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英雄时代的书写最早见于《荷马史诗》，历史学家在文学的书写里解读英雄时代，在史诗中寻找英雄们的历史痕迹。事实上，英雄时代不只发生在古希腊、罗马，每个文化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是民族（部落、族群）崛起的历史。
金源女真英雄时代孕育在东北诸多族群、部落起起落落的历史中，与金源女真族源关系密切的靺鞨人至隋唐时期已经活跃于东北亚的历史舞台上。初始，靺鞨人或依附高句丽，或臣属突厥。至唐灭亡高句丽，出现了粟末靺鞨联盟，大祚荣在粟末靺鞨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渤海国，唐朝为牵制渤海国，又通过政治羁縻促使黑水靺鞨联盟形成。契丹立国，阿保机一而再征伐东北女真，这部分女真属于黑水靺鞨。契丹灭亡渤海国，渤海国的靺鞨人中就有“金之先”。金源女真先民的崛起，开始了“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1]
一 金源女真英雄时代的社会形态
金源女真的英雄时代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其一，英雄时代存在的客观性；其二，英雄时代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两个问题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承认英雄时代的存在，就必须考虑它的社会性质和形态问题。
针对这两个问题，首先要修正对金朝历史认识的偏颇，学术界或将它置于正史之外，忽略它的研究价值，或将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等同视之，这两种偏颇的观点都会影响对金朝历史的深入研究，影响对金源女真英雄时代的认识。金朝历史是中国王朝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有特殊性的一部分，拥有“英雄时代”就是金朝历史的特殊性之一。
金源女真的英雄时代开始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女真完颜部的“血亲复仇”事件以及习惯法的实施都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表征；从完颜家族的绥可率家族迁徙按出虎水侧至阿骨打起兵，这是部落、部落联盟时期；阿骨打起兵反辽，称都勃极烈，高级部落联盟出现，也可以说是酋邦社会的初期，大金政权在金源故地的38年（1115～1153），其统辖的地域有女真故地和部分辽宋故地，不同地域的社会形态也不同，辽宋故地的社会形态促使金朝酋邦政权向国家政权转变，但是，由于地域环境、女真贵族势力的影响，再加上金太宗、金熙宗临朝端默，欠缺掌控政权的能力，金朝酋邦政权一度陷于危殆。至海陵王弑君夺位，定都燕京，确立专制皇权，基本把酋邦政权嫁接在中原的国家政权之上。但是，海陵王南征失败，由酋邦向国家转变处于未完成阶段，金朝国家政权中保留了大量的氏族部落社会的残余因素，尤其是猛安谋克制的保留既影响了金朝国家政权的发展，也影响了国家政权对金源地域的统治，猛安谋克制的根源在金源内地，金源内地的社会形态仍然是氏族部落状态。至金世宗于大定二十四年（1184）巡幸金源故地时，昔日的皇都一片衰败，女真旧部不仅日益贫困，而且丢失了女真固有的文化习俗，包括女真语言。
生产力水平决定了金源内地的社会形态只能是氏族部落，即使存在一些中原的制度文化因素也不能改变氏族部落的社会现实。
13世纪之初，在金源之侧，以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落联盟形成，并迅速发展成金朝的强敌，逼迫金军节节败退，金朝皇帝调走金源内地的猛安谋克勤王，乘金源内地空虚之际，耶律留哥率众起事并称王。为镇压耶律留哥，金朝派蒲鲜万奴前来镇压，万奴军孤立无援，并陷于蒙古与耶律留哥的围困之中，为摆脱困境，万奴自立称王，建东真国。东真国仍然是部落联盟，在蒙古国无暇东顾之际存在了19年。东真国灭亡之后，在蒙古国统治下的金源地域，女真部落再次进入分散、林立的状态。
二 金源女真英雄时代阶段性划分及其特征
金源女真的英雄时代指的是金源地域范围内，女真人崛起、发展与衰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群雄并起时期。
先是阿骨打家族的崛起，继之，完颜氏族与其他部落建立联合关系，最后形成以阿骨打家族为核心的部落大联盟。几代人的冲突拼杀是英雄与英雄的争斗，成者英雄，败者亦英雄，失败的英雄俯首于胜利的英雄，金源女真就崛起在成功的英雄与失败的英雄之间。
由于女真完颜部建立大金政权，并拥有书写历史的话语权，他们争雄的历史多被正面书写，因失败而臣服完颜部的部落，后来成为大金政权的属民，属民部落没有正面书写自己历史的权利，在历史的书写中是“失语”者，历史记录里他们的历史多“不在场”。在群雄争立的时代，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女真完颜部与其他部落的争战是部落之间的混战，禁止其他部落称“都孛堇”，是在争夺部落的统治权，完颜部与其敌对的部落，没有高下之分，可以说，英雄的敌人亦是英雄。
第二阶段是建立社会秩序、族群意识集体觉醒时期。
英雄时代是“战争”的代名词，《荷马史诗》中的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关于战争的叙事，是围绕战争中的英雄们、英雄们的战争展开的文学叙事。史诗中所言战争是为了掠夺财富、美女，这仅是表象，其深层意义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在金源女真英雄时代的部落争战中，渐渐凸显了完颜部的首领地位，居于首领地位的完颜部具有了与辽朝抗衡的资本。在开国的征战中，需要建立领导核心，为适应此需要，勃极烈制度出现。随着征战规模的扩大，从“千乘之国”到“万乘之国”的目标出现，阿骨打称皇帝。皇帝对女真社会而言是新事物，虽然有名无实，但在女真社会中埋下了变革的种子，围绕皇权、皇权政治的确立，社会秩序也在表面上进行调整，女真皇帝从浴于河、牧于野，到端居九重。社会秩序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间距离的缩短仍然需要“铁血”手段。海陵王通过血腥屠戮宗室贵族，把社会从无序推向有序，即确立中央集权，越过酋邦社会，进入皇权社会。
第三阶段是英雄时代的落幕。
人类历史上，英雄时代的落幕是千差万别的，且不同于英雄时代的初期、中期。初、中期共性较多，诸如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英雄时代的出现，诸如英雄时代以战争为主旋律等。英雄时代的落幕是历史的必然，有些民族（族群）或因为内部争权斗争，或由于外在势力打击，或二者兼而有之，导致英雄时代夭折。有些民族（族群）由英雄时代发展到国家形态。金源女真属于后种类型，但它又有自己的特色，不是独立发展到国家形态，而是经过族群部分迁徙嫁接在中原国家秩序之上，跨越式的发展使氏族部落的习俗文化大量存在于国家社会，氏族部落的习俗与国家制度存在诸多不相容的问题，氏族部落强调血缘家族裙带关系，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实施的荫庇制度对在地域关系基础上发展的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很突出，金朝中期官宦荫庇子孙之风盛行，科举制度已呈现中衰趋势就是明证。
海陵王南征失败，金源女真的英雄时代戛然落幕。世宗朝没有继续推进海陵朝完善国家制度的改革，相反，“女真中心主义”[2]复活，遏制了金朝政权国家秩序的进一步发展，金源故地迈向国家秩序的步伐停止了。
三 金源女真英雄时代历史书写的困境
金源女真英雄时代的非国家形态，规定了其历史的特殊性，但历史记载者却按照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模式书写金朝的历史，历史记载欠缺客观性，面对同一历史资料，置于历史背景中解读历史与直接运用历史记录的文字拼接的历史是不同的，解读历史的结论存在很大差异。客观发生的历史与历史记载存在距离是必然的，但金朝历史与历史记载之间不但存在“距离”，还存在臆造、扭曲历史等问题。
金朝历史与历史记载的“距离”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语言转述问题。《始祖实录》和《太祖实录》是女真耆老讲述，译言通事翻译后，由撰写实录者运笔写成。通过语言转述历史已经使历史记载失去一手资料的价值，再加上从一种语言转述成另一种语言，其中历史信息丢失、存在误解是必然的。其次是文化差异问题。女真氏族部落阶段的文化习俗与中原礼乐文化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和距离，书写金源女真历史的中原文士与金源女真社会存在“隔阂”是必然的，以自己的文化思维来衡量、判定女真人的行为，如此形成的历史资料缺乏客观性。
金源女真的政治斗争也对历史记载的形成产生影响。金太宗即皇帝位，女真贵族内部已经潜藏着权力之争，天会十年（1132），立储之争一度使矛盾公开化、白热化。熙宗朝，贵族争权与熙宗乱政相继出现。海陵王弑君自立与世宗谋权篡立相接踵，血腥的权力之争使历史记载多回护、曲笔、隐笔等，诸如，熙宗朝诛杀宗磐谋反集团，《金史》记载闪烁其词，只能通过研究参与平叛者得到的封赏窥其一斑。再有，金世宗对海陵王、海陵朝历史记载的伤害在史书上有记载，金人贾益谦斥责《海陵实录》修撰之弊时说：“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3]海陵王、海陵朝历史记载的遭遇是历史的一部分，是金源女真英雄时代历史书写困境的集中表现。
从历史记载来看，英雄时代不一定崇拜英雄，对于英雄们的历史记录存在被神化与被妖魔化两种取向，给时人带来现实利益者常常成为被崇拜、被神化的英雄，而牺牲现实利益、谋求长远利益者，或被忽略，或被妖魔化，海陵王就是被妖魔化的典型。如果把金朝太宗皇帝、熙宗皇帝与海陵王并列比较，就不得不承认海陵王对历史的作用。面对同样的国情和同样的臣民，太宗皇帝被逼得中风不语，熙宗皇帝无为于政治，终日酗酒，滥杀无辜。是海陵王挽救了大金国，他的改革成果支撑大金国祚又延续几十年。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59页。
[2] 〔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第34页。
[3]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106《贾益谦传》，中华书局，1975，第2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