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二三十年代的回顾：在反对“旧传统”中建构“新传统”
早在20年代初，现代文学诞生不久，就出现许多对新文学的评论与争议，焦点是关于新文学反传统的“合法性”问题。在众声喧哗中，哪种声音最响亮，更多地得到认可，并且流传久远？就是“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进化论”。关于进化论作为新文学运动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学界已经有过大量论述，几乎没有人能够怀疑，文学进化论的确为现代文学的产生和立足提供过足够的援助。而较早用文学进化论为新文学撑腰打气、寻求理论支援的，就是胡适。早在1922年，胡适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理直气壮地向所谓“旧文学”传统挑战，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新文学的形成，以进化的系列去构设文学史，从中寻找新文学的地位，证明新文学的“合理合法”，并希望能再造“新传统”。二三十年代写作的诸多文学史，自觉不自觉都认同胡适这篇文章所描绘的新旧文学转型的图景，甚至试图从新传统形成的角度肯定现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诸如新旧交替的文学进化常识，以及肯定新文学的流行观念，其源头就在这里。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在初期的确为新文学提供了立足的基础，但是这种因果性的思维方式过于相信历史更迭的必然性，容易把历史进程看做是方向单一的，从而也容易简化了历史。当代出现某些对新文学传统“必然性”进行反思的研究，把新文学诞生的关键时期视为开放的、有多种选择可能性的，就是对历来影响巨大的进化论传统观的一种反拨。
不过，有意思的是，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新文学反传统的“合法性”的看法，也并不见得一致，甚至在新文学阵线内部，也并不是都赞同进化论的。周作人就不太赞同胡适用进化的观点解释新文学，这位新文学先驱似乎又回复到传统，他宁可把“五四”的文学革新看做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周作人认为，全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不过是“言志”与“载道”两种文学潮流的交替起伏；而“五四”新文学也不见得是全新的，其源流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公安派”。周作人秉持这种循环论的文学史观，站到了胡适的另一端，然而他的针对性主要还是30年代初文坛上的左倾机械论和功利主义。
我们还可以举出梁实秋，他对胡适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学也很不以为然，而且对“五四”新文学有颇多不满与批评。这又是另一种新传统观。人们不是说新文学优势在“新”吗？梁实秋则宣称：“文学并无新旧可分，只有中外可辨。”他是不愿意使用“新文学”这个流行概念的，顶多承认有“现代文学”。1926年梁实秋写长篇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时，就指责“五四”新文学的“浪漫”趋向，认为是“不合常态”的文学。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传统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的。这种批判的声音尽管比较微弱，也是在参与新传统的建构。后来，在40年代的某些文学史家（比如“战国策派”），以及80年代的许多评论家那里，我们再次听到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质疑与反思。他们的观点起码也是在“打磨”新传统。
上述胡适、周作人与梁实秋三家不同的文学史观，涉及对新文学性质、源流、地位的不同的评价，彼此对立，其实又有互相补充、纠偏，构成微妙的对话关系。有意思的是，三种看法背后各有自己的“传统观”。胡适的进化论用线性发展的观点处理传统，梁实秋的“无新旧”说注重传统稳定的“核心部分”，周作人则强调传统“循环往复”的规律。他们在新文学之初就有这样开放的眼光，是很难得的。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胡适的进化论观点，而且这观点本身就逐步成为新的传统：后来许多文学史，都是在进化论观念下编就的，“新”比“旧”好几乎成为一种不辨自明的通识，而“五四”文学也在“发展”“进步”的框架中站稳了脚跟，直至今天，进化论的文学“常识”仍然渗透到普通的文学生活中。
文学史观的形成促成了文学史写作，进而有利于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理解和确认。但真正把现代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史段落来处理，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到30年代初，甚至还相继出现数种独立评说新文学的专门著述。这种“独立”处理，就是要摆脱“附骥”的地位，从古代文学“大传统”的叙述框架中挣脱出来，建立属于自己的新传统叙述体系。这跟当时许多大学的创办和教学的需求也有关，文学史越来越成为现代教育体制所规定的一种“知识体系”，成为满足学校教育需要的一种时兴的产物。这个体制性的变化，对于现代文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积淀，也包括新的传统的生成，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如30年代出版的几种有较大影响的文学史，包括陈炳堃（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与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等等，框架都是承袭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念，即注重以一代代“进步”作为描述文学史的基本模式，注重文坛趋向与变化，但和胡适当年的立场不同，在具体解释思潮变化原因与品评作家时，又都力图使用当时正流行的唯物史观，即非常看重从社会变迁包括政治、经济等角度解释新文学传统。这些文学史著作更多地带有当代批评的性质，还难于真正以历史的眼光去把握和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未能形成较高层次的研究品格，但作为文学史思维的框架与方式，在后来对现代文学历史的认识与解说，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从胡适到陈子展等文学史家，可见在处理新传统时，某些“主流”文学史观念逐步积累变化的过程。
在作了以上简略的回顾之后，我们还要特别提到《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大书”表面上是做资料收集积累，实际上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称得上新文学第一代名家对自身所参与过的文学历程的总检阅与总定位。《大系》为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也留下了作为“过来人”的先驱者所带有的自我审视特点的评论。其各集的“导言”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眼光和方法，包括对“新传统”的想象，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后来几十年关于新文学发生史与草创阶段历史的描述，包括对新文学垦拓范围与状态的想象，都离不开《大系》所划定的大概框架，而《大系》所提供的权威评论，也被后来的许多文学史家看做研究的经典，文学史教学常把《大系》列为基本的参考书。所以，要了解现代文学的经典化以及新的传统的生成，应当高度重视《大系》的作用、重要性及其突出的地位。
《大系》的产生距离新文学诞生不过二十多年，但时代风气已大变，那时已经是非常政治化的年代，新文学阵线早已分化，作家理论家也已被政治分野推置在不同的方位。令人称奇的是，当时居然还能够组织一批文坛上的压阵大将来共同编撰了这一套大书，这是很不容易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顺应要为新文学的发生“做史”的需求，也满足了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将自身在新文学草创期“打天下”的经历和业绩进行“历史化处理”与“传统”积淀的欲望。如同当时的一篇书评所说：“《新文学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选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两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
《大系》几乎成为一个高等级的又能容纳众说的文学史“论坛”。这部原意主要在于保存文献的书，因为聚集了新文学先驱者和一代名家，不同“角色”有匀称的搭配，他们选择作品的眼光和写作“导言”所体现的不尽相同的文学史观点，都在“论坛”集合。“选家”的工作在这里同时又是文学史家（兼作家和历史参与者特殊身份）的历史叙述和发挥。《大系》是新文学的一种“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一方面，它是对一个流动当中的文学工程作相对定型的有序整理；另一方面，它也是“当事人”对这个文学过程发难期的荣誉权进行再分配。历史的参与者如何又参与对历史的叙述？仍然在进行中的文学史现象如何在“过来人”的叙说中得以沉淀，并逐步经典化，进入新的传统？这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大系》保存了新文学初期丰富的史料，也最早从历史总结的层面汇集了当时对新文学各种代表性的评价，可以说是一次新文学史研究的“总动员”。从此，新文学史研究的意识及其地位在学术界得到空前的加强。考察现代文学的历史意识的加强以及对于新的传统生成的体认，《中国新文学大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