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差距的相关理论

一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差距的新古典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鼓励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对促进经济增长收敛和地区差距减小有重要作用。而对外贸易减小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

“后发优势”假说及其基础上形成的技术赶超理论认为，落后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绩效上落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原因是技术上的落后，而对外贸易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学习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之一。并且，技术领先者与追赶者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技术模仿的进步速度与其距离稳态的技术差距越成正比，即初始技术水平越低，技术进步速度越快，经济增长速度也越快。因此，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模仿和技术外溢促进了经济增长收敛，从而有利于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

Barro和Sala－i－Martin（1997）在新古典趋同的框架下提出了技术扩散模型，在该模型中，经济增长收敛的机制不是技术模仿的边际成本递增，而是传统新古典中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技术进步的方式有两种：自身创新和技术模仿。由于创新的成本较高，而模仿的成本较低，初始的落后者倾向于选择技术模仿。在增长初期，落后者面临的是相对较低的模仿成本，它的增长速度较快，并逐步追赶领先者。随着可模仿的技术和资源的逐渐减少，跟随者的边际模仿成本递增，其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最终增长速度和领先者趋同，人均收入水平也趋同。而决定收敛速度的是国家间的贸易和开放程度，因为贸易是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对外贸易是促进国家间技术扩散从而决定收敛速度的重要因素。

二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差距的新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是外生的，并且预测由于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资本会从富国向穷国流动直到实现经济趋同。然而趋同的现象在现实中并未被观察到，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并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关于对外贸易与增长差距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与新古典理论截然相反的预测。

Romer（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和外部性会导致资本和劳动的收益递增，一国的知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越多，其投资收益率也会越高，这样会出现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资本倒流”现象。因此，对外贸易倾向于扩大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Lucas（1990）认同上述观点，认为由于人力资本的存在，穷国与富国间资本边际报酬的差异大大缩小，并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等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资本从穷国向富国的反向流动现象。

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模型中，开展贸易的两国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某种产品，起初人力资本丰富的国家会专业化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和经验积累，不断巩固其在高技术含量产品上的垄断地位；相反，起初处于人力资本劣势的国家将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并获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对外贸易会强化各国的初始比较优势和生产模式，由于对外贸易的作用，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将会被强化。

三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差距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最早有关贸易开放对于一国内部区域收入影响的研究始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经典的H－O理论。就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发展不平等的影响而言，由于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于熟练劳动力在一国内部的分布较为均衡，H－O理论推论出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会削弱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但整体而言，由于诸多假设条件与现实情况差别很大，根据H－O理论推导出的贸易开放可以缩小发展中国家国内地区差距的结论与现实情况不符，并且往往贸易开放与地区差距的演变是非线性关系的。

近年来得益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有关国际贸易对于一国国内地区差异影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的基础是Krugman（1991）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代表性模型——“中心－外围”（Core－Periphery）理论。经过一系列学者的扩展，“中心－外围”有一些基本的结论：本地市场放大效应、非对称的内生性、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突发性集聚、驼峰状集聚租金、路径依赖性和自我实现预期。之后的一些学者在CP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扩展，包括考虑到国际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相结合等。

Baldwin、Martin和Ottaviano（2001）将新经济地理学与内生增长理论相结合，考察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问题。该模型是在一个“两地区两要素”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的，假设全球分为南北两个地区，有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经济增长仅依靠资本积累来实现。模型中的资本既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物质资本可以在不同空间之间流动，且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附着在物质资本上的，也可以随着物质资本的流动而流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具有溢出效应，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而且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溢出效应会加强。与内生增长理论不同，该模型充分考虑了空间因素对于知识溢出的影响，认为知识溢出的效果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递减。本地知识资本对于本地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会由于距离的增加而减弱。这样，知识溢出就具有明显的空间/地域特征。

该模型中资本的增加由资本创造部门利用劳动力进行生产，单位资本的创造成本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某地区生产资本的效率既取决于本地区资本存量的大小，又取决于其他地区资本存量的溢出效应。只是溢出效应的强弱和人口数量的多少决定了资本增长速度的快慢。知识溢出效应越强，资本就可以积累得更快，在模型中两个地区的人口不存在空间移动，但人口规模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发生变化的。人口越多，能够供给的劳动力也就越多，相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越快。

当人口分布对称时，两个地区的资本增长速度是相同的，产业分布也是相对均匀的，当由于某种冲击资本的对称分布被打破时，地区资本增长差异会发生变化，资本较为集中的地区会产生产业的集聚，相应的地区经济增长率也会更快。

与“中心－外围”模型类似，地区的实际收入取决于各地区的名义收入和本地区的生活成本指数。名义收入由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报酬共同构成。当冲击发生时，资本集聚区的居民不仅通过出售劳动力得到劳动报酬，而且还可以通过拥有的资本而得到资本收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不存在资本集聚的地区，当地居民只能通过出售劳动力得到报酬，而无法得到相应的资本收益，从而形成名义收入上的差异。而就生活成本指数而言，资本集聚地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要低于非资本集聚地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从而使得后者的生活成本指数较高；在资本集聚区居民的实际收入高于非资本集聚区居民收入的情况下，资本集聚区和非资本集聚区的居民收入会形成显著的差异。

为引入贸易开放因素，学者们对CP模型进行了拓展。Krugman和Elizondo（1996）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区域（两个国内区域、一个国外区域）、一种生产要素的模型。该模型验证了当制造业部门仅服务于一个较小的国内市场时，由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诸如墨西哥城这样的巨大城市会出现。当一国经济对外开放时，这些联系会相对削弱。换句话说，第三世界国家巨大的中心城市是进口替代政策的副产品，当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时，这些城市会趋向于缩小，经济也会倾向于分散化。此后有关贸易开放对于地区差距影响的模型研究均是在KL（1996）基础上进行拓展的，但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

Hu（2002）构建了一个空间集聚模型来解释中国不断增加的地区差距，该模型表明贸易开放的深化、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导致中国内地和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占有地理位置优势，沿海地区成为工业的初始集聚地，而这一优势地位又由于规模收益递增的正反馈机制而得以强化。省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而非省内流动）为沿海地区实现工业集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内陆地区由于较高的运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业向沿海地区的集聚使得沿海和内陆的收入差距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