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藏当代汉语小说发展现状

众所周知，西藏当代文学发展与整个国家的社会变革、文学演进密不可分，“藏族当代文学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及其强力感召和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民族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署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圣城拉萨隆重召开，西藏自治区也宣布正式成立。和平解放、自治区成立、民主改革、进入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使藏区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藏族文化以及藏族文学的走向也发生了改变，在藏族文化方面，语言的使用由原来的藏语一元独尊逐渐发展为藏汉二元甚至多元模式。在文学创作上，传统的藏语文学作者多为僧侣等学者，藏族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著作都出自僧人之手，如《米拉道歌集》的作者为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宗师、西藏“实践佛法”代表人物米拉日巴，藏族第一部哲理格言诗集《萨迦格言》是萨迦五祖之一、萨迦寺金刚密乘大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作品，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为后世留下了《仓央嘉措情歌》，等等。新时代的来临则使得文学从作者、语言、题材和主题等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仍然运用母语藏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之外，还出现了一大批“跨族别写作”的作家，即运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及以藏地生活为创作背景的汉族作家。

20世纪50年代，一批军人首先进入了西藏这块曾经相对保守的土地，50年代的藏族汉语文学创作自然就以部队作者为主，他们不仅是屯垦戍边的优秀战士，也是西藏新文学处女地的开拓者，这些作者包括刘克、徐怀中、高平和杨星火等。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是第一部反映藏族题材的汉语力作，这部作品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很多年都备受读者推崇和喜爱，作品开风气之先的首创意义，所传达出的与时代合拍的昂扬奋发的精神，以及对奇异藏地风光与习俗的真切描绘都奠定了其在当代西藏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合肥作家刘克将西藏作为作品构成的重要元素和主要基调，短篇小说《央金》着重表现西藏下层社会以及西藏妇女的苦难命运，意在揭示西藏社会变革的历史必然性。曾在西藏服役20多年的著名女诗人杨星火和高平的诗歌都是西藏文学的重要华章。50年代的人们以全新的面貌和真诚纯粹的心态迎接新时代与新生活的曙光，部队作家们的创作自然也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不仅文学高调、高光、高蹈、激越、昂扬，而且“响应了新中国、新生西藏的欢欣鼓舞，写照着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人民翻身做主的焕然一新的思想风貌。由于是未经前人开垦的生荒地，虽有刀耕火种、开辟蒿莱的艰辛，但在素材题材的选择上，也有俯拾即是的便利——生荒地也可能是沃土，经年的腐殖质足以使第一茬庄稼获得始料未及的丰收。更何况这些部队作者自身就置身于火热的生活之中。这一时期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就是这一时代的社会内容：向着北京的礼赞，对于刚刚逝去的旧社会旧制度的控诉和批判，军民团结，民族团结，新人新事新思想新感情，总之这是一个歌唱太阳、歌唱新生的时代”。这种创作心态和文学现象一直延续到了60年代初。

从6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初的西藏文学由于社会变革、政治运动等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陷于沉寂状态，曾经的真诚与热情被非理性和虚假所代替，曾经的纯粹也失去了“原色”。80年代以来，西藏文学创作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几路人马齐集西藏、作家云集，共同为藏地文学增添着亮丽的色彩和风景。此时的作家队伍除了已经在藏多年的藏汉族作家益西单增、李佳俊、叶玉林、黄志龙等人，满怀理想、热情和激情的进藏大学生的加入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充沛活力，这股新生力量包括70年代进藏的大学生如秦文玉、马丽华、范向东等，80年代进藏的大学生如马原、李启达、刘伟、冯良等人。本土成长起来的藏族年轻作家和西藏汉族第二代年轻人也成为作家队伍中的新生力量，扎西达娃、色波、金志国、李双焰等人的努力与成就有目共睹。70年代末创刊的汉文版《西藏文学》是藏地作家们成长的“摇篮”，笔会、讨论会、特辑专号等扶持和奖掖新人的各种努力都充分发挥了这个平台的重要作用，许多作家通过这个舞台从青涩、蹒跚学步逐渐走向了破茧成蝶、展翅高飞的成熟与稳重。

当代中国文坛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先锋小说”的创作热潮，涌现出了马原、洪峰、残雪、苏童、格非、孙甘露等先锋小说作家，从语言实验、叙事策略等方面对传统小说创作模式进行了变革与创新。同样，80年代中期的西藏小说也有了新的创作方法与风格，这就是“高原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起。在这片空气稀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相信前世今生和来世，相信轮回且神山圣湖崇拜无处不在的土地上，一批作家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青藏高原的神奇博大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写出了他们的“魔幻小说”。《西藏文学》在1985年的6月号上推出“魔幻小说特辑”，这些作品包括：扎西达娃的中篇小说《西藏，隐秘岁月》、色波的《幻鸣》、金志国的《水绿色衣袖》、李启达的《巴戈的传说》和刘伟的《没上油彩的画布》。这些作家的尝试和探索自然会有褒贬不一的评说，刊登五篇小说的《西藏文学》编后语中写道：“所谓 ‘魔幻’，看来光怪陆离不可思议，实则非魔非幻合情合理。凡来西藏的外乡人，只要他还敏锐，不免时常感受到那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感、新鲜感、怪异感；浓烈的宗教、神话氛围中，仿佛连自己也神乎其神了。”王绯为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所做的跋中这样说：“然而，扎西达娃并没有使西藏的魔幻显得生搬硬套，显得比较廉价。因为：西藏神奇的自然景观，富有原始色彩的地域文化风貌、滞重的宗教习俗迁延，以及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突飞猛进的侵扰，使扎西达娃在生存的文化背景下获得了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神韵的某种天然契合。”持相反意见的扶木先生则这样说：“将西藏新小说视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乃是一种误解，是人们的期待心理在作怪——他们对西藏唯一的心理资源就是神奇。另外，这种误称表明了区分文学史上运动趋向，趋向与主义、主义与主义、主义与流派、主义与创作原则、流派与创作手法的重要。如果只看见创作手法，我们就可能产生这样的雅兴：把六朝的老怪、唐宋的传奇也看作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不管收获到的是褒扬还是质疑，也不管他们在其后的创作中或是中途改变了路向，还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深入并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表现方式，可以肯定的是，作家们的探索和努力为西藏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西藏新小说的发展从此不再平凡和单一。

20世纪80年代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破旧立新、解放重生的重要历史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文学思潮，是历经浩劫之后的作家对封建意识恶性爆发所产生后果的深刻反思，是转型时期作家对社会变革的自觉呼应，是作家对本民族文化之根的执着找寻，是作家们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借鉴和利用，也是作家们对社会生活变迁的深刻感知与体悟。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经济结构转变、大众文化崛起、都市休闲娱乐文化逐渐形成，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因素使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如作家不再像80年代一样分属不同的流派或思潮，也不再有鲜明的、便于归纳的艺术特征等。当代文学主潮的变化自然会对西藏新小说产生重要影响，经历了80年代的轰轰烈烈和百家争鸣的热潮之后，90年代以来的藏地汉语小说走上了一条相对平静但却收获颇丰的道路，藏族作家对汉语写作技巧的把握更加娴熟，对本民族文化的展现与传播意识更为自觉，汉族作家对雪域文化的理解更加全面，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更为深入。

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过长篇小说《环湖崩溃》和《海昨天退去》的杨志军，自90年代以来进入了写作的“喷发期”，有纪实文学《无人部落》《亡命行迹》、长篇小说《大悲原》《大祈祷》《失去男根的亚当》《天荒》《江河源隐秘春秋》《藏獒》《藏獒2》《藏獒3》《伏藏》、散文集《远去的藏獒》等。被誉为“中国荒原作家第一人”的杨志军引领着人们走进古老的青藏高原，深刻反思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阐述着他对宗教和信仰的感悟和理解。80年代初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文坛的阿来经过长时间的磨砺和积累，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阿来及其作品成为不断被谈论、不断被阐释的重要话题。透过这些耀眼的光环和众声喧哗的躁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坚守和弘扬藏文化道路上执着前行的嘉绒子民，一个在汉藏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穿行的藏族作家。他的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长篇小说《空山》《格萨尔王》以及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的深厚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向世人展示着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所经历的蜕变的痛苦与新生的欢乐。行走在云南大地上的汉族作家范稳且行且吟，用心感悟着雪域文化的真谛及藏民族的精神信仰，有“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

进入21世纪以来，并不是完全以藏地小说创作为主的汉族创作者以较为新颖的方式或题材写出了一些小说，这些作品或是以藏地为背景，让主人公带着内心的困惑在雪域高原上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与追问。王摩诘找寻着自己与米歇尔·福柯、德里达、博尔赫斯、拉康等人的心灵契合点，探索着德里达的“不在场”理论与佛教“空慧”理论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思索着人在有限时空中的微小而具体的存在，发现与见证着女主人公维格拉姆辉煌显赫的家族历史和她无法超越的生命轮回，在来自异国的修行者马丁格与其父亲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的对话中体会佛教的内蕴与真谛，也阐释着藏传佛教与西方哲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内心深邃强大、喜好阅读的王摩诘却又过着与绳衣相伴的隐喻式生活，让人不得不深思个人在“束缚”与“解放”之间游走的人生悖论，整部作品是高深玄妙的哲理思维和圣洁高远的佛学理论的有机融合，这部小说就是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入藏经历的宁肯的新作《天·藏》。或是将自己在藏区深山草原中的曲折经历作为素材，写出了具有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性质的长篇小说，即江觉迟的《酥油》。江觉迟本为安徽桐城人，因受活佛所托，她来到想象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区草原，作为义工在寺院孤儿院支教，生活中的种种不适应自不必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草原上的孤儿数量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一次泥石流、一次雪崩、一次山体塌方，就会有一些孩子失去家园。更令她震惊的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封闭、自然条件的恶劣，这里的人们依然过着与世隔绝、艰苦异常的生活。这个汉地女子在这里度过了5年的时光，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不得不忍痛离开，但她渴盼着有人能够接下她手中的接力棒，为那些渴望温暖、渴求知识的孩子带去生活的希望，她用饱蘸情感之笔完成了催人泪下之作《酥油》。小说中的汉族姑娘名为梅朵，我们不用深究梅朵是否就是江觉迟本人，她与藏族青年月光之间相互扶持、彼此深爱却只能等待来世相遇的爱情让所有人唏嘘不已。执着地要将自己锻造为酥油一样的女子梅朵扬鞭策马寻找着散落在草原上的孤儿，曾因为信仰、思维模式的不同与月光有过冲突，也曾为能够筹集到修路和重建孤儿院的款项而四处奔走，严重透支体力，心脏扩张、胃病、贫血都严重地损害着她的健康，但当她费尽周折与艰辛重回草原时，那个包裹在袈裟中的绛红色身影让她心如刀割、不能自持。令人欣慰的是，通往白麻雪山下的峡谷道路有望修成，梅朵原来的学生阿嘎中专毕业后与班哲共同筹备公办孤儿学校之事。在江觉迟的引领与叙述中，我们仿佛经历着一次静谧祥和的心灵沐浴，静静聆听着来自灵魂深处的召唤，在氤氲缭绕的香气弥漫中思索着付出与坚守的价值：

点起一支迷香

我要说一个迷香一样的故事

让你慢慢来听

慢慢抚摸它的灵魂

想象自己是那个酥油一样的女子

有着酥油的精炼、酥油的光

她藤条一般的柔韧爱情

也是你的梦想

那些明亮的孩子

也是你的希望

纵然那个青年渐行渐远

他结愁的身影

也是你的牵挂

他身体匍匐的地方

也是你的天堂。

与此同时，一批新生代藏族作家也推出了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如女作家尼玛潘多以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依然茁壮成长的“紫青稞”作为小说的标题，《紫青稞》中的普村是一个寒荒偏远的藏族村落，普村人被满含鄙夷和不屑地称为“吃紫青稞的人”，这里的人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生命，恪守古老的伦理法则，经受四季的变换轮回，阿妈曲宗家的三个女儿——桑吉、达吉和边吉犹如三株顽强的“紫青稞”，她们在普村、森格村、嘎东县演绎着女性的坚韧和执着，她们的爱恨情仇串联起了整个故事，故事中的人们有强烈的致富愿望，但也处处显示出他们追赶时尚和现代化脚步的忙乱和力不从心。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以“公路要修通了，预示着我阿爸和哥哥的驮脚汉生涯要结束了；手扶拖拉机开进村里，驮脚汉的时代将永远不再回来”为主线，从人与自然、落后与进步、文明与野蛮等多个侧面叙写作家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反思。同时，这种反思并不是简单地用现代文明去观照和映衬民族地区的滞重和落后，而是以更为宏阔的视野将康巴人对爱情和时代变化的独特感悟融入故事的叙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