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框架

继Bain（1956）关于市场进入的开创性研究和Mansfield（1962）倡导更多地关注产业组织的动态方面以来，Jovanovic（1982）、Hopenhayn（1992）以及Ericson和Pakes（1995）等人相继提出各自的产业演化模型，这些模型模拟和解析市场开放条件下企业进入退出、竞争行为及其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这些理论模型里，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在生产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并面临独立的生产率冲击。于是，进入成本的变化和不同企业之间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导致厂商作出不同的进入、增长、收缩和退出的行为选择，从而为我们理解市场开放背景下大规模的进入退出、产业组织结构的演化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本章的分析建立在Hopenhayn（1992）产业演化模型的理论基础上。Hopenhayn（1992）的模型考察了这样一个产业：这个产业由许多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组成，厂商之间的生产率是不同的，每一个厂商根据要素投入和随机生产率冲击ω来确定产出水平。各个厂商的生产率冲击ω是相互独立的，并服从一阶马尔柯夫过程，厂商未来1期生产率的分布函数可以表示为F（ωt+1|ωt），其中，F（ωt+1|ωt）是ωt的严格减函数，这意味着，厂商在未来时间里拥有高生产率的概率随着当期生产率的增加而增加。

在每一时期里，在位厂商在观察到生产率冲击的具体实现之前选择是支付固定成本Cf继续经营还是退出市场。如果继续经营，厂商在观察到当期生产率冲击的实现之后确定自己的产出水平；潜在进入者选择是否支付进入沉没成本Ce进入市场，如果选择进入市场，那么，它就根据分布函数为G（ω）的生产率冲击的具体实现确定自己的产出水平。在这个市场上，价格由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联合决定，每个厂商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这个模型产生了两个关键的内生变量：一个是产业的进入率，另一个是在位厂商留在市场上所必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ω∗；由于模型假定了同质产品和市场上数量众多的买者和卖者的存在，所以，进入沉没成本Ce成为影响市场结构变迁的基本外生变量。

这个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作为模型基本的外生变量，进入沉没成本Ce的变化会对厂商的进入退出决策和市场结构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在初始生产率分布G（ω）给定的基础上，如果进入沉没成本下降，那么，企业弥补进入沉没成本所需的贴现利润就会减少，从而鼓励潜在厂商的进入。一旦进入市场，厂商就能够观察到当期的生产率ωt，并且，预期未来的生产率将沿着分布函数F（ωt+1|ωt）的轨迹演进。因为F（ωt+1|ωt）是ωt的严格减函数，所以，一个低生产率的厂商会形成未来低生产率和低期望利润的预期。于是，对于给定的留在市场上所必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ω∗，如果企业的生产率ωt低于ω∗，那么，它会选择退出市场。相反，生产率ωt高于ω∗的厂商会留在市场上，它们的生产率和生产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长，越是高生产率的企业其市场份额增加越快。重要的是，进入成本的下降和新企业的进入还会提高未来产生正的期望利润所需的生产率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留在市场所必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ω∗，于是，在潜在进入企业由于进入沉没成本的下降进入市场的同时，那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将退出市场，因而，在均衡状态，不仅大规模的进入率和退出率可能发生，而且进入率和退出率正相关。

这意味着，正如熊彼特所描述的那样，进入沉没成本的下降激发了一个以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为基础的动态竞争过程。在这个动态竞争过程中，由于退出企业主要集中在跨企业生产率分布中生产率水平最低的那部分企业中，所以，平均说来，退出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生存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同时，Hopenhayn（1992）证明，由于在位厂商生产率的分布是逐渐淘汰低生产率厂商的结果，所以，只要F（ωt+1|ωt）是ωt的严格减函数，那么，F（ωt+1|ωt）对进入厂商初始生产率的分布G（ω）就是随机占优的，因而，平均说来，在位厂商的生产率高于进入厂商的生产率。于是，在进入沉没成本下降驱动的动态竞争过程中，厂商间生产率分布和规模分布的动态演进成为推动产业层面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具体地，进入沉没成本的下降和大规模的进入通过两个方面的重要机制推动了产业层面的生产率增长：一方面，进入沉没成本的下降提高了在位厂商留在市场上所必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从而为微观层面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激励；另一方面，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与选择机制激发了以生产率为基础的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随着生产率较低的厂商退出市场，生产逐渐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中。于是，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总量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

尽管这个理论模型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基础上，但是，它所揭示的开放竞争机制为我们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工业部门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市场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

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中国工业部门各产业继承了以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具有典型国家垄断特征的产业组织结构。在这种产业组织结构下，企业只是执行国家生产计划的一个工厂，它具有扩大产量的激励，但缺乏节约成本、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在产业层面上，尽管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是不同的，并且计划部门也存在优化资源配置的激励，但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经济资源跨企业配置效率低下：一方面，计划当局经常会受到政治目标的影响，比如快速工业化和支持重点工程；另一方面，市场知识的分散性和默识性以及认知和计算能力的限制，使得计划当局难以有效地把经济资源配置到全国范围数量众多的企业中。

这样的产业组织结构建立在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和严格的行政性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的基础上，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基本是禁止的，这意味着，在微观层面上，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成本趋近于无穷大。在市场化转轨的过程中，严格的行政性的进入退出管制逐渐放松，价格双轨制、劳动人事制度和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很大程度地降低了进入成本，从而激发了计划经济体制外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进入。由于不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新进入企业必须在市场上获得生产要素，并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作为渐进式改革的增量部分，市场导向的非国有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形成促进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与成长，非国有部门的大规模进入侵蚀了国有企业的高额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面临人力资本流失和市场份额缩小的威胁，从而迫使国有部门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因此，非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进入也成为推动国有企业重构的重要因素。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和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推动的产业微观主体和产业组织的重构，政府对准入、产量、价格和流通渠道的控制逐渐减弱，这削弱了国家垄断的力量，进而激发了一个以市场选择为基础的动态竞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进入沉没成本的降低、非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进入、竞争程度的加剧提高了企业获得正的利润所必需的最低生产率水平，从而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微观经济主体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激励。同时，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被逐出市场，经济资源和生产份额逐渐配置到生产率水平更高的企业中，在企业间的生产率水平和所有制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的条件下，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和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不仅可能成为渐进式转轨的驱动力量，而且成为产业层面总量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