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途未卜的澳门

几个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政权交替，葡萄牙在澳门这个狭小半岛上的存在从不安稳，到有关澳门未来的谈判开始之际仍是如此。葡萄牙人曾认为虽然他们对澳门的占据随时面临威胁，但他们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会经久不衰，这种短视导致葡人在澳门的地位未能合法化。后来有人提出历史形成的共管分治之说，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也对此措辞模糊，这说明中葡认同双方对澳门都拥有管辖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葡萄牙更无法在澳门问题上形成一个清晰的立场。

葡萄牙人16世纪立足澳门，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以共管分治的方式持续存留。从第一次定居到1987年中葡发布联合声明，葡人大多按中国颁布的律令行事，但也有例外。一次是1783年葡萄牙宣称在两国平等共享的基础上拥有澳门主权权利，之后是1849年亚马留总督成功对澳门施加葡萄牙的事实（de facto）主权，中国的权力受到压制。1862年签订的《中葡友好贸易条约》看似对葡萄牙有利，但从未受到认可或生效，澳门在法律上依旧不属于葡萄牙领土。领土合法化由一套不成文的价值体系支撑，以重大经济政治利益为基础。

两国于1887年签署的《中葡里斯本草约》和《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使葡萄牙人同样享有其他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这种地位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国断交后终止。葡萄牙右翼统治者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一状况在澳门华人推动两国建立非正式渠道后才得以缓解。直到1976年，葡萄牙宪法和《澳门组织章程》通过，澳门的地位才发生关键性的变化，澳门被定义为葡萄牙人管治下的领土，同时，中国也拿回对澳门的部分主权权力。在过渡时期（1988～1999年），两国再次对澳门共同享有有限主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和中国因为在澳门的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对葡萄牙来说，澳门具有象征意义，维系着过往帝国显赫、文化辉煌的形象，是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家底，保持澳门现状使葡萄牙在夸耀往日世界强国地位时不至心虚。另外，当时中国出于理性也积极维持澳门现状，试图通过逐步削弱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来使其服务于中国的意愿。

历史上，澳门是与西方交往的通道，是中国商品输出的重要枢纽，是域外物资和信息的宝贵来源。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年），中国就是利用澳门突破了西方的封锁。事实上，葡人虽然在法律上具有管治澳门的权力，但澳门实际上由中国人把控，与中国内地相比，葡萄牙似乎只有名义上的地位。

1974年非洲殖民地的瓦解给葡萄牙政治体系带来震荡，到了1975年，葡萄牙新政权已经完全从非洲和东帝汶撤出，此刻葡萄牙对自己在澳门占据的地位已感到满足并表现出一种抽离的态度，事实上，他们担心在非洲去殖民化的同时继续保留澳门会是一种尴尬。葡方冷淡的态度令中方不悦，因为中国希望澳门维持现状，以此维护香港的稳定并利用港澳两地与西方保持贸易和联系。

1979年，一个新的左翼势力取得葡萄牙政权，结束了长期僵持的对华关系，与中国重新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通过签署一项秘密协议同意承认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这个被称为《谅解备忘录》（Acta Secreta）的协议与建立双边关系的《建交公报》（Joint Communiqué）同时签署。在《谅解备忘录》中，葡萄牙接受中方提出的澳门是“葡管领土”的说法，并将确定何时启动澳门谈判的权力交给中国。

中葡双方都已认识到澳门问题最终还是会通过谈判解决，但是出于策略、时局和政治上的考虑，谈判并未随即开始。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这种回避问题的状态被打破，同时，非洲去殖民化及由其造成的经济危机让葡萄牙陷入了困境。葡萄牙受到沉重打击，衰落的现实影响着葡萄牙在澳门谈判中的一举一动。葡方谈判代表深知他们不仅在心理上处于弱势，而且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无力与中国抗衡，所以尽管葡萄牙决心体面地离开澳门，却很难在谈判中实现既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