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分析与讨论

依据研究目的，以下分析社会企业对于筹资策略之认知与采纳程度，及社企登录进行差异性检定，并依据分析结果进行讨论。

（一）资料分析

1．社会企业筹资策略之认知分析

认知问卷题目包含是否听过、是否清楚内涵（清晰度）及是否认为可行（可行性），而采纳问卷题目则包含是否知道如何运用及是否会选择为筹资手段，以下兹加以分述。

首先，就是否听过投资策略而言，众筹次数为85笔最高，而社会效益债券次数为24笔最低；其次，就内涵认知的清晰度而言，含“清楚”与“部分清楚”，众筹为82笔最高，其次为公益创投65笔，再者为社会影响力投资47笔，最低者为社会效益债券18笔；最后，对于是否认为是可行的筹资手段而言，含“同意”及“非常同意”，众筹60笔最高，显示多数认同众筹是最可行的筹资策略，社会效益债券11笔最低（见表1）。

2．社会企业筹资策略之采纳分析

从表2可以发现，就知道如何运用之程度而言，知道如何运用众筹者61笔最高，而社会效益债券仍旧最低，只有6笔；而就是否选择为筹资方式而言，最多仍为众筹47笔，其次为公益创投37笔，社会影响力投资为28笔，而社会效益债券为9笔。

3．社企登录的差异性分析

社企登录采取名义尺度进行编码，由研究者依据2015年“社企登录名册”自行编码。首先，就是否听过筹资策略而言，采取独立样本卡方进行检定，研究发现社企登录与四种筹资策略之间皆无显著差异。其次，就清楚度（含“清楚”、“部分清楚”和“不清楚”）而言，采取独立样本卡方进行检定，数据分析发现只有社会效益债券有显著差异（sig.046），但因为有效样本数太少，部分细格（cell）的样本数少于5，不符合Pearson卡方检定之基本要求，且此问卷题目社会效益债券之有效样本仅24笔，系属小样本，故难以推论真正具备显著差异（见表3）。

社会企业对于筹资策略的认知程度越高者，是否代表采纳意愿就越高？若依据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虽然受访者对于众筹及公益创投清楚（含“部分清楚”）回应较高，但若计算“清楚（含部分清楚）”与“采纳”间之百分比，众筹为57.31%，而公益创投为56.92%，皆不如社会影响力投资的59.57%（见表4），代表认知程度与实际采纳之间仍有差距。

归纳以上问卷调查采纳各类投资方式之理由及由开放题响应中发现：

（1）表1及表2显示，众筹在认知与采纳各个问卷题目调查数据中皆最高；理由主要包含：“进入门槛低，筹资方式容易理解，且已经有较多的募资平台，及可以透过募资平台寻求曝光与营销”。

（2）就公益创投所提出之响应，包含：“不清楚投资回收的理念，及对于天使投资人真实性的疑惑”。

（3）至于社会效益债券选择率最低之原因在于：“不理解其内涵为何”。

（4）从表4数据却发现，社会影响力投资在认知与采纳之间的比例是最高的，而主要被质疑之投资关键为：“如何衡量社会影响力”。

（二）讨论

依据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众筹在认知与采纳部分，调查数据皆获得较高的支持，其次为公益创投，而社会效益债券则较为陌生。拜网络科技之赐，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替社会企业创业家进行募资，尤其受到年轻社会创业家的喜爱（Bruntje &Gajda, 2016）。从开放题可以发现，众筹由于曝光度及营销较多，且募集资金方式较容易，故调查数据呈现较高的认知与采纳程度。但从图4可以发现，以志愿主义或快乐主义为基础之众筹，在捐赠、奖励及预购项目方面，由于进入门槛较低，又受益于网络营销，故其认知与采纳程度最高。但获利导向的众筹恐为例外，从台湾地区“官方”推动社会企业创柜板经验发现，目前仅有3家社会企业透过创柜板完成筹资，显示社会企业对于获利导向的众筹并不熟悉。

公益创投之天使投资人一词具有浓厚的宗教慈善意涵，因为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故天使投资人愿意如同“傻瓜”般地支持社会企业（Frankel&Bromberger, 2013: 82）。台湾虽然已经有部分公益创投的案例，但大部分社会企业不清楚投资回收的理念，而对公益创投产生疑惑及不确定性的忧虑。从受访者响应可以发现，公益创投面临两个质疑，其一公益创投到底是捐赠还是投资；其二是所谓“投资转捐赠”看似对社会企业有利，但天使投资人是否可能是“黑天使”之伪装。

社会影响力投资专注投资特定社会目标，投资人可视情况和投资目标选择介入方式，因此尽量将投资目标放在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以减少成本损失为原则（OECD, 2015: 132）。社会影响力投资的问题在于不知该如何衡量社会影响力，如受到关注的“社会投资报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简称SROI）评估工具，因为社会影响力难以计算货币化，局限了其应用性（Grant, 2012:122-125）。但有趣的是，从表4可以发现，由于社会影响力投资定位明确，调查数据之采纳比例反而较高。若从投资角度看，本文认为社会影响力投资具备以下优势：首先，虽然进入门槛较高，但竞争者不多，而因为投资人获利目标明确，故社会企业对于风险认知较高，反而比众筹更具可信度；其次，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运作符合市场逻辑，其定位为风险投资人，故不易产生如公益创投之天使投资人定位暧昧不清的疑惑。

社会效益债券乃是公私协力期的一种形态，从社会效益债券之设立与运作可以发现，社会效益债券有别于一般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而是透过行政契约方式吸引更多资源的投入。而观察社会效益债券契约之运作，其中政府扮演类似博弈中之“庄家”的角色，而中介组织则是博弈之“下注者”，虽为创新的公私协力模式，却因台湾地区“官方”尚未有实际运作案例，社会企业不甚理解其内涵为何。

无论是认知或采纳，以公司登记名称包含“社会企业”一词者与社企登录两种形态，在四种筹资策略上皆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那么，该如何解释此结果？对此，本文认为应该先了解社企登录的本质。检视各国各地区社会企业发展经验，丹麦同样采取志愿性的登录机制，2014年丹麦国会通过“社会企业志愿登录”（Voluntary Register of Social Enterprises），其目的在于提供社会企业一个共同的身份，被登录的组织可以使用社会企业一词作为组织名称，或者以社会企业的名义进行有利于组织的营销活动（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4）。台湾地区因为对于社会企业法制尚无共识，为鼓励更多组织可以认同社会企业这个身份，故台湾地区“经济部”依据“社会企业行动方案”之规定，委托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办理社企登录平台，“国发基金”将登录组织列为投资对象之一，其政策目的在于鼓励社会企业的多元化与蓬勃发展。

但登录不等同于认证。韩国社会企业振兴院（Korea Social Enterprise Promotion Agency）采取强制性认证，未获得认证者不得使用社会企业一词，违者将被处罚，用以化解亚洲金融风暴后所产生的非典型失业问题，但因其认证对象偏重协助弱势者就业课题，致使限缩韩国社会企业发展多元价值；而英国内阁第三部门办公室与社会企业联盟所共同支持，由社会企业同业组织（Social Enterprise Mark CIC）所推动之志愿性认证，通过认证即获得“社会企业标章”（Social Enterprise Mark），并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挹注，但也因此影响该国偏好小区利益公司此一组织类型。

无论采取强制或志愿性认证方式，欧洲委员会认为，只有当社会企业此一产业已准备就绪，及市场臻于成熟时，才是推动社会企业认证的适当时机（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4）。就台湾地区而言，在“社会企业行动方案”基础下，一方面，社企登录机制鼓励更多组织认同社会企业此一身份；另一方面，社企登录在认知与采纳方面皆无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此结果说明台湾地区社会企业产业链尚未建立，且市场亦未臻成熟，此亦可从“国发基金”与私募基金合作的投资至今无法成案中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