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理想教育的内容更加充实

一

理想教育问题，邓小平同志1982年就提出来了。提出来之后，大家也宣传了一阵，但是当时的宣传好像没有形成气候，讲了一阵以后就有点冷冷清清了。今年邓小平同志在科技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大家都感到邓小平同志提得好，抓住了要害。怎么能把理想教育长久地、深入地进行下去，渗透到我们的一切工作当中去？怎么能达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求，真正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整个宣传战线大家共同研究。我们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事情就好办了。

为了研究问题，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经验。在中国，最初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就那么几十个人，然后逐步扩大队伍，逐步扩大影响，在那几十年当中是相当有成效的。这个经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不回顾这个经验，有些同志脑子里就会有这样一种思想，以为唱这个高调没人听，现在人家都讲实惠，你讲要有理想，人家会听吗？在60多年前，整个社会是旧社会，讲实惠的理由、讲实惠的人，比现在要多得多，在那样的情况下，讲共产主义理想的队伍是怎样扩大的呢？这里总有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企图登高一呼，万众云集。50多个共产党员登高一呼，马上就有5万人来，就有5000万人来，都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这不是事实。在很长的时间中，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和我们一起奋斗的在整个民族中都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人的队伍是不断扩大的。这个少数人的队伍，在整个民族中能够赢得威信，能够领导这个民族前进。这个少数人的队伍的扩大，也是有规律的。有人说，我们做思想工作一没权、二没钱，不好做。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做思想工作不是更没权没钱吗？而且还要被杀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跟我们走呢？所以思想工作，让人相信一个什么东西，不是靠权，也不是靠钱，而是靠真理，还要靠我们的工作合乎人们的认识规律。

关于做思想工作的规律，已经有很多同志做出过很多很好的总结。我觉得过去搞理想教育，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能够把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都收集起来，归结到一点上来，向人们指出，只有推翻旧社会，才有出路，非走革命的道路不可。在旧社会，矛盾非常多，杨白劳没有饭吃，借人家的债，最后要卖女儿，他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在没有觉悟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地主发善心，这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推翻旧社会，打倒地主阶级，把社会制度改变了，所有的杨白劳、所有的喜儿才能得到解放。青年人失业，学生失学，婚姻恋爱不自由，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我们共产党人就真心诚意地帮助群众解决他们眼前的各种问题；同时，把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帮助群众认清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制度不合理，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只有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条道路。我们指出的这样一条道路，本身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指出这条道路的方法也是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因此我们的工作虽然也有曲折，也有失败，从总的来讲还是不断前进，这支有理想的队伍还是在不断扩大。

电视台最近在播放《四世同堂》，老舍写的这一群人里有几个是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好像没有。但是日本人打进来，占了北京城，所有的人都卷到这个矛盾中来了。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情况，但日本人一进城，所有的具体矛盾就都跟这个民族矛盾联系到一起来了。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但也并不是有了这一个大矛盾，其他具体矛盾就不存在了。具体问题还是很多的。许多人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到他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要进行启发，进行教育。当时有一个最成功的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写一个老头和他的女儿从东北逃亡出来，没有饭吃，在街头卖艺，但女儿饿得唱不出来，老头说你唱不出来就更没有饭吃，就要拿鞭子打女儿。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这里表现出来却是父女之间的矛盾。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复杂。这个活报剧的题目也好，叫作《放下你的鞭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头把矛盾的方向搞错了。这一句话就透过表面现象抓到事物的本质了，就把观众引导到抗日这个根本任务上来了。这个活报剧以及当时其他一些成功的宣传经验，都告诉我们要把群众切身感受到的具体矛盾引导到根本的问题上去。这种引导当然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

回顾过去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理想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工作是有启发的。但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和旧社会不同。在旧社会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直接的目标是先要推翻旧社会，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当这个任务完成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我们的任务就应该转变到经济建设，为结束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而奋斗。在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提出要和地球开战，现在许多中年人的理想，就是在那个时候树立的。可惜那个时间很短，很快就被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犯的严重错误打断了。这个严重错误就是重新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讲理想教育，就要回过头来，把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收集起来，不是回避它，而是把问题集中到改变我们国家贫穷落后这样一个迫切的任务上来。现在群众有些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最大的意见是房子问题，其次是物价问题、工资问题。一些人总觉得自己困难特别多，觉得别人得到的比我多一点，自己特别受亏待，所以就不满意。其实我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穷。

有人说，要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太费劲了，我等不及，我只能外流，到外国去。有这样想法的人，历来都有的。1924年初，李大钊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从德国回来，一见面就叹气，说他坐火车从东北入境，一路上看到中国的老百姓面无人色，看到当时的中东铁路由外国人管着，中国的老百姓受人欺负，作为一个中国人实在没有味道。李大钊问他，你想怎么办呢？他说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自杀，另一条是还到外国去。李大钊把这个青年人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中国人受欺负？无论你是自杀还是跑到外国去，都不过是逃避。而问题是怎么改变现状。最后这个青年人被李大钊说服了，到广东去参加革命了。

而且，整个国家不富强，到了外国你也抬不起头来。现在在外国当资本家的中国人，有的入了外国籍，他们是深有体会的。过去，不管他怎么有钱，在那里还是二等公民，受人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的头抬起一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有地位了，他的头又抬起三分来。所以，首要的问题，还是要把国家搞富强。

现在许多部门都有人说，对我这个部门不重视，太亏待了。确实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这个国家太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哪一个部门极端重视了，他也过不了多好的日子，而且很可能还没有过上好日子就引发出许多新的矛盾。我认为，当前进行理想教育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要把我们社会的一切矛盾收集起来，把它集中到一点上来，就是要治穷致富。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民要富裕，一是国家要富强。离开了这个，大家你抢我夺，靠什么乱涨价，靠敲竹杠，靠歪门邪道、乱发奖金，那是靠不住的，因为整个国家生产的东西只有那么多。

二

还应该把我们理想的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具体的东西，人家才好理解、好接受。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笼统地说共产主义理想，还要进一步把我们的目标加以分解，使得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理想是实实在在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有奔头的。从长远目标讲，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从当前讲，就要实现翻两番，实现了翻两番，再用三五十年，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从这里再向共产主义前进。怎样使我们的目标更具体化，使得大家都能感受呢？可以把我们的目标分成三个部分来加以阐述。

第一个部分，根本的就是要提高社会生产力。我们落后也就在这里。青年人往往说你们老头们就爱回忆对比，爱竖比，不敢横比。为什么不敢横比？应该说，我们比某些青年人横比的积极性还要高些。但是我们不但要比生活，更要比生产，要把我们发愤图强的志气比出来。北京制药厂，有一种原料药，原来销路很广，去年卖不掉了。为什么？说是外地用外汇进口这种原料药，比我们的便宜。该不该用外汇去进口自己能生产的产品，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就我们的工厂来说，人家的产品加上迢迢万里的运费，再加上进口的关税，为什么还能比我们的便宜呢？人家的工资还比我们高几十倍。我们拿了低工资，还竞争不过别人，这是什么问题呢？我们哪一天可以做到再进口也不怕，还能出口，而且也能拿两万美元的工资？这当然不是一天能做到的，但总要有点志气。

我们不要不敢横比，我们不比，群众也往往向我们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来。

我们不但要和今天的世界先进水平横比，而且还要看到世界正在酝酿着新的技术革命，这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许多重要的领域里进行，很可能使得生产力的水平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当中能有一个飞跃。所以，不但我们现在和世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险，就是弄得不好，这个差距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现在做思想工作，没有科学知识就有相当的困难。当然我们不能成为各方面的专家，但我们总应该知道一点信息科学、核子技术知识、光学领域里发展的激光、光纤通信，知道生物工程是怎样发展的。今年的职工读书活动我们就推荐了湖南出版的《迎接新的技术革命》，这本书写得很通俗，有初中文化就能看得懂，希望我们所有的干部都能看一看。我建议北京电视台，凡是北京有新技术展览，都要把它搬到电视屏幕上去。让我们的干部群众尽可能得到新技术的概念。这才有助于激发人们树立远大的理想。不光是和外国比，还要和国内比。我们国内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条件差不多，有的单位生产的东西质量高、成本低、品种新，有的单位就是老一套，有的单位就混不下去。要敢于比较，找自己的弱点，“知耻近乎勇”，看到自己的不足，才有希望进步。在一个单位的内部，也要把各种劳动的能手、革新的能手、在技术上有创造的人的事迹，突出宣传，使得大家有一个比较。

讲生产力的问题，不但要长志气，还要使人有一种紧迫感、危机感。例如，请郊区的同志们想一想，会不会有哪一年，5年、10年或者8年，现在大家努力发展的苹果树，要含着眼泪去砍，因为那样的品种没人买了，人家不要了，因为别人有更好的更新的品种。现在香港的市场上，除了荔枝是内地去的，别的内地水果就都站不住。美国的广柑就是从我国四川引去的种，但是他们培育出来的“花旗蜜橘”真漂亮！我们国内还没有一个地方能生产出那样的。不但比水平，比技术，还要比价格，算经济账。靠涨价，这是最没出息的、最站不住脚了。大资本家发财都是靠低价格，我的东西比人家便宜，因此我可以扩大生产，我可以占领市场。想不付出劳动，就占现在的便宜，最后都会被人家挤垮掉。

讲生产力的问题，还可以讲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因为人家的生产力也不是一天就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50年代初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低，比我们现在还苦得多。他们这30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需要不需要了解一下？现在他们在怎么走，是不是就不艰苦奋斗了，不勤俭了？也需要了解。我到日本去看了一个最好的幼儿园，是日本幼儿园协会会长办的。这个幼儿园确实很漂亮，还有小游泳池，他们做了许多工作。有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就是发动家长给小孩子写童话。幼儿园把这些童话集中起来印成书发给家长，一年印一本或两本。家长通过写童话体会了孩子的童心，就会对孩子教育得更好了。我也想学他们的经验，但是钱从哪儿来呢？我就问那个园长印书的经费是怎样解决的？这个园长就笑了。她说，到这儿参观的人还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你既然问了，我就老实告诉你，这经费是家长把家里的破烂拿到幼儿园来，由幼儿园集中出售，就拿这笔钱来给家长印书。我这就得到一个第一手材料，人家到今天也还在艰苦奋斗。我们的经济水平比人家低得多，比人家穷得多。可是我们可能还没有想到这样来办幼儿园，也许觉得这样太寒碜了吧。从这样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人家是怎么富起来的。我在国外看到，人家的办公室往往比我们的挤得多，工厂里机器的排列也比我们工厂里挤得多。人家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用的钱就不肯花。

我们不但要研究人家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还要研究我们自己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值得重视的。回顾历史，就可以激发今天的青少年立志。这一代或下一代人手里重新攀登世界最高的水平，应该说要把发展生产力这个目标在人们的头脑中树立起来，需要做的文章何止成千上万，这些文章不会是互相重复的，不会是“老一套”，完全可以是丰富多彩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单位都能结合本单位的实际，针对不同的对象来做工作。

我们理想的目标不仅是发展生产力，还应该包括第二个方面，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也不仅是生产关系。这种变化也不是凭空说的。我们说将来的社会一定是人人平等、人人相亲相爱，等等，怎样使人相信并且愿意为它的实现而奋斗呢？还是要把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揭示出来。下面我们也分门别类举一些例子来分析。

首先是在工厂、企业内部，劳动力的结构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50年肯定要发生变化，全世界的企业都在经历这种变化，西方国家叫作蓝领工人逐渐减少、白领工人逐步增加。我们当然不能把工人分成蓝领白领，但我们工厂中劳动力的结构肯定也是要变的。没有文化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没有一定职业道德的，纪律性不强的，肯定要在企业中被淘汰。否则，这个企业就会失去竞争能力。面对这样一种变化的前景，企业就要十分重视智力投资，重视对工人的培训。作为工人就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就要更加重视终身学习。从一个城市看，未来的职业构成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突出的是第三产业的兴起。这种变化也包含许多具体内容：哪一些职业需要的人会减少，哪一些职业需要的人会增加，还有哪一些工种现在被人瞧不起，以后会成为人们羡慕的，等等。这些都不是我们开支票，而是历史发展必然会推出这么一些结果来。

现在我们的学生千军万马就过那一根独木桥，从幼儿园开始就想考重点幼儿园，然后就是奔哪个大学，不上大学就认为没有出路，上了大学还不够，还要考研究生，考完了硕士，考博士，考完了博士，还要出国。现在有这样的心理状态不奇怪，跟我们现在的工资制度有关系，但是会不会变化呢？肯定会变的。很可能将来的工资制度就同现在的不一样。现在是高中毕业生参加工作拿多少钱，中专生多少钱，大专生多少钱，大学本科毕业生多少钱，研究生多少钱，都是统一规定的，凭学历拿不同的工资，于是人人奔那个文凭。但从世界的潮流来分析，很可能将来中专毕业生、职业中学的毕业生一毕业的时候拿的工资和大学毕业生一样多。因为他们一进工厂马上就能顶用，他们工资自然就会高一点，这样会不会没有人读大学？不会。因为大学生还是有他的优势。他的知识多，以后提升的机会也多，工资会涨得更快些，就是说，后劲大。但是不会像现在这样，人人都来抢过这根独木桥。对个体、集体、国营的看法，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变化，将来也还会有新的变化。

我们的管理体制，现在是每一个单位都设有一个“婆婆”，这样一个局面是不是永远如此？

农村现在已经有相当一批劳动力离开农业，离土不离乡，那么在将来20年当中、三五十年当中又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小城镇在中国的土地上会以什么样的状态振兴起来？现在要房子，最好都要市中心的，20年后会不会抢着住到郊区去？

整个国家的人口分布也会有变化的。总不能大多数人长期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小片土地上。中国要振兴，没有一个人口劳动力向西部进军的过程，是不可能的。

社会结构的变化，还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的变化。

除了国内的变化，我们还要想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占世界人口近1/4，但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一点几。这种情况也不会长期不变。当然，要变还得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要确定我们的理想，就不能不顺应历史的发展规律，考虑到社会未来结构的种种变化，通过这些变化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之路。这里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科学的分析。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腐朽透顶，马上就要崩溃了，这不符合事实。我们应当细致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怎样存在下来的，它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的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在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新事物，引发或者蕴藏着一些什么新的矛盾？这样一分析，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每一步新发展，在客观上都为未来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准备了新的条件。今天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时期还有很大不同，已经不是爱迪生的时代了。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或发现，都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在一个研究室里就能够完成的。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同时也带来了科学研究工作的高度社会化，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要做宏大的组织工作。

总之，在社会结构变化的目标方面，思想工作的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

第三，就是我们理想的目标还应该包括精神文明的内容，这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很大不同的地方。精神文明的内容包括文化科学水平，包括教育事业，包括人们的道德水平，还包括人们的相互关系。在这些方面人们都有对于现状的种种不满，也就一定可以激发出对于未来的种种追求。上层建筑要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因此，就很需要广泛地讨论一下，当前的和未来的经济基础需要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目前存在哪些矛盾，这些矛盾可能怎样发展。既然作为80年代的青年，总不能永远只能欣赏那些格调不高的“流行曲”，或者只配看一些打斗的小说、电影，更不可能想象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永远把对精神产品的享受停留在那样一个水平上。那就太可怜了！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同情心。许多人担心谈现代生活方式，这个问题也的确值得好好谈谈。什么叫现代生活方式？有的人说就是摇摆舞，就是裸体画。如果说裸体就是现代生活，那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是裸体的，岂不是早就现代化了吗？我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一点不能有，但决不能把它们当作现代生活方式的标志。真正讲现代的生活方式就要跟现代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这种生活方式应当是科学的，是高效率的，是健康的。现代人应当更加讲卫生，因此人也能更长寿，精力更充沛。现代生活方式还应当是有更丰富的文明内容，信息多，视野宽，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有的人说越是现代化，家庭越会淡化，离婚就会更多，同居而不结婚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男女关系会越来越乱。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讨论。但我们总要相信历史的进步，相信人是可以驾驭生产力的发展的，可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人类几百年发展的历史、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史都是证明，我们对人类前途应当抱乐观主义的态度，没有理由悲观。而且我们还要为更美好的前途奋斗。

总之，我们应当对理想的目标加以分析，也许我上面这样分析法不完全妥当，也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分析。但只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到进行理想教育的内容是会十分丰富的，决不会讲了两句就没词儿了。

三

除了对理想的目标做横的分析之外，我们还需要做纵的分析。这也是理想教育的内容。这就是说，有了目标还要有达到目标的道路。光有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道路，那就是空想，是幻想。只有同时确定了达到目标的道路，那才是科学的理想。这条道路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发现的。经过共产主义运动100多年的实践，经过中国共产主义者60多年的实践，特别是我们自己在这30多年当中既为社会主义建立了相当的基础，又犯过相当严重的错误，得到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才能够找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道路，它包含的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

首先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只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道路才能保证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共同富裕。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在我们的历史条件下也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这样一个国家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否则这个国家就要成为一盘散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之间互相倾轧，你争我夺，怎么能有力量搞“四化”建设？整个来讲，肯定搞不成。即使有一小部分地方发展起来了，也是没有力量的。它没有强大的后盾，不足以和当前世界上那些资金雄厚的、经验丰富的国际财团较量。所以我们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决不能动摇。

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也需要有正确的认识。这就要求我们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头脑不被任何教条、任何旧观念框住。我们现在找到了这样一条路，这就是改革之路。改革的过程，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必然要碰到许许多多矛盾。我们进行理想教育，不能回避这些矛盾，而只能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来进行。例如，我们改革只能走小步，为了避免风险，我们不可能走大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做总的来说比较稳妥。但是走小步就必然有两种制度、两种办法、两种价格并存的局面，或者两种以上的情况并存的局面。这就有空子可钻。也就必然会有人来钻空子，搞投机倒把、歪门邪道，等等。怎样对待这样一些问题呢？我们讲的共同富裕不可能是齐步富裕，齐步走只能共同贫穷。客观的规律只能一部分人先富，但是，哪一部分人先富呢？捞不着先富的怎么办？谁都想自己先富，那不又等于齐步走了吗？有许多问题一时制度上没有解决，一些人有意见，这当然也可以。但是他因此就不努力工作了，磨洋工，还觉得自己很有理由。这种所谓的“理由”，在我们看来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例如前几天到公园去一看，里面的小卖部、参观点、展览室等等，包括摆渡船，下午4：30都下班了，关门，停航。现在是夏天，傍晚正是游人多的时候，他们都纷纷下班，让人家买不到东西，只有公园门口的小贩不下班，五角钱一瓶汽水，卖高价，敲竹杠。为什么公园的同志不做这个生意呢？他们说因为银行控制资金，超额的资金暂时拿不出来，职工觉得没有好处，所以不干。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政策上应该解决，搞得合理一点。但是另一方面，在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暂时没有解决的问题总是有的，而且还会层出不穷。在没解决之前怎么办？一方面要求解决，另一方面还得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得先干起来。这就要看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共产党人了。即使没有奖金，人民需要的事，你干不干？就是要首先理直气壮地讲人民的需要，同时也努力合理地解决报酬问题，但是不能以报酬作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所有的地方、所有的部门都是那样一种逻辑，说我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就努力不起来，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而是“按酬付劳”的雇佣观念。这样，国家的富强和兴旺发达就非推迟不可。所以在做思想工作当中，不能承认有钱就干、没钱就不干是所谓“合理”的，决不能容忍“一切向钱看”的歪道理泛滥。还得提倡抗日战争时期的说法，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大家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客观上存在着可钻的空子，投机倒把分子看见了，我们共产党人也看见了，我们也不是瞎子。问题是看见了之后怎么办？现在有相当一批共产党员带头去钻这个空子，这就同我们共产主义世界观格格不入了。我们应当比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更高明一些，我们看那些空子比他们还要看得清楚一点，但是，我们不但自己不钻，而且还要用我们所能采取的各种手段来尽可能使人家也钻不成。现在那些非法经营的小贩泛滥，还不是钻我们的空子？谁钻呢？有许多就是党员带头钻，而且搞什么边缘政策，似是而非，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唬人。有的同志虽然有意见，但觉得界限划不清，所以也不敢讲话，既不敢支持也不敢反对。支持错了怎么办？反对错了怎么办？如果事事都要等上级把界限全部划清了再办，那就没法改革了，就前进不了。但是在各个基层单位工作的同志如果没有一个标准来判断是非，那也没法工作。这个标准是有的。这就是要看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不是有利。是发展生产力还是破坏生产力，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还是不利。改革就是要把生产力解放出来。有些人虽然也说他做的事叫改革，其实同改革毫不相干。北海公园把古建筑租给人家办公司，这就不对。别的机关占用公园的古建筑，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叫退还，中央也支持。你们却拿古建筑租给人家去办公司，这像什么话！公园里的古建筑不是一点不能利用，但要根据情况，用在与园林有关的事业上。这样出租房子，使公园成为做买卖的地方，只能是对园林事业的破坏，对文物的破坏，这样做不是解放生产力，它没有鼓励人多付出任何劳动，只是把国家的财产拿去出租，收入归本单位所有。这个收入其实应该由财政局没收，应该归国家所有。文物局应该去检查，依据文物保护法，先警告，限期迁出，到期不搬，就应该查封。在我们工作的许多环节上确实有许多条条框框是束缚人的，使人有力气用不出来，聪明才智不能发挥。这些应当打破，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让我们为国家也为自己多创造财富。有的工人把我们的思想工作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要我们多干活，一句是叫我们少拿钱。这个概括对不对呢？不对，但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要多干活，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但决不是让工人少拿钱，而是要让工人随着劳动财富的创造的增长而逐渐富裕起来。同时也不是简单地多干活，如果能使得劳动比现在更轻松一点，这倒是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劳动的效率、效能一定要更高，一定要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劳动成果来。这才是我们改革的目的。这样我们判断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就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了。我们这样讲，有些人会有意见，说这样我们的收入就创造不了啦。不是创造不了收入，而是更困难一些。就是不让你走坐享其成的路，不让你走不花力气就多增加收入的路。这个路共产党是非堵不可的。但是我们希望人民富裕，怎样办呢？用我们的劳动来创造。想主意应该想怎样使每一分钟都能利用起来，怎样提高劳动效率，怎样用我们的劳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应该想这些主意。不把不费力气随便涨个价的路堵死，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都会丢光的，我们民族的振兴就没有指望了。

四

有了目标、道路，还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要落实到个人身上。没有人，而且是具有一定素质的人，谁来走这个道路，谁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只有在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实践过程中才能锻炼出来，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才能够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只有不断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把我们讲的目标、道路，化为尽可能多的人的自觉的要求，理想才能化为实践。这里需要展开讨论的问题可能更多，包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怎样生活才有意义？什么是人生的价值？什么是幸福？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要求不可能是划一的，而是有层次的，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我们在经济改革当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能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人的觉悟上更是这样，只能是一部分人先觉悟起来，然后才能依靠这些先进分子去做广大群众的工作，包括做落后者的工作，逐步达到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的提高。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我们共产主义者就是这个民族的一小部分最觉悟的人。现在有些同志却弄糊涂了。他们总是说，别人可以怎样做，所以我也可以那样做。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既然做了共产党员，就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一小部分首先觉悟起来的成分，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振兴。所谓首先觉悟的成分，就是人家认识不到我能认识到，人家不肯吃那个亏我肯吃，肯做出头的椽子。新的理想教育首先应该是对我们的党员进行，对我们的干部进行，首先应成为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次呢，就要对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对我们的在意识形态部门，包括报刊、出版、广播等等这些部门工作的人来进行。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当中也是首先是其中有一部分人先觉悟起来。第三才是对广大的青年进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意识形态和教育战线工作的人，这是一批历史要求我们首先觉悟的人。我们应该对历史的规律、对民族的命运认识得更清楚，应当成为自觉地担起历史使命重担的人。我们应当更清楚，走个人发财的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这个民族的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个人的出路问题，我们只能把我们个人的前途出路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为整个民族的富裕、富强着急，贡献我们的一切。对青年人，就要向他们指出，走我们这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一代比一代好，才能够使青年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如果不是走这样一条道路，整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或者陷于一种动乱状态之中，结果也是停滞不前。在那种情况下，也可能某几个人，或者少数人一时能够发财，飞黄腾达，最后还是会站不住。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来做思想工作。这有许多有利条件，思想工作的资料更加丰富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内容也更加丰富。但是要利用这些条件，就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同时，对于人们各种不同的认识问题，我们决不能再重复过去的蠢办法，用高压的手段，搞大批判，打棍子。因为人的信仰是决不可能强迫的，只能够通过人自己的实践，在这个基础上，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够逐步得到解决。也不能放任自流。每一个党组织、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要积极地去做工作。首先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例如，我们教育部门的同志、在学校工作的同志对于不正之风都很反感，一开会就意见一大堆。这些意见对不对？许多都是对的。但是至少应该再加一条意见：既然我们对不正之风这么不满意，我们做教育工作的人，能不能做到自己教育出来的学生一个也不搞不正之风呢？如果做不到，能不能至少做到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有几个无论如何也不搞不正之风？如果还做不到，每人至少教出一个决不搞不正之风的学生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尽了一份责任了。我们的大学教师近半数是党员，我们每一个党员哪怕最低限度一年教一个好样的学生出来，就是相当可观的成绩。可惜的是许多同志一方面对别人的思想工作成果不满意（这是可以的），一方面自己又不愿意承担做思想工作的任务，认为这不是我的事情，认为谁做谁吃亏。连这一点亏都不肯吃，连这一点义务都不想尽，何必要加入共产党呢？我们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知道，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因此，每一个真心诚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就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来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扩大信仰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我希望在整党中能够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如果经过整党，大家仍旧不愿做思想工作，那就不能认为这个单位的整党工作做好了。

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问题，是可以讨论清楚的。例如，现在许多大学生非常爱好讲那个“自由”，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也是要从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但是我们讲的自由和有些人讲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他们讲的“自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且也永远不可能存在。我曾经说过，这些人的思想还不如“五四”时候的钱玄同。钱玄同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想要自由的，他就感觉到有许多不自由的东西，我为什么姓“钱”呢？这一条就不是我选择的，我不自由，我写一个“钱”字，这边写一个“金”字，那边写两个“戈”，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写，这也不是我选择的，也是不自由的。他要想改个姓，改成疑古玄同，但改了姓他还是不自由，疑古两个字是用汉字写的，写法也是别人早就规定了的。他生在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他就背了这几千年文化的包袱。钱玄同看到了这个必然性，他在这一点上是和马克思主义接近的。一个人生下来是自己选择的吗？生在20世纪，为什么不生在40世纪，也不生在公元前20世纪？哪里有想要怎样就怎样的事！

前年有一个人跑到天津宾馆，到处乱钻，保卫人员把他扣起来一问，说是某大学的学生。问你干吗跑到这儿来？他说，我存在就有我的自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他是用萨特的存在主义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其实他一点也不自由，我们可以问他你为什么就不想出一个念头来，选择到监狱里去？你为什么就不想出一个念头来，说我选择到矿井里去？你想出这么一个到宾馆来的念头的本身就是由于整个的社会存在和你自己的经历、你的世界观这许多东西综合的因素决定你这样做的。

我们共产党人说的争取自由就是认识历史的必然，并且能够按照这个必然去行动，按照这个必然去改造世界，使这个世界更适合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于现在流行的许多观念，我们不要回避，也不可能回避，回避了就没办法讲理想。对自由的问题，对于主观为自己的问题，对于金钱万能的问题，对于人生价值的问题，人生目的的问题，我们一个也不要回避。我们完全可以耐心地用更多的事实、更正确的道理，更有启发、更有说服力地和青年人一起谈心，一起交朋友。但是我们不可能希望他们经过一天、一次谈话就全部接受我们主张的东西，我们不用那样的标准去要求。这样我们就可能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实在，我们也能容忍许多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错误观念的产生也是有原因的，改变是需要有条件、有过程的。但是我们不是放任，而是逐步地、坚定不移地引导人们前进。我们有很多先进的榜样，很多好的经验可以总结。希望我们做思想工作的部门，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我们的记者、编辑，很好地去挖掘这些材料。《光明日报》最近登的曲啸的例子，就非常感人。这样的事例北京也是有的。例如，西城区公安局顶住贿赂、送礼等歪风邪气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还有石景山区黄庄职业中学，原来是一个办不下去的学校，改成职业中学，给了1.5万元开办费，他们在四年当中不放寒假，不放暑假，不发奖金，教师自己踏平板三轮车拉活，艰苦奋斗，积累了60万元固定资产，把学校打扮得非常美丽，进了楼门就是一架料器葡萄，整个学校走廊都铺上地毯，挂上壁灯，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要说没有人随地吐痰，连大声讲话的人都没有。培养出来的学生人家抢着要。也有人拉他们的教师，用几倍的工资、用给房子来拉，许多教师也有苦恼，也有思想斗争，但是大家还是坚持下来了，就是为了干这样一个事业。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有意义的，有前途的。还不是能做到吗？

所以，共产主义理想这个高调必须要唱。首先是我们这些做宣传工作的人，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清醒的、冷静的，同时是充满着激情的正确认识，敢于并且善于动员人们为祖国的富强、为结束我们国家贫穷落后的历史而奋斗，而献身！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了解群众的实践，了解群众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需要我们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水平。因为要真正把理想教育搞好，解决这许多问题，需要有科学技术的常识，需要有经济学的知识，也需要有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还需要我们采取更多的生动活泼的方式来吸引群众。

日本人搞了一个日本发明协会，在全国支持建立了70个少年发明俱乐部，吸收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参加，每年举办一次全国少年发明展览会和教师发明展览会，由日本天皇发少年发明奖，这个奖只给奖章、奖状，不给钱。他们还拍了电影《我的机器人》《少年科学发明活动》《千叶县的少年发明俱乐部》等等。这样就使得小孩子从小爱好技术，废寝忘食地热衷于发明革新。我们也可以采取许多种方式，特别对青少年要采取各种各样的竞赛活动，才能把人心激励起来。我们现在的经济宣传，对于技术革新活动，对于合理化建议的活动，一般的都宣传甚少，偶尔有一点，不深入、不生动、不感人。我希望在这方面也能有所改进。

我相信只要我们把建立一代人的理想的问题当成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来认识，而不是一个临时的任务来认识，我们就会感到这个工作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很生动的，很活泼的，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就会是很有效的。我相信我们宣传战线上的那么多同志，聪明才智是不可限量的，一定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好。

（《论理想和纪律教育》，北京出版社，198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