字本的底本可能是嘉靖壬午本,而不可能是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甲本)。
(二)从作者、出版者署名看铜活字本
铜活字本作者的署名为“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这个署名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甲本、朝鲜翻刻本完全一致。而与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一系的版本不同。
叶逢春刊本署“东原罗本贯中编次”,余象斗刊本署“东原贯中罗道本”。“东原”二字源自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与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小传相悖,乃后世书商添加,不足信,断非罗贯中自署[5]。“后学”二字是自谦之词,这方符合罗贯中本人的口气。这也从侧面证明铜活字本的底本是一个早期的版本。
从作者署名看,铜活字本的底本有可能是嘉靖壬午本,或者也可能是周曰校刊本甲本、朝鲜翻刻本。
铜活字本无出版者署名,与嘉靖壬午本一致,而周曰校刊本甲本、朝鲜翻刻本都在作者署名之侧多出了单独的一行:“明书林周曰校刊行”,或作“明书林周曰校梓行”。
我们相信,铜活字本的底本如果也有出版者的署名,那么,铜活字本在排印时肯定是不会遗漏的。
单从出版者署名看,铜活字本的底本有可能是嘉靖壬午本,而不可能是周曰校刊本甲本或朝鲜翻刻本。
(三)从分卷看铜活字本
铜活字本的分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注意点。
铜活字本残存一册,共分两卷。一为“卷之八上”,一为“卷之八下”。“卷之八上”残存第36叶至第56叶,其第1叶至第35叶、第45叶佚缺。“卷之八下”残存第1叶至第47叶前半叶,其第47叶后半叶以下佚缺。
卷八上残存部分文字的节目,包括四个:
第147节“庞德抬榇战关公”
第148节“关云长水淹七军”
第149节“关云长刮骨疗毒”
第150节“吕子明智取荆州”
卷八下残存部分文字的节目,则包括九个:
第151节“关云长大战徐晃”
第152节“关云长夜走麦城”
第153节“玉泉山关公显圣”
第154节“汉中王痛哭关公”
第155节“曹操杀神医华佗”
第156节“魏太子曹丕秉政”
第157节“曹子建七步成章”
第158节“汉中王怒杀刘封”
第159节“废献帝曹丕篡汉”
以卷八上而论,现存者起于第147节、第36叶前半叶,止于第150节、第56叶后半叶。现存四节,占21叶,平均每节五叶半。依此类推,已佚缺的35叶应是六节。也就是说,卷八上是起于第141节,止于第150节,共十节。而卷八下起于第151节,正好和卷八上密切衔接。
再以卷八下而论,现存者起于第151节、第1叶,止于第159节、第47叶前半叶,其后佚缺。现存九节,占47叶,平均每节五叶半,和卷八上相等。而卷八上止于第150节,这样看来,卷八下也应当是止于第160节,维持着和卷八上一样的每半卷十节的格局。卷八下现存46叶半,如果再加上一节平均所需要的五叶半的叶数,正好在53叶左右。
用这个平均数字去测算,铜活字本全书应是:12册,12卷,每卷20节。每卷又分为上下卷,各为10节。
在我们已知的《三国志演义》各种版本中,还没有分上下卷的先例。
为什么要分上下卷?是朝鲜印书的通例,还是另有原因?仅此卷分上下卷,还是全书都分上下卷?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时做不出准确的回答。
但我们知道,书籍的翻刻和重新排印,其分卷和行款都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比较严格地保持着和底本的一致。在中国是如此,在古代的朝鲜也应是如此。《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被认为是周曰校刊本甲本的忠实的翻刻本,正是对这一点的最好的说明。
铜活字本卷八分为上下卷。从字数来说,卷八并没有特殊之处。如果它是个特例,那么,它的字数和其他卷的字数相比,显然并没有涨溢出好多,以致达到了非再细分上下两卷不可的地步。也就是说,在铜活字本上,其他卷和卷八一样,理应也是各自分为上下卷的。
因此,我们认为,铜活字本全书应是分为12卷,共240节;每卷又分上下卷,各有十节。
据我们分析,这种分卷的格局并非铜活字本的创造发明,而应是它的底本原已如此,铜活字本不过是萧规曹随,照搬而已。
查现知各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分卷情况,计有六卷本、十卷本、十二卷本、十九卷本、二十卷本、二十四卷本、六十卷本、不分卷本等。十二卷本,有周曰校刊本、夏振宇刊本、郑以祯刊本等。二十四卷本,有嘉靖壬午本、夷白堂刊本等,每卷十节,十节之数虽和铜活字本的上卷或下卷相等,但总的卷数却是铜活字本的两倍。唯独感到遗憾的是,东找西找,始终找不到每卷再分上下版本的踪影或消息。
单从分卷的情况看,铜活字本的底本疑非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亦非嘉靖壬午本。
(四)从行款看铜活字本
铜活字本的行款是:每半叶11行,每行20字。
这和毛评本之前的、已知的、已见的哪一个《三国志演义》版本相同呢?
请看:嘉靖壬午本、夷白堂刊本:每半叶9行,每行17字。李卓吾评本、宝翰楼刊本、遗香堂刊本:每半叶10行,每行22字。上海图书馆藏残叶:每半叶12行,每行22字。夏振宇刊本:每半叶12行,每行25字。钟伯敬评本:每半叶12行,每行26字。周曰校刊本甲本、朝鲜翻刻本:每半叶13行,每行24字。周曰校刊本乙本:每半叶13行,每行26字。熊飞刊本:每半叶14行,每行22字。郑以祯刊本:每半叶14行,每行30字。嘉庆二年刊本:每半叶16行,每行41字。
以上所列举的版本,不包括“上图下文”本在内。这是因为版式不同,无法进行比较。不妨在这里列举较早的三种,以概其余——叶逢春刊本:每半叶16行,每行20字。余象斗刊本(余象斗刊本甲本): 每半叶16行,每行27字。“评林”本(余象斗刊本乙本):每半叶15行,每行22字。
单从行款看,现存的、已知的毛评本之前的《三国志演义》任何版本均与铜活字本的底本不符。
(五)从正文看铜活字本
《三国志演义》朝鲜铜活字本现存十二个节目,倒是和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全同。
朴在渊教授对铜活字本的文字细心地作了校勘,写出了校记。现随意选取影印本第153节“玉泉山关公显圣”的校记为例。该校记,自第601条至第763条,共有162条之多。其中,文字异于嘉靖壬午本者,104条;异于朝鲜翻刻本者,24条;兼异于嘉靖壬午本与朝鲜翻刻本者,34条。
这似乎符合朴在渊教授的结论:此铜活字本“是以周曰校甲本为底本,参照嘉靖壬午本作了进一步校勘的版本”。
但是,这个统计数字和校记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它仅仅校勘了嘉靖壬午本和朝鲜翻刻本,而没有参校其他版本,尤其是叶逢春刊本一系的建阳刊本。二是它列入了一些异体字,例如“侯”、“答”、“惧”、“赶”、“于”、“晋”、“怜”、“仇”、“参”、“庵”之类,还列入了一些明显的错讹字,这都影响了统计数字的高度准确性。
朴在渊教授已举出了大量的同于朝鲜翻刻本而异于嘉靖壬午本,或同于嘉靖壬午本而异于朝鲜翻刻本的例子。我们无须重复。
让我们举出另外两类例子,第一类是既不同于嘉靖壬午本,也不同于朝鲜翻刻本,而同于其他版本(以叶逢春刊本为例)的例子;第二类是既不同于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也不同于叶逢春刊本的独异的例子,来探讨朝鲜铜活字本的底本问题。
例子为数众多,限于篇幅,不能全举。现仅从我们所记下的上百个例子中随意摘取最后五节(第155节至第159节)中的23个例子,以概其余。我们想,这23个具体的例子已足以说明问题了。
【不同于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例子】
例1,铜活字本第155节:
操曰:“孤平日患偏头风,不时举发……”
“平日”,叶逢春刊本同,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平生”。
例2,铜活字本第157节:
两肉齐道行,头上带横骨。
“横骨”,叶逢春刊本同,嘉靖壬午本作“兕骨”,朝鲜翻刻本作“凹骨”。
例3,铜活字本第157节:
昔每与庞统共相誓约,庶托足下发踪,尽心于主公之业,追名古人,载勋竹帛。……彭羕顿首。
“发踪”,叶逢春刊本同,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未踪”。“顿首”,叶逢春刊本同,嘉靖壬午本作“顿首拜具”,朝鲜翻刻本作“拜首”。
例4,铜活字本第158节:
臣委质以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
“自知”,叶逢春刊本同,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在知”。
例5,铜活字本第158节:
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吴起谢罪,逡巡于河上。
“吴起”,叶逢春刊本同,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咎犯”。
例6,铜活字本第159节:
华歆奏曰:“伏睹魏王自登位以来,布德四方,仁及万物,越古超今,虽唐、虞无以过此……”
“登位”,叶逢春刊本同,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登宝位”。
【既不同于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也不同于叶逢春刊本的独异的例子】
例1,铜活字本第155节:
操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剑望操砍。
“望操砍”,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望操便砍”,叶逢春刊本作“向前劈头砍之”。
例2,铜活字本第155节:
华歆入奏曰:“王上知有神医华陀否?”操曰:“乃是江东医华陀者乎?”歆曰:“然。”
“华陀”,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叶逢春刊本均作“周泰”。
例3,铜活字本第155节:
陀令取蒜齑汁三升即饮而愈。
“而”,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叶逢春刊本均作“可”。
例4,铜活字本第155节:
孤平日患偏头风,不时举发,五七日不饮食,甚是疼痛。
“甚是疼痛”,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甚是痛苦”,叶逢春刊本作“痛楚不可当”。
例5,铜活字本第155节:
王上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自然无忧矣。
“毒箭”,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箭毒”,叶逢春刊本作“药箭”。
例6,铜活字本第155节:
妻曰:“《青囊书》吾已烧毁也。”夫问其故,妻又曰:“纵然学得与华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吾故知此,所以毁之。”
“牢”,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叶逢春刊本均作“狱”。
例7,铜活字本第155节:
操观毕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处使吾居炉火上耶!”
“处”,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无,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
例8,铜活字本第156节:
操病转加,是夜子时梦三马同槽,及晓召贾诩曰:“孤夜梦三马同槽,疑马腾、马林、马铁三人,故将马腾全家杀之。今夜复梦之。”
“孤夜梦”,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孤昔夜梦”,叶逢春刊本作“孤昔日梦”。
例9,铜活字本第156节:
群臣曰:“太子宜登宝位,但未得天子诏命,岂敢造次而行耶?”
“耶”,嘉靖壬午本作“之”,朝鲜翻刻本、叶逢春刊本作“耳”。
例10,铜活字本第157节:
于是殿上悬一水墨画,画着两只牛斗于土墙之下,一牛坠井而亡。丕指而言曰:“以此画为题。诗中不许犯着画上‘二牛斗墙上,一牛坠井死’字样。”
“墙上”,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叶逢春刊本均作“墙下”。
例11,铜活字本第157节:
曹操已死,曹丕僭称王位,威逼汉帝,甚于其父。
“甚于其父”,嘉靖壬午本作“尤甚于操贼”,朝鲜翻刻本作“甚如其父”,叶逢春刊本作“过于其父”。
例12,铜活字本第157节:
有彭羕与孟达甚厚,听知此事,急回家作书,遣心腹人欲报孟达。
“欲”,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叶逢春刊本均无。
例13,铜活字本第157节:
羕曰:“公起本部军,结连孟达为外合,某领川兵为内应,天下不足定也。”
“公起本部军”,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公起本部兵”,叶逢春刊本作“将军引军”。“领”,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叶逢春刊本均作“引”。
例14,铜活字本第158节:
玄德看毕,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辞相戏耶!”
“耶”,叶逢春刊本无,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耳”。
例15,铜活字本第158节:
封领父命,奋然率兵来擒孟达。不说孟达入邺降魏,且说曹丕聚文武议事……
“不说孟达入邺降魏”,叶逢春刊本无,嘉靖壬午本作“不题”,朝鲜翻刻本作“不说”。
例16,铜活字本第158节:
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阳取刘封首级前来,孤方准信。”
“便可去”,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可去”。叶逢春刊本作“可便去”。
例17,铜活字本第159节:
忽然曹洪、曹休二人带剑上殿,厉声问曰……
“忽然”,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作“忽”,叶逢春刊本作“忽阶下”。
从正文看,铜活字本的底本既不是嘉靖壬午本,也不是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甲本)。
若以它为“百衲本”的性质,恐怕也不合乎常情。
(六)静轩诗的有无
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甲本)和朝鲜铜活字本的一个明显的分野,便是静轩诗[6]的有无。
朝鲜翻刻本有静轩诗,而朝鲜铜活字本无静轩诗。
在这一点上,朝鲜铜活字本异于周曰校刊本甲本,同于嘉靖壬午本。
朝鲜铜活字本残存第147节至第159节。在这13节中,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乙本均有静轩诗六首:
江东寤寐索荆州(第149节)
从来仁义感人深(第151节)
陆逊青年未有名(第151节)
关公义勇孰能俦(第152节)
三马同槽事可疑(第156节)
奸宄专权汉室亡(第159节)
朝鲜铜活字本则无此六诗。由此不难断定,朝鲜铜活字本全书实无静轩诗。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朝鲜铜活字本删除了静轩诗呢,还是它的底本根本就没有静轩诗?
朴在渊教授说:“朝鲜活字本中周静轩诗被全部删除。”又说,“这一特点与嘉靖壬午本相同。”从这番话可知,他其实是认为:朝鲜铜活字本的底本是有静轩诗的,只不过被铜活字本删去了;嘉靖壬午本也是同样的情形。
这个论断,我们认为大有商榷的余地。
嘉靖壬午本是《三国志演义》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刊本,它没有以“静轩”或“周静轩”为作者署名的诗;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在它之前,在嘉靖元年(1522)之前,有任何的含有这类“静轩诗”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的存在。
《三国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人。而静轩诗的作者周静轩(名礼,字德恭)“在正德末、嘉靖初时尚在世”,生于景泰八年(1457)之前,卒于嘉靖四年(1525)左右[7]。这一点可以证明,在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原稿中,不可能存在静轩诗。
种种迹象表明,静轩诗是后来插增的,不是原有的。
最早插增静轩诗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叶逢春刊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和周曰校刊本甲本(嘉靖三十一年,1552)。本文作者之一曾在《〈三国志演义〉叶逢春刊本插增静轩诗考》一文[8]的第四节“静轩诗是原有的,还是插增的?”中一共举出六个具体的例子,分析、判断说:“由于插增,打乱了、破坏了原有的叙事的完整性、流畅性、节奏,造成了主语的丧失,以及叙事的混乱。这就充分地证明了,静轩诗不是原有的,而是后来插增的。”
既然朝鲜铜活字本没有静轩诗,这就证明,它的底本也没有静轩诗,而且其底本刊行年代也要早于插增了静轩诗的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甲本。
假设铜活字本的底本有静轩诗,那么它有没有必要作出删除静轩诗这样的举动呢?
《三国志演义》书中插有大量的诗赞文字。以诗而论,铜活字残本中,除了第147节、第151节、第154节、第158节无诗之外,在下列各节都保存着下列的诗:
第148节三诗:“夜半征鼙响震天”、“开疆施妙略”、“威武不能屈”。
第149节二诗:“治病愁(朝鲜翻刻本作‘然’)分内外科”、“刮骨便能除箭毒”。
第150节二诗:“养子当如孙仲谋”、“一笠覆官铠”。
第152节一诗:“势去人离奈若何”。
第153节五诗:“壮哉熊虎将”、“少年为客离蒲东”、“烈烈三分将”、“当年父子震荆襄”、“忆昔将军起解梁”。
第155节三诗:“神医妙手最为良”、“奸臣曹操苦头风”、“奸雄曹操立功勋”。
第156节四诗:“雄哉魏太祖”、“汉末挺生曹孟德”、“杀人虚堕泪”、“堪叹当时曹孟德”。
第157节四诗:“两肉齐道行”、“煮豆燃豆箕”、“论地谈天口若开”、“五车书记藏心腹”。
以上24诗的存在,铜活字本和嘉靖壬午本、朝鲜翻刻本完全一致。很难相信,这只是铜活字本的个例,而它的全书竟会是另外一个样!
何况这说的只是诗。除了诗之外,《三国志演义》还插入了很多的、字数更多的、其他形式的文字,在铜活字残本中,就有:
第153节引《传灯录》,自“大唐高宗仪凤年间”至“神秀即六祖也”,共196字。
同节又引《传》,自“关公在生之时”至“至今显圣护国佑民”,共193字。
第156节“史官赠拟曹操行状”,共168字。
同节“陈寿评曹操曰”,共90字。
第157节彭羕致孔明书,共460余字。
第158节孟达表章,共290字。孟达致刘封书,共601字。
如果说为了压缩字数、减少篇幅,那么,铜活字本为什么不对上述六段文字动手术?
铜活字本无静轩诗,这一点表明,它的底本不可能是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甲本)。
如果说,铜活字本彻底删除了已有的静轩诗,那么,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这样的事例并不符合小说名著版本演变的规律。
《三国志演义》的关索A(征西川部分)或关索B(征孟获)故事,《水浒传》的征田虎、征王庆故事,《西游记》的唐僧出身故事,等等,都是明代嘉靖或万历年间的某些版本插增的。甚至有的《水浒传》简本公然使“插增”二字进入了自己的书名,以增加市场销售的号召力。在明中叶那个时代,对待几部著名的、深受读者喜爱的、畅销的小说名著,面临着图书销售市场上的竞争,还没有哪个书商敢大胆地拍板作出删减书中已为读者熟知的内容的决定。
依我们看,说铜活字本的底本无静轩诗,这应是八九不离十的。而说铜活字本的底本原有静轩诗,后被铜活字本删去,这种几率应是很小很小的。
(七)小结
以上,我们从书名、作者、出版者署名、分卷、行款、正文以及静轩诗有无等方面,论证了铜活字本的底本问题。尽管我们并没有寻找到铜活字本的底本,然而我们却排除了铜活字本的底本为朝鲜翻刻本(周曰校刊本甲本)或嘉靖壬午本的可能。
铜活字本的底本应是一个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甲本同时或更早的版本。
朝鲜翻刻本与朝鲜铜活字本,彼此没有父子关系,而是各有不同的底本来源。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刊行时间)之前,我们不能以此证彼,或以彼证此,用以说明它们印行年代的先后。
那么,铜活字本会不会是有两个底本,以其中一个为主,以另一个为副呢?
朴在渊教授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说:“本人认为它是以周曰校甲本为底本,参照嘉靖壬午本作了进一步校勘的版本。”
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那时的出版者印书的主要目的是谋利。对他们来说,最简便的翻印办法便是照着葫芦画瓢。时间、精力、兴趣、成本,在限制着他们的想法和行为。他们不可能费九牛二虎之力,用两个不同的底本进行校勘,来出版一部畅销的小说。《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以周曰校刊本甲本为底本正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