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太祖、太宗的创法立制和宋朝家法的形成

当赵匡胤夺取到政权之日，他所接收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烂摊子。

当赵匡胤夺取到政权之日，他所接收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烂摊子。就这个政权本身来说，所继承的是5个短命王朝，即在53年的时间内，改换了5个朝代和8个姓氏的13个君主。如何能免于再成为第6代的短命王朝，这是他处心积虑想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北宋政权处于中原的开封，所统辖的领土还很狭小，而中原地区之外，在北边，不但有强大的契丹（辽），在太原还有一个在契丹卵翼之下的北汉；在长江流域的上下游及其附近，则有在四川的后蜀、江陵的南平、湖南的楚、杭州的吴越、金陵的南唐；还有在广东的南汉、福建的闽。这些割据政权的出现，是唐代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地区物产丰富，而这些政权的军事实力却都不够强大。赵匡胤曾经随从周世宗出师征辽，虽也收复了石敬瑭割让给辽的十六州中瀛、莫二州，但这二州并不是以武力攻取到的，而是二州守臣望风迎降的。如再前进去攻打幽州，则须打硬仗。恰巧这时周世宗因病班师，征辽之役便告终结。但赵匡胤却因此认识到“当今劲敌唯在契丹”，所以在他夺得政权后就对契丹采取守势，而集中力量去消灭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在他在位的17年内，除在太原的北汉是宋太宗即位后于879年把它灭掉的以外，黄河流域以南的诸州郡已都归入宋政权的统治之下了。

因为在夺取政权之初，对内部的篡夺成风的局势必须刹住，对外部的分崩离析局面也必须加以结束，而且还要防范其重演。所以，赵匡胤即位之后，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的立法都贯串着一个总的原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赵匡胤即位之后，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的立法都贯串着一个总的原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

宋太宗以阴谋取代了他哥哥的皇位之后，第二天就在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中说：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意即制定一些条条框框，把人们的手脚加以束缚，并使之互相牵制和制约），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最确切地概括了宋太祖在位的17年内所有政治、军事设施的微妙用意，亦即其精神实质。诏中“谨当遵承，不敢逾越”之语，并不表明宋太宗对其令兄也要做一个“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的人，而是他也体会到“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实在是巩固政权最可取的一个法宝。所以，他不但继承了这一法宝，而且还从各个方面加以发展。

牵制作用的充分利用，首先表现在中央政府的组织方面。

牵制作用的充分利用，首先表现在中央政府的组织方面。鉴于唐末五代以来，政权屡经更易的原因，在于操实权的武将和藩臣。而赵匡胤在掌握军事实权之后，很快即得以黄袍加身，更主要是由于他与一些军事首脑人物，如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结为十兄弟，从而得到他们的助力之故。十兄弟中人，既有拥立之功，也有可能对赵匡胤其人并不真诚拥护，若然，就随时可能发生黄袍加于其他人身上的事。所以，在建隆初元，赵匡胤即收夺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世间盛传的“杯酒释兵权”那一戏剧性事件则是查无实据的），取消了殿前都副点检的职称，而分别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即所谓“三衙”。名义上是由枢密院而实际是由皇帝直接统领。

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都是十兄弟中人，所以成为解除兵权的主要对象。而后来消灭南方诸割据政权时，所用的统兵将帅如曹彬、潘美等则皆为后起人物。

宰相权大也常常威胁到政权的稳定，五代虽无此事例，而历代所发生的这类事件却不少。从宋初开始，就对相权加以分割。

宰相权大也常常威胁到政权的稳定，五代虽无此事例，而历代所发生的这类事件却不少。所以，从宋初开始，就对相权加以分割。前代的宰相，号称“事无不统”，北宋初年则设置了枢密使，以使宰相不能掌管军政，枢密院与宰相府对称二府。设置三司，号为计省，三司使则号为计相。以使宰相不能过问财政。

宰相的职权被缩小，又都是用一些文人充当，因而其对国家大事所能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涑水记闻》卷三载一事云：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宰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王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日：“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惶恐，顿首谢日：“未发书，实不知。”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笑而受之。韩王东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富公云）

太祖口中所说“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这句话，不正可反映出，他并不把国家大事的决策之权交与宰辅们吗！

设置枢密使的用意，也不专在于分宰相之权，而且是用以与带兵的大将起互相牵制的作用：枢密使有制令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大将有握兵之重而无制令之权。

到宋太宗时，不但把枢密院的制令之权归于皇帝，而且对带兵出征作战的大将，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对大将在前线上的举动也加以限制。这也成为宋朝的一条家法，从而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因为，战争前线最主要的问题，是要统兵将帅有主动权，能灵活机动；困住了前线将帅在指挥上的因时因地制宜之权，那就等于把主动权交于敌方了。因为在其时信息的传递太慢，对战争是无法遥控的。

为了使割据局势不重演，便把州郡长官的权力也大大收缩，正如朱熹所说：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为了束缚文武臣僚的手脚，不使其喜事兴功，而只能循规蹈矩，还有另外的一些相应的传统做法——亦即家法，那就是：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

为了束缚文武臣僚的手脚，不使其喜事兴功，而只能循规蹈矩，还有另外的一些相应的传统做法——亦即家法，那就是：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叶适的《水心别集（十）始议二》有云：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指辽、金），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矣。

当时的宰相，从太祖、太宗时的赵普，到真宗时的李沆，即都以不生事为原则。《邵氏闻见录》谓赵普于厅事座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于通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载李沆“自言：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徇所陈请，妄有更张，即所伤多矣”。王旦“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于是而造成了王安石所说的那样一些弊端：

本朝累世因任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

第一个对这样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寇准。《宋史·寇准传》载：

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他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

章如愚于《山堂考索》续集卷三九《宋朝堂除及资格条》也载：

寇忠愍议擢指挥使，吏以《例籍》进，公曰：“用一牙官，尚须检《例》，安用我辈！”

寇准是一个真正具有宰相识见的人。

就此二事，便足以看出寇准是一个真正具有宰相识见的人。然而也正因如此，使他不可能久居相位，因其背离宋朝的家法了。所以即使不因王钦若的“孤注一掷”的谮言，他也不会久于其位的。这次罢相之后，宋真宗还向新拜相的王旦说：“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俟行，当深戒之。”从另一方面看，这几句话也正是反映出寇准敢于任责的精神。

澶渊之盟，史书所载多不符实。寇准之迫使宋真宗亲征，似过于孟浪，叶适亦谓寇准在其《论澶渊事宜》中并未提出有把握的办法，只不过说到需要时便急调某某军护驾而已。但在当时情况下，非出此策，则只有逃避，如真迁都，那就有可能助长辽军威风，将如后来宋高宗南迁时一样了。

在这次罢相后的十多年内，即在真宗去世以前，寇准又曾两次入朝做宰辅，但也全未久于其任，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即又被罢免。当他在天禧三年（1019年）第三次进入政府时，“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预政于内，准请间曰：‘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帝然之。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辅政。已而谋泄，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建议真宗禅位的事虽因“谋泄”而失败，寇准也因此而又被罢斥，但他敢于提这样的建议，说明他具有出众的胆识，是敢于以天下之重为己任的人。只可惜这样的作风与宋朝的家法大相背戾，所以注定要失败。

宋真宗是在恪守家法，要使大臣们彼此间互相制约。

当宋真宗有一次要用寇准为当政大臣时，有人以为寇准的作风与其他大臣截然不同，便请问所以要用寇准之故，真宗回答说，要使一些意见不同、作风不同的人共谋朝政，他们互相之间便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这表明宋真宗是在恪守家法，要使大臣们彼此间互相制约。宋神宗用王安石为宰相，要他实行其变法的主张，同时却还想把反对变法最力的司马光提升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虽未肯就职，而保守派的文彦博却继续做了多年的枢密使，还把另一个一直反对新法的冯京用为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尽管宋神宗始终不曾吐露其用意所在，其不欲使王安石独断专行，要安置一些人对他进行牵制，则是显然可见的。从而可知，充分利用臣僚间的牵制作用这一道家法，宋朝的皇帝们大多是在奉行不替的。

宋太祖还曾非常郑重地把募兵制度宣告为他的一大传家法宝，希望他的继承者也要继续奉行不变。

募兵制度本是从唐代后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并非北宋政权所创建。但宋太祖对于这一制度却别有会心，特加赞赏，一定要把它确定为不可改变的制度。北宋末年的晁说之曾在其《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追述这一事实说：

臣窃闻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之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臣下所能及！”

这番对话反映出来，宋太祖之所以要把募兵制度作为传家法宝，是因为，通过施行这一制度，可以把军人与民众截然分割开来，使二者可以不至互相影响，协同动作。但施行后所产生的流弊，却绝非太祖始料之所能及。为充分利用这一制度，宋政府凡遇有水旱之灾的年份和地区，即在其时其地大量招募（有时甚至是强制）灾民入伍当兵，供其衣食，以免他们集聚于山林川泽之中，成为反抗政府的一支力量。然沿用未久即弊端丛生：招募不已，员额日增，老弱掺杂，训练全废，已全非英勇善战的劲旅。建国80年后，军人数量已达140余万，成为国家财政的极大负担，使北宋政权日益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