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国际政治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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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伴随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日新月异,人们了解国际政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国际政治学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笔者组织编写《国际政治学导论》一书正是受这一现象的感染。下面在简要介绍国际政治学科、国际政治理论的三次辩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等相关概念之后,将分析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学教材等状况,并进一步介绍本书的特点和新意。

一、国际政治学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之间各种矛盾关系与发展规律的学科,其核心是安全、权力和利益。国际政治学的产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需要。提高健康水平催生了医学,建造桥梁创造了工程学,消除政体中的疾病建立了政治学,医治国际战争的创伤产生了国际政治学。参见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念,人们开始思考摆脱战争的方法,否则人类会因相互残杀而毁灭。国际政治学科因此而产生。1919年5月30日这一天,巴黎和会上英美等国家的代表同意在其国内开设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同年,英国工业家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资助在阿伯里斯特威斯(Aberystwyth)的威尔士大学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步履维艰。国际政治学诞生以后,其研究寄生于历史学和国际法学等学科。直到今天,在国内一些大学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在1941年前,国际关系运作还只是职业外交人员关心的事务。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3页。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学才有了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第6页。,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逐渐被社会所接受。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际政治学者间的辩论。这些辩论推动了国际政治学的发展。

当前国际政治学存在两个大的问题:学科独立性问题和研究方法问题。国际政治学仍寄生于政治学下,问题在于两者研究的主体并不一样。政治学研究的是国家本身,主要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科;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是国际社会,主要是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学科。国际政治学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研究的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提升国际政治学的地位,需要加强国际政治学独特性的研究,这样才有可能更广泛地得到社会的认可。

国际政治学缺乏独立的研究方法是国际政治学界的共识,其研究方法来自于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等学科,缺乏独特的研究方法有损于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地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其研究方法的创新而不是一味模仿,这将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二、国际政治理论的三次辩论

国际政治理论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三次辩论三次辩论是学界主流看法,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是四次,甚至是五次辩论。参见卢明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启示》, 《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9期。,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72页。

第一次辩论,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因为欧洲百年均势(1815—1914)而出现过均势和平的现实主义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均势和平论”破灭,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方案”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兴起。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理想主义“药方”在解决战争问题上的失败。1939年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的发表,标志着现实主义开始逐渐占据优势。卡尔对理想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一门学科不宜将自己视为万灵药,应该将“是什么”的分析和“应该是什么”的理想区别开来。1948年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的出版标志着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上主导地位的确立。摩根索提出了以人性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六原则”,认为只有通过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才能找到国际政治的真谛。

两大流派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人性善恶、利益可否调和、冲突能否避免及维护世界和平的方法等。理想主义相信道德的作用,认为人性是善的或是可以改造的,国家间利益可以调和,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舆论宣传维护世界和平,避免冲突和战争;现实主义认为道德的作用是相对的,人性本恶,国家间利益不可调和,冲突与战争不可避免,维护世界和平的方法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均势。

第二次辩论,即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争论。20世纪50—60年代,现实主义的框架已越来越不能解释二战后国际领域的新现象,国际政治学界经历了一场科学行为主义的革命。与倾向于史学、哲学、法学研究方法的传统主义不同,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强调科学的经验实证研究方法,倡导采取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试图推进国际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在科学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学界风行理论研究的科学化。科学行为主义的兴起有力推动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以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为代表的科学行为主义与赫德利·布尔、马丁·怀特、英尼斯·克劳德等为代表的传统主义展开了争论。传统主义主要强调哲学、史学、法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性地位,与科学行为主义强调的精确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相对应。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学界和英国学界之间的争论,因为美国学界注重科学方法,英国学界注重传统方法。马丁·怀特用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描述国际关系的研究传统。英国的传统研究逐渐发展成极具影响的英国学派,而美国的科学行为主义研究红极一时,其影响逐渐趋弱。

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只是研究方法之间的争论,不是学术观点之争。

第三次辩论,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20世纪70年代,由于科学行为主义过于抽象,而传统主义面临解释力下降的困境,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从70年代初开始,一些国际政治学者撰文谋求“拯救”现实主义,他们开始分析被现实主义忽视的现象,如跨国关系、相互依存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主编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2年)及二人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年)是这类著作的代表,后来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1979年,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出版,强调科学方法的现实主义即新现实主义(或称结构现实主义)占据国际政治研究的主导性地位。第三次辩论由此展开。1981年,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出版,新现实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提升。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问世,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渐趋完善。1986年,罗伯特·基欧汉主编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将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部分内容和和批判沃尔兹观点的论文汇聚一起,让读者自己甄别其中观点。1988年,罗伯特·基欧汉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其论文《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论文理清了一个问题:过去十年的辩论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辩论。从此,学界开始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来描述和概括这次辩论。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均吸收了科学行为主义的分析方法,分别坚持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相互依存、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国家安全和福利等,只是新现实主义更强调前者,新自由主义更强调后者。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也被学者认为在趋同。随着第三次辩论的发展,主流学派之间的不可通约现象逐渐淡化,因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世界观、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趋同。秦亚青:《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理论辩论的总结》,《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第7—12页。

中国学界通过邀请外国学者作讲座、在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召开学术会议、到国外访问或参加学术会议等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第三次辩论。

国际政治理论的辩论并没有结束,今后还将继续,只是辩论方会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开始,强调观念、文化、规范、学习等非物质性因素的建构主义脱颖而出,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学派。辩论似乎演变成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之间的辩论。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彼得·卡赞斯坦的《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等为建构主义的代表作。在本书的延伸阅读部分介绍了不少用建构主义分析国际政治的视角和观点。

三、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等相关概念

国际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以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为前提。

在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国家主权观念取代神权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从此开始。

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促进了国际政治的发展,国际政治从欧洲推进到世界各地。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促使国际政治基本形成,以殖民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两次世界大战是传统国际政治达到巅峰的主要表现形式。冷战是国际政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新生力量。冷战结束以后,形成后冷战政治,即所谓经济政治、恐怖政治、绿色政治、权力政治等相互交织在一起,国际政治的内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历史演变可知,国际政治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之间围绕权力、利益、安全等而形成的互动关系及其变化状态和趋势。与“国际政治”相关的概念还有“国际关系”、“国家间政治”、“世界政治”、“全球政治”等,下面简要予以说明。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一般包括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等。国际关系不仅指国家间的关系,还包括各种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传统政治,也包括非传统政治。这与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内容相一致。不过国际关系明显区别于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等概念。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指的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政治的内容。因此,从理论的角度讲,国际关系理论即指国际政治理论,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由于“国际关系”一词起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起源于西方,因此,把国际关系含义锁定在国际政治层面,应当算是一个前提。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是指民族国家之间为权力、利益、安全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的争夺。

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包括国家间政治、党际政治和国际组织间政治。世界政治不仅指国际行为体政治,而且还包含行为体内部政治,如国家政权组织结构。

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是指世界性的整体政治。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全球问题的增多,全球性的整体利益也越来越多,众多的超国家行为体开始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它们为全球利益而“奔波”,即形成所谓的全球政治。

在国际研究中,还有国际事务、对外事务、外交事务、对外关系、对外政策、外交关系及外交政策等概念。这些概念主要是从实践和操作层面提出的,往往立足于某个国家,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也会经常碰到。

四、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学教材

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中期至今。

第一个阶段: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际政治研究(1912—1949)。当时中国处于极度贫弱状态,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和这一背景相联系,当时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大多与救国救亡的道理及谋求强国之路相关。例如,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1926),张忠绂的《欧洲外交史》(1933)、《中国国际关系》(1933)和《中华民国外交史》(1936),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3)等。张历历等:《现代国际关系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第二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研究(1949—1978)。这一时期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外交系,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外交学院,1962年成立国际关系学院。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随即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分别组建国际政治系。外交部、外联部、安全部、中国科学院等还成立了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和意识形态相联系,主要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民族殖民地理论、国际斗争理论、时代理论、国际格局理论、世界革命理论和战争与和平理论等。参见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5页;张历历等:《现代国际关系学》,第279—281页。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研究(1979—1996)。1979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契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撤掉的机构又得以恢复。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决定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特点是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出版了最初的一批教材。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包括时代主题的转换、国际格局理论、大国战略关系、世界主要矛盾、民族主义、南北问题等。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作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包括《国家间政治》、《国际政治理论》、《权力与相互依赖》、《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等经典名著。

第四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研究(1996—)。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翻译著作蜂拥而至,国内研究成果陆续出版。翻译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方编译所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等。国内研究成果主要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问题论丛》、《大战略研究丛书》、《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国际政治丛书》,长征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丛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书系》,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合作研究丛书》,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与中国丛书》,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论丛》等。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主要涉及全球化、国际安全、大国关系、美国外交、中国外交、中国崛起等问题。

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政治问题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与西方相比较仍落后很多,缺乏突破性的思想与观点。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突破或许在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研究是中国的传统研究优势。需要指出的是,一国的国际政治研究是与其政治文化、国家实力和社会背景相一致的。中国各个阶段国际政治研究成果的取得与各个阶段政治文化、国家实力和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未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将和这些因素的变化相关联。

中国的国际政治学教材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89—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教材有《国际关系学概论》(张季良,1989)、《现代国际关系学》(张历历,1989)、《国际政治学概论》(梁守德、洪银娴,1994)、《国际政治学》(畅征,1995)、《当代国际关系》(颜声毅,1995)、《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俞正樑,1996)等。

第二个时期是从2000年至今,出版的教材有《国际政治学理论》(梁守德、洪银娴,2000)、《国际政治学概论》(宋新宁、陈岳,2000)、《国际关系基本理论导读》(杨曼苏,2001)、《国际政治学概论》(李少军,2002)、《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楚树龙,2003)、《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张贵洪,2003)、《国际政治学新论》(周敏凯,2004)《国际关系学》(蔡拓,2005)、《国际政治学基础》(胡宗山,2005)、《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俞正樑,2007)、《国际关系分析》(阎学通,2008)等。

以上这些教材各有特点,有的以国际问题为导向,有的注重理论与问题的结合,这些教材为推动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本书的特点和新意

本书在吸收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有一定特点和新意。主要是结构上有一定特色、涵盖面广、注重理论和历史,结尾部分还有延伸阅读。下面对这些特点和新意进行具体介绍:

第一,结构上有特色、涵盖面广。全书共分为四编,即单位层次、体系层次、问题层次和行为层次,共十六章,覆盖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单位层次包括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崛起和民族与民族主义等四章,主要分析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其次分析民族与民族主义。虽然存在国家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不完全指国家,也有超国家的民族主义。不过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民族也可以看作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单位”。

体系层次包括国际体系、世界秩序、国际格局、国际组织等四章,主要分析国际政治的总体全貌。笔者主要从全球性视野来探索国际政治,力求从宏观上把握国际政治的整体。国际体系意指国际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的运行机制与规则,国际格局是指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因某种目的而成立的常设性机构。

问题层次包括国际安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等四章。国际安全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这是从更广阔和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待这个世界。国际政治中的公共权力是一定的,国际权力结构在博弈中进行着分配和重组,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传统主题。地缘政治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为什么欧洲和亚洲的两个岛国——英国和日本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国际政治经济是一个学科交叉性问题,政治与经济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已高度密切相关。

行为层次包括国际干涉、国际冲突、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国际干涉与国际冲突属于冲突层面,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属于合作层面,总体上属于行为层次。

第二,注重理论分析及历史与现状的考察。本书各章都有两个基本部分:概念分析、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这两部分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流行教材在概念分析、历史与现状考察方面的不足。概念分析部分重视概念本身及其基本含义的辨析。在学习和研究国际政治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在概念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本书概念分析部分将呈现给大家各种各样的定义,在此基础上给该概念下一个定义,澄清了各种理解上的误区,并进一步探讨其含义。这将有助于对某一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理解。

历史与现状的考察部分主要是针对某一专题问题的缘起与发展的分析与考察。这是从不同的角度,如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崛起、民族主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干涉、国际冲突、国际合作及多边主义等分析和考察国际关系。这有助于读者对该问题历史脉络的全面了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今教材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第三,增加了延伸阅读。每一章最后都有延伸阅读,主要是关于西方的研究视角和中国的研究视角的介绍,这有助于读者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介绍西方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状况,更有助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要赶上甚至超越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建立自己独特的理论研究体系,需要深入学习已有的研究成果。这将是一个长远和伟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同时也与中国实力的提升、政治文化和国内外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