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卡尔·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好几个原因。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文件,它对该党在1891年的埃尔富特代表大会(Erfurth Congress)上所通过的纲领(这一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考茨基自己所设计的)予以了多方面的评论。正因为如此,该著作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激进分子采取政治行动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权威解释。这本著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实践形式予以了描绘,这一理论已经被积极的社会主义者们所知晓。在当前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讨论中,我们必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手稿》, Grundrisse是国际学术界对该手稿的通称。——译者注)以及马克思在1853年后所撰写的其他几个笔记,直到最近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们所知晓;其首版于1920年代的早期手稿,直到1950年代才广为人知。无论今天该思想在何种程度上被视作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思想都不是存在于工人阶级运动的绝大部分历史中的社会主义者行动的思想基础。除了《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部分章节之外,考茨基的这一著作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教义”,正如考茨基自己在该书德文第一版的序言中所描写的那样:该书不仅对德国,同时也对所有既存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及其努力,进行了系统梳理。Karl Kautsky, The Class Struggle(New York: Norton, 1971),由Tucker所作序言,第2页。正如Hans Kelsen所指出,“考茨基的工作不仅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得以体系化,并通过一种典范的形式,使这些思想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富有成效,他还为这种思想被大众所知晓作出了贡献。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并非是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而更多的是通过考茨基的著作而得以传播的”。引自Marek Waldenberg, “Poczatki debaty wokol rewizjonizmu, ”Kultura I Spoleczenstwo 11(1967): 3。关于考茨基的影响的类似评论,参见孟什维克主义者Nikolayevski和Abramovitsch关于俄国的论述、Topolevic关于塞尔维亚的论述、Daszynski关于波兰的论述,以及列宁对考茨基的某些评价。在1914年之前,《阶级斗争》一书就已经被翻译为15种语言;在这期间,俄国出现了关于该著作的8种版本。在当时,考茨基不仅是党的一份理论刊物的编辑,还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官方理论家。用焦耳(Joll)的话来说,考茨基是“社会主义的教皇”James Joll,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第91页。关于考茨基作为马克思的继承者的地位,参见Jacques Droz, Le Socialisme democratique(Paris, 1966),第45页。Werner Sombart在其著作《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Socialism and the Social Movemen, London, 1909)一书中,引用了一则逸闻趣事,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考茨基的地位。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大会上,Jaures这样攻击其德国同志们:“你们将自己的重要性,掩盖在纯粹的理论公式的陈词滥调背后,而正是你们杰出的考茨基同志,他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在为你们提供这些理论公式。”关于考茨基在埃尔富特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阶级斗争》一书正是为这次大会而写的),参见George Lichtheim, Marxism(New York: Praeger, 1965),第259~278页。

或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考茨基的这一著作代表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为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的论战环境中发挥了作用,而且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都具有久远的影响。马克思曾因为害怕其思想被简单化为正统思想,宣称自己并非“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的这本著作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简明的概括。Benedict Kautsky对其父亲工作的评价是值得引用的:“和其导师马克思一样,考茨基同时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将当时由马克思所留下的各马克思主义思想片段,创建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恩格斯则开始将这些片段构建为一个统一的结构。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考茨基不得不同时为实现两个目标而努力:一方面,他不得不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另一方面,则不得不用自己的研究,去填补马克思遗产中所留下的诸多空白。他在这两项任务中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科学的学说,还成为一种对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应主要归功于考茨基的贡献。”引自Waldenberg的“Poczatki debaty”一书,第3页。上述论述,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一书就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正确解释。事实上,在分析第二国际的经验时,其中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在于:“这种理论版本,是如何和为何使卡尔·马克思试图表达产业工人阶级直接利益的理论规划几乎陷入绝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这一理论规划……。”Andrew Arato,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A Reexamination, ”Telos 18(Winter 1973-74): 2。

要想理解《阶级斗争》一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地位,就得理解这样一个事实:1890年,正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与欧陆的社会主义发生密切联系的一年。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了各种道德的、非历史的观念的影响,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伦理学基础,随着伯恩斯坦向康德的回归,以一种改头换面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社会主义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它建立在对现有社会和未来社会的优劣的个人判断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有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是注定要消亡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并非是因为资本主义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或不公正的,而是因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究,足以使得任何不存偏见的观察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终将“爆裂”,因此,《共产党宣言》作出了这样的断言:“共产主义者的理论结论,并非建立在这样或那样的无所不能的普遍改革者所发明或发现的各种观念或原则的基础之上。就其一般形式而言,这些结论只不过是对由现存阶级斗争和正发生于我们眼皮底下的历史运动所引发的各种真实关系的表达而已。”参见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 Harold Laski(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7),第150页。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一文中,恩格斯这样描述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地位:“自那以后,社会主义就不再被看成是这种或那种聪明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得到历史性发展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的任务,也就不再是去创造一个尽可能完美的社会体制,而是去检视一系列事件的历史—经济演替(正是这些事件的发展造就了这些阶级及其之间的对立),并由此去发现其所产生的结束各种阶级冲突的手段。”参见Marx and Engels, ed. Lewis Samuel Feuer(Garden City, N. J. : Anchor Books, 1959),第89页。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组织所面临的必然命运。

马克思被认为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规律的运行从长远来看(即使是我们并不能够确认其具体的时间节点)具有其必然性。这些规律所描绘的各种发展也具有必然性:无论是资本家为捍卫资本主义关系所付出的聪明才智,抑或是工人方面的消极无为,都不能够改变这种长远的发展。不过,被组织起来的各个阶级的行动,却能够延缓或加速上述各种发展过程。此外,这种必然性自身要通过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才能够发挥作用。这赋予特定阶级一种历史使命,该阶级在资本主义关系下所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它是唯一能够改变资本主义关系的阶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工人阶级这一“除却锁链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阶级(其解放将带来一种普遍的解放),则被视作这种历史使命和行动主体的担当者。“当我们论及这种社会革命的不可阻挡和不可避免的性质时,”考茨基强调,“我们是在作出这样一种预设——人是被赋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并以之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而不是傀儡……我们之所以认为现有社会体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是因为我们知道:经济的演化,将不可避免地创造出被剥削阶级得以站立起来并反抗私有制体系的各种条件。”Kautsky, The Class Struggle(New York: Norton, 1971), p.90.

因此,社会主义乃是一种对历史必然性进步的表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他是科学的,知晓社会发展的各种必然规律;而成为科学的,也意味着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即能够拒绝任何关于社会关系的永恒本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桑巴特(Sombart)对马克思的理论持极端批判的态度。或许,他是同时代的观察者中最值得引用的一位。在最初写于1896年的一本著作中,他这样总结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社会运动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当马克思阐释说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且,这将导致阶级战争的终结时……,他奠定了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所赖以存在的两大基础。通过将社会运动视作历史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揭示了导致这种社会运动的各种真正因素,同时也揭示了这种运动是如何建立在处于特定时空的各种经济条件以及生活于这些条件之中的人们的个人特征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和心理基础的角度,证明了这种运动的不可避免性,他也因此成为历史社会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对立)和现实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创立者。”参见Sombart, Socialism,第63页。因此,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也就意味着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11年,一位瑞典社会主义杂志的捐赠者宣称,一个人能够因其对不平等和不公正作出道德上的拒斥,而在不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条件下,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的这一观点,被认为是一种异端的说法。Herbert Tingsten,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s(Totowa, 1973),第129页。

因此,考茨基的著作,可以看成是对某种处于发展关键阶段的政治运动的表达,也可理解为一种被各类社会主义者引入到工厂、议会、家庭和课堂之中的学说的资源。不过,其重要性是暂时的。不确认各种争议产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理解当前关于阶级这一概念的各种争论。我将指出:这一根源,正好存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之中;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存在于其作为社会主义运动指南的政治形式之中。在这里,考茨基的著作成为理解这一论争根源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