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1923年 三十岁

1月17日 为纪念黄爱、庞人铨被害一周年，长沙工人七百余人举行“中国劳动纪念节工人游街大会”，并到黄、庞二烈士灵柩前致敬，散发纪念特刊和传单。同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发表《黄庞纪念日告青年无产阶级》书。

1月24日 在衡阳三师工作的张秋人收到毛泽东的信。信中说：“甫先生在京大考在即，有好消息望告。”（“甫先生”，即陈独秀。“大考”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称。此时陈独秀着手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25日 张秋人获悉赵恒惕要派镇守使去衡阳三师“检查”，前往长沙同毛泽东商量如何利用赵恒惕政府的自治招牌开展运动。（1923年1月25日张秋人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说：“近日空气很恶，此间教职员说：镇守使要来检查此校，因为省长有公事给他，说三师范某——指我——系上海来之……”“水口山罢工事，确有大影响，此间又组后援会，益使社会上注目，恶之。元旦日把CY的名义公开了——发传单，有些人亦大惊小怪了！湖南已挂着自治招牌，关于运动方面，理应自由些，我此去当与子任兄一商。”）

1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李维汉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

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被军警强行解散。四日，京汉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七日，吴佩孚调集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等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8日 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领导下，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提出的条件外，还提出本路工人的七项条件。同日，全省工团联合会在长沙召开死难工友追悼会，举行工人、学生二万余人的游行示威，并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委员会，发动全省工人、学生募捐援助，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萧耀南。

“二七”惨案后，毛泽东对安源工人运动的指导意见是，要以“弯弓待发”的姿势等待，看形势发展再决定是否罢工。当时，安源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的经济要求，很快被矿局所接受。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时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有所发展。

2月上半月 在湖南自修大学接待回湘接替工作的李维汉。要他先回乡省亲，春节后再交接工作。

2月中旬 在长沙会见中共湖北区委宣传委员李伯刚，向他了解“二七”惨案详情。派郭亮陪同李伯刚到长沙几个工会作“二七”惨案的报告。

同旬 同杨开慧携毛岸英到板仓过春节。

3月7日 致信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信中说，关于在湖南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议决照办，唯开会日期改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为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在长沙召开，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于1923年8月改在南京召开。）。

3月 派毛泽覃、贺恕、朱舜华（张琼）等到水口山工作。毛泽覃等到水口山后，成立中共水口山临时支部，并在工人夜校中举办特别班。

3月29日 中共湘区委领导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起收回旅大运动（日本租借中国旅大，1923年3月27日期满。1923年初，中国人民为收回旅顺、大连和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掀起反日运动高潮。），六十多所中小学校、二十多个工团，及当地各界群众约五六万人举行反日游行大会。游行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口号，并向日本领事递交致日本政府警告书。

4月5日 由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发起，有四十一个团体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以领导反日斗争。五月十四日，湖南外交后援会发布对日经济绝交公约施行细则二十四条，号召全省人民即行对日经济绝交。

4月10日 同李达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创刊号出版。发刊词说，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有一定的主张，有一定的宗旨。“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同日 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章指出国内存在三派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文章认为，今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以下情况：“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其所以是这样，一是由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对帝国主义最为有利；二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最有利于军阀的统治。文章说：“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文章最后说：“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4月 派水口山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按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动农民，于九月中旬成立湖南第一个农会——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不久会员达万余人。农民在农工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并酝酿减租减息。农工会于十一月中旬被赵恒惕（衡山白果乡人）派兵镇压。

同月 和蒋先云到安源。在工人俱乐部开干部会议，朱少连、任弼时、陆沉、袁达时、刘少奇、李立三等人参加。在会上讲了苏联情况和国内军阀的情况。还到工人夜校第三校讲演。随后返回长沙。

同月 中共中央调李立三到武汉工作，中共湘区委决定由刘少奇接任李立三的工作。

同月 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行前向继任中共湘区委书记的李维汉移交工作，把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具体工作，分别交给郭亮、夏曦等。在清水塘湘区委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向李维汉介绍全区工作情况和组织情况。在介绍工作经验时强调两点：一、利用赵恒惕政府省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斗争；二、用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还同李维汉单独谈话两次，介绍湘区委和各方面负责干部的情况，并陪同李维汉到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李六如家里，一起交谈湖南上层人物的情况。

6月上旬 离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马林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个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20日 和朱少连作为湘区党组织的代表，出席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总结报告。会议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会议讨论的问题，“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党章，通过了劳动、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项议案。大会选出由九名委员、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会议期间，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培正路简园同谭延闿谈国共合作问题，做争取谭延闿合作的工作。

会后，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等留在广州。曾与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问题。国民党本部派覃振从广东去湖南，毛泽东托覃带信给李维汉，要中共湘区委员会协助覃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6月25日 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信中说：“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信中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南方军阀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三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7月1日 在广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文章认为，只有湖南有省宪，这是因为湖南介于南北之中，若无省宪为护符，则容易遭兵，人民不愿，军阀更不愿。所以省宪成为盘踞湖南这一不利地区上的一个弱小军阀（赵恒惕）利用民意保全自己的工具。但省宪终究是束缚军阀的绳索，“省宪之寿命决无久理”。文章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派势力的斗争和消长变化情况，在介绍湖南劳工运动时说：“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二十三个，约三万人。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罢工时间均在去年八月到十二月。

7月2日 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说：“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7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上发表《北京政变（这里指1923年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为当总统扫清道路，指使其党羽用各种手段，对总统黎元洪进行的“逼宫夺印”。）与商人》一文。文章指出，北京政变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使他们抬起头来注意政治，并出来干预政治，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消息。全国国民在外力与军阀互相勾结的双重压迫下同受很深的痛苦，但“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而裁减厘金有损军阀的利益，增加关税有损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文章说：“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7月下旬 离开广州去上海。

8月5日 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7月8日成立。该执行委员会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这次会议，除报告外，讨论下列问题：（一）救援在狱同志问题。（二）江浙军事问题。（三）劳动运动委员会问题。（四）工人青年励志会请教员问题。），进行指导。参加会议的有徐梅坤、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密令金佛庄（当时在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相机作反战宣传，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提出三点建议：“（一）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二）国委会委员长应改人；（三）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

8月15日 在《向导》周报第三十六期发表《省宪经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两年以来“戴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种种罪行，戳穿其“护宪”骗局。

8月29日 在《向导》周报第三十八期发表《英国人与梁如浩》一文，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永租”威海卫草约行径。指出：“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哪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哪里？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在《向导》周报同一期上，还就北京政府屈从英、美两国压力电令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一事，发表短文《纸烟税》。文章说：“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9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告知党中央决定，出席青年团中央执委会会议的代表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或秘书，并告《向导》、《前锋》、《新青年》等刊物每期赠送一二份给团中央执委会。

9月上旬 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中央局机关设在闸北区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中央局机关。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9月16日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9月28日 在长沙致信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部长彭素民，谈湖南政局和在湘筹建国民党组织的问题。信中说：“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并讲了同夏曦商议的具体进行步骤：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阳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长沙支部决定即日成立秘密的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又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国民党中央委任。信中敦促将委任毛泽东为筹备员、夏曦为筹备主任的委任书，早日寄来。信后加一附语：“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十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毛泽东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支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1月13日 次子毛岸青在长沙东乡板仓出生。

11月20日 湘江中学成立，二十四日正式开课。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陈昌、夏曦、夏明翰、谢觉哉、王季范、李六如等为校董。湘江中学前身为湖南自修大学。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为由，下令封闭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初中部。中共湘区委遂筹备这所公开、正规的湘江中学。湘江中学继承自修大学的优良传统，办学宗旨为“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该校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停办。

11月24日、25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中央局向全会作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谈到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新起的农民运动在衡山有万余人参加。会议通过国民运动、劳动运动和教育宣传等项决议案，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强调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下旬 在水口山铅锌矿准备庆祝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前夕，从长沙致信夏曦和水口山党支部，指出：不要只管庆祝，要摸清敌人，敌人如今已开枪了，你们一定要慎重，要掌握情况，要防止敌人万一袭击。

12月底 奉中央通知（1923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号通告》通知：国民党“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贺新郎·别友》词赠杨开慧：“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