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故土
“我从哪里来？又会去哪里？”
人的一生，似乎都在这两个关乎生命的“来”与“去”中寻找答案。一张家族的老照片给了我一个启示，无论是从未见过面的太爷爷，还是一起生活过的太奶奶，我，就是他们血脉的延续。
我家祖籍据说为安徽歙县许村，它源于东汉，古时候称富资里。历史中曾有记载，南朝梁时新安太守任昉看中此地风水，辞官归隐于此，村名遂更名为“昉溪”。村落采用传统的“风水”理论，整个布局呈现“临水而建、双龙戏珠、倒水葫芦”的态势。到了唐朝末年，户部尚书许儒为避战乱，居住于此。许氏家族渐旺，村名便改称许村。明朝大学士许国、清朝末代翰林许承尧均是许村人。宋仁宗钦赐为国捐资的许克复为“大宅世家”，宰相王安石专为《古歙许氏宗谱传》作序。许村历史上先后出过进士四十八人，为徽州古村落之最。南宋以后，徽商崛起，许村依托着安庆府和徽州府之间的徽安古道迅速繁荣，至明清时达到一个顶峰。
明朝年间，我家的先祖移居金陵，靠经营丝绸为生。晚清太平天国时，为避战乱逃难到了松江，后来又迁居杭州，直到太爷爷年轻时来上海闯荡。从此，这个家族就在上海开枝散叶，我，就是这个家族在上海生存的第四代。
我的爷爷、奶奶从小在杭州长大，说一口蓝青官话，都是标准的“杭铁头”。我和父亲两代人都出生在上海，蓝青官话自然也就失传了，虽然杭州话我一句也不会说，但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家中亲戚往来都习惯用家乡话，所以，这种语言就是我最熟悉的乡音。从某种程度来说，乡音也是一种气息，气息就像气味一样是可以渗透到人的骨髓里的。
小时候见过的那本《许氏家谱》出自曾太祖父许小泉之手，从他亲手缮写的这本家谱中可见曾太祖父有一手好书法，是个颇有文采的“儒商”。太爷爷许康甫没有留下什么墨宝，但他却有收藏墨宝的本事，而这一切和他的眼光有关，也和他有个能干的妹妹有关。杭州，历来是文人雅士的孵化地。当年，杭州“三庆里”这个大宅院吸引了一批江南很有名望的文人墨客，就像今天的文化会所、艺术沙龙。中国旧文人的生活追求一个“雅”字，听戏唱曲，舞文弄墨，能走进这个圈子的绝非平庸之辈。我的太爷爷，作为这个艺术沙龙里的核心人物，有很多机会交结那个年代的一流书画家。西泠印社的创始人吴昌硕，工诗文擅书法的赵子谦，金石书画无不精湛的赵叔儒，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的莆华，这些名声响当当的人都是中国晚清时期书画艺术界的浙派领军人物。他们进出三庆里，给太爷爷留下不少墨宝，所以，家中的好多藏画也都留有“赠与康甫”的字样。
记得小时候，过了黄梅天，爷爷会小心地从几个大箱子里取出一卷卷立轴，一边悬挂在通风处晾着，一边告诉我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可惜那时的我年纪实在太小，哪记得住所有作者的大名？但我懂得，挂着的每一件都是珍品，都有着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日后我才知道，这个宝箱里还有过吴昌硕的四幅真迹，曾经在当年家里的客厅里悬挂过。记得有一幅近代著名书法大家郑孝胥的作品，这幅真迹苍劲有力，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爷爷平日话不多，但“人要从小学本事，以后一辈子受用”的训导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那时候，我人虽小，但视觉的记忆却很强，后来在爷爷的启发下，我慢慢学着临摹起这些挂在墙上的大字，还临摹了白焦、邓散木的扇面、册页里的真迹。记得“散木”的签名，有点像八大山人签名，是一种奇异组合。这些近代书法家的作品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根并影响了我一辈子。人的感觉很奇怪，当我学会用毛笔写下“康甫”二字时，一种亲人的气息扑面而来。当我第一次被长辈带去杭州，惊奇地发现，眼前的山山水水是如此熟悉，好像早就来过似的，它们都是在家里的立轴画里见到过的。这，也许就是生命与自然间的神秘链接。
昔日的三庆里，先生们在大厅挥毫弄墨，女眷们在后院麻将翻腾。后来，奶奶给我描述起那里面的院子时，神情总是美美的：“那个院子里啊只种兰花的，还是各个品种的，故起名兰苑。”记得小时候见爷爷在自家小阁楼里养过兰花，随着天窗阳光的移动，他会把花盆小心移向阳光处，浇水的干湿度也掌握得恰到好处，屋里总是弥漫着淡淡的幽香。如此养兰水平，莫非是因为他的成长和“兰苑”有关？
年轻时来沪闯荡的太爷爷后来在熟人介绍下，谋得一份在上海总商会当账房先生的差事。总商会当时控制在江浙财阀手中，会长虞洽卿是宁波帮的巨子，财大气粗，连洋鬼子们见了也要礼让三分，现在的西藏路那时就叫“虞洽卿路”，可见他的气势之威。杭州虽是省城，但经商之道远远比不上宁波，所以，到上海谋生，投靠宁波帮是很自然的。太爷爷本人虽没有显赫的业绩，但他完成了这个家族从杭州到上海的迁徙，也给这个家族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宝和三庆里的沙龙故事。我想，文化的血脉就是通过这些作品和故事而得以保存，它远比财物贵重得多。
年轻时的太爷爷
一百年前的太爷爷和太奶奶
童年时期的爷爷和太爷爷
青少年时期的爷爷和太爷爷
青少年时期的爷爷
太爷爷寿命不长，在我父亲出世前就已经不在了。倒是我的太奶奶沈氏是个长寿之人，她瘦瘦高高的，就是照片上的模样。太奶奶是宁波人，她的正宗的宁波官话一直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许因为她的发音，叫我的小名有点怪怪的，所以，从小和她疏远是怕她难听的叫唤。太奶奶的房里长年供奉着三尊观世音菩萨，用一个大玻璃罩子罩着。这三尊用瓷器做的菩萨，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非常精美。我最喜欢看的是观音娘娘那只纤细的手。太奶奶告诉我：“她是送子观音，你爸爸就是我求她送来的，我还要给你求个小弟弟来。”可惜，太奶奶这回不灵了，观音娘娘如何主宰得了飘摇动荡的社会里人的命运？我既没有弟弟也没有妹妹，父母的离异，家庭的过早破碎，使我成为家里的“独苗苗”。太奶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每当重大的佛事来临时，她都会带上供品去普陀山烧香，而敬香的路上是不许家人陪伴的，也许是以此表达对佛的虔诚。生活中的太奶奶吃素念佛，还有个收藏玉器古董的嗜好。有趣的是她从来不去旧货市场淘，而是每月有专人送上门来随她挑。她的收藏究竟有多少价值，谁都搞不清，但因为喜欢而带给她的开心倒是真的。一直板着的脸此时有了些许的微笑，这个家，也添加了些许的温度。
太奶奶留给我的最后一面是在万国殡仪馆的葬礼上，绫罗绸缎覆盖下的她安详地睡着，我被保姆从幼儿园接来和表哥一起站着守灵。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对死亡，但还不知道啥叫害怕。大概晓得那种奇怪的叫唤不会再出现，我大胆地摸着太奶奶那双细细的手和手指上两颗巨大的玛瑙和翡翠戒指，那种红与绿在昏暗的灯光下异常耀眼，这种色彩的记忆帮我留住了那个葬礼清晰的印象。太奶奶被葬在虹桥公墓里，旁边是一个新娘的墓地。开始几年我被大人们带着去扫墓，还总是抢着先看那新娘墓碑上的漂亮照片。好多年后，虹桥公墓被征用，后辈也没法追究当年爷爷辈用金条买下的墓地的归属问题，那两颗漂亮的红和绿的宝石戒指也随着一代人的消失而永久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