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相伴 无怨无悔
从开始走上讲台算起，我已度过了40多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一生中除了特殊年代在黑龙江北大荒“战天斗地”了几年，用“终身相伴”来形容自己的教师职业也不算过分。回顾走过的路程，既有成功和喜悦，也有挫折和烦恼。期间经历的一些事情，犹如人生画卷上涂抹的几笔浓墨重彩，让我的生涯之路变得更加丰富，也更加强了对教师这一职业“从一而终”的感情。
一、初出茅庐，一不小心做了“孩子王”
1975年，我当时作为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合并而成）工农兵学员，被分到一所中学去当实习教师，参加该校组织的学农劳动。
下乡后，我负责管理一个班级的男学生，那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记得那时割麦、捆麦、垛麦是劳动的主要内容，这对于当时下乡知青的我是小菜一碟，但对于学生却是不小的考验。骄阳下，麦芒刺背，奇痒难当，收工回来又没有条件洗澡，两天下来学生就直呼吃不消了。我看到农舍前有一条河，问了农民，得知可以游泳，但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是严禁游泳的。河水就在脚下却不能去游，这对学生来说太残酷了！面对学生强烈要求游泳的呼声，初生牛犊的我觉得事情很简单：只要采取一些安全措施不就行了吗？于是在没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拟了几条规定，明确提出谁若违反这些规定就取消这项活动。和学生“约法三章”后，在一片欢呼声中，20多名学生鱼贯跳入水中。我挑了几个水性好的学生在划定水域的两边防守，自己则拿了一根竹竿站在岸上担任救生员。很快，消息就传开了。一会儿，只见班主任一脸紧张地小跑过来，想要阻止这件事。但当她看到井然的秩序和学生欢快的场面时，就站在旁边看着，不再出言反对了。之后，只要天气炎热，活儿脏累，我们就按此约定下河游泳，期间无人违纪，始终平安无事。这项活动一直为其他班级学生所羡慕，也一直被该班男生引以为豪。
农村的晚上熄灯早，为防意外，规定学生晚饭后不许外出。这几个小时对于精力旺盛的男学生来说是一段难熬的时光，怎么办？我就用讲故事来打发它。一开始，三国、水浒、说唐，只要有点印象的历史故事我都搜肠刮肚倒了出来，然后是黑龙江农场亲身经历的事，再后来我让每个学生轮流讲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至于他们每天都盼着熄灯时刻的到来。我无形中成了“孩子王”，几个“刺儿头”特别听话，班主任的指令通过我可以顺利地贯彻下去，此时的我有点志得意满的感觉，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现在想想有点后怕，真要感谢班主任老师对我的宽容和放任）。
这段经历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对教师这一职业产生了些许的向往，萌发了朦朦胧胧的好感，这大概就是点燃我“教师梦”的第一捆“干柴”。
二、全力投入，和学生一起拥抱“教育的春天”
在我正式成为教师后不久，“四人帮”粉碎了！“拨乱反正、大干快上”成为全社会的主基调，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局面，曾在“文革”中被批臭的“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学校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口号。
我当时担任班主任。在这种正能量的感染下，我自己也被激发出想加倍工作、大干一番的热情。针对班级学生长期以来受“知识无用论”影响，不重视学习、不努力学习的现状，我采用的“三部曲”策略对于改变这种情况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首先，加大了教师的辅导力度。我除了积极配合各任课老师课后对学生的辅导之外，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担当起“全科医生”的角色，利用每天的早自习时间，帮助学习困难的学生补习功课。由于自己没有理科基础，就每天晚上先自学，第二天早上“转卖”给学生。有时干脆在黑板上用外行话讲解着解题过程，在学生的善意笑声中，也起到了补缺补差的效果。其次，发挥学生的互助作用。我把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按学科组成几个备课小组，让他们在集体备课的基础上轮流上讲台当小老师，我则坐在下面听。由于小老师备课认真，彼此间共同语言多，偶尔出些小洋相又活跃了课堂气氛，讲课者和听课者都在融洽的氛围中得到提高，因而效果比预想得更好。同时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既培养了学生的友爱精神，又缩小了同学之间的成绩差距。最后，创设乐学勤学的良好环境。我发动学生去收集那些勤奋学习、为国争光的优秀人物事迹，通过黑板报、朗读、讲故事等形式进行宣传；出“每日一题”“学习园地”专栏；开展知识竞赛、学习方法交流等活动。仅仅一个学期，班级面貌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该班被评为校先进集体，我也被评为首批区教育系统先进个人。
回想起来，正是那个特定的转型时期，给教育领域的一名“新兵”带来了美好的憧憬，驱使我引领着学生去共同拥抱“教育的春天”，从而发现了当一名教师的价值。其实，由于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低下，我作为一名初入职教师，也谈不上具有当教师的自豪感。正是从学生身上汲取了投身教育事业的动力和信心，可以说，学生的变化是促进我成长的营养素，为我今后走稳、走好职业生涯之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三、学会担当，让更多教师在研究中成长
1985年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经过两年的脱产学习，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我变得更加充实，也能有意识地对教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与分析。学业结束后，我有幸参加了徐崇文老师（教心特级教师，曾任黄浦区教育学院副院长、黄浦区教育学会会长、上海市学习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等职）主持的上海市首批重点课题“初中生非智力心理因素的发展与教育实践研究”，从此与教育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30多年后的今天。期间除了自己搞研究之外，组织和带领教师参加研究成为我工作的主要职责。在履行这一职责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担当，增强了服务意识，也提高了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
吸引更多的教师参与到课题研究中来，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为之身体力行。在我主持或参与主持的课题中，无论部级重点还是市级重点或一般课题，每一个课题都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参与其中，包括外省市的许多教师。于是在管理和培训方面要花费很多精力，而且都是无偿的，如：接受子课题方案的申报，要一个个提出修改意见；子课题成果的结集出版，更是要一篇篇修改。但是我认为，只要教师有意愿，有收获，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个人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尽管以此方式进行研究要比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难度大得多，而且对我自己成果的形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仍然无怨无悔，乐此不疲。因为我追求的正是这种“万紫千红才是春”的景色。
期间我参与了徐崇文老师领衔的“九五”“十五”“十一五”三个教育部重点课题的研究，这种经历对于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也是深刻的。在研究内容上，第一个课题围绕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开展研究，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第二个关于学习潜能开发的研究关注了学生的内在发展，强调每个学生都是可造之才，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第三个课题更注重脑科学研究理论对潜能开发的指导作用，引导教师去认识学生学习的认知特点和生理规律。三个课题围绕一条主线——学生学习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环环相扣的研究态势。前后共500多个子课题的组织管理和业务指导使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在研究“九五”部级重点课题时，形成了由20个省市共360多个子课题学校组成的一个大型研究网络。我通过开展业务培训、学术研讨、中期交流、结题鉴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这些学校按照总课题组的设计思路，结合本校实际开展研究。在自己的组织能力和研究水平得到磨炼的同时，对这项工作在引领教师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后，以部级重点课题为主线，作为发起人之一，我又参与了建立一个研究所，组建三个学术团体，成立一个培训中心，创办一份刊物来进行多途径研究和推广的工作，既备尝“白手起家”的艰辛，更感受到成功之后的喜悦，由此也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和作为教师的荣誉感。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每一个课题在研究中和结束时，总是有一大批教师接受了课题研究的思想，总结出一定的方法和经验。连续的课题研究对教师教育观念的影响是持续而有冲击力的。如通过对脑科学研究成果的了解以及对学习潜能开发的实践探索，教师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无限发展的潜能”“每个人的优势智力领域是不一样的”，初步了解到大脑的学习机制以及学习对大脑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课堂教学质量。在组织“课堂教学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和“办学生喜欢的学校”课题研究中，学校领导和教师对学生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更加关注学生的需求，能以学生是否喜欢来改进和规范学校的工作，使“了解学生差异，倾听学生心声”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有效改善了师生间的关系。从这些变化中我看到了自己付出的努力以及产生的效果，它们无疑为我坚定职业信念、终生不渝当教师增添了很有分量的砝码。
对教师职业的坚守和热爱是需要精心培育的一种情怀，只有吸收来自于各方面的营养，才能逐步成熟和丰满。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除了敬业、勤奋等主观因素，从外部条件来看，我正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眷顾中一路走来的：改革开放的形势为我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天时）；所处的区域、单位和工作岗位为我提供了可以施展身手的舞台（地利）；历任领导的支持，教师、同伴的信任，尤其是作为我科研领路人的徐崇文老师的指导，更是为我提供了动力资源（人和）。这些“营养素”滋养着我的教育情怀从娇嫩变为成熟。
陈镇虎，1978年参加教育工作。上海市德育特级教师。现任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副会长，连续多轮兼任上海市德育名师培养基地领衔人，上海市德育实训基地主持人，普陀区特级教师工作室导师。曾先后获得上海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上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首届上海市十佳模范班主任、上海市园丁奖、德育先进工作者等数十项荣誉称号。主持或参与的德研课题有十多项荣获国家、市区级各类奖项，主编、参编了10多本图书。近十年来积极创新培养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班主任和德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