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研究论丛(2017年第2期/总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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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和区域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性及开展人文交流可行性研究

“一带一路”——沙特人文特性及中沙人文交往的可行性研究[1]

李桂群 侯宇翔[2]

内容提要 位于阿拉伯半岛的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重要国家。中沙人文交往对中沙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本文从宗教性、阿拉伯固有文化以及当代阿拉伯思潮等方面对沙特人文内涵进行了分析,同时从政策商贸、政治外交和人文内涵三个方面对中沙人文交往的可行性给予了肯定,得出了中沙人文交往发展机遇良好、发展意愿强烈、发展基础雄厚、发展动力强劲、发展前景广阔的基本结论。

关键词 沙特 人文特性 人文交往

一 伊斯兰宗教文化:沙特人文内涵的根基

位于阿拉伯半岛的沙特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伊斯兰国家之一,伊斯兰教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取向在沙特根深蒂固。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奠基者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将伊斯兰教中的瓦哈比教义定为沙特的立国之基,随后的历代沙特国王都将其定为沙特的立国之本,从而使沙特成为政教一体化、教俗合一化的国家。

(一)伊斯兰教与希贾兹血脉相容

希贾兹是阿拉伯语الحجاز的音译,又称汉志,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和早期伊斯兰文化的发祥地麦加和麦地那均坐落在该辖区之内。

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里接受天启,随后奉真主之命随之进行传教,引起了以倭马亚家族为核心的麦加贵族的注意。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麦加贵族对穆罕默德实施迫害,使其于公元622年迁徙麦地那。由此,穆罕默德早期宣扬真主使命的传教生活得以结束,他在麦地那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结束和开拓时期的开始。麦地那时期的穆罕默德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并积极投身于与古莱氏族的斗争。630年初,在半岛上的伊斯兰教势力日渐巩固后,穆罕默德率穆斯林大军兵临麦加城下,双方缔结《侯德比耶和约》,穆罕默德降服了麦加城,麦加居民主动接受了伊斯兰教,而麦加贵族在宗教上的优越地位也得以保持。631年(伊历10年),穆罕默德在穆斯林的簇拥下去麦加朝觐,并向广大穆斯林发表了重要演讲,穆罕默德在演讲中倡导穆斯林兄弟要团结一致,厉行平等。此次朝觐是穆罕默德生前的最后一次朝觐,即伊斯兰教史上著名的“告别朝觐”。此次朝觐后3个月,穆罕默德于632年6月8日(伊历11年3月13日)归真。至此,阿拉伯半岛已基本归顺伊斯兰教,并实现了政治统一。

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半岛具有互容性。一个信奉多神教、盛行偶像崇拜的阿拉伯半岛孕育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也促成阿拉伯半岛走向了统一、扩张和繁盛的时代。与此同时,阿拉伯半岛上的人们也接受了伊斯兰教中的观念,使伊斯兰成为自己文化的根脉。在伊斯兰教旗帜的号召下,一个宗教、政治、文化统一的阿拉伯半岛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政教一体化

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奠基者为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他于1926年1月8日宣布自己为希贾兹地区的国王。1927年5月20日签署的《吉达条约》使沙特正式脱离英国的统治而独立。1932年9月22日,沙特正式宣布统一,这标志着沙特现代化进程的开始。

在1926年阿卜杜拉·阿齐兹宣布自己为希贾兹地区的国王时,他就以瓦哈比教义为旗帜,引领众多的追随者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成立之后,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对瓦哈比学说进行了新的阐释。革新后的瓦哈比学说为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引进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及建立“沙特经济开发公司”提供了宗教依据。阿卜杜拉·阿齐兹之后的历代沙特国王都将伊斯兰教中的瓦哈比教义作为沙特的立国之本,沙特由此成为一个政教一体化的国家。

伊斯兰教确定了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在政治、宗教等各领域的言行规范与准则,因此,无论是在现代沙特的构建、发展进程中,还是在现代沙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媒、教育等各个领域,伊斯兰教瓦哈比教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表象作用和潜在作用。

(三)教俗合一化

宗教和人们相互作用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人们履行宗教职责。伊斯兰教的六信(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前世、信后定)、五功(念、礼、斋、课、朝)是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功课,直观明了地体现在沙特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伊斯兰教的规范原则体现在生活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中的方方面面。例如,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的着装首先要干净得体,其次是切忌奢侈。伊斯兰学者认为,为了避免奢侈,男人不应穿戴金饰品和真丝品,同时提倡男子蓄须,以体现威武成熟;女子应保护羞体,力戒轻佻;禁止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再如,对禁止穆斯林食用之物讲得非常具体,其中包括自死物、血液、猪肉、非诵真主之经而宰杀的动物、酒精饮料等。伊斯兰教也同样重视男女婚姻,规定结婚的双方必须都是穆斯林,另外,伊斯兰教反对近亲结婚,同时也规定了婚后男女双方应履行的职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世俗性还体现在教育、科技、家庭等其他方面。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沙特人文内涵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概念与宗教概念相容所产生的政教一体化和教俗合一化,这种一体化和合一化并不局限于器物制度等表层上,而是深深地融入沙特人的文化内质中,然后从文化深处向外散发,投射到政治、经济、教育、传媒等世俗生活上,使沙特成为伊斯兰教的道德认知和价值理念最为根深蒂固的国家。

二 阿拉伯固有文化:沙特人文内涵的重要来源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都离不开其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影响。所谓阿拉伯固有文化,就是指在伊斯兰教诞生以前,阿拉伯半岛上的闪族人所创造的贝都因文化,或者说沙漠文化、部落文化和游牧文化。这些文化的产生离不开阿拉伯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文化也不断演变,目前已经成为现代沙特人文内涵的重要来源。

(一)血缘观念

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主要是以游牧的方式生活,而游牧社会的组织就是部落与氏族。“氏族组织是贝都因社会的基础。……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结成一个部族。……血缘关系,不管是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是维系部族组织的重要因素”[3],血缘关系是部落文化中的重要根基。对于伊斯兰教诞生以前的部落民族而言,由血缘关系而建立的部落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标准,同时也是自我与他者交流的纽带。“在部落的习惯中,‘外人’和‘敌人’是同义词”[4],“一个贝都因人可能遭遇的祸患,再没有比丧失氏族关系更严重的了”[5],一个人若被原来的部落抛弃,除非被另外一个部落容纳,否则就会面临死亡。没有部落的人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是没有依靠的,他们无法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血缘对于部落来说十分重要,由血缘产生的荣誉和自豪感至高无上,“血统的纯洁和宗谱的高贵优于一切”[6]。部落里的人靠着忠诚、勇敢和慷慨热情维护着部落的荣誉。

在当今沙特社会中,血缘观念已经演化为家族观念,一个人的家族姓氏对于一个人的尊卑、社会地位、工作、婚姻乃至以后的个人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常常以自己纯洁的血统和高贵的血统为骄傲,尤其珍视荣誉和尊严。对于沙特人来说,家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家族里的成员必须时刻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并且竭力维护家族的荣誉。例如,沙特女子在失去贞操后,家族成员会认为这是家族荣誉的屈辱,因而选择杀死自己的家人。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是从家族荣誉的角度出发,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沙特人对家族观念十分重视,并且把家族荣誉看得比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更为重要。

综上可得,由阿拉伯传统部落文化中的血缘观念在当代演化而成的家族观念已经成为沙特人文内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家族荣誉和家族利益至高无上,血统的纯洁和宗谱的高贵优于一切。这深深地影响着沙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在某种意义上对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权力运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侠客精神

沙漠中的游牧生活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恶劣的环境使游牧民族要不断寻找水与草茂盛的地方,但同时又要面临他者对资源占领的威胁。“沙漠环境的恶劣使他们始终不是攻击者就是被攻击者”[7]。因此,“劫掠本来是一种盗贼的行径,但沙漠生活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却已经把劫掠提升到一种民族的习俗了。这是以贝都因人畜牧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的”。[8]阿拉伯游牧文化影响下的侠客精神在这种环境下得以形成。“在沙漠地方,好战心理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状态”[9]

在当代沙特社会中,侠客精神已经逐步演化为人们崇尚慷慨、热情和男子汉气质。在阿拉伯游牧生活中,“男子汉的美德大部分仍然是那些和沙漠游牧生活有关的品德,也就是‘勇敢善战,忍受患难,有仇必报,保护弱者,反抗强暴’。其他受到赞赏的品德是宽宏、慷慨、忠诚和信实”。[10]面对广袤无垠的沙漠和恶劣的气候环境,阿拉伯人感受到了个体的渺小、生命的珍贵,由此意识到了团结互助对于彼此生存的重要价值。这“使他们觉得需要有一种神圣的义务,那就是对客人的款待”[11]。阿拉伯人的慷慨大方,“所谓‘备食济贫、燃炬待客’被广泛视为高尚仁慈的举动和美德”[12]

沙特人的慷慨热情是其他民族与其交往时留下的最直接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慷慨热情是发自内心的,拥有历史文化基础。这种在沙漠游牧历史文化积淀下形成的慷慨热情不同于农耕民族或者海洋民族与人交往时所呈现出的喜悦兴奋之感,两者的差别是,沙特人在与人交往时,会感受到在广袤恶劣的环境下两个渺小个体的相遇所生出的幸运与感恩。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感受到沙特人对于男子气质或“好战”的推崇,这是沙漠环境所赋予他们的个性,或者说是一个沙漠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从沙特传统游牧生活方式中所衍生出来的慷慨热情和对男子气质的推崇已经成为沙特人性格中的共同特点,并成为沙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质。

三 当代阿拉伯思潮:沙特人文内涵的活跃因素

现代与传统、世俗与宗教是每一个阿拉伯人都要考虑的问题。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阿拉伯文化内部出现了各种充满矛盾和探索意义的思潮,主要呈现出三种趋向:一是回归《古兰经》的文化复古主义;二是接受西方文化的世俗主义;三是主张革新伊斯兰文化,融合西方文化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中间主义。这些思潮正是现代阿拉伯人文思想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引领着阿拉伯民族的未来发展道路。

(一)复古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激烈博弈

18世纪后期,阿拉伯国家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现象开始渗透到穆斯林社会中,使之日趋世俗化。为了恢复遭受侵蚀的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提出“回到《古兰经》去”,主张用伊斯兰教的教义净化社会、纯洁信仰,消除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主张因具有强烈的恢复古制的色彩,被称为复古主义。复古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主张全面肯定伊斯兰教,对外来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全能的宗教,具有无限的功能,能够包容和解决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复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伊斯兰社会的统一,同时也含有一些适应阿拉伯社会改革的思想。所以,尽管复古主义带有明显的保守和封闭色彩,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说,复古主义依然属于一种文化改良主义。而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世俗主义将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经济文化落后归咎于伊斯兰教的束缚和羁绊,因此,世俗主义主张接受西方文化;提倡引进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以西方治国途径取代传统的伊斯兰政教合一体制模式;主张淡化宗教的功能,要求宗教与政治截然分开,宗教不得干涉政治事务。世俗主义是阿拉伯国家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所采取的一种文化回应和对策,同时也是对现代阿拉伯文化发展的一种探索和反思。近代史上,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是世俗主义在阿拉伯国家最早的社会实践。20世纪初,阿拉伯国家掀起了政治与宗教完全分离的浪潮,很多阿拉伯国家推行了不同程度的世俗化政策,在这期间出现了多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如接受西方文化、积极参加译介运动的塔赫塔威,伊斯兰现代主义领袖穆罕默德·阿布笃等。由于过分世俗化的西方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刺激和诱惑,世俗主义观点遭到了一些伊斯兰学家的反对和抵制,由此产生了后来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世俗主义和世俗化进程对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发展和阿拉伯文化领域的变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积极兴起

伊斯兰现代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它试图通过对伊斯兰宗教信仰、教法、仪礼和制度进行一些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变革,全面振兴伊斯兰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实现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改革,达到富国强民的发展目标。伊斯兰现代主义主张有限度地将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教传统进行融合,使伊斯兰教适应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形势,伊斯兰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不是简单地遵循伊斯兰教,而是积极地对伊斯兰教进行适应发展的更新和变革,旨在迎接阿拉伯国家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挑战。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贾迈勒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笃和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伊斯兰现代主义尚未形成统一的思想学说,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该主义具有显著的分散性。

(三)中间主义的进退不定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伊斯兰“中间主义”以伊斯兰教“中正和谐”的价值观为指导思想,主张坚持信仰伊斯兰宗教原则,不偏不倚,“谨守中道”,提倡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强调通过伊斯兰思想的创新,建立阿拉伯文化的自我更新机制;反对极端思想,包括极端的保守思想和极端的变异思想;强调伊斯兰教法应与时俱进,反对故步自封;主张通过对话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间主义”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深刻地认识到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内部纷争已严重削弱了阿拉伯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严重阻碍了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中间主义”认为,要实现当代阿拉伯文化的更新与重构,必须从伊斯兰教的革新开始,因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没有伊斯兰教的革新,就没有阿拉伯文化的更新。“中间主义”呼吁阿拉伯国家团结协作进行教法革新和创制,探索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与和谐。“中间主义”是当代阿拉伯世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文化思潮,是当代阿拉伯世界广大知识阶层和社会良知的某种共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大多数阿拉伯学者认为,“中间主义”力图通过文化反思与文化重建实现阿拉伯文化的自立和自强,是指导阿拉伯世界实现社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思想。

以上各种思潮对阿拉伯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与推动作用,但它们也均有各自的局限性。各种思潮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伊斯兰教的改良与时代发展的需求有机地融合起来。对于沙特而言,这四种思潮相互涌动,但是在瓦哈比思想影响下的沙特,人们所追求的是回归到穆罕默德时期,严格奉行认主独一的教义,并且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教法和教规。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下沙特石油经济发达的情况下,一些沙特人会重新去沙漠中体验贝都因人的生活,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当代阿拉伯思潮成为沙特人文内涵的活跃因素,但从目前来看,沙特阿拉伯王国选择的是在沙特家族最高权力的领导下,宗教上回归传统,经济、教育、传媒等世俗领域走向现代化。

四 中沙人文交往的可行性

自1990年中国与沙特建交以来,中沙合作蓬勃发展,人文合作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愿景”提出的背景下,中沙人文合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沙之间的政策商贸沟通、政治外交贯通、人文内涵融通为中沙人文交往提供了可能。

(一)中沙人文交往的成果与不足

1990年,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签署中沙建立公报,标志着中沙两国正式建交。虽然沙特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但是中沙关系的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在2004年“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立之后,中阿两国的交往不再局限于双边平台,而是在多领域、多背景的条件下深化两国之间的合作。

自建交至今,中沙人文外交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政府层面上,自建交以来,中沙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国际事务上的共同战略需求和利益诉求使两国的政治交往十分密切,中沙传统友谊为两国的宗教、文化交流顺利进行提供了基础,此外,中沙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商贸、科技等领域也存在着密切的合作;民间层面上,朝觐成为推动中沙两国交流的重要渠道,此外,互派留学生、青年交流、艺术展览、文化周等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大大地拉近了中沙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然而,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沙人文交往领域存在的不足。第一,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在沙特尚未开设孔子学院;第二,中沙两国的旅游交往还不是十分成熟,中国尚未拥有一个可以吸引世界穆斯林前来体验中国伊斯兰文化、中国丝路文化的旅游区。

(二)中沙人文交往的可行性因素

1.政策商贸沟通

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对沙特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沙特为了扭转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提出了经济调整的“2030愿景”,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资源配置从依靠政府干预向依靠市场支配的方向转变;政府财政收入从依靠石油收入向扩大非石油收入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石油经济向拓展新能源和矿业等多样化领域转变;企业所有制结构从国有化向加快私有化的方向转变;投资资金来源从基本依靠本国资本向重视吸引外资的方向转变;劳动就业从依靠外籍侨工向“沙特化”的方向转变。[13]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在政策上具有发展切合点和利益需求共同点。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两者的有机结合将对推动中沙经贸合作、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中沙两国政策契合的条件下,两国的商贸交往蓬勃发展。2016年,中沙双边贸易额423.6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236.1亿美元,出口187.5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了18%、21.4%和13.3%。“2017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254亿美元。沙特连续15年是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从沙特进口主要商品为原油、石化产品等,出口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钢材、服装等。沙特连续16年是中国全球第一大原油供应国。2016年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5100万吨,同比增长0.9%。2017年上半年,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2659万吨,同比增长0.5%。”[14]

中沙商贸投资领域的合作发展态势良好,极大地促进了中沙人民之间的交往。中国前往沙特务工的人员逐年增加,中方人员长期在沙特务工会极大地促进沙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增进中沙人民之间的友谊。经贸合作就如同中沙人民交往的纽带,紧紧地将中沙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中沙人民之间的友谊反作用于中沙政治外交、人文外交等,使中沙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2.政治外交贯通

1990年7月21日,中国和沙特建交。建交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双方交往密切,合作领域不断拓宽。2008年6月,两国建立战略友好关系。2012年1月,两国决定在战略框架内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2016年1月,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决定成立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15]

近年来,中沙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

表1 2006~2017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沙特频率

表2 1998年至2017年沙特领导人访华频率

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沙领导人十分重视中沙友好关系的发展,政治外交活动频繁有利于双方对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保持统一的立场,有利于双方经贸能源领域的合作顺利进行。在人文交流领域,领导人互访势必会在社会上引起“中国热”“沙特热”,极大地促进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推动旅游、留学、艺术文化展览、青年交流等人文活动的开展。例如,2013年4月,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率团出席了沙特“杰纳第利亚文化遗产节”开幕式暨中国主宾国活动,这是中沙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在沙特举办的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是近年中国在阿拉伯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3月19日,“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这是近年来沙特在东亚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文物展。习近平主席与萨勒曼国王共同参观了此次展览,并出席了闭幕式。2017年3月,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举行落成典礼,萨勒曼国王出席了此次典礼,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以上活动对于中沙人文外交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未来中沙关系的健康友好发展奠定了民意基础。

3.人文内涵融通

中国有着2000多万穆斯林人口,穆斯林人口总量多、分布广。沙特人文内涵中的热情、好客与男子汉气质也促进了中沙的人文交流。中沙两个民族都是热情好客的民族,对远方客人的热情增进了中沙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沙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古老的陆、海丝绸之路是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国家深厚友谊的生动见证,其间的友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时期,中国称阿拉伯国家为大食。中国的货船在那时就已经到达过阿拉伯湾。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香料之路上的商船来往频繁,这两条交通大动脉将中国和阿拉伯联系在一起,便利了双方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16]明朝时期,中国称阿拉伯国家为天方。郑和七下西洋,船队先后到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其中就包括阿拉伯半岛,如亚丁、麦加、哈萨等。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和阿拉伯半岛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传统深厚的中沙友谊使现代两国人民民心相通、民意相同。传统深厚的中沙友谊也融入了华夏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文化中,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相融性为中沙人文外交奠定了重要的民意基础。

(三)中沙人文交往的建议及展望

中沙人文外交目前呈现出发展机遇良好、发展意愿强烈、发展基础雄厚、发展动力强劲、发展前景广阔的态势。为了更好地推进中沙人文外交,笔者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1.重视经贸合作对人文交流的促进作用

中沙经贸合作互补性强。沙特是能源出口大国,但其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十分薄弱,而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缺少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中沙政策对接性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中沙两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目前已有160多家中国企业在沙特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航天、农业等领域实施投资,沙特企业也十分重视中国市场,中国已经成为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沙特“2030愿景”的出台,也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多互利合作的机遇,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沙特。“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愿景”的契合将扩大中国、沙特和中东各国之间的经贸投资与合作领域。

蓬勃发展的经贸合作势必会加大中沙之间的人文交流,职业培训、语言培训、旅游、探亲等人文交流活动一定会增进中沙人民之间的友谊。以经贸合作促进人文交流,以人文交流促进经贸合作,中沙友好关系定会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2.重视官方交往对人文交流的拉动作用

“官方层面的友好往来以及对中沙关系的独特定位是中沙人文外交最显著的特征。中沙两国高度重视发展双边关系,建交至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官方往来。”[17]近年来中沙官方交往推动着人文交往蓬勃开展,自2006年起,沙特高等教育部成立了“阿卜杜拉国王奖学金项目”,中国迄今已接受数百名该项目的留学生,涉及医学、计算机、自然科学等多种学科。2009年6月,沙特高教大臣安卡利率领由沙特高等教育部及20多所高校校长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双方共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涉及人员交流、科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等诸多领域。[18]另外,中沙两国也呈现出“中国热”“沙特热”的态势,互办艺术文化周、艺术展等活动丰富了人文交流方式,增进了中沙人民之间的友谊,夯实了中沙人文外交的民意基础,为今后的中沙人文交流提供了先例。

五 结语

从对沙特文化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固有文化在沙特人文内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作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而是已经扩展到整个世俗社会的运行以及人们的交往准则、认知原则和道德标准上。当前阿拉伯社会存在诸多思潮,这些思潮是沙特人民甚至阿拉伯人民神经中最为活跃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此消彼长会影响到整个阿拉伯社会的发展方向,对于沙特而言,其更加偏重于回归传统、回归穆罕默德时期的思想。

沙特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节点国家,中沙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同中东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官方交往是中沙交往最具特征的表现,中沙人文交往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面临一些问题。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沙特“2030愿景”的提出,二者的有机结合会为中沙经贸合作提供广阔的前景,中沙经贸合作会积极推动人文交流的进行。中沙领导人互访密切,高层交流不断加强,文化周、艺术展览、文化演出、高校合作、青年交流等活动的开展,使社会上出现了“沙特热”“中国热”浪潮,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拉动了两国人民旅游、交往的迫切期望。同时,中沙两国传统友谊深厚,人文内涵中存在很多的契合点,这奠定了两国的友谊基础,夯实了两国的民意基础。综上所述,中沙人文交往发展机遇良好、发展意愿强烈、发展基础雄厚、发展动力强劲、发展前景广阔。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Humanities Characteristics of Saudi Arabia:An Assessment on Feasibility of Humanities Exchanges between PRC and Saudi Arabia

Li Guiqun Hou Yuxiang

Abstract:Saudi Arabia,located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is an important country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humanistic exchanges between PRC and Saudi Arabia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iendly relat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Saudi Arabia from the aspects of religion,Arabic inherent culture and Arab contemporary thoughts. At the same time,it affirms the feasibility of humanistic exchanges between PRC and Saudi Arabia from three aspects of policy trade,political diplomacy and humanistic connotation. So we get the basic conclusions that humanities exchanges between PRC and Saudi Arabia have goo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strong development intentions,strong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strong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and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Keywords:Saudi Arabia;Humanities Characteristics;Humanities Exchanges


[1] 本文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2016~2017年度指向性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特性及开展人文交流可行性研究(批准号:17GBQY018)的成果之一。

[2] 李桂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学生;侯宇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副院长、讲师。

[3] 〔美〕希提:《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第23页。

[4]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23页。

[5] 〔美〕希提:《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第24页。

[6]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23页。

[7] 史希同:《阿拉伯问题的文化思考》,载张宏等《当代阿拉伯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第235~242页。

[8] 〔美〕希提:《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第21页。

[9] 〔美〕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第26页。

[10]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册》,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7页。

[11] 〔美〕希提:《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第2页。

[12] 李绍先、王灵桂:《一脉相承阿拉伯人》,时事出版社,1997,第6页。

[13] 陈沫:《“一带一路”节点上的沙特与中国》,《紫光阁》2017年第4期。

[14] 《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2017年8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60/sbgx_676864/。

[15] 《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2017年8月,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60/sbgx_676864/。

[16] 李荣建:《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江汉论坛》2004年第1期,第107页。

[17] 田艺琼:《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人文外交研究》,《阿拉伯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第153页。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杨洪林大使就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等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2010年5月10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sa/chn/sgxx/dsjh/t7661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