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断裂”与“倾斜”：对于历史真实的诗性把握

谢冕的诗化人格所配备的不仅是一套个人化的知识谱系与历史坐标，同时具有一种带着强烈的生命体验特征的诗性认知智能。在中国当代的诗歌评论家中，具有“诗人气质”或者本身就是诗人的不乏其人，但是这样的品性至少并不总是对于批评有所助益——如果不是反而具有负面影响的话。然而对于谢冕来说，诗性智力特征促成了谢冕的批评风格与学术专长：这种诗性的认知方式，使得谢冕在地脉错乱纵横的历史岩体的断层内部，在缺乏时空距离与周旋余地的情况下，总是能够率先对于历史真实做出准确的判断与把握。在谢冕那里，这种诗性智能与认知方式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无距离观照。在这里，无距离观照的所指，一方面当然是对于谢冕的诗性认知方式的情感性与体验性的特征描述，不过更主要的，尽管它应该不是说真的与认知对象之间不存在任何距离——这样的话任何的“认知”和“观照”都不可能存在，但从学理方面在相对的意义上它也确实可以用来标示某种认知方式。就眼下讨论的诗歌与文学研究而言，常用的方法也大致不外以下两种：一种大致是理论的方法，它对于诗歌或文学事实需要圈定至少是某种局部性、片段性的“本质”，然后进行垂直方向的探究与建构；另一种是历史的方法，它不做本质上的假定，而是强调历史场景与文学经验的不可抽象的具体性与不容轻慢的合法性，它倾向于对于历史事实进行水平方向的推求与呈现。谢冕的文学研究的认知方式当然总体上是与第二种历史的方法接近，但这里使用“无距离观照”一语是想表示如下意思：谢冕将这种历史方法推展到了某种极致。就《在新的崛起面前》这篇文章而言，也许有的人将其整体基调看作对于“朦胧诗”仍保持一种矜持的距离与保留态度，但我们以为在这种态度中，恰恰可以读出谢冕将自身也置于某种被考验、被审查、被“挑战”地步的意味来。再就其“百年中国文学”的构想而言，谢冕不仅追根溯源、敏锐地感悟到在人们“本质主义”视野中被忽略的五四之前20余年的文学现代性根脉，并将其从历史的尘埃中细心地发掘出来，而且大胆地将波涛汹涌的历史之流引向自己的脚下：

我在北京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100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这一年5月，出生在台湾苗栗县的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诗，题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诗中所说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的次年。此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正是同胞离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这里体现的谢冕正面历史、在历史的激流中本真地在场的勇气，已经超出了任何历史的方法与学术的范畴，可以看到的是浩气凛然的人格和风范。

第二，对于“量”的把握。对于历史研究来说，真实往往不是以纯粹的、抽象的“本质”就能包罗与概括的，而是需要在经验的连续与绵延中来度量与把捉，因此历史真实经常不是以“质”的范畴而是以“量”的范畴表现出来。这样，在历史方法的研究中最为困难的，也就是需要在没头没脑、毫无端由的甚至是错综紊乱的历史情境中——这一切足以将任何的方法与纯净的本质思维粉碎，因此历史的方法实际上几乎可以说就是没有任何方法——斟酌权衡、分析判断，尤其是当面对的历史是当下的历史时，难度系数又会成倍增加。然而，谢冕的长项正在于当历史事实风起云涌扑面而来、使得任何思考的触角无所措手时，总能准确地从历史肌体的最关键部位掠取典型性的切片，并迅速地将其置入思想之光的澄明中，由此组织出一幅关于眼前历史的解剖图谱。这一切往往发生在大多数人还处在对于历史现实的变动无动于衷甚至做着南辕北辙的判断与猜测的时候，也因此，经常只是在事过境迁的多年之后，人们才开始惊叹谢冕的远见与洞识。“崛起”而外，人们熟悉聚合了谢冕有关诗歌与文学的历史观念的思想谱系：“断裂与倾斜”、“错动与漂移”、“三次文学‘改道’”、“美丽的遁逸”、“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当轻倩妙曼的思维舞蹈以一种让人担心的、似乎是岌岌可危的准确踩出一行行思想的足迹时，人们大概只有在摆脱了思维与语言的纯粹是艺术上的“美丽”的诱惑之后，在经历了对于那些毫无定性的度量的怀疑之后，才能感受到其中的言之凿凿、触目惊心的思想力量。

第三，谢冕的批评语言与概念术语，都总是那么生辣新鲜、富于直抵人心的思想的激动力量。谢冕的批评文字永远与四平八稳、平庸拖沓、滞重晦涩无缘。作为批评家，谢冕就像诗人一样保持一颗永远开放的心灵与鲜活的感受力。纵观谢冕的著作，可以看出谢冕对于时代现实的超人的解悟能力，但是谢冕似乎很少舞弄各种新潮的西方批评理论术语，这并不能表明谢冕不熟悉不了解它们，就谢冕的心态来说，也很难找到刻意回避它们的理由；这一点只能说明，那些在别人那里使用得欢天喜地、手舞足蹈的概念术语，对于谢冕的思维方式来说，仍然是过于笨拙和生硬了。因此他的语言也就仍然是一贯地优美：在那些飞扬的文采中，朦胧的历史真实得到表象，处于萌动含混状态的历史脉动被强行拖入现时在场的明晰之中；抽象的理论思维被知觉化，洗去了本质概括的武断生硬而增加了学理上的弹性与伸缩余地。因此，可以说，谢冕的观念是现代的，谢冕的语言是浪漫的。谢冕的这种诗性的理论话语，是在对于历史事实进行无距离观照的情况下，由饱含永远新鲜的生命感受力、饱含激情和体验意味及飞溅的灵感火花的思想之流打下的语言印记。而通过这种理论话语所反映出的，是作者与其面对的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亲密而又并不黏滞的关系，同时还有作者从容自信与乐观的态度。

对于自己的智力特点与学术长项，谢冕本人应该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谢冕在《谢冕论诗歌》一书的“代后记”里讲，“这本集子编妥之后回首一望，发现还是偏重于诗史和批评的内容，而对诗的本体论及不多，艺术性的分析亦嫌不足。这就暴露了我学术研究的弱点”。同时谢冕对于自己关于诗歌文体方面的理论研究也感到很不满意。谢冕的理论研究不一定真的薄弱，但是与其诗性的认知方式相关，对于历史进行总体性的综合观照与整体概括，确实是谢冕的专长。有一个事实与此相关：在谢冕的著作中，各种书“序”或“序言”一类的文章应该有相当的数量，可能有的人会对此不以为然。抛开谢冕的“序言”写作是否篇篇精彩这一问题不论，从谢冕的思维特征来看，谢冕应该也是确实善于“序言”、“导论”、“概略”类型的文章的写作，而谢冕的此类文章中，确实也大量存在代表谢冕的学术水准的精到之作。其实不仅如此，谢冕其他的大量的写作，也同样具有与程度不同的“导言”、“概略”类似的性质：像“论当代文学”这样的标题之下其实不过是一篇论文，而像“后新时期与文化转型”的题目也不过用一万多字解决，此外像《文学的绿色革命》这样的12万字的“专著”，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放大了的“导论”，这些都一定让那些认定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必须“小题大做”的人看了咂舌。其实学术之道需要根据各人个性中的长处来发挥这种个性，认定“必须”怎样者，不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谢冕基于他的思维个性与学术品格，对于黄仁宇“大历史”观念产生认同。这对于谢冕来说与其说意味着一种学术观念上的升华，不如说是其个性品格的进一步展开。黄仁宇的所谓的“大历史观”，其要点在于强调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历史长度之间的认知关系：一方面，个体生命存在及其认知能力都非常有限，人们可以以自身经验证实的历史知识，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段小小曲折，因而个体的聪明才智都不足以仰仗，相反，个体经验与生命意义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获得；另一方面，历史作为无限延展的“自在之物”，对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来说，它的规律经常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看清楚的，只有在更长的时间段内放大眼界才看得出来。当时人的狭隘视野是必须抛开的，“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这样的历史观念，对于文学史与诗歌史的研究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我们长期以来将丛杂琐碎的寻章摘句当作历史，相信可以通过一种呕心沥血的、严肃庄重的历史文本圈定历史真实、反映历史规律，这不仅是作为知识主体的一种妄自尊大，而且也泯灭了历史的无限的开放性质与作为人生哲学与生命体验的价值。“大历史”的观念将会极大地刺激人们的历史想象力、开拓人们的思想空间，并促使主体在历史与世界面前重新定位。文学史与诗歌史研究中的“大历史”观念的引入，不仅从学术的角度彻底改变人们关于文学与诗歌发展历史的思考模式与知识谱系的构成，同时也必将深刻触动人们的文学观念，进而影响当代乃至未来的文学生态与文学秩序。基于这样的考虑，谢冕将这种观念应用于其“百年中国文学”构想，并主编了《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这套丛书虽然不是专讲诗歌的，但是在“史”的观念与方法上应该是一致的。据孟繁华的概括，这套丛书的编写在史观与叙事方法上遵循如下原则：第一是“拼盘式”，即通过一个典型年代里的若干个“散点”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第二是“手风琴式”，写一个“点”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伸缩自如”；第三是“大文学”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但同时鼓励广泛涉猎其他艺术形式。可以看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思路基本上是与“大历史观”及《万历十五年》的模式相一致的。但也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黄仁宇认为的，“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对于“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来说，这样的历史观照距离不仅过于拘泥，而且也是根本不现实、不可能的。因此谢冕大胆地将其由时间上的物理距离修正为一种精神距离——虽然这一点也许只有出于谢冕的学术魄力与过人智慧才能做得到：如本章前面所说，谢冕永远不会以自己的研究对象画地为牢、被作为死物的对象所圈死，他与对象之间永远处于一种清通洒脱的、相互诠释的关系之中。谢冕的近距离的诗性认知方式所具有的历史洞察力，同样测绘出了“大历史”的峥嵘气象。因此，谢冕的这种修正是根本性的，谢冕对于“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与其说是强化与强调了其应用于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倒不如说是更加凸显了其作为一种认识模型的东方色彩与诗化特征（其实黄仁宇本人的思维方式相当程度上恐怕也是东方文化渗透的结果，虽然他本人说是受康德的影响）。

实际上，谢冕（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黄仁宇）的思维特征，在此体现出“空中点染”、“烘云托月”式的中国式诗性认知方式：“空中点染”是计白当黑，留出大片的空白，让空白本身也来说话；“烘云托月”则是抟虚成实，纯粹就是以空白本身作为塑造与表现对象。这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对历史事实本身很少或根本不做圈死的界定、不进行本质的预设，让历史事实本身在差异中呈现自身，而非削足适履地将其归纳进一个抽象的概念之中。这样，历史就并不是支离破碎的死物的堆积，不是黑暗空洞的逝去的时间，也不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仅仅作为“文本”的历史的妄自尊大的主观主义，而是生长在当代生活中的活物。这种彻底改变了历史与当下的关系进而重新结构了生活世界图景的历史观念与方法背后，是一整套的东方式宇宙观与哲学范式。谢冕作为经受了现代学术洗礼与西方思潮熏陶的当今学者，出于其个性特征与环境袭染，仍然在文化心性与文化人格上与中国古典风范遥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