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古代贸易陶瓷的生产

中国古代陶瓷凭借其特有的物理性能上的优势，自产生后很快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用具，从汉代到明清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瓷器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追逐的对象，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伴随着我国人民同外界的接触开始了向海外的传播，成为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考古发现证明，我国陶瓷的外输，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海洋。这一过程最迟在汉代已经开始，随着海外贸易和海外交通的兴盛，中国陶瓷在唐、五代时期被大量输出。宋元时期由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陶瓷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口，陶瓷输出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青花瓷的大量烧造使之成为海外最受欢迎的瓷器品种并被大量输出。明末以后，随着我国东南沿海私商势力的发展以及西商东渐，我国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中国瓷器也随之风靡全球，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

瓷器的出现，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技术发展和经验累积的结果。真正瓷器的出现，需要三大基本要素：在原料的选择上，需要使用含有较少助熔剂的瓷石或高岭土；在窑炉的烧成技术上，要逐步成熟累积到一定阶段以保证用高温烧成；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高温釉的出现。在瓷器起源过程中，南方的印纹硬陶起着关键作用。几何印纹陶文化是东南土著民族在新石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创造、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江南地区含有较少熔剂的陶土（即高岭土）分布范围广，这是印纹陶文化在南方广泛存在的基础。南方地区胎土所制的陶器、印纹硬陶、原始瓷、瓷器基本形成一个序列，其胎土成分在不同的阶段具有相似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南方地区具备了生产瓷器的原材料基础。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早商时期，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地区，陶窑在中原先进技术的影响下进行了改进，窑炉的烧制温度显著提高，浙江和江西等南方地区都发现了商代以后的龙窑遗迹，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就是在这样的窑炉内烧成的。商代前后，浙江、福建等地出现了泥釉黑陶，这类陶器在窑室内的高温作用下会融化，形成类似釉面的具有光泽的表面，到了商、周时期，由于以氧化钙为主的助燃剂的添加以及窑室温度的提升，透明、光亮、不吸水的高温釉得以出现。至迟到东汉中晚期，真正的瓷器已经在浙江上虞等地烧成。

六朝时期，随着晋人南迁，江浙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在东汉晚期成熟青瓷烧制成功的基础上，六朝制瓷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迅速繁荣，器物种类更加丰富，胎体致密，釉色莹润，胎釉结合良好。以上虞为中心，在宁绍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被称为早期越窑。浙江东南部温州一带的瓯窑、浙江金华的婺州窑以及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等也都在六朝时期获得大发展。这一时期的青瓷器皿广泛随葬在江浙、福建、广东等地的六朝墓葬中。六朝时期，随着南方政权的稳定，海外贸易逐步开展起来，瓷器也开始零散地出现在航线上，如1975年考古学者在西沙北礁礁盘上采集的南朝青釉六耳罐和青釉小杯。

北朝晚期，南方制瓷技术逐渐传播到北方，北方制瓷业开始兴起，最迟在南北朝时期全国都较普遍地烧制出了成熟或较成熟的瓷器。在北方早期青瓷获得大发展的同时，还出现了早期白瓷，但直到隋朝真正的白瓷才正式烧成，标志着我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另一大飞跃。白瓷的正式烧成，开创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制瓷业格局，也为后期高质量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入唐以后，“南青北白”的制瓷业格局已经形成。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生产类银似雪的白瓷产品，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生产如冰似玉的青瓷产品，而且随着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匣钵的普遍使用，唐代已经能够烧制出十分精美的瓷器。这一时期，北方原来烧制青瓷的窑口纷纷转向生产白瓷，而且有些产品质量相当精良。根据市场需求不同，这些窑口可以生产出精、粗两种瓷器，其中以碗、盏托、注子、罐等日用器型最为常见。唐代北方地区生产白瓷的代表性窑口主要有河北的邢窑、定窑和河南的巩县窑，它们生产的北方白瓷产品在唐、五代时期盛行于大江南北。正如唐李肇《国史补》中所载“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此外，北方窑口还兼烧白釉绿彩瓷、白釉蓝彩瓷以及唐三彩陶器等品种。唐三彩是盛唐文化的产物，代表着贵族文化，唐高宗时期开始出现，唐玄宗时期最为流行。生产唐三彩的地方除了河北、河南的窑址外，还包括陕西、山西地区的窑址，如陕西铜川黄堡窑就是一处非常有代表性的唐三彩产地。唐三彩曾随着盛唐文化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其实物遗存在东亚、东南亚和中西亚等地都有发现，日本还仿照唐三彩烧制出了“奈良三彩”。

到了唐代，南方地区越窑以浙江上林湖为中心的青瓷窑业体系繁荣起来，烧瓷的窑场主要集中在浙江的上虞、余姚、绍兴一带。唐后期，越窑的瓷器烧制已较唐前期有了明显的新发展，器型上创造出很多新的品种，常见的器型有盘口壶、注子、罐、碗、钵、盘、碟、灯、枕、唾盂、粉盒等，还有瓷塑和瓷墓志等。尤其是碗，制作规整，式样繁多。唐后期越窑瓷器胎质大多细腻、致密，胎体呈灰或灰白色，釉料的处理和施釉技术也有了显著的提高，釉层均匀，釉色呈青色或青中泛黄，浑厚滋润，创造出了式样别致的荷花形碗、海棠式盘、瓜棱注子、瓜棱水盂等新品种。越窑在五代时达到了其生产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越窑所在地刚好处于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势力范围中，吴越国王钱氏在上林湖等地建立官窑，大量生产宫廷用瓷和贡品，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鼓励瓷器外销，故而瓷器产量大增，制作工艺方面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北宋初期，越窑仍烧制大量贡瓷，同时民用和外销瓷也急剧增加，因此越窑在北宋初年仍继续兴盛，大约在北宋中期以后逐渐衰落。

这一时期与外销有关的另一重要陶瓷品种是长沙窑瓷器。长沙窑产品属青瓷系统，但它以特有的釉下褐绿彩装饰著称于世，十分流行，装饰手法往往不拘一格、自由活泼。长沙窑瓷器的釉下彩绘丰富多样，有人物、动物、花草、云气山水等，还有不少器物上题诗、题字，内容有民歌、谚语、俗语等，文字通俗易懂，民间气息浓厚。其模印贴花再施一层褐色釉斑以突出贴花效果的装饰也非常有特色，而且贴花图案常有胡人乐舞、椰林、葡萄等具有浓郁西亚波斯风格的题材。长沙窑在晚唐、五代时期非常兴盛，入宋以后急剧衰败。其产品运销湖北、江苏、浙江、陕西等国内地区，并向外输出到今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甚至远至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是晚唐、五代时期发展起来的以外销为主的窑口。

晚唐以后，陆上交通受阻，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随着伊斯兰世界阿拔斯王朝的兴起，中国至波斯湾的海上航线出现新的繁荣，中国陶瓷器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大量销往海外，出现了长沙窑产品、越窑产品和北方白釉瓷器伴出的所谓“三组合”的固定外销品种。

入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崛起，陶瓷的生产也蓬勃兴盛，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生产地域都大大扩展，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制瓷技术和制瓷工艺也有了极大的突破，瓷器种类繁多，造型丰富多彩，实用又美观。民窑系统中，常用不同类型来代表不同风格的瓷器品种，如以刻划花、印花及芒口覆烧工艺为代表的定窑类型白釉瓷器，以半刀泥刻划花及印花工艺为代表的橄榄青釉的耀州窑类型青瓷，以化妆土装饰为特色、装饰工艺丰富、民间气息浓郁的磁州窑类型瓷器，以窑变釉为特色的钧窑瓷器，朝野斗茶文化风行下兴起的以黑釉盏为特色的建窑类型，宋元时期获得极大繁荣的南方青瓷系统龙泉窑类型，以及有饶玉之称的景德镇青白瓷类型等。随着宋元海外贸易的繁荣，各大窑口的瓷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海外贸易过程中，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的青白瓷。

宋中期以后，越窑衰落，浙江制瓷中心逐渐转移到浙西南的龙泉地区，龙泉窑兴起，并发展为宋元以来至明代中期南方代表性的青瓷产品，在国内及海外市场均颇受欢迎。龙泉窑在北宋以前已开始生产，南宋后期至元代为其鼎盛时期，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生产逐渐式微。北宋早期，龙泉金村窑已经生产出一种胎体轻薄、胎质白净的淡青釉器，器物上常刻划云纹、水草等。北宋中晚期，龙泉窑改烧青黄釉器，龙泉瓷业初现规模，产地主要分布在大窑、金村、丽水等地，器物以碗、盘等日用器为主，器表流行刻划花加篦划纹装饰。南宋中晚期以后，龙泉窑吸收了官窑系统的乳浊釉及多次上釉技术，烧制出以釉色取胜的梅子青、粉青等精美的高档青瓷产品，器物造型也更加丰富。南宋晚期至元代是龙泉青瓷大发展的时期，在国内南北各省份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墓葬、窖藏、城址中都普遍发现有龙泉青瓷的分布，龙泉青瓷也是这一时期沉船中最常见的陶瓷品种。国内市场及外销的需要，促使龙泉窑的生产迅速扩展至周边的庆元、遂昌、景宁等县，在浙南地区的瓯江流域和飞云江流域均发现窑址密集分布的情况，甚至影响了与其交界的闽北松溪、浦城等地的陶瓷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青瓷生产体系，并引起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大量仿烧。这一时期龙泉青瓷产品器型多样，主要有双鱼洗、高足杯、梅瓶、莲瓣纹碗、云龙纹盘、各式炉和瓶等。装饰技法也更趋丰富，刻划花、印花、堆贴、褐色点彩、露胎贴花等工艺都非常流行，体现了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温州是宋代龙泉青瓷的主要输出港口，地处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其产品多沿瓯江经温州运销国内外。窑址调查表明，温州地区分布着50多处宋元龙泉窑系窑址，时代以宋末元初为多，永嘉桥头即为一处中心。温州地区龙泉窑系窑场是受龙泉青瓷外销的影响而建立的，其产品大部分也是为适应外销的需要而生产。从明州输出的龙泉青瓷以销往高丽、日本为主。到了元代，龙泉青瓷还通过松溪进入闽江流域，进而通过福州港转运到国际性港口泉州，再输往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性商品。龙泉青瓷也达到了其外销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作为我国主要的外销瓷品种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

景德镇在宋代生产一种色泽温润如玉的青白瓷，胎釉精美，刻划纹饰，有“饶玉”之称。南宋至元中期大量采用覆烧工艺，生产芒口器，且印花工艺流行，从而大大提高产量，为当时国内外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货源。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区窑场也大量仿烧青白瓷产品并运销海外。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大多通过长江出海至明州（宁波），然后跨越东海，输往日本、高丽。元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管理陶瓷生产，景德镇制瓷工艺进一步发展，胎土由原来的瓷石一元配方变为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增加了胎土中氧化铝的含量，使烧成温度提高并减少器物的变形，于是产量大增，且能烧制出大型器。还有一些褐色点彩装饰的小件青白瓷产品是专销东南亚地区的。入元以后传统的青白瓷产品开始衰落，而是被枢府卵白釉瓷器所取代，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瓷器品种。元代后期景德镇烧制出成熟的青花瓷器，还创烧了釉里红、铜红釉、蓝釉等新的瓷器品种，为明清景德镇制瓷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元代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区域扩大，景德镇青白瓷产品不仅在东亚地区被大量发现，而且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也均有发现，甚至到达东、北非地区。这一时期，元青花瓷器也通过陆路和海陆销往伊斯兰世界。

与此同时，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开拓和蓬勃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和福建地区，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外销而进行生产的外销瓷窑口。

晚唐、五代时期，广东窑产品就已是当时外销的重要品种，作为“四组合”之一在海外有较多发现。广东的唐宋窑址主要分布在江河两岸、沿海地区以及韩江、珠江三角洲等冲击平原地带。广东地区发现的唐代窑址约有二三十处，粤东地区的主要分布在潮安南郊、北郊、梅县等地，粤中地区的包括新会官冲窑、佛山石湾窑、南海奇石窑、高明窑等，粤西地区的则分布在遂溪、廉江等地。广东唐代窑址以生产青瓷为主，器型主要有碗、盘、碟、钵、罐、盆等，釉的玻璃质感强，有流釉现象，碗盘类圆器往往采用几个泥块间隔装烧。晚唐、五代时期，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以及其他地区工匠和制瓷技术的输入，广东制瓷业开始走向繁荣。有赖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广东窑产品从潮州、广州等港口销往东南亚地区。

入宋以后，在晚唐、五代时期瓷业积累之上广东窑业获得空前发展，步入兴盛阶段。广东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窑址中，属于北宋时期的数量最多，有80多处。粤东地区的瓷业非常发达，最具代表性的是韩江流域的潮州笔架山窑。粤中地区的窑址多分布在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带，较著名的有西村窑、惠州梅县窑和佛山石湾窑。广东西村窑和潮州笔架山窑是北宋广东外销瓷窑址代表。西村窑器物造型丰富，包括碗、盘、碟、盒、壶、玩具等，代表性器型有凤头壶、鸟盖粉盒，器内大量采用印花、刻花和彩绘工艺，尤以点彩装饰最具代表性。西村窑瓷器主要销往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地区，这里发现的西村窑瓷器最多，日本也有少量出土。潮州窑产品种类繁多，壶、执壶、炉、盒、玩具、佛像、人像之类在海外发现较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都有出土。广东制瓷业的繁荣，和北宋前期广州在海外贸易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密切相关。进入南宋以后，随着泉州的兴起，广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被取代，港口周边的外销瓷窑口，如西村窑、佛山奇石窑、潮州笔架山窑等都相继衰落，并逐渐停产。窑场多转移到城镇且规模缩小，产量也大不如前。

福建地区古代陶瓷器的生产，目前发现的窑址资料可以上推到南朝时期，唐、五代时期青瓷的生产逐渐兴起并获得发展，闽北、闽东、闽南都发现了不少窑址资料。进入宋元时期，福建的陶瓷生产繁荣兴盛，出现了青瓷、青白瓷、黑釉瓷并举的鼎盛局面。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促使东南沿海地区窑业迅速勃兴，获得极大繁荣，出现一系列专门针对外销的瓷窑体系。福建地区的窑场数量大增，瓷窑遍布全省各地，逐渐形成闽北（包括南平、三明地区）、闽东（包括福州、宁德地区）、闽南（包括厦、漳、泉地区）三大区域格局。宋元时期福建重要窑址主要是沿着福建三大水系及其支流分布的：在福建的北部和中部沿闽江流域分布着建窑、茶洋窑、遇林亭窑以及浦城大口窑、松溪回场窑、光泽茅店窑、邵武四都窑、三明中村窑、闽清义窑、福清东张窑、连江浦口窑、福州长柄窑等。这些窑场的产品多通过闽江水道顺流而下，经福州港远销海外。福建中南部的晋江水系分布着德化窑、磁灶窑以及安溪、永春、南安等窑址，它们的产品多经过晋江及其支流水运至泉州港外销。闽南的漳州地区沿九龙江水系分布着同安汀溪窑、漳浦窑以及厦门窑等。一处窑场往往兼烧多个品种，而且窑址规模庞大，往往涵盖数百座窑炉，窑业遗存常常绵延几座山头。宋元时期福建陶瓷品种丰富，主要包括以建窑为代表的黑釉器类型、仿景德镇的青白瓷类型、仿龙泉窑的青瓷类型、同安窑类型的“珠光青瓷”以及以泉州磁灶窑为代表的黑釉器、黄绿釉器以及酱黑釉剔刻花器等。

从元代后期开始，制瓷业格局慢慢发生改变。宋元时期全国各地制瓷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逐渐转变为集中到景德镇一地。景德镇窑生产技术在元代中叶以后迅速提高，相继成功地烧制出了青花瓷器、釉里红瓷器、钴蓝釉瓷器、铜红釉瓷器、枢府卵白釉瓷器五个新品种，从而开创了明清时期瓷器品种的基本格局，也为它日后成为“瓷都”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手工业继续向前发展，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宋元时期的一些著名瓷窑如定窑、耀州窑和钧窑等日趋衰落或已停止生产。经过元代的酝酿积累，景德镇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最先进的制瓷技术，官窑与民窑共同成长、繁荣，创烧出了更多新的瓷器品种，各种颜色釉及彩绘瓷器获得了极大发展，特别是青花瓷器成为主流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大受欢迎。

青花瓷器历来是伊斯兰市场喜欢的瓷器品种，从唐青花的出现，到元青花的迅速崛起，都是伊斯兰市场需求的结果。明初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推动了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并随之影响国内市场的审美，之后青花瓷器在官窑、民窑生产中逐渐成为主流产品。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东南沿海走私活动的兴起，特别是随着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泛伊斯兰化，中国的青花瓷器生产有了更广泛的市场需求，促进了景德镇民窑的大发展。明弘治（1485～1505年）以后，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随着频繁的走私贸易大量销往东南亚地区，并随着西方人的到来，通过跨洋贸易销售到欧美等地。入清以后，青花瓷器仍然是景德镇最大宗的产品。到了康熙（1662～1722年）时期，青花瓷器大为进步，官窑及民窑的青花瓷器品质都有很大的提高，胎体纯白、厚重、致密，青花色调鲜艳、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流行故事类题材及大段的诗文装饰，鱼龙变化、冰梅纹、博古图等非常有特色。

明清五彩瓷器也获得空前发展，在嘉靖（1522～1566年）、万历（1573～1619年）时期进入了成熟阶段，图案花纹设计几乎布满全器，色彩浓艳，红色突出，极为华丽。题材以鱼藻、龙凤、云鹤、人物为主，配以山石、花草。清康熙年间，五彩瓷器又有新的发展，烧成了釉上蓝彩、黑彩和金彩，在官窑、民窑生产中水平都很高，质量精良，色泽艳丽，不易脱落。相较而言，民窑质量更胜一筹，流行人物故事题材，以仕女、花卉、梅鹊、博古及我国古代其他代表忠孝、富贵、福禄等美好寓意的纹饰最为常见。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的稳定和开海政策的实施，中国瓷器再次迅速涌向海外市场。雍正以后，随着西方珐琅料的输入及其在瓷器绘画中的应用，出现了珐琅彩瓷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新创烧的粉彩瓷器。乾隆以后，随着西方贸易势力在东方的深入和早期全球贸易的不断深化，为了适应瓷器外销的需要，在广州出现了专门的订烧型外销瓷——广彩瓷器的加工工艺。这些根据订单要求烧制加工而成的广彩瓷器，随着远洋贸易销售到世界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