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兰诺维特致中文读者序
在这篇我从1973～1995年间主要论文选集的序里，我希望说明几件事，一是对这些内容迥异的论文背后共通的概念做一些评论，一是介绍在此期间以及之前我的思想发展历程。
我于1965～1970年在哈佛大学的社会关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接受研究生教育。此系的三个因素深深影响了我的智识发展，值得一提：①社会关系学系并不是一个纯社会学系，而包含了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的师生；②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虽然还是此系的要人，但他的影响力正在减弱；③一位名叫怀特（Harrison White）的年轻教授刚好来到系里，他即将成为社会网分析的奠基人之一，也将成为我的导师，对我的智识成长造成极大的影响。
围绕在怀特身旁的一群学生十分活跃而且积极打倒偶像。我们自认是反抗社会学中传统的帕森斯统治的勇士，所以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的学术关怀。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无疑是帕森斯及其徒子徒孙们建构的一套复杂的分类系统中空洞又循环论证的推理。
取代“社会系统”或“共同价值”这类大而无当的语汇及臆测，我们将希望寄托在远为具体又可以切实分析的社会网之上。如此，我们意在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连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
我们明显地将这样的新思想与另一个反帕森斯的思想划清界限，那就是同样出现于本系的霍曼斯（George Homans）的心理化约主义，他对社会交换的论证部分建基于他的好友斯金纳（B. F. Skinner）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请参考Homans, 1961）。我们虽然都很欣赏他对个人动机的兴趣，但又觉得他把所有社会行动理解成为个人行为动机及社会制约的结果，实在是太过头了一点。社会网分析骨子里仍是一种社会分析而非心理分析。关系而非个人才是主要的研究主题，我们不可能靠着理解个人动机就能掌握社会网的整体结构。这一点，我们自认坚定地立基于韦伯及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上，强调社会生活是真实存在的，不能化约为心理现象。
因此，从这个形成期以来，社会网理论的学生就很少加入化约主义的阵营。然而社会网分析却在两条战线上面对了失败。一是他们花了太多力气去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较大问题毫无兴趣，而研究这些大问题却是当初推动网络分析发展的起始动机。所以不少社会网的研究只为了一己兴趣而研究社会网的数量性质，投入十分专精却几近于狭隘的工作中。我曾两度对此倾向十分抱怨，一次是在我1979年的论文中，一次是在1990年社会网研究年会上的演讲（参考Granovetter, 1990）。另一不好的倾向，也是我不免会犯的错误，是贬抑了对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架构的兴趣，而社会网又镶嵌在此一架构之中。
撇开这些缺陷，多数进行网络分析的学生自始就相信，一如我在1973年那篇《弱连带的优势》一文中前两段所说的，我们对社会网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些分析提供了连接个人行动成为总体社会形态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网络比它连接的两端更重要，但它却是变个体行动为总体形态的因果联结的关键媒介；尤有甚者，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工作都集中在个体与总体的两端，而忽略了这两端之间的一层，这一层却提供了社会行动与形态大略的成因，所以我们有正当理由特别注意这被忽略的一层。这“特别”地投注于网络这一层的研究，误导了很多读者，让他们以为我们只注意网络这一层，而且视网络独立于社会架构之外。
在我1985年那篇文章（即本论文集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的最后，我就指出，“镶嵌观点处理的是直接因果的分析。我并不曾讨论广泛的历史与结构环境会导演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特征，所以我不以为这个分析可以回答现代社会的本质或政治经济变迁的来源等大型的问题。我有意地把焦点放在直接因果关系上，因为必须要先了解镶嵌的机制，以及全面变迁可能造成的效果，这类大型问题才能被满意地回答”（Granovetter, 1985: 506）。这样说，我正是希望自己不要落入“方法论的互动主义”（methodological interactionism）中，以为社会网可以独立于更大的社会建构以及权力结构之外，只是这一小段话可能并不曾把我的意思说清楚。在我最近与经济学家吉本斯（Robert Gibbons and Granovetter, 1990）讨论克罗奇埃（Crozier, 1963）笔下的法国企业时，我就扎扎实实地批评了经济学模型，他们不能总是预设行动者可以独立于文化、政治及历史的脉络之外而追求个人的目标。
误解的第二个来源，如同稍早指出的，来自经济社会学者未能有效地正视并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以我本人为例，我即炫目于社会网可能作为个体与总体间的因果之桥，以至于置研究重点于个人的理性行为如何构成并运作个人的社会网。举例来说，在我1978年的那篇论文（即本论文集的《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中，我便试图挑战社会规范可以引导集体行为方向这样的模糊理论。相反，我以为抽离出规范的架构是很重要的，应该观察人际间复杂而非线性的互动如何导致集体行为的结果，这结果常常与规范或思想无关。也就是说，不管个人的偏好或思想是什么，个人行为如何加总为集体行为却是不相关的另外一个复杂问题。这样论述确实想将研究焦点从个人思想转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此一层次强调个人长时段的互动。
同时我必须说，在这篇文章的架构里，并无必要把个人行动视为理性成本效益的计算成果。“门槛”这个概念十分有用，事实上它并不需要预设一个人类行动的模型。我因为周遭有一半的人参加了暴动也跟着参加暴动，这其中可以有成打的理由，却不必然牵涉个人的成本效益分析。或许只是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或许是对地区风俗习惯性的顺服，或许是由家庭对人格的影响所致，甚至牵扯到每一个人对某些意识形态拥抱程度的不同。不管这些个人“门槛”背后产生的认知或规范的因素是什么，这篇文章以及其后几篇我讨论“门槛”相关议题文章（Granovetter and Soong, 1983, 1986, 1988）的结论依然有效。
让我回到另一议题，就是我在1988年论文《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本书有收录）中第一段讨论到的，大多数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其实也是采取了“方法论个人主义”。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这是因为这篇文章是写给经济学读者的，目的在于尖锐地批评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并为两门学问间的讨论建立共同基础。但更精确地说，社会学如经济学一样，其实也对个人行动十分关切，只是前者更加注意内含在其中的社会角色。
我很高兴地知道罗家德教授把我的论文翻译给中文读者。结构社会学（structural sociology）——也就是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重要的一席；因为学者们长期都在争论关系在这个社会中好、坏影响的相对重要性，而且每个经济行动者的社会接触更是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经济社会学在了解新中国经济过程中势必极有价值，毕竟中国经济正超越了它固有的疆界而整合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此一令人兴奋又前所未有的大成长与大改变中，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要接受挑战，延伸它们的理论境域以帮助了解人的行为。如果我的思想能在其中扮演一定角色，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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