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基于卷转虫海侵的大禹传说

有感于夏、禹之说晩起于西周中叶，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就对大禹是否存在，提出过强烈的质疑。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关系恰是一个反背的关系。1923年2月，他以“层累说”对禹进行考证，确认禹和夏没有关系，禹不过“是一条虫”。1925年11月，为了证明禹不是历史人物，顾颉刚对禹的来历作了另一种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并找了九条理由。

在顾颉刚的九条理由中，与越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共有七条：

（2）越国自认为禹后，奉守禹祀。

……

（4）传说中有禹致群神于会稽的故事（《国语》），又有禹封禅于会稽的故事（《郊祀志》），又有禹道死葬会稽的故事（《墨子》）。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县东南；春秋时为越都。

（5）会稽山西北五里有大禹陵。按，有了陵墓原不足以证明真有这个人但陵墓所在之处确很足以证明这一地是这一个神话的中心点。

（6）《汉书·郊祀志》……记管仲讲了十二个封禅之君……他们封的地方只有泰山一处，禅的地方只有云云，亭亭，社首，会稽四处。云云在蒙阴，亭亭在钜平，社首在博县，都是泰山附近的小山，在汉代泰山郡之内的；独有禹所禅的会稽乃远在南方。……这大概因为禹在会稽的立足点太坚强了，有非依从习惯不可之势，所以如此。

（7）古代开化的民族只有中原一处，因此中原人很藐视四方半开化和未开化的民族。……中原人对于南方，随处可以引起虫族的联想，故文字上以虫表南方的极多。禹名从虫，恐亦此例。越人自称为禹后，恐亦与蜀人以蚕丛为祖先是相同的。

（8）《孟子》上言禹治水情形的有两段话，录下：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滕文公》上）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滕文公》下）

这固是孟子想象中的尧舜时代的情形，但何以与实际上的周代时楚越情形竟这等的相似？楚越间因地土的卑湿，有积水的泛滥，故有宣泄积水的需要；因草木的畅茂，有蛟龙的害人，故有焚山泽驱蛇龙的需要。有了这种需要，故禹益的神话足以增大它们的价值，发展它们的传播。禹之出于南方民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中国的黄土区域绵延甚广，为古代膏腴地。但别处还有山林险阻，惟河南省的东部是一个大平原，没有平水土的需要，故文化发达最盛，亦最早。……楚国经过了几百年的经营，水土平了；到战国时，这可怖的景象只留在楚国的南方了。

南方民族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不会有无数平水土的神话出来，更如何不会有平水土的最有力量的禹出来！

（9）商代时的中原只有与西方民族发生关系。到了周代，始有召公辟国至江汉的事……于是封建诸姬至于汉阳。……南方民族的神话从楚国传到中原是很可能的：一来是楚国为南方民族的领袖，与中原交通甚早；二来是周室封诸姬于汉阳。使周民族与楚民族日益接近；三是周民族与楚民族常有用兵的事，有交换文化的鼓动力。

综合以上的理由，顾颉刚对“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做了一个概括的说明：

商周间，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酝酿为禹的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越人奉禹为祖先。自越传至群舒（涂山）；自群舒传至楚；自楚传至中原。流播的地域既广，遂看得禹的平水土是极普遍的；进而至于说土地是禹铺填的，山川是禹陈列的，对于禹有了一个“地王”的观念。

中原民族自周昭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又特设后土之礼，得与周人的祖先后稷立于对等的地位。

因此，顾颉刚不仅认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而且特别用五条理由（第2、4、5、6、7条）指出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进而认为南方民族平水土的需要是酝酿大禹神话的基础（第8条），并指出了这一神话是如何传至中原、传至西周的（第9条）。

“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毕竟只是一个假说，尚须考古和文献的证明，因此，顾颉刚以后并没有坚持这一假说，到其《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已改称禹为西戎的宗神。然而，一些学者则沿着顾颉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的观点，继续研究了下去。

1980年，王靖泰、汪品先在《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中发现：晚更新世（约126000年至10000年前）以来，中国东部平原区发生了三次海侵，东、黄海大陆架经历了两次海退。作者以每次海侵各具特征的有孔虫属名作为三次海侵的代表名称，将三次海侵由老及新分别称为星轮虫、假轮虫、卷转虫海侵。王靖泰、汪品先认为，卷转虫海侵大约从15000年前开始，海面上升速度很快。碳-14测年为11340±550年前，海水在中国南方可能溯长江古道而上，进入杭州湾、上海、南通一带；在中国北方可能溯黄河古道进入渤海盆地。随后海侵迅速扩大，淹没近海平原，江南地区海水直拍山麓，在华北海岸达到天津以西。碳-14测年为6620±300、5690±250、5680±180、5410±250年前，是冰后期海侵的最高海岸线。自此以后，海面趋于稳定，并稍有下降，加上河流的沉积补偿，海岸线逐渐后退，海面慢慢接近现代海面高度，海岸线逐渐退到现代位置上。

王靖泰、汪品先有关6000年前卷转虫海侵的观点，为越地有关大禹传说提供了一个地理基础，影响了乐祖谋对宁绍平原城市起源的研究。

乐祖谋在进行宁绍平原城市起源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以六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为标志的宁绍平原的原始经济和原始聚落发达甚早，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越族的历史记载表明，宁绍平原的城市出现甚晚，在全国范围处于落后地位。

从山区走向平原，是人类原始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考古学一般将原始人类文化发展序列归结为“山林文化—山麓文化—河谷文化”三个阶段。然而宁绍平原原始人类聚落的发展，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河姆渡遗址紧靠平原南部山麓地带，按一般规律，河姆渡时代以后，其后裔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向北，走向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地区。但现存的历史资料却说明，河姆渡时代以后，其后裔的迁徙方向似乎是向南，进入到平原南部的会稽山地，并长期驻留，直至春秋时代。

受王靖泰、汪品先有关卷转虫海侵观点的影响，乐祖谋指出：根据碳-14测定，河姆渡四个文化层的持续年代约在7000至6000年前，正是卷转虫海侵走向高潮的年代，海侵达到极限的年代和河姆渡文化消失的年代完全吻合。河姆渡遗址所紧靠的山麓地带，正是海水最后到达的地方。在第四纪末大海侵到来之前，今平原地区（包括近海海底）早已有原始人类活动存在，随着12000年至6000年前大海侵的逐渐发展，原始人逐渐朝山麓地带后退，直至河姆渡文化末期，海水直拍山麓为止。

乐祖谋赞同顾颉刚关于“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的观点，但认为尚有一点可以补充，那就是顾颉刚对这个神话传说据以产生的地理原因的分析。乐祖谋指出：

顾先生并没有否定洪水的说法，只是把它从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把泛滥的河流由黄河转为钱塘江。其实，在上古原始植被尚未遭受破坏的自然条件下，如果黄河不能酿成这样一场洪水的话，钱塘江就更无可能了。

从现代地理学的眼光看，古代传说中这场洪水，虽然并不排斥也有河流泛滥的可能在内，但更大可能还是一场海侵。不仅其规模和时间如此，更重要的是洪水的发生方向很可以作证。

孟子说“水逆行”，其实已经提供了线索。因为在古人头脑中，“江汉朝宗于海”，因此水由陆地往海洋流，是顺行，而水从海洋往陆地上流，就是逆行了。而这正是海侵时水的运动方向。

乐祖谋进而指出：古代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可能是全新世末卷转虫海侵和海退在古代越族人头脑中的一个形象化的、曲折过程的反映。越族的祖先虽由于海侵发生而被迫退向山区，但对昔日平原生活的印象不会由此消失殆尽，对于平原被大水从海上淹没的印象会通过各种形式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这就是“洪水”传说的起因。当许多世代以后海退的时刻，越族人看到南山脚下重新出现陆地时，因为不能解释其原因，便只能归之神功，这就是“禹”和“治水”传说的起因。根据王靖泰、汪品先的文章，这次海退开始于距今四千年左右，亦即公元前二十世纪前后，正是一般公认的夏禹建立夏王朝的时刻。

乐祖谋观点的问题在于，南方蛮荒之地的一个治水英雄，何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和开启夏朝的君主？对于这一问题，董楚平间接给出了回答。董楚平认为，二里头的东南色彩与夏王朝的苗蛮血缘互为表里，受到了东南文化的影响。在1988年《吴越文化新探》11条证据的基础上，董楚平的《广义吴越文化通论》又补充了5条证据，以论证禹为良渚文化等南方民族的后裔，夏王朝具有苗蛮血缘。他认为以琮钺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通过江淮等地区，从东南远徙河南、山西，甚至甘肃河西走廊，良渚文化的上层社会整体地离开太湖地区，来到黄河流域，参加了中原逐鹿。也就是在良渚文化影响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南方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流传到了黄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