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笔者认为，吉田氏的“反思”和明石氏对“bilateral”用语的改译，表明他们并未明确“氏姓集团”非“继嗣”结构的本质。

尽管吉田氏在反省中表明，对于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关于“继嗣集团”激烈的争论，本人并无参加的准备和能力，明石氏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继嗣”概念，也同样表示“无意介入论争”。由于二人未能正确理解文化人类学中的“继嗣”概念，尤其是“继嗣”概念中的“血缘系统”（指的是血统，而不是血缘）的世代传承这一关键性的内容，因此二人的研究、分析的论点摇摆不定，论述中也必然出现矛盾和混乱。笔者认为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对日本古代“氏姓集团”血缘结构性质的结论出现严重的混乱和错误。

鬼头氏尽管明确了文化人类学中“继嗣”概念的实质内容，并据此对此前的研究进行了种种批评，但他没有从理论上明确婚姻规制和继嗣集团之间的制约关系，他明确表示二者“是否一致，是今后必须进一步研究的”。鬼头氏的研究没有涉及婚姻规制如何规定和制约血缘集团的结构。笔者认为，正因如此，不仅鬼头氏自己导出“氏姓集团”是“双方的亲族集团”这一错误的结论，而且也影响了吉田氏的“反思”，同时也导致明石氏仅仅对“bilateral”这一用语做了翻译上的处理，而没有对结论的实质性错误进行深入解析。

因此笔者在第二章中，首先将明确文化人类学中“继嗣”这一词语的概念，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解析“继嗣集团”，包括“双系继嗣集团”以及“双方亲族关系”的血缘结构。笔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迈出讨论日本古代社会“氏姓集团”血缘结构性质的关键性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