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

1. 学科性质和理论框架

1.1 语言规划学是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

语言规划是重要的社会治理活动，也是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公共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国内外有关语言规划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与社会生活的新近发展，使得语言规划学呼之欲出。语言规划学是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语言不仅具有交际工具、思维工具的功能，还有文化功能、经济属性和经济价值。已有的语言学大致可以归入语言本体研究、语言应用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信息处理研究、语言的生理-心理-病理研究。语言功能研究加入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中，可以使学科体系更为完满，也表明语言规划学有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研究特色。

审视过往的语言规划会发现：较为重视语言交际功能的规划，较少考虑语言思维功能、文化功能及经济功能等的规划，特别是较为忽视语言的民族文化的图腾功能；较多规划语言的社会功能，较少考虑家庭、个人、社区的语言问题；语言规划的路向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很少有“自下而上”的。因此，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都还大有改进之空间。推动语言规划成为一门学科：第一，要尽快积累学科资料。学科资料不仅是相关的学术文献，更重要的是古今中外的语言规划实例，通过对这些实例的研究，总结出语言规划的规律。第二，要创新学科理念，关注“语言生活”。

语言规划学具有学术意义，但更具有浓重的实践品格。它应以古今中外的语言规划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从相关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得出语言规划的科学规律。所得规律，不仅可以用学理来评判，更能够用实践来检验：其一，能以此来解释、评判历史上已有的语言规划；其二，能够预判某地、某国正在发生的语言规划问题；其三，能够据此为某国家、某组织、某地区、某领域做出科学的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学必须关注语言生活，深入了解语言生活，做出的规划符合语言生活实际。当前，人类语言生活正从单语向双语、多语的方向发展，语言规划理念也应当从“单语主义”向“双语（多语）主义”转变。各语言规划主体之间要相互沟通协调，各种语言规划的路向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避免、减缓语言冲突，促进语言生活的和谐。

——李宇明.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J］.语言规划学研究，2015（1）.

1.2 语言规划经典理论

语言规划是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整的一种有益的社会活动，能够给大多数的言语社团成员带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语言规划具有连贯性、理论性、系统性、社会性、实践性等特点，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语言规划。语言规划的内容有“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说法，后者的重要意义是把语言规划的研究性活动纳入了语言规划的范畴。在进行语言规划工作的同时，要不断地开展社会心理调查，及时了解语言规划成果接受者们对语言规划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实现语言规划的六项目标，即“语言文字的纯洁化、语言文字的复兴、语言文字的改革、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词汇的现代化和语言的传播”。

语言规划的基本理论包括语言的社会性、开放性、动态性、人文性和可塑性。语言规划要遵循科学性、政策性、稳妥性、经济性的基本原则。语言规划的基本方法为：约定俗成与从俗从众、行政干预与语言调控、社团主事与公众参与、学术规范与辞书指导、宣传引导与媒体示范、个人作用与名人影响。语言规划的主要步骤是：前期准备、选择标准、加强规范、组织实施、完善功能、评价体验。语言规划理论是实施语言规划行为的理论基础，语言规划原则是在语言规划理论的指导下确定的，语言规划要采取多种方法，按照恰当的步骤进行。只有以正确的理论为依据，科学的原则为指导，恰当的方法为遵循，严密的步骤为引导，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才能获得成功，行之有效。

国外传统的语言规划理论认为，规划维度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声望规划和习得规划，规划过程包括选择、编典、实施、细化，规划思想有“语言同化”“语言多元主义”“国际化和本土化”之分，规划流派有“弹性规范学派”“理性选择学派”“适应学派”“语言治理学派”之分。

语言规划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教育、科学技术等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判断语言规划是否成功，就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的发展。

语言规划与国情、语情之间的关系是适度超前的共变关系。语言文字交流影响会越来越充分，语言文字的关系会越来越和谐，语言生活总体上会朝着规范化、多样化、本土化、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但是语言规划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仍然会存在，新的语言变异现象和社会语言问题会不断涌现。

——陈章太.语言规划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3 民族构成类型视角的语言规划分析框架

国家语言政策有六大核心问题：选定并使用官方语言；制定国语规范；语言跨境传播；正规教育体制中的语言教学；非正规教育体制中的语言教学；语言本体规划。不同民族构成类型的国家对这六类问题的关注度不同。

俄罗斯、美国、日本和西欧诸国等绝大多数人口（即主体民族人口）都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质社会（语言）国家更多关注国语或通用语的规范化，关注本国通用语言或传统语言的纯正化、标准化和编典。这些国家强大起来后就会关注语言的跨境传播问题，同时也会关注外语教学问题。这些国家中的语言与民族问题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关系处理、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问题、语言民族主义运动、移民语言问题及相关的移民政策（目标是一体化）、双语教育问题（是过渡型还是保持型）。

加拿大、塞浦路斯、新加坡等由两种或三种势均力敌的民族语言群体构成的两分或三分国家的头等大事并不是语言规范化问题，而是在政府和教育体制中使用两三种民族语言的问题。不过，像瑞士和比利时这样的发达国家，也特别重视第四类问题中的“外语教学”问题。这些国家中的语言与民族问题主要包括：民族分离和对抗问题、官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新移民社区对传统语言政策的挑战。

尼日利亚、印度等民族种类繁多，各民族人口的数量都未达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各民族均为少数民族且至少有5种或5种以上的多民族国家（马赛克社会）大多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往往忙于应付本国内部语言多样性事务，不大关注外语教学，而更专注于第六类“语言本体规划”问题，包括语言的规范化、正字法的研制、教材的编写和扫除文盲。这些国家中的语言与民族问题主要包括：官方及教育语言的选择、语言本体规划、语言行政规划、语言翻译。

——周庆生.国家民族构成与语言政策问题［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4（2）注3.

1.4 语言交换与语言规划

会话、语言习得、语言规划这些不同的语言活动都可以分析成为社会交换活动，它们虽然各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和内容，却表现出社会交换的一些共同特点：互动合作、利益的交换、对象选择的自由度、关系的稳定或转化，等等。

会话过程显示了语言交换的最基本过程和元素。在会话这种社会交换过程中，包含了会话人作为互动的主体，包含了交换的内容，还包含了交换活动的模式。其中，交换参与者会有成本受益的估算，有根据对交换结果的满意度选择有利交换对象的倾向。这些内容也可以应用到宏观层次的语言交换。

语言习得过程显示了不对等语言交换的自我强化过程。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习得人处在绝对服从的弱势地位，存在的唯一其他选择是退出该社会交换关系，即放弃习得该语言的努力。然而，习得人的任何顺从其交换对象的努力都进一步增强了对方的权势和己方的劣势。因此，像会话过程一样，语言习得的自由度主要体现在对目标言语社区（交换对象）的选择。

进入语言规划过程成为言语社区之间的社会交换，但是该层次的语言交换却缺乏选择交换对象的自由度。由于语言规划关系往往由超越语言的因素所确定，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一般处在交换起点上的不平等。不仅有语言之外社会关系的不平等，也有语言权势上的差距。如果弱势言语社区能够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母语优势，则有利社会交换向平等化方向发展；否则的话，语言权势的丧失进一步导致经济社会权势的降低，加剧了原有的社会不平等。

如果辩证地看待语言规划和言语社区的问题，似乎可以提出用不平等的方式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观点，即通过终结原有的不同言语社区而建设统一的新言语社区的途径，社区之间的不平等随社区整合而消失。然而，由于其不公正的性质，消灭原有言语社区的手段往往没有可行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强化了社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进一步导致语言冲突，造成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的不利结果。比较审慎的做法是通过协商的方式不断调节作为交换对象的言语社区之间的关系，以逐渐演变的方式达到和谐稳定的多层次言语社区的建设目标。

——徐大明.语言交换理论初探［J］.琼州学院学报，2015（1）.

2. 领域和家庭语言规划

2.1 领域语言规划试论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语言生活，语言生活的和谐离不开领域语言规划。回顾中国百余年来语言规划的发展历史，会发现国家语言规划最先是依托教育领域开始的，然后逐渐延伸到行政、文化、公共服务等领域。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支撑国家语言政策，建立与工作质量相关的领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解决领域语言问题。领域语言规划的基本运作机制应当是：行业主管部门“主管”，国家职能部门指导，专家队伍学术支撑。当前，我国的领域语言规划存在行业语言意识淡薄、领域语言生活学术研究不足等问题，尚处在制定领域语言规划的初始学术准备阶段。需要通过一系列行政运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发展领域语言学，为领域语言规划创造条件。

——李宇明.领域语言规划试论［A］.语言——中德文化之桥：中德语言政策
和语言生活研究［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2.2 法律领域的语言规划

系统开展中国法律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可以依据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相关理论，结合法律领域语言问题的具体特点，以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传播规划四个维度为规划基础，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确定中国法律领域语言规划的主体层次和具体语言问题领域。

法律领域的语言地位规划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确定普通话、规范汉字法律地位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权利、语言生态的研究；涉及少数民族案件中少数民族同胞语言诉讼权利的保障也需引起规划者重视，这不仅是司法公信力的问题，更是国家形象和人权保护的问题。

法律领域语言本体规划主要应对法律术语规划、法律语言标准化、立法程序科学化、法律翻译规范化、现代化与信息化规划等问题进行研究。这需要组建多学科参与的复合型科研团队，同时要重视现代科研手段的应用，研究成果才能在法律、教育等领域有效应用。

法律语言习得规划包括法律语言课程政策、教学政策、教师培养规划、教材规划、资源规划以及语言服务规划等实际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法律语言人才需求不同，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动态的法律语言教育规划研究体系。

法律语言传播规划根本任务在于增加中华法律语言的价值。增加中华法律语言的交际价值、经济价值、外交价值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我国法律语言有效传播的根本保障。

——董晓波.法律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方法［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4）.

2.3 武警语言规划

在语言规划视角下，目前武警部队开始逐步认识到语言对战斗力的生成可能产生影响，语言观仍然是问题导向，即把语言看作一个问题，比如在驻疆维稳时可能出现语言不通的情况。部分官兵把语言看作权利，而把语言看作一种资源的观念还没有确立。当前武警官兵语言生活主要具有的时代特征是：

第一，从单言到多语混合分布。武警部队成立三十年以来，首先形成了“双言”局面，表现为官兵普通话水平有所提高。其次是“单言”现象没有完全消失，偏远农村地区出身的初中毕业的士兵（招兵最低也得初中毕业，但不排除有虚报的现象）在边疆服役，他们能听懂新闻但不会说普通话或普通话水平差。再次，“双语”现象逐渐成为普遍现象。随着兵源的变化，中学生、大学生外语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他们入伍后普遍会说一些外语，但水平参差不齐。此外，军校毕业生还普遍学过军事英语等专业外语科目。

第二，现实与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相互促进。首先，现实空间促进虚拟空间语言素质。在武警部队，随着各种新型装备的列装、军网的连接、三级网（武警内网）的普遍铺设，现实中的语言生活延伸到了虚拟空间，提高官兵在虚拟空间的语言素质受到重视，各中队普遍进行计算机培训，主要是学习电脑输入等内容。其次，虚拟空间丰富现实空间语言生活，虚拟语言生活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如：（1）以新词语为代表的许多语言新现象层出不穷。（2）产生了电子邮件、BBS、QQ、SNS、博客、微博、微信等许多新的人际交流方式，网络深刻地影响着现实语言生活。（3）官兵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活动，都尝试着迁移到网络上展开，如军网视频会议、官兵网购、内网数据检索、内部文件在保密条件下的电子出版、电子娱乐等等，构成了当今的虚拟生活。（4）军网和院校自建以及自购的有限的外部数据包（如国防大学数据库、CNKI）已经成为部队最大的信息贮存库，纸媒出版物、图书馆、档案馆，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网络。

第三，“语言地图”候鸟式改写。中国的“语言地图”上存在大量的涉军方言点，如天津话的来源尽管众说纷纭，但与部队的联系却是无可置疑的，更不用说“军话”等明显由于部队驻扎形成的方言点了。还存在涉军方言区，比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的方言。随着部分乙种步兵师转隶武警，这部分武警周期性地参与边疆维稳驻训，而且他们积极学习民族语言，于是中国的“语言地图”出现了整个方言点周期性平移到另一方位且语言种类增加的特殊现象。

第四，维稳处突重点地区急需语言规划。在维稳处突重点地区，尤其是在边疆维稳处突重点地区，武警部队使用的语言需要大力规划。这里的语言包括作战用语、训练用语、日常生活用语。作战用语包括处突喊话用语、正规执勤用语、外联宣传手册、舆论战用语、心理战用语等，训练用语如出操训练口号等，生活用语如营区宣传标语、驻地的民族语言等，这些用语目前缺乏统一的规划，语言战斗性功能的发挥受到一定制约。

第五，武警内外两个语言大局统筹兼顾。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武警，尤其是境内负责使馆和领事馆保卫工作的中队以及履行海外维和任务的分队，有了更多国际语言生活和外语需求。

准确把握这些语言特征，做好语言规划工作的着力点包括：全方位的语言调查是基础；处理语言关系是重点；探讨建立军人语言能力标准是依托；虚拟生活的语言规划是盲点；营区语言规划是易点；提升军队外语能力是战略要点。

——李岑星.武警语言的时代特征与语言规划［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5（5）.

2.4 家庭语言规划

家庭作为社会所确定的基本时空单位和首属群体，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也是研究起点和终点。家庭语言政策着力考察“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与语言相关的明确和公开的规划，提供如何管理、学习和家庭内部协商语言的综合研究”。

国家层面的语言冲突和矛盾，在一个家庭内部同样可能存在，操不同母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父母结合，加上可能不同语言或方言的隔代抚养，或者照顾孩子的人又操其他语言或方言，那么把这个家庭形容为一个语言战场再合适不过了。语言与认同的分裂和撕扯常发生在多语言背景的家庭。

中国不仅有大量少数民族家庭，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家庭在中国也越来越多。这些家庭的孩子在语言教育方面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都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关注的内容。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刚性的、显性的语言政策一直被关注及研究，但是对作为社会最小单位家庭范围的关注和研究还很不够。目前国内虽然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但实证性的研究成果阙如。对于旅居中国的国际家庭如何保留母语的同时学会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令儿童掌握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在方言地区，普通话与地方方言如何并存？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如何在家庭语境下得以复兴？这些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家庭语言政策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不仅为语言学，也给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提出了新的问题，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期待更多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方法问世。李宇明教授早就指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多学科共同参与。在构建和谐语言社会的进程中，家庭这一重要场所不能忽视，关于多语言多文化家庭的语言政策必须加强研究，进而在可靠研究的基础上，为这些家庭提供相应的语言教育咨询服务和援助。

——李英姿.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迫在眉睫［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22/第0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