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靺鞨七部的争战

隋唐时期，靺鞨以七部著称，即粟末部、白山部、伯咄部、拂涅部、号室部、安车骨部和黑水部。[6]“靺鞨七部”各自的独立性很强，各有酋长，不相总一。史籍之所以把它们捏合在一起，统称为“靺鞨七部”，主要是因为它们活动范围连成一片，在外界看来，它们是一个整体。

一 隋唐时期的靺鞨七部

《北史·勿吉传》记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其三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东夷中为强国。”[7]

《隋书·靺鞨传》亦记载：“靺鞨，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胜兵七千。其三曰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8]

《隋书》与《北史》同时记载靺鞨七部，就成书的时间来看，《隋书》先于《北史》，但《北史》为勿吉立传，《隋书》为靺鞨立传，勿吉出现于靺鞨之前，因此置《北史》记载于前，《隋书》记载于后。根据二书记载，勿吉（靺鞨）七部的地理位置各有所异。粟末部居最南，其东南邻高句丽，西北在扶余城（今吉林省农安县）以远；伯咄部在粟末部以北，在相当于今天的吉林省松原市附近；安车骨部在伯咄部的东北，当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阿什河附近；拂涅部在安车骨部以东，当在今黑龙江省五常市一带；拂涅部之东又为号室部，号室部应该是古肃慎部。据载，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曾为肃慎故地，而将东平府称为拂涅故地。拂涅在肃慎故地之西，东平府在上京龙泉府以西或西北。拂涅故地，指靺鞨七部时期的拂涅故地。就地理位置来看，拂涅以东的号室之地当为肃慎国，另据今突厥语族中“雅库特语的h与其他亲族语言中的š相对应”，[9]“号室”即“肃慎”的变音。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相当于今黑龙江省肇源县、肇州县一带。

靺鞨人与其先人勿吉一样，殷勤朝贡中原王朝。“隋开皇中，（靺鞨）遣使贡献，文帝因宴劳之。使者及其徒起舞于前，曲折皆为战斗之状。文帝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10]从隋文帝的眼里，可以看到在东北地区有一个为“战斗”而存在的族群。

二 靺鞨与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战争

研究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必须重视靺鞨人的角色。高句丽作为农耕文明，突然出现扩张的举动，竟然胆敢进犯隋、唐边地，不可能纯粹是高句丽人所为，靺鞨人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一）粟末部与高句丽的争战

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部与高句丽相接，与高句丽及其附属的靺鞨部形成对立的格局，“每寇高丽中”。高句丽与靺鞨中的一些部落联合，其强大的势力迫使粟末部南迁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寻求靠山，先归附隋朝，后又归附唐朝。《太平寰宇记》引隋《北蕃风俗记》记载：“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乃燕郡之北。”[11]

《北蕃风俗记》所载“粟末靺鞨”的称呼出现于唐朝灭高句丽之后，与高句丽接壤、相争的是靺鞨七部中的粟末部，粟末部与粟末靺鞨不同，粟末部由八部构成，它们从扶余城的西北方迁入柳城，即营州柳城郡。[12]文献还记载粟末部首领出于厥稽部，渠长突地稽“悦中国风俗，请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13]粟末部有悦中原文化的需要，但这不是归附隋、唐王朝的关键，粟末部的归附是被迫且有其他目的的。高句丽等敌对势力的联合迫使粟末部别无选择地依附隋、唐朝廷，并极力讨隋、唐皇帝的欢心。首领突地稽曾陪隋炀帝南巡江都，得到隋炀帝的赏识。唐太宗对突地稽更是器重有加，给他封官、赐姓。粟末部与隋、唐朝廷建立密切关系的主要目的是依靠朝廷帮助其恢复旧土，由此引发了隋朝、唐朝与高句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

（二）高句丽背后的靺鞨诸部

高句丽在不胜靺鞨侵扰的情况下，对部分靺鞨人采取笼络手段，并利用一部分靺鞨人赶走了粟末部，使其在名义上扩大了疆土，“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都于平壤城，……与新罗每相侵夺，战争不息”。[14]高句丽与新罗相争，必然有靺鞨人参与其中。粟末人迁居营州后，粟末人与附属高句丽的靺鞨人仍然冲突不断。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赐书高句丽王汤，责备他说：“……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15]高句丽王汤（字高元）即位时欣然接受隋文帝封册，可是《隋书》却记载，“明年，元（此时汤之子元已继承王位——引者注）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16]隋文帝闻之大怒，开始第一次征伐高句丽。

隋文帝把营州边患与动乱归罪于高句丽王父子（汤和元），后者是很冤枉的。扰边的人不可能是汤派出的，其中定有隐情。高句丽虽努力笼络靺鞨人，但不能控制他们的行动，说高句丽王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是需要分析的。一方面，元没有理由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另一方面，不能排除营州总管有邀功之嫌。就是说，靺鞨人侵扰粟末部或者营州是可能的，但不一定由元率领，也不一定有万余人。但不管怎样，高句丽在不能抵御靺鞨人侵扰的前提下采取妥协联合的方式，是“饮鸩止渴”的行为。高句丽只能笼络靺鞨人，而不能控制靺鞨人，反而被靺鞨人推向危险的战争边缘。当隋文帝派出的征伐大军进驻辽水，高句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17]高句丽王元无论怎样谢罪，都无济于事，动乱的始作俑者不是他本人，也不是高句丽人，而是靺鞨人。高句丽最终被靺鞨人绑架到“战车”上。

（三）隋唐征伐高句丽是靺鞨人之间的战争

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粟末部首领突地稽率部积极参战，《隋书》记载：“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18]唐贞观十八年（644），“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19]《新唐书·高丽传》记载：“新罗数请援，…… 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营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讨。”[20]营州的靺鞨人主要是粟末部，在隋、唐王朝征讨高句丽时，居于营州的粟末部曾多次出兵参战。《新唐书·高丽传》记载，突地稽之子李瑾行累迁营州都督，[21]迎接高句丽降将泉男生，又以“左监门将军李谨行殿而行”，[22]参加李勣指挥的征伐高句丽之役。

在隋、唐征伐高句丽的战争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靺鞨人之间的战争。一部分靺鞨人名义上依附高句丽，实际上，高句丽不能有效地控制靺鞨人，靺鞨人不断侵扰隋、唐边地，隋、唐王朝只能声称教训高句丽，实际上是要镇压靺鞨人。

高句丽正是凭借靺鞨人的力量与唐朝抗衡，《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23]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伐高句丽，“次安市，于是高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24]高延寿、高惠真，“并马韩酋长”，[25]马韩，即靺鞨的近音。“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26]太宗征伐高句丽，宽恕高句丽人，却坑杀靺鞨人，可见战争中真正的敌人是靺鞨人。到高宗再征高句丽时，在辽东地区更是有大量以高句丽军队的名义出现的靺鞨人。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乾封元年……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27]没有靺鞨人，高句丽孤掌难鸣。永徽五年（654），“（高）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28]“仪凤二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遗人散奔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长皆绝。”[29]

靺鞨人把隋、唐王朝与高句丽绑架到“战车”上，结果是高句丽灭国，与高句丽联合的靺鞨诸部或归附唐朝，或奔散无闻。《新唐书》记载：“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伯咄、安居骨等皆奔散，浸微无闻焉，遗人迸入渤海。”[30]其实奔散的伯咄、安车骨等靺鞨部并没有消失。贾敬颜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撰写的《记游牧民族的文化传承》中总结道：“游牧民族有它的历史继续性，只是这种继续性若隐若现，不似定居的农耕民族那样显著，那样直接，那样脉络分明，甚而给人们留下的只是些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31]留下“蛛丝马迹”是游牧民族历史记载的普遍现象，伯咄、安车骨等皆奔散，浸微无闻，这些部落不是消失了，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转入粟末靺鞨，以及后来的渤海国。

三 唐朝廷对靺鞨人的管辖

高句丽灭亡后，唐朝廷开始直接管辖粟末水以南的靺鞨人，设置安东都护府。营州之乱后（始自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唐朝廷承认大祚荣政权，承认渤海国对靺鞨人的管辖。开元年间，又置黑水都督府，管辖鸭子水（粟末水部分）以北的以黑水部为核心的黑水靺鞨联盟。

（一）在安东都护府管辖下的靺鞨

据《三国史记·地理志》记载：“总章二年二月，前司空兼太子太师英国公李勣等奏称：奉敕高丽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者，宜共男生商量准拟奏闻。件状如前。”敕：“依奏。……仍总隶安东都护府。”[32]

对于李勣的奏报，鸭渌水未降城十一，已降城十一，逃城七，打得城三，[33]云云。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34]刘统在《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一书中，[35]杨军在《渤海国民族构成与分布研究》一书中，[36]均未做出任何辨别而加以利用。

姜维东在《唐丽战争史》中称，据其兄长（姜维公）考证，提出《三国史记（校勘本）》这个记载，“发现不少地方都是与史实相悖的”。[37]姜维公的观点是：“关于‘李勣奏报’的内容，不仅日本、半岛的学者皆信以为真，……但经认真剖析‘李勣奏报’的内容可知，‘李勣奏报’只不过是高宗咸亨年间新罗将领给新罗王关于侵占高丽、百济故地情况的汇报，因佚失前文，于是，金富轼认定其是唐朝的公文，伪造了一段前文，便变成了‘李勣奏报’。”[38]

按姜维公先生所言，所谓的“李勣奏报”，不过是新罗占领百济故地及高句丽故地南境期间，前线将领呈给新罗王的一份战况汇报，因佚失前半部分，成了残本。到了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校勘本）》时，由于在史籍中没有发现有关新罗北进的记载，误以为这是唐朝方面的奏报，于是伪造一段公文，也就是前引《三国史记（校勘本）》的第一个自然段，便成了所谓的“李勣奏报”。

对李勣的奏报，不做考辨而引用者和提出质疑者，都在认同鸭渌水即今鸭绿江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这个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此处鸭渌水，本是粟末水，或称鸭子水，今西流松花江西北流段。鸭渌与鸭子是由阿尔泰语系不同语族发音差异所致，芬兰语言学家兰司铁总结道：“在朝鲜语、蒙古语以及通古斯语中我们都见到有一个后缀-ri，它相当于突厥语中的-z。”[39]在阿尔泰语系中，蒙古语、朝鲜语、通古斯语中的r、l与突厥语中的z、š存在对应关系，[40]也就是说，朝鲜语、蒙古语以及通古斯语中的“鸭渌”，在突厥语中就读“鸭子”。

唐高宗征伐高句丽时，史籍所言“鸭渌水”，是指今西流松花江西北流段，本称鸭子水。唐军确实没有越过今松花江北讨，鸭子水以北确实有很多未降之城，[41]但不全是《三国史记（校勘本）》所载的十一城。《三国史记（校勘本）》所载鸭渌水以北未降城十一，难解之谜很多，其中明显有把鸭子水与今鸭绿江混淆的情况。北扶余城州确实在鸭子水以北，北扶余是指古橐离国，古橐离国在嫩江流域，即鸭子水以北。而安市城［旧安寸（科本作“十”，李本作“寸”）或云丸都城］即今吉林集安，在西南流鸭绿江之北。

唐朝灭掉不能有效控制靺鞨人的高句丽政权，代之以安东都护府。《旧唐书·地理二》记载：“安东都护府，总章元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上元三年二月，移安东府于辽东郡故城置。仪凤二年，又移置于新城。圣历元年六月，改为安东都督府。神龙元年，复为安东都护府。开元二年，移安东都护于平州置。天宝二年，移于辽西故郡城置。至德后废。”[42]《旧唐书》的记载比《新唐书》详细，[43]但都没有明确安东都护府的职权、辖域和性质等。

据李大龙先生研究，“整个东北边疆地区的众多民族都应该是安东都护府管辖的范围，只是高句丽问题比较突出，故其记事中多涉及高句丽而已”。[44]按这一说法，后来的黑水靺鞨诸部也应该包括其中。靺鞨人在唐朝设置的安东都护府管辖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等。

（二）营州之乱对靺鞨人的影响

面对着契丹、奚人、靺鞨等难以驯服的族群，以及族群与唐朝、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状况，不论是安东都护府，还是营州都督府、松漠都督府等，都如同坐在火山上，时刻面临叛乱发生的危险。唐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松漠都督李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据营州叛乱。居住在营州附近的乞四比羽、乞乞仲象分别率部人乘机渡辽河东走。对此，吕思勉先生曾提出质疑：“若高丽亡后，靺鞨迁居营州东二千里，则其于尽忠之乱，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何缘因之东走？若一东走即至太白山之东北，武后亦何缘出师征之？虽高宗灭高丽时，兵力亦未能至此也，且竟州东二千里，远在辽水之表，何缘东走反渡辽水乎？此等皆显而易见，而竟弗之思，作史如此，是为绝物矣。”[45]

吕思勉先生的质疑不无道理，乞四比羽、乞乞仲象东走的原因不明，目的地也语焉不详。武则天“赦其罪”，史籍未言缘由，封他们为许国公、震国公，乞四比羽又拒不受封，等等。历史的真相难辨究竟，据有限记载略做推论，以备一说。

据《旧唐书·渤海传》记载：“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与新罗相接。”[46]

《新唐书·北狄传·渤海》记载：“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47]

新旧唐书的记载互有补益。乞四比羽、乞乞仲象东走，不论是渡辽水，还是保太白山，都没有过天门岭。天门岭，清末学者丁谦在《新唐书北狄传地理考证》中认为“为今嵩岭，俗呼张广才岭（今黑龙江省东部）”，[48]《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将天门岭的位置标示于张广才岭，[49]《钦定满州源流考》则认为“天门岭当在承德县西境”，[50]日本学者松井等认定“今浑发河与浑河的分水岭称长岭子，这座山古时为天门岭”，[51]金毓黻先生归纳两唐书的记载之后也认为“其所在地（天门岭）当于潢水右岸迤东三百里内外求之，且必在大辽水之右岸”，[52]张昌熙认为“天门岭的地理位置是在辽河右岸的养息牧河西北约四十公里处的城子山”。[53]

天门岭，《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天宝十一年（752），“率河东兵讨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将讨之，尔助我乎？’奚为出徒兵二千乡导。至土护真河，禄山计曰：‘道虽远，我疾趋贼，乘其不备，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绳，欲尽缚契丹，昼夜行三百里，次天门岭”。[54]

《〈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篇》一书认为：“至于《新唐书·安禄山传》中之‘天门岭’，疑系异地同名，不能引以为证。”[55]轻易地否定《新唐书·安禄山传》所载“天门岭”与李楷固所过的“天门岭”是同一地，没有任何根据，研究态度过于轻率。两处“天门岭”的记载出于同一史书，而且，都与契丹人有关，安禄山是为了讨伐契丹人，过天门岭，李楷固是率契丹人追杀大祚荣等，也过天门岭，两处记载应该是指同一地。从土护真河某地或向东或向北或向东北行三百里，至天门岭。因此，天门岭当在契丹界，或与契丹接界的地方。

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在天门岭以西斩杀乞四比羽，据《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记载：“帝曰：‘余欲宅嵎夷，破鸭绿，击靺鞨，俘林胡。’乃命府君兼幽州经略使。”[56]《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铭并序》记载，李楷固降唐的时间在久视元年（700）冬，不久，李楷固又受到了武则天的接见。“是后，殪靺鞨于鸭绿之野，覆林胡于榆关之外。”[57]“殪靺鞨于鸭绿之野”指的就是斩杀乞四比羽之事。鸭绿之野，被研究者置于鸭绿江一带是错误的。鸭绿之野当是辽代的鸭子河泺，今查干湖、洮儿河附近，李楷固当是由此再东追大祚荣“度天门岭”。

天门岭，在土护真河东北方向，而且在今查干湖、洮儿河以东。基于这样一个地域范围的限定，可以考虑其属于渤海国的长岭府，即今吉林省长岭县。从长岭县得名的六种说法看，[58]六种说法归根结底是说这个地方有一道“长岭”，当地人称“岗子”。在《东三省政略》一书中专有“纪长岭县设治”一节，其文大略如下：“长春府与所隶农安县之区域，其先皆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游牧地也……由长春而北斜行至奉天开通县界，纵横一二百里有长岭焉。”[59]《长岭县文物志》中记载多处岗子、坨子遗址，[60]这些“岗子”遗址就是所谓高句丽长城的遗址。据《辽史·太祖纪》记载，天赞四年（925），耶律阿保机亲征渤海。“闰月壬辰，祠木叶山。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岭，夜围扶余府。”[61]“商岭”应该是长岭的异写，商岭，也可读作“嵩岭”，丁谦认为“天门岭”为嵩岭，也可读作“商岭”。天门岭、商岭、嵩岭指的应是同一地。长岭而北东斜行，就是高句丽长城首起的扶余府之地。《辽史》记载的由商岭到扶余城，就是契丹人沿高句丽长城进至扶余府，“夜围扶余府”。《新唐书》记载：“长岭，营州道也。”“扶余，契丹道也。”[62]渤海国人由长岭向西南去营州，由扶余向西可进入契丹界。

乌山，当是“黑山”的别译，契丹人祭天都在黑山，凡是祭天的地方都可称作黑山。

撒葛山，据《金史》记载，天辅七年（1123），“都统杲定奚地，王家奴率其乡人来降，命为千户领之。奚王回离保既死，其亲党金臣阿古者犹保撒葛山，王家奴与突撚往讨之，生擒金臣阿古者，降其余众”。[63]奚人保撒葛山，撒葛山应该在奚地，安禄山征讨契丹，以奚人为向导。隋唐时期，奚人在土护真河（今老哈河）。撒葛，与“素和”同音异写，素和、查干，汉译白色，撒葛山可译作“白山”，撒葛山（白山）在契丹道上，不是今长白山。《契丹国志校证》记载：“如京东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绝，麋鹿成群，四时游猎，不离此山。”[64]在辽上京东北有黑山、赤山、太保山。太保山，又可译作太白山，即撒葛山。靺鞨酋乞四比羽渡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此太白山在天门岭以西，不是今长白山，在《辽史》中译作太保山、撒葛山。阻奥娄河，不是动宾词组，是洮儿河的一种译音。

乞四比羽在接近契丹人居地的“鸭绿之野”被契丹人李楷固斩杀，靺鞨人失去了首领，不得不归附大祚荣。大祚荣联合高句丽、靺鞨击败李楷固，建国，自号震国王。

（三）靺鞨人在渤海国的地位

渤海国的建立与存在离不开靺鞨人，有人说渤海国由粟末靺鞨建立，建立渤海的族群又形成了渤海靺鞨，不论这种认识正确与否，它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靺鞨人在渤海国中很重要，渤海国一度称靺鞨国。

渤海国建国之初称“振国”或“震国”，是音译。《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大祚荣于“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65]《册府元龟》也称，唐圣历中（698～700），“高丽别种大祚荣自立为振国王”。[66]同书又载，祚荣“东保桂娄之地，自立为振国王”。[67]乾宁四年（897），新罗孝恭王上书唐昭宗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称：“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高丽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丽内徙。其首领乞四比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西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68]《新唐书·渤海传》载，大祚荣在接受唐朝的“渤海郡王”册封后，“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69]及《新五代史》记载：“渤海，本号靺鞨”。[70]元时的朝鲜古籍《三国遗事》记有“《通典》云：渤海，本粟末靺鞨，至其酋祚荣立国，自号震旦（震旦，当是转抄《通典》的笔误，应为震国——引者注）。先天中，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71]

据文献记载，渤海国曾三易国号，初称震国，再称靺鞨，三称渤海。学术界长期徘徊在震国、靺鞨国号存在与否的争论中，既不得要领，又难分伯仲。国号的存在与更易是有缘由的，寻找缘由的合理与否是研究国号存在的根本。

大祚荣建国，始称“震国”（或“振国”），源于其父舍利乞乞仲象被武则天封为震国公（或振国公）。鉴于乞四比羽拒绝接受册封被斩杀，大祚荣改变策略，向唐朝示好，表示接受唐朝的册封，同时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封震国王。唐朝廷不会接受大祚荣的要求，在没有得到唐朝承认的前提下，大祚荣必须再调整策略，即整合力量，防御唐朝的征伐。再有，称震国国号，还可能受到乞四比羽部众的抵制或拒绝。

大祚荣在大氏集团、靺鞨集团和高句丽的“余烬”联合的基础上建国，要防御唐朝的征伐，必须依靠人数众多的靺鞨的力量，这就是大祚荣称靺鞨国的缘由。靺鞨，在唐时称“韎羯”，据载“敕持节宣劳韎（wa，——引者注）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纪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72]韎羯，被误写成靺羯、靺鞨。这个靺鞨国的称号是有政治寓意的，不同于肃慎国、靺鞨国的族群、地域概念，是为了凝聚靺鞨人的力量，放弃震国国号，称能被靺鞨人拥戴的“靺鞨国”，唐朝的文献也进一步证明了靺鞨（韎羯）国称号的存在。

靺鞨国改称渤海国是由于唐朝的册封。大祚荣自立后，契丹、突厥连年寇犯唐朝边地，朝廷忙于靖边，无暇顾及大祚荣。《新唐书》记载：“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73]

渤海国的“渤海”称号的寓意一直难以解释，马一虹先生在文中称：“渤海国为何称做‘渤海’，至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或仍存有分歧，如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特别是渤海是否高句丽继承国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74]“渤海郡王”不是大祚荣独享的封号，又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册赠渤海王文》中有“故金紫光禄大夫原州都督渤海郡王奉慈”。[75]《新唐书·高崇文传》记载：“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异居……贞元中……封渤海郡王。”[76]“渤海郡王”作为爵号有其自身的含义，渤海国的称号是不是因大祚荣的“渤海郡王”的爵号而来，这是问题的关键。渤海国与大祚荣“渤海郡王”是同时出现的，彼此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研究渤海国称号，还要考虑大氏与靺鞨诸部落之间的平衡问题。渤海国号，是大氏、靺鞨部落都能认同、接受的称号，与他们都有一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虑“渤海”音译，当是北海。北海所指，因时而异，春秋战国时指今渤海。《左传》僖公四年（前656），齐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孟子·梁惠王》谓齐宣王曰：“挟太山以超北海。”秦汉以后，北海多指今贝加尔湖，《汉书·苏武传》记载：“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77]指今贝加尔湖。北海，又称白海、渤海，曾是靺鞨和大氏先民共同的家园，大氏先人丁零和靺鞨的先人呼揭都曾居于北海周围，[78]北海又称渤海，这是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的缘起。近现代还有人将北海称作渤海，画家刘奎龄（1885～1967），曾于46岁作《苏武牧羊图扇》，图中题诗曰：“衰草带寒烟，苍茫渤海边。今临牧羊处，高节仰当年。”[79]此“渤海”即指北海。

为了笼络靺鞨人，大祚荣改国号为“靺鞨国”。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也考虑了靺鞨人的认同问题。靺鞨人在渤海国中地位举足轻重，《类聚国史》记载，日本遣唐学问僧看到：“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80]靺鞨人在渤海国中居主体，人数众多，以部落的形式散居渤海国地域范围内。《新唐书·渤海传》载：“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81]《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说：“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与新罗相接。越喜靺鞨东北至黑水靺鞨。”[82]合两书所载分析，渤海国的地域从营州起，向东二千里。越喜靺鞨，越喜，在辽代称越棘、越吉里，所谓五国部之一，有研究者比定其位置在奴儿干，[83]这是错误的。辽代五国部大致在辽金时期的咸州东北，松花江以南。考之于《辽史》《金史》的记载。

《辽史·地理志》载，东京下韩州“柳河县。本渤海粤喜县地”。[84]

《辽史·地理志》载，银州“新兴县。本故越喜国地”。[85]

《辽史·地理志》载，东京“信州……本越喜故城……地邻高丽”。[86]

越喜国的地域范围很大，至少包括辽代的韩州柳河县、银州新兴县和东京信州。《金史·地理志上》韩州条载：“柳河本渤海粤喜县地，辽以河为名。有狗河、柳河。”[87]《元一统志》载：“柳河县故城，本粤喜地，后置县，以其地近柳河故名。”[88]《满洲源流》按：“越喜国城，正在今铁岭县也。”[89]从越喜部的地理位置和部名读音判断，它应该是粟末部南迁的八部之一，可能是悦稽蒙部，或是越羽部。唐灭高句丽后，粟末部（八部）又占据原来失去的领地，其北当在扶余城西北，与铁骊相接；渤海国建立后，黑水靺鞨出现，位于越喜国北、东北方。女真黑水靺鞨，也就是指位于契丹东北的女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