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德关系的全面发展
马灿荣
自1972年10月中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迄今，中德关系已经经历了40年的发展历程，而这40年中最后的十多年是双边关系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其间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互利合作，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大的提升。德国成为我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德关系已成为中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中最广泛、最密切、最富有成果的双边关系。这为中德两国和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德关系在我国总的对外关系中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回顾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发展历程，令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这一时期我有7年半时间担任我国驻德国大使，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综观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呈现以下鲜明特点。
一 两国高层交往频繁，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不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德关系日益密切和深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德两国领导人通过诸如正式互访、多边场合举行双边会晤、热线电话和书信往来等各种方式，频繁进行直接对话和交流，其次数之多，频率之高，成果之丰，都是中德关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构成了中德关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通过这些直接接触，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双方对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都取得了高度共识，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我任驻德大使7年半 (2002年1月至2009年7月) 时间内，我国到访德国的主要领导人就有：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三次)、曾培炎副总理、张德江副总理、王兆国副委员长以及国务委员迟浩田、周永康、戴秉国等。副部级以上的访德代表团更是几乎每天都有。此外，胡主席和温总理还多次在出席国际会议期间同施罗德总理、默克尔总理举行双边会晤，多次应约同默克尔总理通热线电话，就重大国际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同一时期内访问中国的德国领导人则有劳总统、科勒总统 (两次)、施罗德总理 (三次)、默克尔总理 (三次)、联邦参议院议长普拉策克、联邦议院议长蒂泽尔，以及联邦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和施泰因迈尔等。所有这些访问都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从各方面推动和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2002年4月初，江泽民主席应邀对德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这时我赴任才3个月。准备工作十分紧张，真可谓千头万绪，确实感到压力很大。好在德方对访问高度重视，各方面都很配合，使馆各部门则协调一致全力以赴，确保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期间签署的中德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等值的协定是我国同欧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类似协定，对推动欧盟其他国家同我国签署类似协定起到了样板和促进作用；同样在访问时签署的将德国作为我国公民旅游目的地的协定和在德国建立中国文化中心的协议，对促进中德之间人员和文化交往也意义重大。访问期间，江主席有机会重访了他20年前为招商引资而访德住过的大众公司的宾馆，德方特地调出了他当时的入住记录。江主席非常高兴地向大家深情回忆了改革开放之初引进外资的艰辛情景，大家都不胜感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次访问期间，一些反华势力极力对访问进行干扰捣乱活动，在中德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现任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当时正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为确保江主席在他的家乡哥斯拉访问不受干扰和圆满成功，他在陪同江主席参观大众汽车厂后，顾不上吃午饭即匆匆赶回哥斯拉市进行安排。在德国留学进修的中国学生也纷纷从附近赶到哥斯拉市欢迎江主席，他们的巨大爱国热情不仅从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反华势力，而且让每一个在场的中国人都深受感动，许多人热泪盈眶。江主席高兴地向他们挥手致意。他在州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高兴地用德国谚语总结他的德国之行说，“结果好，一切都好！”
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应施罗德总理邀请正式访问德国。此行在中德关系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两国领导人在访问期间达成的重要共识和签署的有关协议，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双方同意将两国领导人直接接触机制化、常态化，正式建立了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这对于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双方决定继续大力发展业已十分密切的经贸关系，提出了5年内即到2010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达到1000亿美元的具体目标，以此向双方经济企业界人士发出了动员令。实际上，这一目标在2008年底就提前实现。目前双方正努力实现至2015年将双边贸易额再翻一番，达到2800亿美元的新目标。第三，提升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水平和层次，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合作，将双边高技术规划纳入高技术经济计划的合作机制，这对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具有很强的指导和领导作用。第四，鉴于两国中小企业合作潜力巨大而尚未得到充分挖掘的实际情况，强调双方加强中小企业合作的重要性，双方承诺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加强合作提供便利。第五，同意建立和完善双边对话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磋商和对话，这就为两国在国际上加强合作和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间。在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中德两国正式宣布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这是两国政治关系的一次明显提升和突破。而在经过几年的发展后，中德两国又在2010年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质量和层次。
中德关系的健康快速发展，得益于两国领导人引领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从最高层面保持了关系发展的强劲势头，也确保了关系发展的健康顺利进行，这是中德关系能够持续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经验。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德两国领导人之间继续保持了频繁的接触，他们之间的来往已经像走亲戚那样经常和自然。这使我们深信，中德关系在今后的岁月里将得到越来越好的发展。
二 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坚实
在良好的政治关系推动下，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国家实力不断增强，这一时期的中德经贸关系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形势特别喜人，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双边贸易额迅速扩大。自建交以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从贸易额来说并不大，中德贸易额在德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很小。进入新世纪后，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2001年底，中德贸易额为235.26亿美元，其中我国出口97.54亿美元，进口137.72亿美元。到了2010年，两国贸易额已猛增到1424亿美元，约占我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30%，相当于我国与英、法、意三国贸易的总和。在这期间两国贸易额的增幅每年都在两位数，有几年甚至超过了30%。
第二，扭转了我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状况。虽然双方在两国贸易额的统计方面存在一些不一致和差异，但总体上看，建交后大部分时间内，我国在对德贸易中一直进口额大于出口额而处于逆差，这种状况在新世纪初终于得到扭转。在随后的时间内，虽有一些反复，但在多数年份我国仍保持了顺差地位。这从一个侧面突出反映出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第三，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特别是我对德出口商品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在中德贸易历史上，中国对德出口长期以原料和农业轻工业产品为主，量大而价值低。德对华出口商品则一直以机电设备，铁路、汽车及船舶等运输设备，化学、光学产品，以及医疗仪器等为主。随着中国经济和工业技术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大量对德出口电器、机械设备、纺织原料及制成品、化学品和玩具等，成功实现将出口商品结构从提供食品和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改变到工业品领域。今天我们无论走进哪家德国商场，都可以看到制作精美、质高价廉的中国工业商品，真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第四，德对华投资的单行线状况得到改变，中国对德直接投资良好起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长，一直是西方国家中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底，德在华直接投资项目6943个，实际投资171.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汽车、化工、发电设备、交通、钢铁、通信等领域，绝大多数为生产性项目，技术含量高，资金到位及时，管理及后续服务完善，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对于不断增长的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在2000年之前，我国对德直接投资不仅数量少而且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项目，多数是服务贸易特别是外贸公司。2002年，我国著名民营企业TCL海外控股公司以不到1000万欧元收购了位于慕尼黑西部的德国三大电器品牌之一的施奈德公司，继续生产施奈德电视机，在德国引起了轰动。但因缺乏经验这一收购并不成功。当年12月，上海一家名为华盛的企业收购了原东德地区的威尔兹工业有限公司，并获准在原址继续生产“德国威尔兹钢瓶”。这一并购比较成功。我曾参观过这家企业，生产的钢瓶因质量好销路很畅，企业也开始赢利。但因规模较小而影响不大。
中国对德直接投资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以下两个大项目。其一是，北京林德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庞玉良，在2007年用10亿元人民币买下了德国帕希姆机场。该机场位于默克尔总理的家乡什未林州，因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急需找到出路，因此州政府对该项目很重视，希望庞玉良的并购能给机场带来转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但庞玉良在竞购成功后却遇到了资金方面的困难。庞玉良到使馆向我汇报了有关情况。鉴于该项目的政治影响和巨大的潜在效益，我向国内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建议予以支持。现在庞玉良已将机场及其周边土地的100%股权全部买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各项设施建设。我相信这一项目将取得成功，并会在中德经济关系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其二是，国内著名的机械工程企业三一重工，在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科隆附近买下1000亩土地，建设三一重工在欧洲的生产和研发基地。这一项目是中国迄今在德最大的直接投资，标志着中国工业企业真正迈开步伐走进了德国，进入了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我同当时在三一重工总部所在地湖南任省委书记的张春贤和德国北威州州长共同出席了该项目的奠基仪式。而在不到一年时间后，三一重工董事长就告诉我，项目进展非常顺利，已经开始生产运营。
当然，我们在为两国贸易和经济关系不断发展感到高兴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关系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如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除，世界经济复苏仍然乏力，欧债危机背景下欧洲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德贸易中的具体摩擦，等等。但总体看，进一步发展中德经济贸易关系的有利条件很多。首先，中德之间不断深化的政治互信和良好的政治关系，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其次，中德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需要，是德国高度发达的工业技术和雄厚资金以及先进管理经验的最好用武之地。再次，德国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在整个欧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高度重视通过进一步发展中德经济关系而推动中欧经济关系的发展。最后，德国总体上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技术转让条件比较宽松，积极欢迎我国对德投资，有利于我国企业进一步增加对德投资，扩大在经济技术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上述有利条件，我们就有可能在今后不断提高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水平，力争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第一，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中德现有贸易额虽然已突破1500亿美元，但相对于中德两国分别作为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经济体的地位，仍然很不相称。中德贸易的潜力巨大，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挖掘和拓展。2010年两国领导人已经提出，要采取措施争取未来5年内使双边贸易额再翻一番，达到2800亿美元。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拖累，实现这一目标有一定难度。但鉴于中德两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都比较好，经过努力达到或接近这个目标仍是有可能的。
第二，继续加强双向投资合作。德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对华直接投资排在第9位，德扩大在华投资潜力很大。中国目前在德直接投资不到20亿美元，更是大有可为。中德双方各部门都应为扩大相互投资采取切实措施，提供更多便利。
第三，拓展技术交流与合作，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经济实力更加强大，科学技术水平也有了大的提高。发展中德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可能而且势在必行。在这方面，鉴于欧盟存在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德方应在推动欧盟放宽出口管制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第四，大力发展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的重点领域，也是中国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今后发展重点。德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中德加强合作意义重大、前景广阔。
第五，切实加强中小企业合作。德国中小企业特色明显，许多企业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丰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成就了大批中小企业，但多数需要从技术和管理经验上尽快得到提升，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空间很大，需要从政策、资金和人才等方面予以推动和促进，使之为中德两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
第六，中德作为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经济体，其宏观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中德两国在克服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合作有力地证明了这点。德国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和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为我国提供有用的借鉴。双方应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包括在两国财政部、中央银行、重要研究机构之间建立咨询和合作关系，通过合作一方面促使德国为改善中德经济关系和总体环境做工作，同时在合作中增进双方的协调配合，减少和克服分歧，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政策理念共识。
三 科学、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
德国是世界上的科技大国之一。两国政府在1978年签订科技合作协定以来，双方科技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德国一直保持了我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科技合作伙伴地位。进入21世纪后，两国科技合作在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和全面发展态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持续进步和整体国力不断攀升，德逐渐将我国从潜在市场视为潜在竞争对手。特别是德方认为我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不够，德企业担心同我国合作可能导致其技术流失，在与我方开展应用技术合作方面戒心增强，这不可避免地对两国科技合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具有得天独厚的科技、人才和课题资源，拥有许多德国并不具备的特殊研究条件，使得德方特别是研究机构对我方抱有浓厚兴趣，希望继续扩大和深化与我国的合作。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
第二，双方合作实现了逐渐从德方较多“给予”，向平等合作伙伴的转变。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德方在两国合作中明显作为“援助者”给予中方资金、人员、设备等多方面支持。但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加上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派往国外包括德国进修访问的学者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回国工作并成为科技骨干，中国在双方合作中的地位明显改善。无论是课题选择、人才交流还是在资金支持和设备支撑方面，中德双方都站到了同一高度，变成了科技合作伙伴，中方在合作中的主导权也逐渐增强。
第三，我方积极参与有德国参加的多边和国际重大科学项目，取得重要成果。例如，我方应德方邀请参加了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项目、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欧洲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项目、国际反质子和离子研究装置项目等，并成为这些项目中不容忽视的平等互利合作伙伴。
对于两国科技合作的突出成就，双方在2008年庆祝中德科技协定签署30周年时作出了全面充分的评价，认为30年来两国科技合作层次不断提高，交流领域不断扩大，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几乎覆盖了所有高科技领域。实践表明，中德科技合作是成功的、卓有成效的。相信两国科技交流和合作今后仍将得到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化，为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开始向德国派遣大批留学进修人员。在德的中国留学生最多时曾超过3万人，在欧洲国家中名列首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由德方提供奖学金或由中国官方资助。德国前总理科尔曾将这种交流形象地称之为对两国未来关系的投资。这种交流确实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扩大深化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中国留德人员陆续回国，成为各个领域的科技骨干或学术带头人，不少人甚至担任了政府重要职务，如前教育部副部长韦珏、现任科技部长万钢等就是杰出的代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德两国在这方面的交流在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也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赴德留学生中的公派或奖学金生人数逐渐减少，而自费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明显标志。二是赴德留学进修人员以往所学专业多数为工科或语言类，现在专业面更广了，选学法律、经济、医学或艺术专业的人数大幅增加，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各方面专业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我作为大使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中国在德留学进修人员无论公派还是自费，绝大部分都勤奋好学，受到德国各大学广泛一致好评。我每到一所大学参观访问，校领导都要向我表达对中国留学生的赞誉和肯定，说中国留学生不仅是他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而且也是表现最好，学习最用功的。为激励自费留学生勤奋为国争光，我国教育部实施了“春蕾计划”，专门奖励那些确实学有所成的自费留学生。奖金虽然只有几千美元，但对激励自费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计划对获奖学生的申报和评审程序非常严格，标准也很高，但在德自费留学生中每年都有十多名获奖。我每年都在教育处亲自为他们颁奖，设宴招待他们并听取他们的汇报，常常为他们的勤奋求学之路和爱国热情所深深感动，更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中德两国400多对大学和高校之间的校际交流与合作，构成了两国教育领域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的又一个新亮点。我曾经访问过多所德国大学，陪同国内教育代表团到高校访问，参加过中德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亲自感受到两国在这方面成果显著的合作进程。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广泛深入合作，为双方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好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德两国的教育体制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培养人才、教学科研等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我从访德的一些大学校长那里获悉，他们对同德方开展合作都抱有很大的兴趣和期待，认为这种校际交流与合作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很有帮助，希望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能更上一个台阶。
在中国不断发展强大的背景下，德国各界希望更多了解中国，学习汉语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许多大学甚至中学，都纷纷开设汉语课。我曾参观了几所设有汉语课程的德国大学和中学，同学习汉语的学生对话，向他们赠送汉语教材和中文书籍，深深为他们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刻苦精神所打动。孔子学院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德国各大学的积极性很高，纷纷要求在它们那里设立孔子学院。有的大学为了尽早成立孔子学院，甚至请当地的联邦议员找我说情，希望使馆能早一点同意在它们那里成立孔子学院。从2003年北京大学同自由柏林大学成立德国第一所孔子学院起，短短几年时间内，我国在德国全国各地就设立了12所孔子学院和1所孔子课堂。目前，多数孔子学院运行良好。我曾到几所孔子学院参观访问，了解情况并向他们赠送教材和书籍。总的看来，孔子学院不仅在汉语教学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也通过一些辅助性活动如举办有关介绍中国的讲座报告等，增进了当地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就像任何新生事物都需要不断完善一样，孔子学院在管理机制模式、教学内容方法以及资金投入、师资配备等方面，还需要继续摸索和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新形势。
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中德两国都是具有灿烂文明的文化强国，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两国文化交流合作出现了新的面貌，三件事突出反映了这种变化。
其一是中国文化中心在德国柏林正式建立并投入使用。2002年江泽民主席访德时，两国签署了互设文化中心的协议，经过积极筹备，文化中心在2008年5月正式启用。文化中心通过举办讲座、展览、汉语学习班、放映电影等各种形式，为德国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感知中国很好的平台，受到德国各界的欢迎和好评。
其二是两国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揭开了新的篇章。德国著名的柏林、慕尼黑和德累斯顿三大博物馆同我国的国家博物馆、国家美术馆等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分别在对方国家举办多项有影响的大型展览，如艺术珍品展、文物展等，均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两国文化交流合作中的一大亮点。
其三，德国出现的“郎朗”热，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郎朗这位年轻的钢琴家以其精湛的技艺、热情奔放充满激情的演奏，赢得了德国听众的心，深受德国观众的喜爱。我曾和德外交部礼宾司精心安排郎朗在德国总统欢迎胡主席对德进行国事访问的晚宴上演奏，演出效果出奇，全场掌声雷动，胡主席高兴地同郎朗拥抱，德总统也对郎朗的演出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后来，我又曾不止一次地邀请郎朗到使馆举办音乐会，招待使馆的各界朋友。有一次，已经临近圣诞节，天下着鹅毛大雪，400人的使馆演出大厅座无虚席，不少客人乘飞机从外地赶来。德国前总统谢尔、联邦内阁的多位部长都应邀出席。郎朗演奏了中外名曲，获得巨大成功。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朋友向我谈起他们曾到使馆出席郎朗音乐会，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经历和荣誉。
中德文化交流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例如，德国各联邦州市、中国各省市地方都有自己特色，拥有大量独特的文化资源，如何将它们纳入中德文化交流中来，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大有文章可做。
第四，各种对话机制为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化解矛盾减少分歧，保持两国关系平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中德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各异，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特别是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差别很大，两国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存在分歧，这是完全正常和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分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正因为如此，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干扰因素，最突出的就是所谓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些问题时隐时现，有时甚至非常突出，构成影响两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国力日益强盛的背景下，一些西方人士的心态发生变化，对中国的担忧和疑虑增多，舆论界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我同德国在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和摩擦不时发生，这些都对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了增进相互了解和双方在政治上的互信，两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建立和完善在各个领域的对话和磋商机制，致力于通过深入坦诚的对话和磋商减少分歧，扩大共识。仅在政治领域双方就建立了以下重要对话机制。
(1) 两国外交部之间的政治磋商机制，也称战略对话。这一机制开始为政治司长级，2005年升格为副部长级。磋商内容也从开始时主要为传统的政治问题和外交政策，增加了联合国和人权事务以及安全政策等议题。这一磋商机制对增进双方在国际事务上的相互了解，加强在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机构内的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2) 反恐磋商。中德两国都是恐怖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共同利益和相同立场。2003年9月，两国正式建立了反恐磋商机制，并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就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中德双边反恐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重要和广泛共识。中德双方都主张国际反恐合作应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充分发挥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双方同意并强调要加强两国在反恐问题上的信息沟通和协调。鉴于“东突”在德设有活动基地，中方特别强调反对“东突”恐怖组织问题。
(3) 中德法治国家对话。这一对话是朱镕基总理2000年6月初访德时同施罗德总理共同倡议建立的，为此双方签署了“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这是我国同外国签署的第一个类似协议，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施罗德总理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这一对话机制时说，他之所以提出建立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倡议，是因为认为“这种对话有助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必须支持这一进程，因为只有一个内部稳定、社会公正和法治的中国，才是世界大家庭中一个可靠的、有责任感的伙伴”。事实表明，这一对话机制对增进双方在法治建设方面的相互了解和合作，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迄今，这一对话已举行过多次，双方就行政法、民法和商法、经济法、劳动和社会法，以及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课题举行对话会，通过深入坦诚地讨论达成了许多共识，对促进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经验和借鉴。2008年4月，中德法治对话第8届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这次会议原定在2007年10月举行，因默克尔总理执意会见达赖而推迟。中国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率数十名专家与会，德方代表团则由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长措布丽斯率领。我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切实感受到会议坦诚开放的气氛和专家们对所讨论议题的严肃认真态度。经过两天的深入讨论，会议形成了共同文件。曹康泰主任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说，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许多成果，已经在中国立法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得到体现。它充分体现了只要双方都本着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的态度，中德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仍然可以在许多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我想，曹主任的这些话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对话机制的积极意义。
(4) 人权对话。建立这一对话机制的初衷是要将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公开分歧放到双边内部对话中进行讨论，以避免因相互指责甚至直接冲突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和对其他领域的关系发展造成干扰。德方称之为“静悄悄的人权外交”。我则通过这种对话深入介绍中方对人权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态度，并就德方关注的一些敏感问题作出适当回应。这种对话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德方一些人继续就中国人权问题说三道四，进行无理指责，特别是默克尔总理执政之后，德就人权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言行较前增多。但总的来看，正是人权对话机制的存在，使中德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相互了解不断加深，德方对我方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有了更多理解，越来越多地承认我国在人权事业上的巨大进步。中德之间在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将继续长期存在，但它并非一成不变和不可逆转。只要我们继续在人权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通过对话和交流合作，更多更好地增信释疑，我们就能在国际上争取到越来越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就能不断缩小分歧，消除误解，化解矛盾，使人权问题不再成为中德关系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样，充分发挥中德之间已经建立的20多对对话机制的积极作用，就能及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和协调，确保中德两国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顺利发展。
四 两国关系经受住了挫折的洗礼，正继续深入发展
世界上许多事物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甚至挫折。同样，中德关系40年的发展也并非直线向前和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的考验。2007年9月23日，默克尔总理不顾我方一再劝阻和严正交涉，执意在总理府会见达赖，是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次严重事件，使正在顺利发展的中德关系陷入空前困难。这一事件发生在默克尔总理刚刚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之后不久，确实令人感到突然。我获悉此事是在9月12日同总理外事顾问霍伊斯根会见时，本来是商谈落实默克尔总理不久前访华的具体成果，霍伊斯根却在谈完后送我到电梯时告诉我，默克尔拟会见正在德国访问的达赖。我当即理所当然地作出强烈反应，要求默克尔总理改变错误决定。虽然中方一再劝阻和严正交涉，默克尔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错误决定，会见了达赖，开创了恶劣的先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中德建交以来，还没有一个联邦总理会见过达赖。更严重的是，默克尔此举发生在达赖正在国际上大搞分裂活动的大背景下，我方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和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以促使德方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尽量消除或减少此事的消极影响。为此我方推迟了中德第8届法治国家对话、中德第7次人权对话和中德第2届战略对话，取消了拟议中的中方副部级以上团组访德计划，并推迟德国财政部长的访华安排。中德关系骤然跌入低谷。我方在达赖问题上的明确和坚定态度，特别是采取的坚决反制措施震动了德方，使德方包括默克尔本人感到了事件的严重性，不断对我方作出友好表示。许多对华友好人士特别是对华关系密切的经济界，担心中德关系受到进一步损害，开始对默克尔的做法提出批评。对默克尔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副总理兼外长施泰因迈尔甚至公开撰文抨击默克尔是为了谋求党派利益。经我方多方面不断做工作，特别是在内外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德方提出通过内部磋商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于是我根据国内指示，同德外交部国秘西尔伯贝格进行了半个月的紧张密集的内部磋商，连圣诞节和元旦也没有休息，终于在2008年1月中旬取得共识。德方通过换文明确承诺：①确认发展两国关系的原则即相互尊重、平等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强调德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②德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和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坚决反对台湾“入联公投”。③德不支持不鼓励谋求西藏独立的任何努力。2008年1月22日，在默克尔会见达赖，也就是中德关系历经整整4个月的困难时期后，杨洁篪外长借出席伊核问题6国外长会议之机，同施泰因迈尔外长举行正式会晤和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德关系终于摆脱困难实现转圜，回到了正确发展轨道。施泰因迈尔外长称之为两国关系“雨过天晴”，揭开了新的一页。
默克尔2005年11月22日担任联邦总理之后，与其前任施罗德相比，在对华态度上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作为大使感觉最明显的是，默对中国缺乏施罗德那种热情。虽然默在担任总理前后都一再重申将保持德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表示德国重视对华关系，但两国关系的活力确实不如施罗德时期，相反双方在人权等问题上的摩擦却明显增多。在中国非常希望的解除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默克尔的态度也较施罗德有了较大后退。而她执意会见达赖使不少人对她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担心和质疑。但我一直认为，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全面客观评估默克尔担任总理以来的中德关系及其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默克尔总理领导下，德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中德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平等互利合作没有停滞倒退，而是继续得到良好发展，而且不断扩大和深化，取得了越来越丰硕的成果。默克尔上任之初对中国非常缺乏了解，随着她同中国领导人接触增多，特别是多次访华之后，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正在不断加深。记得我2006年陪同她第一次访华时，看到她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都表现出惊叹的神情。她曾对我说，中国发展这么快，她以后也要争取每年来中国访问一次。2007年她第二次访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演讲时说，中国经济繁荣，发展迅猛，已成为世界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可见她对中国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最近几年中德关系几乎每年都上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了全面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是同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联邦政府更加重视中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对华政策分不开的。
五 中德友好基础广泛，深入人心
作为中国在德国的最高代表，在长达7年多的时间内，我有机会接触到德国各个阶层的人士，上至总统、总理、联邦部长、联邦议员，下至普通工人、学生甚至农民，同他们进行交谈，应邀到他们家中作客。在这些交流接触中，虽然有时也遇到个别对华不很友好的人士，但最多也最令我难忘和感动的是德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们钦佩中国灿烂古老的文明，更赞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对中国了解并不全面，有时甚至不很客观，带有一些偏见，但他们都渴望能更多了解中国，希望中国继续发展，希望中德长期友好。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德关系因默克尔会见达赖陷入困难之后，德国社民党内一批包括前联邦部长、议员在内的重量级人物相约到使馆拜访我，表达他们对中德关系前景的担忧，同我探讨如何尽快找到使关系走出困境的办法。以巴斯夫公司总裁贺斌杰为首的一批经济界人士更是多方做工作，推动德方对改善关系采取主动。前副总理兼外长根舍不顾80多岁高龄从波恩飞到柏林同我就克服当前困难深谈了一个多小时。
而从我在任期内同三位前联邦总理的交往，我更深切感受到，中德关系能有今天这样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两国一大批致力于中德友好的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同时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更主动、积极地广交深交朋友，不断扩大对华友好人士的队伍，巩固对华友好的基础，使中德友好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施密特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5年访华时曾会见过毛主席。他高度肯定和赞扬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很早就提出了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将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著名论断。我在任期间多次拜访他，聆听他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和对发展中德关系的宝贵意见。施密特虽然已年届90，但对中国的情况非常关心和感兴趣。他经常通过访谈和发表文章甚至著书论文赞扬中国取得的成就，批评德国一些人不顾中国国情而在所谓人权问题上指手画脚。我到任后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就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从环境污染到计划生育，从青年人的信仰到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等等。2008年我国举办奥运会，又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我很想在这个时候听取他对时局的看法。他不顾正在休假而欣然邀请我到他的度假地家中做客，让他的夫人亲自为我们斟茶。就在这次谈话中，施就美国未来对外战略、俄罗斯、欧盟未来发展前景以及中国在21世纪的作用和当时世界经济形势发表了许多重要看法，毫不掩饰他对当时美国政策的不满和对日本等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但一再称赞邓小平是杰出的共产党人。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离任前希望去向他辞行时，施密特打破多年雷打不动的惯例，不参加他作为《时代周刊》发行人必须参加的例行编辑会议而会见我，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而就在这次告别谈话中，施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保持稳定是头等重要的。中国不必太多理会世界上其他人说三道四，要坚持自己的方向，特别是要让更多年轻人认同国家，认同共产党的领导。施还流露出希望再次访华的愿望。2012年5月，施到天津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会议，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
科尔总理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老朋友，早在1974年任莱法州州长时就访问过中国。在他担任联邦总理16年时间内，中德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我到任之后，同他保持了经常性联系，隔一段时间就邀请他到使馆或官邸做客，他每次都应邀前来。科尔非常喜爱吃中国菜，还爱喝青岛啤酒而且要冰镇的。我们第一次没有准备，科尔对我开玩笑说，下次如果没有他就要告诉我们外长了。科尔对我说，他喜欢中国菜，但到使馆来并不是为了吃中国菜。确实，我们每次都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而每次从他的谈话中，我都能深深感受到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他一再强调德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十分重要，经常告诫党内的年轻议员要多了解中国，坚持积极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政策。2002年10月11日，我邀请科尔总理出席使馆举办的中德建交3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科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顾了他任总理期间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特别提到中德很早就开始互派留学进修人员，认为这是两国作出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是对中德关系未来的投资。他对曾同邓小平就发展中德关系举行过会谈感到特别自豪。
2007年科尔在家中跌倒受伤，只能停止公众活动在家休养恢复，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我接到离任通知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同他办公室联系，表示希望亲自向他辞行。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他办公室的电话，告知科尔夫妇很高兴在路德维希家中会见我们，真令我们喜出望外。当我和夫人按约定的时间抵达他家中时，只见科尔已坐在轮椅上在客厅迎候，他夫人则在门口迎接我们。科尔在轮椅上微笑着向我们示意表示欢迎，在我同他握手时连说很好很好。他高兴地同我们合影留念，他的夫人特意亲手为我们焙制了两个大蛋糕。我们边吃边谈，谈话围绕当时德国内政面临的问题和各政党的政策。科尔对我说，他很关心中国的发展，已经有几年没去中国了，等他身体完全康复后要再次访华。我向他表示，中国人民随时都欢迎他去，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科尔情绪很好，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仍无倦意。他夫人也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临别时，科尔特地将他亲笔签名的回忆录和刻有他名字的名片盒送给我作为纪念。这次会见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科尔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的贡献。我在心里默默祝愿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尽快康复。令人欣慰的是，不久前我从德国媒体报道中得知，科尔恢复得很好，已经多次出席公开活动了。
施罗德总理在任期间对发展中德关系的热情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坚持每年访华一次从而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决定更令人钦佩和赞叹。而他对我这位中国大使的工作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充分体现了他对发展中德关系的热忱，令我终生难忘。
施罗德总理有一个习惯，几乎每次出国访问都要带一些企业家随访，为他们拓展同受访国的业务提供方便，从而促进德国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每次访问回国后，施罗德都要邀请这些随访企业家到总理府聚会一次，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施罗德第二次访华后，我也接到了施罗德总理的邀请，出席他在总理府举行的和随同访华企业家们的聚餐。由于是总理亲自主持，随访的企业家都来了，几乎包括了德国主要大企业的老板，如西门子公司董事长冯·皮勒以及大众公司、巴斯夫公司、奔驰公司、拜耳公司的董事长等等，共有20多人。还有施罗德政府主管经济事务的主要官员如联邦经济部长、经济部国务秘书以及总理经济政策顾问等。宴会的规模不大，但规格很高，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施罗德安排我坐在他的左侧。席间他对我小声说，马先生，今天来出席宴会的都是德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他们中许多人同中国有业务往来，我应该同他们多接触并保持密切联系，这对我的工作有好处。我向他表示感谢，并说我会尽力去做。施罗德接着说，我可以邀请他们到使馆做客。我说，那当然好，但不知能否邀请到他们。施罗德说，没问题，他帮我。说完，他就站起身来，用小匙子敲了一下酒杯说，马大使有话对大家说。我随即站起来，对施罗德邀请我出席宴会表示感谢，对他成功访华表示祝贺，紧接着我就表示欢迎和邀请各位企业家到使馆做客。我的邀请得到积极回应，施罗德总理带头热烈鼓掌。随后他当即责成他的经济政策顾问魏德曼先生负责落实此事，并说他也要出席这次宴请。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宴请活动如期在使馆举行。几乎所有随同施罗德访华的企业家都来了。而从这次宴会开始，我同他们当中的好多人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清楚地记得，就在这次宴会上，施罗德对我说，今后我无论有什么事，都可以直接找他的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是他最信任的人。后来，每当我遇到两国关系中的重大敏感困难问题，如德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和“东突”组织在德搞分裂活动等，除了正常交涉外，我还通过施罗德的办公室主任向施罗德转达中方特别关切请他关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中德关系40年取得的成就十分喜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更令人振奋。中德两国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中德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全面互利合作，进一步密切相互关系，符合中德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发展。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德两国都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更紧密地携起手来，增进相互了解，加深政治互信，不断挖掘两国关系的潜力，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我深信，经过中德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德关系在新的征途上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