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拥立郕王即位：忠社稷重于忠君

英宗不听群臣劝阻，执意率领大军北上亲征，不料被也先俘获于阵中，明军伤亡惨重。《明史》形容当时情形，“甲子，京师闻败，群臣聚哭于朝”。[7]皇帝被俘，乃明朝开国以来未有之事，通古代言之，此种情形亦为罕见，留京群臣不免“人心汹惧”，[8]所谓“聚哭”之语，当为实情。但是，在猝然而至的政治危机中，士大夫群体势必要迅速做出应对，其中要者在于，群臣迅速形成决议，拥立郕王即位。在这一问题上，就现今所见文献材料而言，看不到强力支持英宗留位的士大夫意见。

文武百官合辞请于皇太后：“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疏入，皇太后批答云，“卿等奏国家大计，合允所请，其命郕王即皇帝位，礼部具仪，择日以闻。”群臣奉皇太后旨告郕王，王惊曰：“卿等何为有此议，我有何才何德，敢当此请？”退让再三，群臣固请。王厉声曰：“皇太子在，卿等敢乱法邪？”群臣止不敢言，已而复请曰：“皇太后有命，殿下岂可固违？”兵部尚书于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殿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言益恳切，王始受命。[9]

尚书姚夔也以身任事，极力赞成郕王速速即位，他说：“朝廷任大臣，正为社稷计。”[10]英宗被俘一月之内，郕王继帝位，遥奉英宗为太上皇，文武群臣复上疏自陈心迹，云：“臣等以生民为忧，以社稷为重，奉表劝进，迫于至情，皇上谦让再三，乃从所请，遂正大位，用图中兴。”[11]在当时，朝臣形成默契，全力抗敌。“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12]。在北京保卫战中，明廷一再拒绝也先的勒索与和谈之议。“额森（也先）拥太上皇至城下，索金帛万万计，且邀大臣王直、胡濙及谦出和。礼部遣使问谦，谦曰：‘今日之事，知有战而已，他非所敢闻。’”[13]“也先挟上皇至城南，传命启门。（罗）亨信登城语曰：‘奉命守城，不敢擅启。’”[14]

以于谦等人为核心的朝臣力主拒敌，传谕边关将领：“今闻又以送驾为名，显是欲来窥伺边境，倘彼复来，尔等其念宗社为重，固守城池，拒绝勿纳，毋堕虏计，以误国事。”[15]在也先数次挟持英宗叩关的过程中，守城将领皆拒绝为救回英宗而献城。“帝既北狩，道宣府，也先传帝命趣开门。城上人对曰：‘所守者，主上城池。天已暮，门不敢开。且（杨）洪已他往’……也先复令帝为书遣洪，洪封上之。”[16]“初，英宗过大同，遣人谓（郭）登曰：‘朕与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它。’”[17]即使是在英宗面前，士大夫也敢于展现出批评的姿态。使臣李实出使也先营中，面见英宗，他说：“上昔日任用非人，当引咎自责，谦退避位。”[18]杨善再次出使，也先问：“上皇归，将复得为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难再移。”也先曰：“尧舜如何？”善曰：“尧让舜，今兄让弟，正相同也。”[19]

通过上述内容可见，在英宗被俘，也先挟英宗攻城的不利局面中，京城守军与边将不因忌惮英宗安危而献城，展现出决绝的政治姿态。由此反映出此一群体关于君主、社稷的如下认识。

第一，忠君所言之君，在一般意义上而言，本与当下皇帝相对应。可是在英宗被俘后，明廷出现事实上的皇权空位，在这种情况下，群臣力主郕王即位，英宗被遥尊为太上皇。这说明，在士大夫的观念中，抽象意义上的君主有着臣必须要服从的政治权威，具体意义上的君主，是士大夫群体可以以死效命的对象，但终究不是绝对不可置换的，皇位更替之际，士大夫群体尽忠的对象随之转换。当也先挟英宗攻打大同时，守臣郭登云：“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20]郭登见英宗，而言国有君，此君已非英宗，而为景泰帝。而且，在郕王身份变化的过程中，群臣虽有请命于皇太后之举，然他们的政治选择事实上构成局面变化的主导力量，展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需要明确的是，存在这种自觉意识，并不意味着士大夫群体认为此举是可以经常为之的一般化政治选择，传统政治文化确实存在着暴君可诛等通路，但是情势非至于极致，绝不可为，此在中国古代为近于公理的认识。英宗执意亲征，不免于轻率，然终非严重失德之事，在土木之变中，皇帝尚明确在世，而举朝文武大臣不得已主张另立新君，此在明史仅一例，通中国古代言之，亦为罕见。士大夫之所以如此为之，当在于他们对社稷重于君这一传统政治理念的体认。

第二，在士大夫的观念中，君主与社稷的关系，不仅仅停留在关系密切一层，在救护英宗与维护社稷出现冲突的局面中，士大夫需要对二者的政治价值做出排序，传统政治文化中社稷重于君主的观念在当时成为一种活跃的意识倾向。通过当时士大夫群体的言论及其行为可见，英宗的个人安危被定位为相对次要的问题。在英宗被俘初期，于谦等人拥立郕王即位的政治抉择，降低了英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们如此为之的依据，是认为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割断被俘之君与社稷安危间的直接联系，以免也先挟英宗而号令明廷。此后罗亨信、郭登等人皆拒绝撤防，即是继此思路而为之。对于士大夫群体而言，社稷，作为效忠的对象，指向国、民等层面的利益，被视为高于君主个人安危的存在。土木之变中，士大夫反复论说并具体实践了这一政治理念。

此外，尚有二事需要做出说明。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士大夫都支持留守京师，徐珵等人建议南迁。但是，此议引发了群臣的激烈反对，胡濙云：“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也。”[21]于谦云：“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22]“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众皆曰是。”[23]在景泰帝在位期间，徐珵为求升迁，意欲掩饰当年所倡南迁之议，改名徐有贞。以上内容说明，于谦等人的意见是士大夫的主流取向，而且，南迁之议并不构成徐有贞等人视救护英宗重于维护社稷安危的证据，而只是体现为士大夫群体内部在如何拒敌这一问题上的策略分歧。第二，在英宗被俘后，明朝不尽是强硬姿态，亦有外送财物，以求也先放还英宗之举。“皇太后遣使赉重宝文绮，皇后钱氏尽括宫中物佐之，诣也先营请还车驾。”[24]也先挟持英宗至大同，郭登等人见英宗，“（英宗云：）‘大同库内钱物几何？’登对曰：‘有银十四万两，上命取二万二千两至，以五千赐也先，以五千赐伯颜帖木儿等三人，余散虏众。”[25]在土木之变过程中，唯有上述两次大规模财物往来，财源一为宫廷之藏，一为大同银库库藏，后者虽以公款为之，然与士大夫群体主导制定并实行的朝廷对敌政策无关，因此尚且不能用以否定本文关于士大夫群体普遍性政治价值观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