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近代工程教育始于晚清洋务运动兴办的各种西式学堂，迄今已走过了140多年的历程。一百多年来，我国工程教育经历了萌芽、发展、初具规模、跨越式发展的艰难曲折的历程，直至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程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回顾和总结中国工程教育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工程教育现代化的历史与近代以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工程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有新的挑战。如何对工程教育制度进行有效改进，进一步提出工程教育发展的战略规划，以促进工程教育的发展？只有回溯历史才能找到现实发展的基点，总结和厘清140多年来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历史，分析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点和经验教训，为思考和把握未来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方向提供理论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探讨中国近代以来，在实现民族国家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国家现代化与工程教育的互动关系，以此研究中国工程教育独特的发展历程。围绕这一主题，本课题将展开三个方面问题的探究：

（1）中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独特历史进程；

（2）中国近代以来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工程教育发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3）建构基于历史和传统的中国工程教育战略构想。

近代以来的工程教育发展一直是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之一。基于“富国强兵—实业发展—人才培养—实业教育”的历史逻辑，现代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从移植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开始的。这使得国家目标和国家规划，构成了中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重要影响因素，这与旨在促进“科学为日常生活的需要服务”的西方工程教育大相径庭。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并正式在全国实施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在这个学制中，对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实业教育规定了初、中、高三个层次，相应地设计了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分科大学中，规定了本科层次的工程人才由工科大学承担，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程教育制度。1906年3月学部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其中“尚实”要求教学“勖之以实行，课之以实用……以期发达实科学派”，“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民国建立之初，确立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阐述教育宗旨时强调：“今日世界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犹在财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注1

注1：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662页。

但诚如西方国家现代化是内源型现代化一样，西方国家工程教育的发展，是工业化社会提出的全面的现实性要求，工程教育与社会实现了有机的联系和统一。在现代化后发外源型发展的中国，基于国家规划、移植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工程教育，其发展的进程必然面临着与中国社会的种种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乃至隔绝表现在，一方面隔绝于传统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由此带来文化、观念的冲突；另一方面与工商企业（市场）的隔绝，表现为工程教育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常常处于不协调状态。因此，中国工程教育自产生以来，其发展道路呈现出独特的进程。

据统计，1912年时，全国有公、私立专门学校111所，其中法政专门学校64所，占58%；工业专门学校仅10所，占9%。直到1920年法政专门学校仍占到全国学校总数的44.7%，为工业专门学校数的3.4倍；其在校学生数占全国专门学校学生总数的62%以上，是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数的4.8倍之巨。法政专门学校的畸形发展和工科学校的迟滞不前，折射出传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激进变革的国家教育制度之间的矛盾，当然，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工程教育经历了短暂的急速扩张阶段。由迟滞不前到急速扩张的变化，个中原因，显性的是1922年11月1日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方案》（“壬戌学制”）的实施，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由仿日转向仿美，在中学中兼设各种职业科，并开办职业学校，在高等教育中放宽了设置大学的条件。这就从制度上为工程教育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带来了工程教育的勃兴。而围绕这部学制的出台，教育界、实业界纷争四起，掀起了学制改革实践和学术探讨的高潮，折射出了工程教育发展中包括学术界、实业界等多种影响因素与国家力量间的互动和角力的关系。当我们将这场争论置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中深入探讨时，隐于历史背后的事实将呈现得更加清晰。

1928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初步统一中国之后，即开始着手制订并推行雄心勃勃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计划。在推出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整顿措施的同时，教育领域大力推行了“注重实科”的教育政策。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教育方针的决议，指出各级各类教育存在着“偏注于高玄无当之论，未能以实用科学促生产之发展，以裕国民之生计”的弊端，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这一方针很快在随后的《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规程》等教育法规中加以落实。正是由于推行了一系列重视实科教育的政策，使得30年代后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理、工、农、医等实科教育在规模和速度上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和提升。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实科教育政策的内在动因，首要的是国家为实现现代化目标，使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同时又是对2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界、实业界呼吁重视“产业教育”并发展成为全国范围教育文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实之争”的回应。调整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类结构，注重发展实科教育政策的实施，为高等教育整体协调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工业化建设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是，这项同样由国家规划并强力推行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工程类院校数量和招生规模迅速大规模扩张，出现了培养的技术人才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结构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相应的工科学生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成为社会问题。工程教育的发展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表现出交互作用的复杂关系。

高等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学术体系也随之形成，并以自主的影响力发挥着作用。肇始于民国早期的科学研究体制，在20年代末逐步形成规模。正如美国工程教育学会的创立，是作为“工程教育被承认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领域”一样，1927年作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初步形成的标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逐步进入体制化发展。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先期设立了理化实业研究所等四个研究机构，1928年7月理化实业研究所被一分为三，分别分为工程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三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与此同时，高等工程院校的工科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各类研究机构和学会日益形成规模，加之工程教育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逐步实现了工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职业化、体制化。工程教育体制化的结果，使其能够作为独立的力量影响工程教育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百年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在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这项以苏联教育制度为蓝本，以“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重大措施的实施，在中国构建起影响至今的工程教育体系。“院系调整”教育政策的实施，对旧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有效的改造，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需要的工程教育体系，及时培养了大批国家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但这项“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推行的改革政策，经过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实践，也逐渐暴露出了忽视了工程教育自身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学校内部结构不合理、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规格单一的弊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种工程教育的模式越来越表现出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进入90年代开始的高等院校合并调整，既是对包括工程教育体制在内的高等教育体制的调整、补偏救弊之举，更重要的是改革教育体制以适应创建创新型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举措。

纵观140多年来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历史，其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和重要影响因素，来自国家目标和国家规划。因此，以国家与教育的关系作为研究视角和主要线索，研究中国工程教育的历史变迁，可以较好地把握住中国工程教育的历史特点，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去考察历史。

二 概念界定与辨析

概念界定是所有研究的出发点。研究问题首先要给研究领域规定界限，即问题域，辨析清楚问题的内涵、外延是什么。本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是工程教育，密切联系核心的概念是工程和高等工程教育。

工程（engineering）与工程师

关于工程的概念，不同学者、学术共同体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辞海》中解释“工程”为“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工农业生产部门去而形成的各学科的总称。这些学科是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的原理，结合在科学试验及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技术经验而发展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如土木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冶金工程、机电工程、化学工程、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现代汉语词典》对工程的概念进行了广义与狭义的划分。广义的工程泛指一切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工作、工事以及有关程式。狭义的工程指综合应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使自然资源最佳地为人类服务而发展起来的专门研究领域，是相对于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的另一个层次，其任务是改造自然界并取得实际的结果，它同时包含技术方法与科学理论问题。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工程”概念的定义是：“应用科学原理使自然资源最佳地转化为结构、机械、产品、系统和过程以造福人类的专门技术。传统上有四个主干的工程学科：土木、机械、电子和化工，每个学科又有若干各具特点的专业分支。土木工程是最古老的学科，它一般由公共部门承担。人类19世纪前半期的工业革命，使机械工程成为专门学科。它涉及所有各类工业机械和发动机的设计及农业工程。电气工程是19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主要有电气工程、通信工程、仪器工程、医药、计算机工程等。化学工程是传统工程学科最新的。”上述解释中，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对工程学科进行了分疏。工程学科发展至今，现代工程学科可分为五大类，即机械工程、电气（电子）工程、土木工程、化学工程和工业工程或管理工程，现代新兴工程学科均是由五大类学科分化或交叉而来的。

美国工程和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给出的“工程”的定义是：“工程是应用由学习、经验与实务获得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为了造福人群，开发各种途径，以有效利用材料与自然力的一种专业。”美国国家研究协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对“工程”作出如下定义：“在企业、政府、学术机构或个人的努力下，应用数学或自然科学知识，在研究、开发、设计、生产、系统工程或技术操作上，达成产出以使用为目的的系统、产品或技术特质与内涵的服务”。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章程（1828）将工程定义为“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类造福的艺术”。

工程活动是人类一项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对于工程概念众说纷纭的定义中，关于工程的社会属性成为重要的关注点。美国学者菲利普·赫梅林斯基教授认为，当今的全球化要求工程师参与更大的社会工作，并应在伦理的指导下为公众提供服务。劳伦斯·P．格雷森认为，工程总是公众福利的一种形式，旨在制订、发展和实现社会关心的技术难题的方案，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相比较科学、技术等，工程的特性即在于它是运用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创造、研究、开发、设计、生产、系统工程、技术操作等方法，以实现满足社会需要、造福人群的目的。工程不只应用科学，而且要开发科学，并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目标，在真实的具体约束条件下实现目标，是以创造“未有世界”为己任的专门职业。

西奥多·冯·卡门曾说：“科学家发现已有的世界，工程师创造从未有过的世界。”工程师通过建造东西而服务社会。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明确指出，创造新产品和使用自然资源仍然是今天工程师的任务。工程师与科学家的不同，在于科学家主要为求知（to know），发现自然；而工程师主要讲究应用（to do），整合知识（integration），改造自然。科学家探索物理世界为何（asking why），经过验证以产生系统化的知识。工程师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asking what for）。

工程与科学、技术这三个概念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李伯聪认为：“可以简要地把科学活动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把技术活动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钱学森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纵向结构上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认为技术科学是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桥梁。从科学、技术、工程知识链的转化来看，一般认为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工程（见图0-1）。

本研究所讨论的工程是狭义的工程概念，亦即指综合应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使自然资源最佳地为人类服务而发展起来的专门研究领域，并认为工程是关于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便在物质、经济、人力、政治、法律、文化等背景限制下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有创造力的专业。

工程教育（engineering education）工程教育是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它是伴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兴起，社会对工程技术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而产生的。像人们对于工程的认识一样，工程教育也是一个动态的、内涵不断丰富的范畴，其内涵与外延随着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如同人们对工程的认识是随着工程的进展而不断深化一样，不同时期人们对工程教育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20世纪30年代，著名工程教育家，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认为，工程教育即高等工程教育，且与工业教育及技术教育有别，“所谓工程教育乃指专科以上学校所给予之高等工程教育而言，亦可谓工程学术教育，与中等以下技术职业教育不可同日而语，并与一般人随意所谓工业教育者有别。盖工业乃工程技术资本劳力所合成，资本与劳力问题，在技术教育上，所占之成分，终属较轻，故与其谓为工业教育，毋宁谓为工程教育”。同时期土木工程专家金通尹给出了描述性定义，“把工程学来讲解演习，训练出许多有工程学问的人才，可使适应社会的需要，去担任应用各种工程学问的建设事业就是工程教育”。

美国学者克劳雷认为，“工程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成为一名成功的工程师提供所需要的学习——专门技术、社会意识和创新精神。在基于日益复杂的技术和可持续产品、过程和系统的环境中，这种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结合是加强高校、创业和卓越所必需的，我们急需提高本科工程教育的质量和内涵”。“工程教育的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整装待发’的工程师，也就是在其从事职业前具备较好的工程能力和深厚的技术基础知识。”

高等工程教育（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高等工程教育既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类型。因此，它除具有工程教育的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特点。按照通常的观点，普通高等教育按其性质可以划分为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两种。高等理科教育属于科学教育的范畴；而“高等工程、农林、医药教育，是以技术科学作为主要学科基础；以应用为其主要专业内容；以培养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人才为目标，属于技术教育的范畴”，“高等工程教育作为一种技术教育，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技术科学作为其主要学科基础，以应用技术为其主要专业内容，以与科学教育相区别；二是以工程应用为其主要服务对象，以此与农林、医药教育相区别。”

在实践中，实施工程教育的机构有不同层次和类别，本研究中，将工程教育的范围界定在高等工科院校所实施的工程教育，以本科层次的高等工程教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所指的工程教育是指一种以技术科学为主要学科基础的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专门教育。

三 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史的解释框架

本研究以国家与教育的关系作为研究视角和主要线索，探讨中国工程教育的历史变迁，采用这一研究视角和线索，并不意味着视国家权力运作为单一影响因素，工程教育成为任国家规划和摆布的工具和木偶。以往的研究已经表明，单一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无法解释中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独特历程，更重要的是仍然无法揭示中国近现代百年来包括工程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发展起伏不定的症结所在。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制度的变迁是受内在和外在诸因素影响的过程，“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和外部压力的对抗谱写成的”。伯顿·克拉克在1983年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三角协调模式”，他认为高等教育存在的三个体系，三种力量：国家、学术权力和市场，并建构了一个国家权力、学术寡头、市场三角力量的协调框架，以此为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行了定位。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式”改变了对高等教育发展单一向度分析的弊端，成为解释现代高等教育系统运作发展的经典范式。但是，克拉克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仍然不能呈现不同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迁对权威方向的影响。史静寰在分析解读高等教育变迁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四要素环绕互动型”解释框架，将国家、知识、社会、市场作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变迁的四个基本要素，试图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框架。该解释框架较全面和清晰地解释了高等教育变迁中的内外影响因素及其互动关系。

历史研究必须从历史自身的逻辑出发来展开讨论。在中国工程教育的百年发展进程中，我们也会看到国家、社会、学术、市场诸因素的影响作用，以及诸因素之间的角力。虽然，国家在其间大多时间处于绝对的优势和支配地位。因此，以国家现代化与教育的关系为视角研究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史，把影响中国工程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外在力量具体概括为国家、知识、市场、社会四个基本要素，从四因素交互作用中，探讨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四种基本要素对工程教育形成发展的影响关系如图0-2所示：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在解决问题中产生并服务于问题解决的。本研究框架的解释力来自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第一，能否把工程教育发展置于国家现代化的语境中，在社会、知识、市场等影响因素的作用之下揭示其发展的复杂过程，同时又要避免对中国工程教育史仅仅进行现象描述和大而无当的历史铺陈，而在更高层次上揭示历史的真实。第二，是否能够实现近代与现代的对接，在制度的递嬗过程中找到中国工程教育发展的本质特点和个性特征，从而实现本研究探讨制度改进和国家工程教育战略的有效规划的目的。

下面我们详细阐述本研究框架的四个因素及其关系，并试图回答预设的两个问题：

从国家因素来看，教育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领域，国家全面介入教育，成为近代以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要为民族国家的行政和经济的利益服务，而且要成为发展民族身份的重要方面；不仅要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服务于国家利益和需要，成为重要的“国家设施”，尤其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效法德国、日本模式建立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特别是工程教育系统，其服务于国家目标的政治功能尤为显著。国家始终在工程教育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正如1932年12月《清华周刊》《我国工程界的使命》一文所言，“（工程师）在我国则应注全力于国家建设事业……将来三民主义的实现，民生问题的解决，全凭建设事业之完全，对于新国家前途的责任，只有工程家是最大”，“更明白的解说一句：中国所需要的工程人才是建设国家，谋福利于民众的人才，而不是为资产阶级谋享受，或者只图独善其身的人才”。

对此，舒新城概括道：“当时之改行新学校制度，并非国情民性对于此种制度有什么需要，亦并非主持教育行政或教育学者对之有特殊的研究而认识其优点，不过因国势日微，误认他国之强盛在于形式的教育制度而极力模仿，以求满足‘救败图存’之欲念而已。”舒新城此言是针对学校教育制度而言，对于工程教育来讲，其发展之初遇到了“大多数士绅对这类学校嗤之以鼻，而广大民众则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的窘境。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规划和推进始终是百年中国工程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些作用的发挥又会必然面对逐步发育成熟的学术精英的挑战，在政策制定中，社会、市场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如何实现，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的矛盾，地区间的差异等如何平衡、化解，这都对传统形成的国家霸权构成挑战。

就社会而言，作为完全移植西方产物的中国工程教育，传统观念、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成为制约工程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工程教育自创办之始，“这些学校所传授的技术知识，也和中国本土的技术知识一样，并不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整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尚处于“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时代，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当时的工程教育发展缓慢也就不难理解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探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演变时引入了国家-社会的视角，将社会视为有形的特定利益群体。作为“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公民社会的概念渐渐为人们所熟知，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日益受到关注。有论者也指出，当公民社会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社会相对于国家自治时，它因过于狭窄而不能解释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搁置这一概念，采用各种社会团体在与国家互动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和特定渠道，会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更准确的理解。本研究在国家与社会纬度上，关注国家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对现代社会的形塑，及社会团体如何影响国家政策的过程。在政策落实中，逐渐成长的自治团体如何介入具体政策的执行中并影响政策的过程，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清华大学发生的工程系裁撤风波，这次事件对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的发展政策影响很大，其中的学生自治团体、学校与政府的互动和角力，并最终达成自己的诉求，而在该校改建工学院的过程中，也有学生自治团体的参与和推动。不深入探析这些因素，对历史发展的诸多面相就会认识不清。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发展，越来越成为影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重视社会因素在工程教育的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可以在高等教育日益趋同化进程中认识中国的特异性发展。

在市场（企业）方面，中国工程教育的出现与西方不同，并不是因市场（企业）的需求而产生，而是服务于国家特定目标。在工程教育发展的很长一段历史中，企业作用于工程教育的力量弱小。因此，我们看到，在新式教育制度建立之初，教育以培养政法人才为主，实业人才匮乏，虽然正在成长的工业急需人才。中国工程教育发展中矛盾和困难即源于此。而20世纪30年代“注重实科”教育政策的变迁，如果不能从市场因素考量，则仅能看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纷争，而无法窥视隐藏在教育背后的历史。从世界范围讲，20世纪中期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使得市场介入教育的力量逐渐增强。与此同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中国，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国家全面主导包括工程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体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力量的消失，市场因素只是暂时被贬抑，一旦环境适宜，市场力量所迸发的能量是有目共睹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越来越趋向市场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政府由对高等教育的直接管制，逐渐走向支持和指导，更多的市场力量深刻介入高等教育发展中。

从学术因素来看，左玉河认为，现代中国学术体制及其现代学术机构，既有仿效西方近代学术研究机构的移植，又有对传统中国学术体制的创造性转化。在新式制度中，传统学问中人固有的价值观和身份感经历了逐渐适应现代需要的巨变。学者们要重新在自己与国家的关系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并发挥作用。在传统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克拉克所言的西方意义上的学术寡头，如许美德断言，“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传统中既没有自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学术独立、学术自由显然是中国引入西式教育制度后才有的概念，但是这并不能说传统中国没有学术界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张力，只是互动的形式不同而已。近代以来，学术界逐步职业化、专门化和建制化，形成与国家互动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当下我们仍在追念蔡元培等人的“教授治校”为学术研究带来的自由、独立空间即为明证。但是纵观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学术影响力的空间固然一直被压缩，但其力量却始终在国家管制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建国路线之争，近年来的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矛盾冲突等。在不同时代，学术界作用于国家、社会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

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经历的独特历史过程，决定了研究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史必须将其置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进行研究，在国家、社会、市场、学术四种关系的建构与调整中研究工程教育制度的发展变迁。这样去研究问题，就能避免对中国工程教育史仅进行现象描述和大而无当的历史铺陈，有利于在更高层次上揭示历史的真实。采取这种研究框架，就意味着有关的制度、政策和教育发展战略将成为重点研究对象；而其研究目的，也将锁定在制度改进和国家工程教育战略的有效规划上。

了解过去，才能确认现实，进而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国工程教育，一方面我们要眼睛向外，以全球化视野寻求中国工程教育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要眼睛向内，回溯历史，对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史作纵向考察，汲取未来发展的历史经验。这是本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四 文献综述

工程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在教育界、理论界，对工程教育的研究依然处于弱势状态，突出表现在工程教育尚未有效进入教育学学科建设中。探究工程教育发展历史，揭示工程教育现实问题历史根源的工程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尤为薄弱。无论是教育史学界，还是科技史学界，都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迄今为止，研究专著仅有史贵全的《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一部。研究论文方面，与教育学界研究当下教育改革的众声喧哗相比，工程教育史的研究可谓寂寥冷清。

在教育学界，对于工程教育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它们无疑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线索和思路启发。这类著作如王炳照、闫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八卷（1949～1992）、《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1949～1999），陈学恂、高奇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高奇著《新中国教育历程》，金一鸣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余立著《中国高等教育史》（下册），许美德（加拿大）著《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美德（加拿大）主编《中外比较教育史》，郝维谦、龙正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史》，李均著《中国高等专科教育发展史》（2005），郑谦著《被革命的教育》（1999），周全华著《“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1999），程晋宽著《“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2001），胡建华著《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2001），谢雪峰《从全面学苏到自主选择——中国高等教育与苏联模式》（2004），等等。这些著作和研究成果在服务于各自的研究目的的同时，部分章节对高等工程教育和苏联模式有所涉及。因此，它们是与本研究相关的重要资料。

就专题研究工程教育史的成果而言，近代部分有1936年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的《四十年来之中国工程教育》，1942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撰写的《三十年来之工程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近代尤其是国民党时期的工程教育成为甚少有人涉足的领域。直到1988年，方陆续出现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汪广仁的《近代中国前期的工程技术教育与技术发展》、刘文渊等的《旧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纲要》、潘懋元的《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王列盈的《福州船政学堂与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起步》、张培福等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潜伟的《北洋大学在中国近代工程教育史的地位》等20余篇论文。与此相关的学位论文有袁振东的博士论文《现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1927-1937》，陈超群的硕士论文《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创建》等。

对于现代中国工程教育的研究，近年来涌现出不少的成果。但是，研究者关注的重心集中在高等教育问题上，专题研究工程教育的论文仍然不多。例如，在研究新中国高等教育中，涉及工程教育的论文主要是对50年代院校调整的研究。对此，50年代即有相关研究，例如张健1955年在《人民教育》2月号发表了《略谈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和问题》，在肯定借鉴苏联经验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学习苏联经验中不能结合中国国情而出现的机械移植等问题。直到“文革”后对新中国工程教育的研究才逐渐迎来春天。20世纪80年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主要刊物《机械工业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等专业期刊的相继问世，为学者探讨高等工程教育理论提供了阵地，此后研究成果随着工程教育时间的大发展而渐有繁荣之势，相关论文有李江源的《略论我国50年代的院系调整》、李涛的《关于建国初期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综合述评》、张烨《重读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基于教育政策借鉴理论的视角》等50余篇，专题研究工程教育的有王杰等人《新中国初期建立高等工程教育体系的探索》、吴连海《工科教育在建国初十年高校院系调整中的快速发展述评》等10余篇。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程教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教育研究领域中最活跃的分支之一，其中论文数量自不用说，相关的著作则有王冀生的《高等工程教育概论》（1989年），谢祖钊、傅雄烈的专著《高等工程教育概论》（1989年），朱佳生的《高等工程教育学》（1991年），马志清的《高等工程教育论》（1993年），王沛民的《工程教育基础》（1994年），张光斗、王冀生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1995年），张维、王孙禺、江丕权的《工程教育与工业竞争力》（2003年），史贵全的《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雷庆的《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2010年），等等；但是以现代工程教育史为主题的论著则付阙如。

总结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中国工程教育史的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近代工程教育的历史发展，而这种关注以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度和措施为研究重点。例如史贵全的《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史料扎实，逻辑清晰，为研究该领域的精品之作。但是，史著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在宏观的政策、制度上，而对实践层面的关注似有不足之处。从历史学研究来说，政策的落实固然重要，因为一个社会的真实而复杂的情形，只有在制度和操作的层面才能展现。但是个案和更基层的研究也应特别关注。二是研究方法上以传统教育史的方法为主，研究视角相对单一。重点关注教育自身的发展变化，对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不够，而对工程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缺乏有学术深度的论著，至于对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更是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反省和研究。三是将中国工程教育的“近代”与“现代”贯通起来进行研究尚无人涉足。

基于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认识，本研究将选择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与工程教育发展互动的视角展开研究。所谓“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与工程教育发展互动的视角”是指：①近代以来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国家将工程教育作为重要教育建制，纳入国家规划之中，工程教育是服务于国家现代化总体目标的建构。②工程教育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又具有异于西方模式之处，其发展又表现出与国家现代化设计的复杂的离合关系。以此视角研究工程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展现中国现代教育包括工程教育问题的立体性和复杂性。

本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还在于，研究关注的重心放在国家规划的宏观政策与微观措施的实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将政策置于工程教育实施的具体语境中，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关注具体院校在操作层面的实施状况及制约因素。事实上，对实践更有指导意义的恰恰是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及策略。在利用史料上，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发掘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和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研究的原创性成果。

在研究方法上，本课题吸收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过去的整体论方法”以揭示中国工程教育的历史变迁，因为“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和外部压力的对抗谱写成的”（克拉克·科尔）。

当然，对于中国工程教育进行通史性研究，也是前人未曾作过的尝试。虽然这项研究的困难是可以预见的，但是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可寻，我们愿通过本项课题的研究，进行这样一种有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