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文章大学问

时下的学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学者的文章大都越写越长，动不动就是煌煌数万数十万言的巨著，一年一本甚至几本。这与职称等的评定标准量化有很大关系，上什么级别的职称需要多少数量的著述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数字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怎样，书能越写越厚，学问能越做越高，职称也相应地越评越高，这些都是好事。

但是，笔者以为，“大部头”要写，那些作为“短打”的小文章和小册子也要写。这里所说的小文章和小册子并不仅仅是指篇幅上的一种衡量，而是指那些关于某个学科的入门类的通俗浅显的读物。提倡并鼓励学者来写这些小文章，一则是为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着想。学术本身就是薪火相传的事业，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小文章”来了解这门学科，吸引公众的关注，激发后辈学子投身其中的兴趣，这本身也是学术发展的一个要求。同时，通过这种对学术进行“化简”式的著述，可以充分地发挥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从而使其学术本身价值得以体现。二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能不能写好小文章也是衡量学者学养深厚还是浅薄的一个标准。因为学问的最高境界是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还有，小文章是给“圈外人”看的，不能用“术语”蒙混凑数，耍不得花腔，多写小文章，对学者本人也是一种提醒和锻炼，提醒自己不要把学问做的太“死”，太“僻”，要多让学问“软着陆”，让公众可亲可感。这不仅是个学风问题，同时也是治学态度和做人态度的大问题，检验学者对社会道义的自觉承担和身体力行。

在这方面，老一辈的学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1980年，叶圣陶先生向王力先生提出要求，写一本浅近的音韵学的书，他说“你们所写的有关音韵学的书和文章都太深了，令人望而生畏”，吕叔湘先生在旁边就开玩笑说：“书名我都给你定好了，叫做《音韵一夕通》！”后来，王力先生果真写了《音韵学初步》。再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等通俗读物都曾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近年来，在五色杂陈的出版市场，也能极偶尔地读到一些大学者写的小文章，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写的经济学的小册子就很平易近人。如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与《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张五常的《卖桔者言》等。它们大多深入浅出，文约义丰，一点也没有专业门槛，普通读者都能进入其中，领略经济学的魅力。只是可惜的是这些大手笔的小制作太少了。

在国外，也有这样热心的学者，萨缪尔森这位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曾一改学术界“一流学者不写教材”的陋习，倾心撰写《经济学》，深入浅出地解释经济学原理与现象，二十多年修改八次以上，追求与时共进，追求学问的实践性、指导性，发行量达三百多万册，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国民的经济常识。不仅如此，他从百忙的书斋中走出，在大众媒体运用他的经济学素养，解释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使公众受益，体现了他对学问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

当然，也不是说，文章著作不能写长、写厚，有真知灼见自可以放言，洋洋洒洒，尽兴而收。问题是一些人喜欢“一条鱼烧十八锅汤”，大量兑水，而且喜欢用一些舶来的理论装点门面，或生吞活剥，或华而不实，这就背离了学术的本义。而且一些学者“大部头”写多了，已不屑于写小文章。其实小文章并非“小儿科”，里面的学问并不低于长篇大论的著述，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说到底是浮躁的学风使然。

但愿新一代学者能学一学老一辈的学者，在写一些大部头的同时，也写一些深入浅出的小册子。用活泼多样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更多的人来领略学术的魅力，体会学术的价值，让书斋里的研究和社会上的传播交相辉映，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