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社会创新在中国：友成十年

李勇

【摘要】本文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十年发展为背景，以社会创新为主线，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深度剖析创新和社会创新在我国的发展和意义。从社会创新在全球和中国的历史和起源出发，首先分析了我国社会创新的四个来源。通过剖析创新概念和相关理论发展，结合友成基金会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厘清社会创新概念、社会创新思维、创新之源等理论，并指出社会创新过程的四个阶段：创意/想法—原型—社会实验—扩散。探讨了社会创新组织的内部构架，以及领导力的作用，进一步论述社会创新家和社会企业家精神。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解析社会创新组织的战略制定、管理、行销和扩散，指出创新的本质是作为人类社会动态平衡的手段而存在，及其变革及系统和谐的意义。

【关键词】友成基金会；创新；社会创新

友成十年，代表着中国顺应并逐步形成自身特色进而推动社会创新潮流的十年。顺应是指社会创新最早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到中国的；形成自身特色不仅是指基于中国自身特点的本土化，更重要的是社会创新所隐含的反对经济和社会的人为分割、强调从整体上进行思考并解决问题的假设，就是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其中以友成“三A三力”体系的研究、适用、推广为突出代表。

友成十年，代表着中国社会创新的概念形成、推广与实践。不仅仅推动跨界合作，还推动着基于管理形成的组织形态融合，致力于忽视并消除组织的边界；这种跨界既体现在领导人与团队的经历和背景上，也体现在行为、组织与体制的层次性上，还体现在社会创新中关于社会组织的服务、治理、协商、创新等维度上，体现并践行了作为社会创新机构的基金会的本质——通过服务创新的倡导，尤其是通过Saaa机制来实现知行合一的重要性；其中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以下简称“社投盟”）为突出代表。

友成十年，代表着中国社会创新组织对扶贫模式的反思和创新，参与到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其中以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电商扶贫、遵道模式为突出代表。

友成十年，代表着中国传统对社会创新的价值与文化基础建构，注重社会创新中地方性知识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支持系统的基础性作用；其中以“路人甲”“三A三力”“社投盟”为突出代表。

友成十年，代表着社会创新链条的尝试和完善。它包括社会创新的领域、主体、动力、机制、标准等方面；并尝试进行社会创新理论、制度、道路、文化等方面的实践，这就是地方性实践贡献于全球社会创新发展；其十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整个历程的缩影。

一 作为世界性现象的社会创新

（一）推动系统变革的社会创新

1973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其《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社会创新”的概念：“与技术创新比较而言，对社会创新的需要甚至可能会更大，”“从工商企业的发展历史看，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至少与技术创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德鲁克，2009a: 39、349）1985年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创业精神》一书中，基于对企业家精神的探讨，对社会创新问题进行了集中阐释（德鲁克，2002: 21）。1986年，他提出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全新领域的观点。在实践领域，“社会企业家”一词最早由阿育王创立者比尔·德雷顿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用以指称那些拥有企业家激情和能力并致力于社会问题解决的企业家。

社会企业作为社会创新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兴起，并逐渐成为世界性现象。各国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纷纷通过社会创新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包括社会企业在内的诸多解决方案的发展。如英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签订全国性协议、创新组织形式——社会利益公司，美国白宫建立社会创新和公民参与办公室、社会创新基金，以及20多个州通过社会企业相关的法律等；企业也从承担社会责任发展到建立战略公益、创造共享价值；非营利组织通过采用商业手段以提升自身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公益创投、购买服务、社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价值投资等政社、政企、社企之间的创新合作方式越来越普遍。社会创新理念、组织、平台开始蓬勃发展。

在当今社会，技术、经济、社会呈指数级变化，变化本身也以指数级方式发展。创新已经是一个被用到滥俗但又无处不在的一句“行话”。虽然越来越多的商业评论指出，创新已经成为一个让人难以信服的空洞概念，应该是时候寻找下一个趋势了（理查德森，2014: 33）。但对于全球经济、社会、政治而言，创新仍是生命之源、活力之源、和平之源，是首要的战略考虑。但这种创新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创新和发展进而解决社会问题的线性思路了：技术和经济越发展，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越大，涉及面越广。我们要从价值选择来逆向制定技术和经济的影响边界。

虽然直到现在还未能达成关于社会创新的统一定义，但这并不阻碍通过各种社会创新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创新”一词的包容性也使得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进来。“社会创业含义的明晰性明显缺乏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也是基于它的非凡的影响——也就是它的有活力的适应性。”（Nicholls, 2006: 10）“社会创新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维的和动态的建构，跨越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的各个交叉点。采用的组织机制基本是不相干的：社会创新在公共、私营和社会部门都可以运作，采用营利的、非营利的和混合组织形式（或是三种形式的混合）来实现社会价值以及带来变革。这些企业可以采用各种组成形式，如慈善团体、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或相互保证公司、公益企业、发展信托以及更常规的私人有限公司。”（Nicholls, 2006: 12）

社会创新概念依据对“创新”不同阶段的理解不断发展。目前还未能有从最初的被理解为源于或依附于技术的创新，到基于社会进化论被认为是与技术创新无关、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改革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再到脱离社会改革、与技术创新平行、强调价值导向和社会导向的发展范式。西方关于社会创新仍然是从部门分割的角度、基于不同的假设如利己或利他来分析的，其关于社会创新的界限、社会创新的动力和机制、社会创新行动者、社会创新模式、社会创新的效果等研究日渐深入，并逐渐形成了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变迁等理论流派。无论什么流派，关于社会创新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通过创造社会价值，引发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开创新的社会均衡状态，或掀起突破模式的变革，来改变现状。

创新既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精神，也不专属于某一些国家和地区，更不能也不会为市场及其逻辑所独占。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现在，社会创新之所以如此被重视，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性有关。

从现代西方社会创新的历史来看，其大体上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创新在政府领域表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代表性制度是私有化和购买服务的兴起，在企业领域表现为通过私有化进入社会服务领域，在非营利组织领域表现为通过承接购买服务提供社会服务，同时社会创新机构开始出现；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在政府领域表现为推动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制度化以解决社会问题并拟定相关法律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在企业领域表现为从通过慈善行为实现社会责任向更高的战略层次转变，试图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目标有机结合，在非营利组织领域表现为社会企业的迅速发展；第三阶段是2000年以后，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的领域、组织界限开始被打破，不仅仅是跨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融合的发展趋势，新型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如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社会创新机构大量出现。

（二）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仍然主要以政府让渡社会空间、推动制度建设、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推动社会发展为主。“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概念及其理论是在20世纪末开始进入实务和学术领域的。但其真正形成一股潮流则是在21世纪初期。在学术领域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为领先者，其在2006年就与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杨氏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研讨会，并在2009年成立了社会创新研究室。在实践领域，早期较为著名的社会创新的实践者是友成基金会和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友成基金会自2007年5月12日成立后，以推动中国社会创新为己任，提出了“新公益”的理念；与中央编译局共同编译出版社会创新丛书：《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 2009年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出版《社会创新蓝皮书》和《社会创新案例报告》；协作参与评选“中国社会创新奖”。

我国社会创新的大发展可以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算起。这部条例的颁布代表着企业、个人可以通过设立私募基金会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创新之中，区别于公募基金会，私募基金会的最大功能和使命就是社会创新。从这个起点开始，我国的社会创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4～2008年，这是我国社会创新的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战略，私募基金会的建立、社会创新的专门研究开始出现、社会企业的兴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法律所确定，在非营利组织领域以社会企业的理念传播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2008～2015年，在这一阶段公民参与、政社合作、社企合作、公益创投蓬勃发展，制度与政策创新不断为社会创新提供空间和实现机制，企业开始参与社会价值投资，社会企业获得了包括技能提升、资金资助等社会支持；第三阶段是2015年至今，其主要标志是五大发展理念、《慈善法》的出台等将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确定了慈善组织的基本法律保障，在非营利组织和企业领域则表现为更多的跨界合作和融合创新，典型的标志是关于社会创新的相关联盟和标准的出现。

在这三个阶段中，都可以看到友成基金会的努力和行动：

2006年，友成基金会开始筹备；

2007年，友成基金会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将社会创新写入章程的公益组织；

2007年，与中央编译局合作翻译《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

2008年，友成基金会接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并将该计划纳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8年，友成基金会在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进入灾区，并建立了第一家社会资源协调平台；

2010年，友成基金会提出新公益七大趋势，倡导以人为本、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

2011年，友成基金会启动大学生社会企业家精神创业启蒙计划——创业咖啡；

2011年，友成基金会发起全人素质教育平台项目——小鹰计划；

2012年，友成基金会发起社会创新思想者和行动者跨界对话的新公益学社；

2013年，友成基金会首次提出设立社会价值投资基金的设想，推动投资领域社会创新；

2014年，友成基金会开发MOOC培训+就业创业孵化模式，成为第一家电商扶贫的公益组织；

2014年，“路人甲”正式上线，借助移动互联技术实现人人公益；

2014年，研发出以人为本的多维度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三A三力”原则与评价体系；

2015年，双师教学项目获得总理批示；

2016年，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成立，将“三A三力”体系作为社会价值投资参考标准。

作为我国第一家由大陆、港、台企业家发起的基金会，在与企业密切合作的同时，友成基金会积极与政府展开协同，搭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交流沟通的平台，推动人才培养，倡导社会创新理念。在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友成基金会发挥了巨大的示范、倡导作用，得到了政府、企业和草根NGO的广泛认可。

从友成基金会十年的发展来看，关键的或是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时点有以下三个。一是友成基金会的设立。这是第一家以社会创新为使命的公益机构，它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创新从研究、倡导领域进入到实践领域，从传统社会创新走向更具包容性、跨界性的阶段。二是“路人甲”的成立，其成立是社会创新应用技术推动变革的实践，是友成基金会作为投资者所投出的第一个社会创新企业，意味着友成在社会价值投资方面从倡导到实践。三是“三A三力”体系的推出和“社投盟”的建立，前者意味着社会价值投资原则与参考标准在国内首次系统地出现，且这套标准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义利并举、系统思维而设立的；后者则是友成作为社会创新的平台面向所有致力于社会创新的组织所建立的网络组织。

十年间，友成基金会的发展和诸多项目的创新特点也非常明显：一是以人为本，将人的发展作为组织存在的理由并将这种理念贯穿到所有的项目活动中；二是将技术、资本、政策与公益有效结合，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围绕社会目标动员其所能动员的所有力量，注重发挥桥梁和平台的作用；三是将社会创新的不同类型有机结合，既注重源创新或颠覆性创新的建立，又注重渐进式创新的发展；四是将作为公益组织的基金会和作为社会创新的机构双重身份有效融合，既发挥了基金会服务、治理、倡导、创新的功能，又发挥着社会创新机构跨界、连接、融合的功能。

可以说，以友成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创新机构正在重新定义组织、发展乃至价值观。但是，当友成基金会将触角和行动伸入社会创新几乎所有领域的时候，其间的张力就会非常大，问题就随之而来：政社合作当时需要以政府的逻辑来运行，对社会创新的思考和研究需要专业的知识储备和方法论，平台的建设需要对双面市场具有充分的认知，社会倡导和政策倡导既需要把握时机又需要掌握技术，跨界需要对各个领域均有深刻的认知，直接提供社会服务需要专业的社会技术，培养跨界领导力需要对课程体系和授课方法进行精巧的设计。如果仅仅依据传统的方法来进行，那么全身心的投入、高效的执行团队、充沛的资源似乎可以勉强为之，但是如果这一切都要用创新的方式去开展，那么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开拓的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所有的经验和调查方法都好像失去了功能，因为你不能确定经验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运用，你对未知领域也无法进行调查。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实验、迭代的过程。

（三）社会创新的四个来源

从创新的整个发展史来看，其主要有三个阶段：从以发明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到以管理为核心的经济创新，再到以使命为核心的社会创新。技术创新、经济创新和社会创新并不在同一层次上，不能将其并列。社会创新在一定范围内是增加技术创新、经济创新的维度，成为创新的创新。这意味着，社会创新必须为其他创新增加附加值，这种附加值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创新功能的实现程度。

从创新的发展史来看，创新从技术创新进化到经济创新再到使命创新亦即社会创新，其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国家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再到国家、经济、社会三大部门的分离。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这是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再到社会权力依次彰显的过程，是整个社会的分工、互动的过程。在国家阶段强调的是身份与地位，凸显的是社会、经济均纳入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之中，这时技术创新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阶段，突出的是从重商主义到市场主义的变化，在这个阶段经济权力不仅仅获得了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了决定性权力，强调的是个体、自由、权利，在这个时期经济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附加值而存在；在国家、经济、社会部门分离的阶段，一直受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挤压、被边缘化的社会力图重新发现其主体地位，社会权力开始彰显，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及所有主体所负的责任，这时社会创新是作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的附加值而存在的。这种附加值是对整个社会发展维度的平衡与调整。

如果将整个社会分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社会创新必然是三者均单独或联合参与其中的。一是从民主政府到责任政府而形成的政治面向的社会创新。二是从企业社会责任到共享价值形成的经济面向的社会创新。三是从非营利组织到社会企业所产生的社会创新。四是三大部门的跨界、融合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创新。

在这里，社会组织的功能是什么？简言之，那就是通过创新服务的倡导，基于创新，变革服务提供方式、内容、绩效，进而影响其他组织如政府和企业，也只有这样，社会组织才能真正成为第三部门。

不能仅仅把社会创新当作政府、市场、社会对单独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的线性反应，而应把社会创新作为整个社会建构的一种创新途径来看待。这种战略高度首先就要弱化三大部门之间的界限，使得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社会建构的理论来看，从以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思想为指导的自由竞争主义到凯恩斯的国家主义，再到萨拉蒙所谓的“全球结社革命”，政府、市场和社会部门的分界理论是导致社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原因之一。之前三大部门的融合已经存在，现在的三大部门融合的逐步显化，实际上是利益冲突在三大部门机制下不可调和或者在新的价值理念下的显现。在人类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部门的方案都不能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三大部门之间的界限需要进一步弱化。政府并不天然是市场和社会的敌人，政府也可以介入市场和社会。当然介入的合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样，市场、社会部门也可以介入政府的运作过程中，市场和社会部门也可以相互融合。社会创新的主体不仅仅是社会，市场和政府也可以进行创新。（李勇，2010）

正如创新理论的创始者约瑟夫·熊彼特所揭示的那样，“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一个事实绝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熊彼特，1990: 5）。随着人类职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事实的领域越来越展现出独有的主体、特征和运行逻辑。而研究的作用就是要通过抽象、简化，提炼出一个分析框架，将经济理想同实际进行比较、解释。经济学理论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事情，其他的解释由其他学科完成即可。“在一个事实对于人类福利的重要性与它在经济理论中的解释作用方面的重要性而言，并没有联系。”（熊彼特，1990: 15）在本质上，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来加以解释的现象，经济是被其周围世界中的变化拖着走，因而发展的原因以及它的解释，必须从经济理论所描述的这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为了看清本质，必须让发展从一种没有发展的地位上产生。因而要问的是：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们又将会引起什么经济现象。而不是去问：是哪些这样的变化实际上使得现代经济制度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这种变化的条件是什么。（熊彼特，1990: 71～73）

从硅谷的发展可以看出，虽然硅谷被视为技术创新的圣地，但是其出发点是解决斯坦福毕业生就业问题、地区间发展平衡问题等。这些问题更具有“社会性”而非经济性。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社会问题往往具有三个面向：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因此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需要从其系统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这也就是为何一直以来经常有学者和实践者认为扶贫领域“越扶越贫”，在国际发展领域发展中国际援助的效果好像几十年来都没有取得根本性变化一样。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只注重社会问题的社会面；二是由此而进行的相关活动反而固化了既有问题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不平等。

友成基金会在实践并倡导社会问题解决的时候，从系统的层面进行思考。尤其是抓住了金融这一当今社会的“牛鼻子”，从社会创新型企业入手，研发“三A三力”标准体系，推动社会问题系统解决方案的创新。

这里需要指出四点：一是就“三A三力”而言，其追求的也是共享价值，在这一点上与迈克尔·波特教授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二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形成路径的不同，“三A三力”是从系统再到分工以实现价值的共享，而迈克尔·波特教授则是在西方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思考；三是二者在理想状态下所产生的结果并无不同，只是思考方式不同，但是一旦进入实践领域，二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巨大的差异。一个是从系统进行考量，因此在社会分工方面将远远落后于从社会分工开始考量的发展，但更具可持续性和后发优势。二者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彻底合一；四是对友成基金会而言，必须要考虑的是，采用这套指标的机构是否能够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优势，这必须要通过长期的跟踪、科学的测量之后，才能真正推动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包括经济性的社会问题的发展范式的转变——更符合自然方式和人类社会多维度特征的发展。

在西方，除了共享价值的出现以外，也有类似“三A三力”的指标出现，如社会投资回报指标等。1994年，英国一家名为“可持续发展力”的公司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三重底线的模式——人类、地球和利润，其目标不在于关注经济投资回报率，而在于关注环境和社会的价值。三重底线是个使用极其频繁的商业概念，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支撑或者抑制环境友好型创新的条件。之后费尔马尼安商业与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一套新的商业模式，名为E2。这个模型与三重底线模式不同，是基于企业对环境部门和社会部门的积极影响或破坏性影响增减或扣减价值，其发布了达·芬奇指数（哈曼，2015: 9～10）。B实验室（B Lab）正试图改变立法以促使公司遵循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三重底线。就像创意经常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人中独立产生一样，这一次东西方的频率开始异常接近了。

二 创新与社会创新

（一）创新概念及演变

最早开始研究并提出创新理论的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创新研究仍然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创新在很多时候仍然被看作经济学的概念。最早提出创新理论并集大成者是约瑟夫·熊彼特。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的核心就是“创新理论”，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技术问题。其提出的创新定义、企业家、经济周期的理论依然是当前讨论创新理论的基础。

1951年，罗伯特·索洛在其所发表的论文《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价》中认为创新发源于精神活动，实现于实践发展，因而提出技术创新的“两步论”：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1956年，罗伯特·索洛提出经济增长模型，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1962年，肯尼斯·阿罗建立“干中学”（Learn by Doing）模型，强调只有试图去解决问题并付诸行动的时候，学习才会发生，由此，导致技术变革和创新的就是经验的增长。“学习曲线”就是对“干中学”模型最为现实的描述。1990年保罗·罗默在其发表的论文《内生技术变迁》中开创性地提出新增长理论，引入研究与开发和知识产品的概念将创新内生化。

1973年彼得·德鲁克在其《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创新”的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知识经济》专题报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将技术创新归纳为更为宽泛的知识创新，定义了知识经济，描述了国家科学系统在知识创新过程——知识产生、知识传播、知识应用中的作用，将知识创新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从创新概念的演变史来看，依次呈现的是线性的过程：技术创新到经济创新包括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再到社会创新。在这里要重复一点：这些创新在实践中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呈现交叉甚至是并行状态，只是研究的视角和重点不同。且创新前面的限定语——技术、经济和社会并不意味着范围的限定，而是创新的面向和创新主体的参与不同。在这一点上，友成基金会对于社会创新的既定无疑是正确的：既包括主体的多元性，也包括经济创新和技术创新，只要其是以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价值为目标。

何谓创新？创新是创意生发并通过实验实践和扩散的过程。创新本质上是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或增加新价值的过程。

依据创新的应用方式，即创新被应用于哪些领域或哪些地方，可以将创新的主要领域分成三部分：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工艺创新。按照创新的新颖程度可以将创新分为激进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但这种创新不能有效区分各种创新之间的微妙而重要的差别，因此亨德森和克拉克将创新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内进行讨论，虽然这一分析形式是围绕产品进行的，但分析的框架仍然可以用于服务创新和工艺创新。亨德森和克拉克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把产品看成系统，基于创新作用于系统中的具体部分，根据组件知识和系统知识的区别可以将创新分为四种类型。在这个分析体系中，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被看作相对的两端。（史密斯，2008: 21～32）

谢德荪认为创新有两种：一种是科学创新，称为“始创新”，包括科学理论、新产品及新科技——从本文对创新的定义来看，这称为科学技术突破更为合适；另一种是商业创新，是指创造新价值。始创新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于其能够商业化或社会化。“对企业而言，创新的确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好处，但关键不在于谁是创始者，而在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应用始创新来创造最大的价值。”如果把社会创新也纳入研究视野，那么可以对谢德荪教授的分类进行修正：始创新和价值创新。其中，始创新既包括科学技术的突破，也包括新观点、新理念、新思想的提出；价值创新包括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如果再进一步分类的话，那么价值创新又可以分为流创新——类似于连续性创新以及源创新——接近于破坏性创新（谢德荪，2016: 6～8）。“源创新与流创新的最大区别在于：流创新以自身资源和力量来满足现有市场的需求，从而达到增加价值的目的；而源创新则通过推动新理念价值，引导其他相关经济参与者加入，并组合大家的资源与能力来满足人的欲望，一起来开拓一个新的市场。”（谢德荪，2016: 10）

友成基金会的十年中，用源创新和流创新的项目和组织有哪些呢？由于社会创新的地域性特征，这种考虑仅在中国大陆范围内进行考量。根据谢德荪教授的分类标准，能够称为源创新的有5个：友成基金会的成立、“路人甲”、救灾遵道模式、“三A三力”和电商扶贫。“路人甲”将人人公益的理念通过IT技术实现，救灾遵道模式是第一个社会资源平台，“三A三力”则是从社会创新的本源、发展哲学、系统思维的角度将其标准化并推向社会，电商扶贫是将扶贫与电子商务这一典型的市场模式创新在扶贫领域首次结合。其他创新则属于流创新：双师教学是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等八大部委联合下发了CNGI示范工程2005年研究课题成果的落地与实施；“创业咖啡”则是针对大学生社会企业家精神启蒙进行服务、师资、流程上的创新；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是专门针对扶贫领域的志愿者行动，之后又衍生了志愿者驿站这一流创新；“社投盟”是将社会价值投资及其标准进行联盟的实施推广；其他项目是理念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等流创新。

（二）创新的理论

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传统与文化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均对形成具有一定共识的、完整的社会创新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很多时候，社会的复杂性甚至让这种理论追求的常识要么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碎片化，要么直接放弃这种尝试。大卫·史密斯介绍了适用于不同情境下的四个创新理论：技术曲线、间断均衡、主导设计、吸收能力。这些理论主要强调创新过程中技术的应用，但由于涉猎广博，因而也可以适用于分析一般的创新。当然，这种适用性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进一步深度研究创新理论的必要性。需要提醒的是：没有相关理论用于指导如何具备更高创新的能力，创新理论只是具有分析、归纳的作用，其更重要的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指导创新实践的“圣经”。

技术S-曲线理论的核心在于技术生命周期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技术会不断进步臻于完善从而使创新渐进变化。对于创新者而言其呈现“学习曲线效应”；间断均衡是指由于每一项技术都会存在一个天花板，当技术完全成熟即达到或接近天花板以后，其对创新的推动作用就会接近为零，进一步的发展需要重大的技术突破，进而进入下一个技术生命周期和学习周期；主导设计是指那种能够赢得市场推崇，让竞争者和创新者能够主宰潮流而必须追随的设计或产品构思。当创新的各种范式形成后，被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范式成为主导范式，这也意味着创新趋于成熟。范式形成后，创新者所要做的就是持续地改进，尤其是在设计以外的其他变量，如品牌、营销等。主导设计的理论使得我们从产品中心主义走向客户（受益者）中心主义，更加强调了体验性、标准化、开放性以及实践性的重要性；吸收能力是指“企业辨别外部信息价值、吸收消化信息并将之运用在商业化过程中的能力”，强调组织的学习能力，这就要求组织必须注重以下三个因素：与相关知识的接触面，以往相关知识的积累，丰富多样的经验（史密斯，2008: 64～76）。简单地说就是有技术、有网络、有经验、善学习。你知道什么和知道怎么做当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是你知道谁并知道他能在哪些方面做得比你更好。

那么，研究这些理论体系对一个追求社会创新的组织有什么用呢？市面上经常买到的那些心灵鸡汤般的关于创新家或创新机构的书籍，更多的是让我们对创新有了感性的认知，但对于为何是他们，他们究竟为何成功或失败，在哪一些关键点上他们做出的选择如何影响了组织的发展，以及这种创新对于其他机构的启示究竟是什么等问题则没有一个理性的答案。而创新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分析自身所处社会周期的哪一阶段、社会创新链条上的哪一环节、现在的社会创新“奇点”在哪里、组织的长处与短处以及如何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来推动社会创新的成功。

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社会创新，现有的研究发现其生命周期都呈现明显的S曲线。即使是组织体系内采用创新的成员数按照时间维度分布，也呈现技术创新相似的S型分布（罗杰斯，2016: 24）。

问题是，对以社会创新为目标的友成基金会而言，如何确定社会创新的S型分布，如何在成熟期之后的衰退期之前甚至是在新社会技术出来之前，更敏锐地、更有效地感知到这一社会创新变革的到来。

（三）社会创新的概念

社会创新是神话吗？

技术中心主义者仍然认为技术进步的力量会“无意识地”、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进步的结果，即使他们承认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但其也会认为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就整体而言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基于人道的理由，应该给予穷人救济，但基于工业的理由，不应该给予失业者救济（波兰尼，2017a: 30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整体社会的价值就是被动展现的、工具化的。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使那些专家的技术理想成为人类的唯一目标，则几乎每一个理想都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几乎是没有问题的。”

在企业界很多人对社会创新是持有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的。如著名的企业家、创新家彼得·蒂尔就认为公益创业是神话。他认为清洁技术泡沫不仅是企业领域的，也是“公益创业”史上最大的风潮，也是最大的失败。因为公益创业追求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但通常两方面都做不到，因而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当“社会”一词存在较大歧义的时候。“清洁技术与其说是环保必需的技术，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蒂尔、马斯特斯，2015: 222～227）。果真如此么？很多公益创业的实践似乎证明了这一看法：很多所谓公益创业机构要么徒有虚名，要么挂羊头卖狗肉，要么仅仅做出了一点点市场运作尝试就故意扩大，要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成功的公益创业机构比起商业公司仍然处于非主流、占据极小的一个领域。但是如果用系统的观点、未来的观点来看的话，公益创业的思维方式：系统的观点、耦合的运作方式、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正是彼得·蒂尔所意指的确定性的未来么？只不过，借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教授在2010年的观点来说，公益创业来早了50年。但现在真正的公益创业从业者们在践行50年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那不正说明了他们是面向未来的开拓者、实践者么？其所谓的社会现象不正是解决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进而实现人、社群的发展，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耦合进步么？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影响社会组织、结构与文化的线性思维固然重要，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哲学发展的问题，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最终表现为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这意味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实现路径做出选择，进而会呈现不同的风景。你的思维、价值、哲学理念是什么样的，你所处于的社会就会是什么样的。

关于社会创新的争论很多都是由这个概念的模糊性造成的。如果我们在讨论社会创新的时候使用的仅仅是同一个名词而不是同一个概念和相同的内涵，那么这种讨论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社会创新可以做出如下定义：社会创新是对社会问题提出崭新的解决方案。与现有方案相比，它通常更有效率、效果更好或更具可持续性，其创造的价值主要面向社会，而非单独的个体。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之间的不同在于，后者关注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过程和方案。社会创新着眼的是更高层面的社会结构——为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而必需的行动者、系统的运行逻辑、互动以及发展方向（夏露萍，2014: 141）。就主体而言，所有的社会参与者都可以是社会创新的主体，从特定组织而言，这个含义包含着社会创新的三种组织外延或形式：社会企业，面向并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解决社会、经济等问题的企业。

由此，呈现另外一种发展路径：设定价值、寻找市场、推动新技术的产生。而非传统的发展路径：技术创新、寻找市场、创造价值。这也许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中国与西方正展开一场发展模式——经济增长的策略——的历史性竞赛。中国的经济增长策略是将经济发展看作有效实现社会价值的手段而非目的，而西方的经济增长策略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发展路径。

在这里要重视泛化创新+的错误。一是创新这个词已经被过度使用并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创新本身被当成结果，而不是用于创造商业成功、改善用户生活、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丽的工具（魏-斯基勒恩，2011: 14）。这是在“三A三力”指标设计中所尤为强调要避免经常出现的本末倒置的情况：手段、路径和工具往往在具体的组织行为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当做目的、目标和使命。二是罗伯特·奥恩斯坦将人类的发明称为“制斧者的礼物”。试想一下：第一把钢制的斧子被引入对金属一无所知的原始部落，它让杀戮变得更容易，他撕碎了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根基以及文化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新发明都是制斧者的礼物。但这种阴暗面通常暴露得太晚，常常发生在我们习惯这些创新的存在以后。创造力的结果通常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相信进步总是令人满意的就像一开始抗拒它一样荒谬可笑。因此评价的标准很重要。要通过系统而非单独的领域、通过每一个人的参与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具有较丰富体验的人，以及能够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看待自己专业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具有冷静平和的智慧，而这些人比较可能是在年龄上属于“老年人”。（希斯赞特米哈伊，2015: 305～312）

当每个人或机构都重视、讨论创新的时候，创新经常会失去了“与众不同”的一面，成为不得不做的工作，创新的结果也变得千篇一律。此时，原有支持创新的理由都可以作为反对创新的依据。

三 社会创新：思维、创意和过程

（一）社会创新思维

在众多的思维方法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收敛思维、发散思维和横向思维。创新性思维的形成需要方法论的引导。经常用到的创造性思维方法有四阶段法、阿马布勒法、奥本斯-帕内斯法、设计思维法等。

在杰夫·戴尔对来自75个国家的500多名创新者和5000多名主管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杰出的创新者经常使用的技能有四项：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这四项技能均是产生联系性思维的基础。创新思维的产生可以通过四种行为进行联想而产生：发问、观察、交际和实验。但如果你陷入例行公事完成好当前工作的思维定式时，就不可能有所顿悟。（弗尔、戴尔，2016: 55、59）

在进行这四种行为时，广泛搜索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跨国家、跨行业、跨公司、跨技术、跨功能等来寻求想法。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通过“美国偶像模式”利用组织内部的创意管理系统捕捉洞见，然后利用一定的工具和框架选出有利于创新的洞见。（弗尔、戴尔，2016: 61～66）

发问可以启发创造性的见解。爱因斯坦曾多次重复：“要是我问了正确的问题就好了……要是我问了正确的问题就好了。”他认为问题的形成往往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也提到：“最重要、最艰难的工作从来不是找到对的答案，而是问出正确的问题。因为世界上最无用，甚至是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虽然答对了，但是一开始就问错了。”发问对于创新者而言不应该是一种时髦的智力练习，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学会用“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如果……会怎样”等方式强化对解决问题的思路设下限制的同时再去除限制。问题是激发创造性想法的关键催化剂（戴尔，2013: 53～67）。

创新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能量与存在方式，这需要转变心智模式来接受创新。关于创新的书籍和创新培训中经常讲到心智模式、思维模式的转变，但是在实际的创新思维、创新设计中经常又返回到思维的层面，在心灵层面、意志层面的讨论与渗入就非常少了。尤其是在方法论角度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何在创新方法论角度奥托·沙默能成为大师的原因。他强调向内学习，打开思维（mind），打开心灵（heart），打开意志（will）。而这绝不是创新培训中的游戏、工具所能实现的，当强调右脑思维与左脑思维、全脑思维的时候，心灵和意志作为最重要的创新体悟的源泉就消失了，内在的生发就不会产生，而停止于头脑风暴、思维转换的层面了。

因此，可以通过不断的提问、引导对方进行快速思维的回答以实现即时的体悟。进而将一场单向的对话转变为产生创意的过程。

友成基金会作为平台机构，每一个员工都会接触不同行业的人，在这里需要提醒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将对方看成伙伴（资源）还是看成思想的沟通者？如果是前者，那么你不会获得任何创意的产生，如果是后者，那么请做好第二问题的准备；第二，你是否带着问题去与对方交流，并能够提出正确的问题？

（二）创新之源

友成基金会的创意如此之多，都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王平理事长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力的领导人下命令后大家就都会苦思冥想、创意涌现么？

答案肯定不是。创新具有如此之独特的特征，任何领导人、专家、权威既不能指派任何人去创新，也不能拟定一套“科学的”模式去规定创新，任何人也不能按照命令去完成创新，计划好的创新是不可实现的或者一定只能是个案。无论是事物还是社会、经济本身，变化是永恒的。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办公室内的一条标语上写着：并非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可以量化，并非所有可以量化的东西都重要。正如3M公司在2000年从外部空降的CEO引入了“六西格玛”改善流程，使得整个公司运行产生了巨大的张力，直到2005年新的CEO就任后开始改革这种不适合创新的评价体系：创造发明本质上是一个无序的过程。你不能把“六西格玛”用于这个领域并认为自己就此能操控创新，谁都不可能说，我打算星期三想出三个好点子，星期五想出两个好点子。创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理查德森，2014: 277～278）。

但不可否认的是，“系统的创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组织地寻求变化中，存在于对这些变化本身可能提供的经济或社会创新的基于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中”。成功的创新家不会坐等“缪斯垂青”并赐予他们一个好主意，相反他们努力实干，试图创造价值、做出贡献。（德鲁克，2010: 31）

那么，社会创新的新想法和新思想都来自哪些主体呢？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创新能力，每个人也都会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唯一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以推动和实践社会创新为目标的组织，如何将能力与责任感激发出来。

首先必须要提出的是：创意与点子是不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有很多人点子多、想法新、思维敏捷，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也就限于此了，这些与创新没有关系。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创新家，最多是一个智多星、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而绝非作为创新过程的创意者。除非他们能够将这些点子、想法、思维在实践过程中去加以体验，并对外在于他本身的环境包括组织、社区或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等领域产生影响。

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将创意过程分为5个阶段。准备期，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沉浸在一系列有趣的、能唤起好奇心的问题中，这是一个发现问题而不是被提出问题的时期。酝酿期，在这个阶段，想法在潜意识中翻腾；你可能不记得中间任何有意识的思维步骤，但是你时刻在准备倾听“缪斯的声音”。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精神分析科学还是认知理论均强调理性在这时退居幕后，潜意识不再对联系进行审查，进行并行而非穿行加工。洞悉期，又称为“啊哈”时刻。这是讲一片片创意的拼图成功地拼在一起的时刻。评价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判断自己的洞悉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继续下去，这是一个最不确定、最没有安全感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接受同行反馈、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的时期；原型阶段，这是精心打磨原型的阶段，这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的阶段。没有1%，那就什么都不会开始；同样，没有99%，那就只有1%，需要用99%的汗水浇灌1%的灵感。在精益创业思维的引导下，要将原型进行不断地迭代以达到能够推向市场的、可能不完善但也是一种问题整体解决方案的产品。在这里，要注意“快速原型”与精益创业的结合，因为过于快速的原型设计往往忽略掉原型迭代设计原则进而寻求多重可能的解决方案，过早地进入实践状态，而这也会带来过早的规模化所导致的调整的灵活性的降低。因此在原型设计过程中也要遵守递归创新的方法，将原型分为理论原型、虚拟原型、最小化可行性产品原型和最小卓越产品原型（弗尔、戴尔，2016: 19）。原型是不完善的，低保真的，解决的不是全部的问题而是核心的问题，其目标是验证假设，而非创建第一代产品。由此，原型的设计也是一个多次试验以验证假设的过程。当然，也可以选择同时建立多种原型进行实验以测试哪个原型运行效果更好。

需要注意的是，在创新的早期阶段传统的方法如焦点小组、定量分析、概念测试等起到的作用非常小，甚至可能误导创新者。我们要基于目标群体和社会的需求——无论是他们意识到的还是未能意识到的形成好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包括客户洞察力、市场的不稳定性、竞争力和战略资产、行业传统观念、发现和筹划空白五种类型。（斯卡金斯基、克劳斯怀特，2016: 13～15）

王平理事长无疑是友成基金会最具创新力的人，那么我们来看一部分资料，一窥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她具备了如此创新功力：

 

在团委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独立的，给了我这样一个空间；

我的工作就好像空间太大了，自由度太大了；

在研究室十年觉得又是一个放羊的地方，我一辈子都是放羊的；

没有独立，你就没有自由。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成长空间；

思考是我的本质，思考是我的存在。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我特别同意。只要我睁开眼睛，我在喘气，我就没有一刻不在思考；

我认为我思想的开放度就是因为像雷达一样一直在捕捉各种我想要的养分，这种养分会最终形成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它不是刻意地指向某一个方向，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类别，某一个层次的，它是全方位的，全天候的雷达，此生就是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遇到的每一个缘分，不管是人，还是事，都是我学习的机会。

 

上述这些创意产生的基础看似非常容易，但必须基于三个前提。一是对于知识的积累，对诸多领域的发展都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由此能够寻找其他行业可重复使用的技术和零部件。二是跨界所形成的创造性张力，是通过对比各自的愿景、目标及实现方式等之间的差距而形成的，“大多数突破是在被认为不存在联系的信息中找到了联系。跨领域的和领域内的整合是创新的规范，而不是例外”（希斯赞特米哈伊，2015: 315），未来更大的创新一定发生在交叉领域。三是必须要有对新事物价值的判断能力，“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前提是能够识别机遇。所有的人都可以有创意的产生，但那些源源不断的、重要的创意的产生往往需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如果创意的产生源泉是多样化的，那么社会创新机构还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研发部门么？如果有，那么在社会创新的过程中，研发部门在哪个环节、创新的哪种类型上发挥作用？

（三）社会创新过程

这个想法我也有过，这个观点我提出过，这种方式我设想过……，如果是这样，最好把自己当做一个出点子者，或者拔高一下，称呼自己为思想家吧。但，你绝对不是一个创新者。因为这离创新真的还有十万八千里。“创新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是否新颖、巧妙或具有科学内涵，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赢得市场……企业家精神既非科学又非艺术，而是一种实践……企业家精神的知识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事实上，实践知识的内容构成主要是由目的来界定的，也就是由实践本身来界定的。”否则，这些创意只能属于创意历史的范畴，称为达·芬奇笔记本中的图画，而不属于创新史的范畴（德鲁克，2010: 102）。正如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老师指出的那样：“不能追求过于空洞的创新概念，而不能脚踏实地的实施。一些事情从第一天开始，只要一直做下去，总会成为一个标杆。但如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就是狗熊掰棒子，喊口号永远停留在喊口号上，没意义。”

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一般概括为几个阶段，这是因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这意味着，“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熊彼特：1990: 297）

大爆炸式创新理论将创新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奇点、大爆炸、大挤压、熵（唐斯、纽恩斯，2014: 74～75）。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友成基金会的成立及发展过程。

 

奇点。友成基金会是携带着社会创新这一“社会技术”进入这个领域的。它给传统公益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关于什么是社会创新并没有获得一致的见解，巨大的争议伴随着巨大的发展。友成基金会最初的实验是与英国大使馆进行合作进行“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

大爆炸阶段。最初的实验成功后，各种社会技术和商业模式迅速组成各种组合，尤其是当社会价值投资或社会影响力投资、公益创投、参与式资助等拓展生态系统的方式更为成熟以后，各种主体迅速跟进。如政府在这个时期几乎主导了公益创投，而参与式资助成为基金会转型为资助型基金会的重要方式，社会价值投资或社会影响力投资则将社会创新的领域逐渐拓展到投资领域。

大挤压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是相关联盟或标准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更多的社会技术、更多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将成为主流，在这一时期，任何一个机构都将以社会创新为目标，但主要以流创新为主。在这个阶段作为市场的社会创新领域在某些方面将达到饱和状态，如仅将社会企业看作社会创新的话，那么这个市场容量真的太小了。在更大的领域和范围内理解社会将使得这个领域获得更为广泛的发展。

 

上述几种创新的阶段在实质上是一样的，无论是大爆炸式创新还是网络的创新过程，总可以用最简单的阶段来进行简化分析。但是可以提供给以友成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创新组织什么启示呢？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必须注重美第奇效应。在思想、观念和文化的交汇点上爆发出灵感，大量差异化的甚至是对立的观念由于增加了概念结合的随机性和可能性而孵化出大量的新观念。美第奇效应经常发生在各种创意大会之上，如TED大会。TED之妙，在于组织者有意汇集各行各业的人才参与并发表演讲。在行业跨度如此之广的基础上，创新者才有可能将未被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戴尔等，2013: 32）。因此，友成基金会作为平台面向双面市场的话，如何发挥自身的类似于TED的角色和功能？

二是发明或创造、灵感的产生可以通过个人、机构的研发部门来实现。“为了利用有限的资金提升组织能力，社会企业家（创业者）必须着眼于构建一个内容丰富的社会关系和资本网络，开发各种关系，寻找富有创造性的利用有限资金提升组织能力的途径。”（魏-斯基勒恩等，2011: 16）

三是如何对整个团队进行创新的训练，构成系统的、涉及多学科的科学方法论系统。彼得·德鲁克认为创新的训练是一种具有诊断性的训练，是提供给企业家基于变化领域的系统化的检查。因此，系统化的创新就是关注创新机遇的其他来源。（德鲁克，2010: 32）

 

基于上述，可以将社会创新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创意/想法—原型—社会实验—扩散。

创意/想法是社会创新过程的起始点。上文已经讲到了创意/想法的产生，在这里再强调一次以突出创意/想法所赖以产生的基础：一是知识或经验的积累；二是跨界接触与碰撞；三是具有敏感性且具备判断能力。创意过程更多是循环的，不是线性的。其处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是包括一个深刻的洞见和无数小的顿悟的过程。（希斯赞特米哈伊，2015: 76、77、80、101）

经过多少反复、涉及多少循环、需要多少洞见，取决于在社会创新的四个过程中，在每一点上都要通过具体的工具和框架进行系统的思考，这是一种递归创新过程：在每一点上都实践整个创新过程。亦即，在每一点上都要对其他三点进行充分的循环。

原型是指通过设计将创意和其他资源共同形成产品的过程。这个产品可以是一种新的服务及其提供方式，也可以是一个组织，还可以是资源整合方式。在原型的设计过程中，0.8迭代是可选的路径：选择最能体现创意或社会价值最高的那一部分形成原型，即“最小可行性产品”。在原型的设计中，除了原型以外，还要建立推动原型进行下一步实现所需要的模型。这包括社会实验过程、团队、资源等方面。这将为下一步通过社会实验进行原型测试、原型迭代、团队和资源整合奠定基础，进而将学习过程纳入整个社会创新过程之中。

实验只识别出对成功起重要作用的关键假设，设计并有效进行试验发现未知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关键假设和未知因素进行优先级排序，进而确定创意、原型的优先序。实验的目的是学习而非收益（斯卡金斯基、克劳斯怀特，2016:112～114）。正如埃里克·里斯在《精益创业》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规范性的快速实验方法能够缩短实现某一价值理念所需要的时间（斯卡金斯基、克劳斯怀特，2016: 137）。实验的基本原则是要达到小而快速的迭代。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尝试在公司内部将实验机制化。他提到：“实验是创新的关键，因为实验结果往往不随人愿，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我鼓励我们的员工勇闯未知路，大胆进行实验。我们试着降低实验的成本，这样就可以做更多次实验。如果能够把实验的次数从100次提升到1000次，创新的数目将会大大提高。”（戴尔等，2013: 119）原型就是实验的一种方法，正如上面提到的，在社会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在每一个点上将其他三个阶段走完一个循环。

接下来就是社会创新的扩散。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社会创新过程是个分析的简化框架，在实践中社会创新过程绝对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空间立体的、迭代的过程。

四 社会创新：组织和领导力

（一）社会创新组织

社会创新型组织内部必须要进行深层次变革，要围绕社会创新的过程建立组织结构。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开放型、扁平化是组织结构需要遵从的原则。根据创新的特点及其形成、完善、实现的过程，组织结构必须扁平化。在这个扁平化的结构中，社会创新的有效性和组织性得到很好的平衡。“这个结构允许日常对话、思想、扯淡的混乱，然后又重新回到横向思维和有序思考，因为这个结构能保证我们不迷失自我。”（沃格尔，2016: 98）由此，组织员工在知道并尊重内部游戏规则前提下进行打破常规的工作。

如果将社会创新作为一个想法生发的过程，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建立自由、宽松的想法交流空间是必须的，这也要求社会创新组织的结构能够促进这个过程的实现。那么，一个组织要建立什么样的场域呢？

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组织里存在不同种类的想法流，并进而产生了多样化的从社区内外学习的能力。彭特兰将组织成员看作在想法的河流中航行的一群人。他们时而航行在拥有丰富想法的清澈的激流中，时而限于一潭死水或可怕的漩涡里动弹不得。这正是人类文明与猿类文明演进中的重要区别：人类偶尔会选择跳进另一条河流，与周围处于主导地位的想法背道而驰，通过从所处的社交网络与其他溪流交集的部分汲取想法，这些作为社会体系中的“结构洞”连接桥梁的人推动着创新的产生。这样我们就能够有意识地推断我们想要在哪一条想法的溪流中遨游。对于许多任务而言，快思考好于慢思考，在快思考时的瞬时判断更具有利他性和合作性。（彭特兰，2015: 41～47）

彭特兰从多个不同组织收集来的社会计量数据显示：创意的产生强烈依赖于两个过程：想法发现（探索）以及把这些想法融入新行为（参与）。在实验室和设计车间，低创意团队和高创意团队的区别在于团队外部的面对面探索模式以及团队内部的参与模式。在探索和参与之间的交替过程中能创建一个更为多样、堪当示范的经验库，从而增加创意产出。（彭特兰，2015: 94）

在友成基金会这样一个力图实现互动学习、追求集体智慧以实现社会创新的发展组织里，领导者在这方面可以做什么呢？彭特兰在对20多家组织的研究中发现，组织内部的互动方式往往能够解释绩效好和绩效差的组织之间为何会出现将近一半的绩效差异（彭特兰，2015: 103）。如果说创意是通过互动、学习、集体智慧得以生发的，那么很明显，友成基金会的领导者非常重要的职能是塑造适应组织使命和愿景的想法流模式。在访谈的时候，王平理事长提出了对现有团队的些许担忧，尤其是当她已经萌生退意的时候。但，王平只有一个。在一个组织的新老领导者交替的时候，已经在很多公司出现的、经常的失败是找到了这么一个领导者：他和上任领导太像了。因此，如何在创始人的卓越成就、些许失败甚至是有些争议的做法之上，提取组织精、气、神，继续沿着组织创始人所提出的使命前行。在未来十年，基于友成基金会的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期望王平理事长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建立最适应组织发展的信息流模式：将探索与参与变为协调创新行动。友成基金会应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组织：同时增进外部的探索与内部的参与。这也是一个社会创新实验的过程。

（二）社会创新家和社会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社会企业家本质上就是社会创新家。社会创新家作为一个人，有什么特质？

不同领域的创新家通常被认为是古怪的：思想跳跃性强、孤独、骄傲，总是和几乎所有人保持着客气的距离。社会创新家给人的印象经常也是这样的，在某些方面更甚。这是从特质上进行分析。之后学术界转向从心理学进行分析，但仅仅是心理的因素也非常难以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创新家的研究开始采用系统的观念、运用综合的研究方法从文化、家庭结构、性别等角度进行研究。将个人特质、心理、环境、社会资本等角度纳入对于创新家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分析创新者的研究有三个分支：创业的结果，主要是探讨创业的影响和结果；创业的原因，主要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创业和创业家；侧重环境综合分析，如个体客观特征、创业管理等综合因素。（魏-斯基勒恩等，2011: 9～10）

王平理事长在接受访谈、口述、讨论的时候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孤独。孤独是有限注意力的结果。这种注意力使得创新家们必须将全部的注意力在某个阶段甚至是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投入某个领域、某件事情，扎根、透彻理解、面向未来，进而做出创造性的变革。作为一个社会创新家，社会创新的引领者，必须能够遇见正在生成的未来：“作为领导者，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必须要有冠绝群伦的远见卓识，因为领导者是要实现远大抱负的。”（德鲁克，2009b: 15）社会创新家与参与社会创新机构的管理者或某个社会组织的领导人是不完全一致的。参与社会创新机构的管理者如果仅仅是完成既有的管理职能，某个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如果不具备某些特质如创造性、远见等，那么均不能称为社会创新家。

除了具备一定的特质或能力，要成为社会创新家就必须采取行动，全身心地投入，既不寄希望于自身的天赋、特质或能力，也不寄希望于别人的培养，而是在实践中自我成就。社会创新家具有不同的能力。尤其是当企业追求的是效益、非营利组织追求的是正义和福祉时，社会创新家必须二者皆追求。对于他的评价既不能像企业那样单纯用盈利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采用非营利组织那种多面向的利益相关者的平衡与统筹兼顾的标准。相较于企业，非营利组织领导能力的平庸会立即暴露出来，这是因为有一系列的标准，必须综合考虑评价业绩的一系列标准（德鲁克，2009b: 13）。那么对于社会创新家而言，对他的评价标准的复杂性和难度并不是仅仅将双重底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简单相加即可，而是遵循相乘甚至是幂次法则那样的复杂化，尤其是将环境、组织发展的时间变量考虑进去的话，这个体系就像四重积分那样复杂。

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认为，如果对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深层人格进行分析，基于创造力是复杂系统的因素，因此很难用单一的视角或工具进行分析。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指称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的人格，那就只能用“复杂”一词。这类人多种多样的性格是成熟人格的标志，但复杂并不意味着平庸或平均，它并不是处在两极之间的某个重点的位置，而是他确定知道这两个极端，可以根据情境的需要从一个极端转变为另一个极端，而中庸之道是他选择的默认位置。对他来讲，相同强度的两个极端可以同时体验而不会感到内在的冲突，可以彼此很好地融合。

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与早期对商业企业家精神研究一样，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杂货铺”。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仍然显得过于稚嫩。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虽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但是直到2007年尤努斯因格莱珉银行成功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这个领域才成为研究的热点。就像约翰娜·梅尔和马蒂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目前对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是“解释、预见和乐观”的联合体，由于各个学科之间的研究范式差异及所关注的重点不同，每个定义仅关注到这一现象的不同方面，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还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清楚的概念（莱特，2011: 3）。目前，人们对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目标有一个总体共识，但是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潜在假设和实现路径仍各执一词。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目标基本上认同以下观点：社会企业家精神必须通过创造社会价值，引发系统性的社会变革，开创新的社会均衡状态，或兴起突破模式的变革，来改变现状。（莱特，2011: 4～5）

这就是为何友成基金会一直提“新公益”、社会创新、跨界、参与式资助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繁荣、财富的积累，新兴慈善家和越来越多的掌握技能、拥有创业才能的人进入社会部门，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新的资本、管理技能和人力资源，还是促进创新以实现更大社会影响的动力。而这一定会对传统社会部门的工作方法的效果和效率赋予更多的关注，以及提出对组织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问责的要求（魏-斯基勒恩等，2011: 3）。这应与友成创始人王平理事长——在政府部门和企业均有长时间的实践——刚开始进入非营利领域时是一样的感知。这也是友成基金会之所以提出“新公益”理念的由来。“新公益”的理念秉持了这样一种系统性、跨界和创新的想法：在解决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仅仅有社会组织是远远不够的。所需要的想法、技术、运作模式往往不存在于社会领域之内，而更多创新解决的想法和技术应是来自公益领域和社会技术之外，因此必须将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和技术引入公益慈善领域之中。

友成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就倡导参与式资助的理念，这种理念是社会公益创投的理念。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公益创投和高度参与的公益开始出现。这是一种陪伴式、介入式的资助方式，其资助不被看作捐赠而是投资，其回报是非营利组织在能力、资源、治理等方面的综合提升。正如风险投资一样，社会公益创投者并不是捐赠—问责这样的简单方式，而是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到对公益事业的支持上——不仅提供资金，还提供其他资源、技术、网络等，进而通过增强非营利组织践行使命的综合能力来有效提升资金的使用效果。

非营利组织之间、非营利组织与企业之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社会企业联盟，甚至是跨越所有部门在非营利组织、政府和企业三方之间形成联盟，最近几年越来越普遍。“社会企业有很多机会可以调动组织边界以外的资源，来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不是仅仅通过组织本身的努力去创造价值。跨组织建立网络来创造社会价值，是为社会企业家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战略，因为创造社会价值的宗旨并不要求一定只要在组织边界内创造价值。”（魏-斯基勒恩等，2011: 26）友成基金会2016年发起成立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在开始阶段就投入1000万元来打造联盟，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以及动员其他资源方共同来支持，体现了对联盟的信心、耐心和决心。对于友成基金会而言，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是其创造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并期望这种方式能够提供系统的、综合的解决手段。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自动议以来有过很多的参与者，最终聘请了白虹担任秘书长，她既有金融公司、跨国公司做商业联盟的工作经历，又自己成立了一个跨界公益平台。

必须让所有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会员和参与者充分认识到联盟所有价值，必须创造一种使他们充分参与、合作的机制，不能使联盟仅仅成为信息的获取来源、资金的可能来源地、身份的象征这样一些机会主义者的聚集地，如果是那样的话，联盟就将成为其他组织只注重实现自身使命的工具，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公地悲剧”。因此，联盟的每一个核心参与者必须视联盟为其自身组织完整战略的有机部分。这有赖于联盟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以合作伙伴的身份来管理伙伴间、伙伴与联盟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可以满足所有参与者的所有需求。

古罗马人发现，即使最大花岗石或大理石厚板，仅仅用水和几片木头就能把它们劈开。如果你发现一个裂缝，然后用撞锤将木头紧紧地嵌入，加水之后木头就会膨胀，最终撑开石头。克服阻力并不是要推翻现有做生意的方式，技巧就在于找到墙上的裂缝（夏露萍，2014: 198）。

这里的问题是：社投盟何时找到墙上的裂缝？让我们拭目以待，期望尽早出现，如果那样的话，社投盟就会从流创新转为源创新。

友成基金会的十年发展告诉我们：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说，企业家精神应该是风险最低，而非风险最高的方式”（德鲁克，2010: 25）。“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其他人了解的事情，便无法进行创新；但是一个人如果对现有的知识没有感到不满，摒弃它以寻求更好的知识，他也不可能有所创新。”（希斯赞特米哈伊，2015: 86～88）只有这样，他才有能力和动力去发现问题，如果不能发现问题，那么也就没有创新解决问题的下一步。因此，“大多数伟大的变革都具有达尔文的成果的特点：在产生问题的情境中，伟大的成果更倾向于回答被发现的问题，而不是被提出的问题”（希斯赞特米哈伊，2015: 93）。这意味着社会创新家对领域的纵向研究以及其他领域的横向发展具有深刻的认知与分析。“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具有‘风险’，主要是因为在所谓的企业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大多数人缺乏方法论，违背了基本且众所周知的法则。”企业家不是“冒险家”，他们都设法确定必须承担的风险，然后尽量将风险化解到最低限度。他们不是专注于冒险，而是专注于机遇，而不是孤注一掷者（德鲁克，2010: 25、125）。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评价社会创新家及其所在组织的影响？

社会创新家要关注于社会变革和突破，增进社会价值，更有效地满足社会的长期基本需求，其必须创新分配资源，同时，又必须经常调动组织边界以外的资源来创造，很重要的一点是其价值的经济、社会属性以及评价工具的确实。友成基金会已经在用“三A三力”来测评组织内部的绩效，目前来看“三A三力”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但还需要进一步量化，尤其要注重参照系的建立。

五 社会创新：战略、管理、营销和扩散

（一）何为战略

20世纪70年代以来，波士顿管理公司提出自己的战略概念，迈克尔·波特教授进行深入的战略研究。但这些战略规划理论和工具均源于传统的管理理论，其出发点在于成熟组织试图在相对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各项优化。但现有的各项研究已经表明，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规划根本不起作用（弗尔、戴尔，2016:XVI）。社会创新天然所具有的面向不确定的领域、对象、市场，使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拟定战略更具挑战性。“仅凭路线规划，你是不会抵达斯里兰卡岛的。你必须真诚地希望自己能抵达其他地方，然后意外地迷失了方向，才能到达斯里兰卡岛。”就像当年王平理事长要成立职业教育基金会或专项基金一样。意外收获让你惊喜的不仅是一种机遇，而是这种发现对你很有意义，它连接了你之前的很多创意或思考，“它验证了你的灵感，或者为你打开了一扇近在咫尺却被你忽略的门”（约翰逊，2014: 102）。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划时代科学史著作中提到，科学突破之所以发生，新的改进理论之所以出现，都是因为有研究者对世界观察入微，提出并解释了一个异常的事例。

正是因为有行业的分工，亦即每个组织均应找到自身的生态位，组织战略才具有了意义。恰恰是因为有组织战略的存在，组织才能区别于行业内的其他机构的特质，并由此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力。过去经常的做法是运用最先进的方法，通过行业分析、预测未来来拟定组织的长期战略。数字化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时代如果还是这样来拟定、实施战略那么结果就只有一个：组织崩溃于战略。在当前时代，重要的是战略要不断地调整、应具有实时性，做到这个的唯一方法是掌握方法论，而不是去制定一个确定的战略进而通过精益的管理、专业的技术予以实施。也就是，战略必须是具有弹性的，需要不断地运用方法论进行讨论、调整的。

彼得·德鲁克认为任何组织的战略步骤都是基本一致的，包括如下五个部分：一是目标必须明确；二是必须为每一个目标群体制订一个具体的营销计划，并以实际的营销措施来贯彻落实；三是设计一系列的交流沟通和培训；四是需要充足的后勤保障；五是了解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措施（德鲁克，2009b: 50～51）。战略的实质是采取行动——将使命、目标和市场整合成一个有机的行动——以及把握适当的时机（德鲁克，2009b: 78）。所谓的创新战略就是将好的创意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意愿和能力。这种行动在开始的时候必须是实验性的、迅速迭代的。

迈克尔·波特建立了五力模型分析竞争力量如何塑造战略。这五种力量包括：现有竞争者、买方议价能力、新进入者的威胁、供应商议价能力以及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波特等，2016: 47）。战略就是以一系列与其他公司不同的经营活动，创造出独特而极具价值的定位。其本质是要选择不同于竞争对手的运营活动。战略性竞争可以看作一个发现新定位的过程。战略定位有四个明确的来源：基于品类的定位，基于产品或服务多样性的选择，基于需求的定位——满足特殊客户群体的需求即目标细分客户，基于接触途径的定位——基于用户地域性或规模。这四种战略定位来源相互之间并不排斥，而是经常存在交集。（波特等，2016: 12～18）

最终，战略的定义就是：在企业各项运营活动之间建立一种配称。企业的挑战就是要聚焦于自己独特的核心，并让企业所有活动都与他关联。领导者的管理职责不是仅仅服务于每个独立的部门，而是关注战略：定义和沟通公司的独特定位，进行战略取舍，同时在公司各项运营活动中建立起配称。（波特等，2016: 33）

上述的分析均能逻辑自洽，听上去也非常激动人心。对于社会创新战略的拟定而言具有参考性，但肯定不能照搬。必须首先分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他们所讲的是在工业化社会已经比较成熟的或大型的机构的战略拟定方案，但当今社会的只有一样是不变的：快速的变化。那个时候的战略拟定出来可以用十年甚至是更久的，但现在的社会一个战略可能一年后就面临着过期的危险，原有的10/10规律可能变为1/1规律。

二是，其战略针对的是一个变化极为缓慢的需求和市场，稳定性较高；而社会创新领域的不确定性是叠加的：既要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及需求，同时社会创新在很多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面向什么样的环境、需求、目标人群、市场。

三是，不同阶段的社会创新机构需要不同的创新管理模式，初创期和成熟期组织的创新管理手段肯定是不同的，不能将一套规则用于完全不同的阶段对创新管理的需求。

四是，对于企业创新而言，往往在产权保护等方面享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但是对于社会创新而言，这种支持性制度仍然处于近乎缺乏的地步。

五是，对于采用不同定位的社会创新机构而言，其所采取的战略也非常不同。定位为社会创新引领者的机构与定位为一般创新者的机构其战略肯定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创新机构并不需要拟定战略，也不需要进行创新管理。上述所阐述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战略思考，以更好地针对双重不确定下组织的发展路径。

（二）友成的战略

友成基金会的战略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生态位，二是独特性。其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甚至是多重叠加的。

一是，友成基金会已经走过十年，从一个初创机构成长为社会创新的代表性机构。一个初创机构就是一群有共同愿景和使命的人在一起规划并实现未来。对于这种新的机构而言，最重要的力量是新理念、新思想。这个时候只有规模比较小才会更容易具有灵活性，才能获得创新所需要的思考的空间。但是这种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弱化，除非付诸实践。当友成基金会走过十年后，怎样保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呢？

二是，当一个机构既要从事社会创新服务，又要进行创新平台建设的时候，如何建立团队？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些均是重大的挑战。

三是，友成基金会的战略已经非常清楚了——人和平台，那么如何进行更为框架的思考是本节所要试图提出建议的。

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们先重温一下愿景的含义：愿景指引着机构应该坚守何种核心价值观及宗旨，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未来推动进步。精心构建的愿景由两大因素构成：核心理念和未来图景。核心理念定义主张的理念和存在的理由，它定义了一个组织恒久的个性，由核心价值观即永久信条和核心宗旨即组织存在的最根本理由组成，彼得·德鲁克指出，表现最佳、最具奉献精神的员工从根本上说是志愿者，因为他们其实有机会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别的工作中。“常胜不败的公司坚守恒定不变的核心价值观及宗旨，同时不断改变战略和商业实践，以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真正伟大的公司明白什么应该恒定不变，什么应该勇于改革；他们分得清什么东西真正神圣，什么不神圣。”（波特等，2016: 90～91）未来图景就是渴望成为、渴望得到和渴望创造的即需要通过重大变革及进步来实现的东西，其由一个长期的宏大、艰难和大胆的目标以及生动描述目标实现后的美好景象组成。切记，愿景的力量和作用在于指导和激励。

友成基金会的定位是社会创新平台。平台不仅仅是中介和渠道，也不仅仅是产品。当以组织或产品为中心的时候，其不仅视角受到局限，更重要的是其在不断强化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以及产品的完善以外，忽略了更重要的系统的其他部分。永远记住，社会问题永远是系统性的，解决的方法除了现在进入你视野的部分还有更多无形部分的存在，而你绝对不能忽视他们。

平台作为商业模式或运营模式，其最高成就“就是吸引外部公司（或者捐助者）投入到体现平台价值的商业活动中”（杜瑞，2016: 141）。在这里，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切勿假设现有的商业模式或运营模式适用于创新产品。

平台必须是开放的，平台的开放性意味着连接+开发、参与感、规模效益、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参与、更贴近的需求表达、粘性社区的形成等。

友成基金会的定位是社会创新平台，那么它必须了解社会创新生命周期的概念。当创新管理不断地产生问题，需要采用传统管理上的制度化、规模化、流程化、团队化等措施来应对的时候，意味着社会创新逐步进入成熟期。这时候作为一个以社会创新为使命的平台只能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在组织内部结构上区分创新部门和运营部门，由后者来承担已有成熟创新的发展问题；二是在管理上采用传统管理的已有方法，实现创新的外部化，将创新作为独立的机构来运营，或采纳平台上的创新实施者。

从人才战略上来看：一是在创新管理阶段，组织需要的更多的是“T型”技能人才，也就是说他们在某一特定领域有着深入研究，同时对其他很多领域的知识也有广泛涉猎，这样他们可以从创业者、创新者的角度看待问题和解决方案；二是当组织进入创新成熟阶段，更多需要执行层面的专业人才时，“I型”技能人才应该占据更多比例，以适应组织执行阶段的需求（弗尔、戴尔，2016: 195）。

即使试图去直接掀起颠覆性、革命性的系统变革，社会创新也最需要在整个体系中找到最柔和的变革切入点。尤其是社会创新者想采用颠覆的理念和技术去解决社会问题时，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公益慈善领域作为社会问题传统上的解决者，虽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却大部分都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这与社会问题的长期性有关。当时对于友成基金会而言，最好的进入市场的空间是寻找最小市场的策略——它也恰恰是这么做的，就是坚持从社会企业进行突破，不触及原有的公益慈善领域的运行，在迅速占据这一领域并建立品牌后，再将重点拓展到社会创新领域，推广现在的“三A三力”体系。

运营效益的本质是全面、持续、改善，没有取舍可言，必须实现最佳实践；战略的本质是独特、取舍、配称，不能分散力量和折中。当面对不确定的新兴行业或业务领域时，其决定性因素是必须寻找新的取舍，并建立起互补性的活动体系（波特等，2016: 42～43）。既然战略是建立平台，那么要对之前的所有项目进行分析，基于项目对平台建设的重要性进行分类，没有直接贡献力的可以让其独立出去，具有间接贡献力的可以暂时保留以观察其长期效果。目标只有一个：在未来，友成基金会作为生态系统的建设者，也只能发挥平台的作用，只能围绕这一件事情来进行。可持续的战略定位需要取舍，取舍的原因主要包括形象和名誉上的冲突、企业本身经营活动的要求、对企业内部协作和管控的限制。取舍往往是战略定位中最为基本的事项。不做取舍的企业永远无法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略就是在竞争中做取舍，其实质就是选择不做什么。（波特等，2016: 18～23）

“筹措资金的战略目的恰恰在于使非营利组织能够致力于使命，而不是本末倒置，让使命屈从于资金的筹措，这就是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现在把资金筹集（fund raising）改为资金发展（fund development）的原因。基金筹集意味着由于资金需求巨大而端着碗钵四处化缘，乞求施舍；基金发展则是创建那些支持组织活动并认为那是有价值的捐赠团体。”这意味着发展那些通过捐助来参与组织活动的会员关系网络（德鲁克，2009: 26）。也就是不是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募集资金的“赚钱”的组织，而是建立一个让所有人认为有价值进而参与的组织。借用爱因斯坦的话：“不要努力成为成功的人，而要努力成为有价值的人，”用企业的语言更为简单地来说，就是建立一个不是“赚钱”而是“值钱”的企业。那么对于友成基金会而言能够成为什么样的机构呢？借用上述，可以如此期望：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基金会，而要努力成为一个引领未来、拥有跨界影响力和共享价值观的机构。在这一点上，友成基金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考虑：已有的捐赠是否仍然来源于大额捐赠者？如果是，他们的参与度如何？已有项目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受益者持续地、高频次地参与友成基金会的项目、服务情况如何？当友成被认定为慈善组织并获得公募资格以后，群众基础如何建立？要注意的是，群众基础不仅表现在资金来源上更多地来自个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参与度如何。

许多实例表明，在延续性创新中保持领先地位（预先了解哪些信息是已知的，哪些计划是可行的），这并不会对市场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在这里，技术的跟随者能够表现得和技术领先者一样出色。但就是在面对破坏性创新时（你会发现你对这一市场几乎一无所知）先进入市场的企业可以建立起巨大的先发优势。这就是创新者的窘境（克里斯坦森，2014: XXII）。对于友成基金会而言，公益市场的社会技术由于是开放性的、不具有保护期进而得到专用地位，因而其即使先进入社会创新领域，也未能有效建立先发优势，在一段时间内面临着“双重窘境”。即，创新代价由其来承担，但是创新的成果不能由其专享，甚至是刚产生创意的时候就已经被拿走了。

友成基金会作为一个创新平台要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呢？可能的答案包括以下三点。

鼓励冒险，一定意义上是容忍甚至是鼓励失败，尤其是作为社会组织而非企业（社会企业）形态进入到社会创新领域的时候，经常是不能明确区分成功与失败，但如果效果不能量化，那么最后这个组织或项目一定会处于平庸的状态，即总能立于不败之地，但绝对不优秀，更谈不上卓越。

对社会创新的热衷，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社会创新进行阐释，让一切可能参与的、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不同类型的机构和个人参与进来，多元化、差异化应成为重要的特征。

开放性与生发性，对社会正义、社会责任的追求，在共同的愿景指引下，强调平台的开放性以及平台参与者及其相互之间的生发，实现社会创新的“共和”。

（三）创新管理

管理能够使态度、价值观以及最终的行为发生深远改变，“是引导美国经济迈向企业家经济的一种新技术（而不是特定的某个科学或发明），它也将促使美国走向企业家社会。事实上，在美国和所有发达国家中，在教育、医疗保健、政府和政治等方面，进行社会创新的天地远比企业和经济领域要大得多”（德鲁克，2010: 15）。

如果说我们对美好未来社会具有确定的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社会创新所面临的问题是确定性的。对于不确定性问题，主要学科都已经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洞见和贡献，包括工程学的设计思维、计算机科学的敏捷开发、创业学的精益创业、物理学的主动学习和军事学的适应性兵力等。基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个人和社会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技术和自然技术的不确定性，其所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现在”。而这种不确定性既是社会创新机构得以成为伟大机构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对社会创新机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管理就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而这不仅需要在价值、组织、文化等方面进行变革性的转变，更需要新的工具、框架、流程以设计、验证使其得以有效实施。这些工具、框架、流程的目的不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是使社会创新的参与者包括个人和组织通过学习来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挑战。

从未来十年来看，友成基金会面临的挑战可能比过去还要大，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它必须在过去的巨大成就上再上一层楼，而往往在这个时候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效益却增长缓慢，应对之道只有一条：持续的源创新，流创新只会使友成基金会更为成熟、规模更大，而只有持续的源创新才能真正在边际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继续提升边际效益。二是，未来十年是建立生态系统的十年，这就不可能再向过去做产品或平台的时候那样去寻找最小市场，而是去创建，这种创建往往是在已有领域或行业的基础之上或不可避免地与既有的生态系统产生连接，这种连接不一定是竞争。三是，在未来十年，既要保证源创新，又要保证流创新，组织结构和不同的管理系统的建立与良性互动是需要慎重决策并实施的。四是，在未来十年，社会技术和移动互联技术将极大发展，如何建立社会技术体系和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也是巨大的挑战。挑战虽然巨大，但这是通向伟大基金会必然需要经历的磨炼。

虽然面对的是双重或多重不确定性，但是既有的管理方法仍然可以借鉴和使用，尤其是当友成基金会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时候。弗雷德里克·泰勒于1911年出版了管理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科学管理原理》，提出任务标准化、工作标准化、责任制和劳动分工制的管理原理，这对20世纪新兴工业公司产生巨大影响，对公司有效保留客户提供了指导。泰勒由此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这对成熟公司的运行而言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们遵循的是商学院的管理理论——旨在解决低度不确定性问题，而不是创新学院的管理理论——旨在解决高度不确定性问题（弗尔、戴尔，2016: 31～32）。那些导致优秀企业失败的决策，恰恰是在领先企业被广泛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时做出的。其良好的管理正是导致领先企业马失前蹄的主因。因为这些企业倾听了客户的意见，积极投资了新技术的研发，以期向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因为它们认真研究了市场趋势，并将投资资本系统地分配给了能够带来最佳收益率的创新领域，最终，它们都失去了其市场领先地位（克里斯坦森，2014: Ⅺ）。良好的管理是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但是并没有错误一说，因为在这个时候管理者只是遵循了本已存在的，也应该遵循的游戏规则。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创新机构中，如果现有业务已经足以维持组织的运转和声誉，那么再进行社会创新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组织管理方面的挑战，因为成熟机构更需要一个职业化、流程化的管理，但这种管理往往对进行社会创新产生了巨大的阻力；二是在新的领域或业务上进行创新尤其是颠覆式的创新，一旦失败就将承担巨大的声誉损失。这种阻力就像创新型组织刚成立聘请职业经理人一样，会在组织内部产生巨大的分歧和冲突。那么友成基金会作为一个以社会创新为目标的机构，如何在组织层面上保证创新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颠覆性的社会技术所导致的创新呢？可能性的选择有两个：一是在组织内部建立专门的创新研发机构，与现有的专注于流创新的职能部门予以区分，并运行不同的管理、激励机制等；二是让那些更具灵活性的小机构尤其是在友成所建立的平台上的机构进行颠覆性的社会创新，让那些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为颠覆性的社会技术而欢欣鼓舞的小型机构来负责实施，并建立切实有效的、能够彼此均获得收益的合作方式。

在组织内部进行创新管理时，当场域建立起来后，任务分工和开展就要选择适宜于创新的形式。不同职能部门、外部利益关系者等均应有效参与进来，对任务进行“并行生产”，或称为企业网络、多重任务处理。当感觉组织的执行力不强的时候，不要着急改变组织架构，而是要先审视一下这两点是否已经做到：分权——包括建议权、决策权等，并明确责任，确保必要的信息自由、全向的流动。战略原则是一个易于记忆和实践的短语，它将公司的战略改成其独特的本质精华，这样一个精心设计、巧妙实施的战略原则能够在组织内部有效进行沟通并帮助公司很好地把握平衡。其能够同时做到：保持战略重点，授权员工进行创新和勇于承担责任；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针对客户偏好中的微妙变化创造出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波特等，2016: 232）

友成基金会要足够大，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有效地汇集资源，进行新的创新链条和网络的尝试；友成基金会要足够小，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灵活性，创新才会更多地涌现。

目前友成基金会已经逐步推行流创新的外部化：“社投盟”、“路人甲”、“三A三力”评审系统的外部化、创业咖啡等；但是还有一条是，如何将平台的生发形成源创新的内部化。

在这里，强调一下作为平台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创新周期。

社会发展和社会创新的周期（社会周期）是什么样的呢？社会周期和经济周期是否是同步的？有无必要将社会周期和经济周期加以有意识的区分？“与其他长周期一样，这种转化并没有停留在技术一个层面，它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职业生活、商业模式、休闲方式和企业组织的结构与形态。”（史密斯，2008: 51）社会周期和经济周期一样，其意义在于打破我们惯常的思维，认为社会变迁的速度在一段时间内是递进的。社会变迁是周期性的，因此各个周期的特征是不一样的，社会创新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熊彼特强调说创新的扩散是不平均的，恢复期开始时，只有极少数企业和个人会独具慧眼，推出创新。进入繁荣期时，许多公司才会跟随那些已经成功的开拓先锋。成熟期时，扩散就从产品转到工艺。”（史密斯，2008: 51）那么友成基金会作为平台处于社会创新周期哪一个阶段呢？如何精确地把握时机适时进入另一个社会周期并继续引领呢？

持续的社会创新有四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一是共享价值，即每一个参与持续社会创新系统的人和机构均是事业的合伙人，而不仅仅是工作或项目上的合作方；二是共享成果，每一个参与的人和机构均能从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中分享成果以利于自身的发展；三是网络、信任的产生，基于共享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往，生态系统中的人和机构之间建立起黏性强、信任度高的社会网络，从而减少成员中的机会主义者，真正做到系统的大而强；四是作为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发起方自身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能力。

在最后一个要素中，由于友成基金会是一个公益机构，因此其关键点在于：一是筹集足够多的资金；二是快速建立生态系统；并基于二者相互促进来推动基金会共同的发展。这就需要对捐助者和受益者的需求进行分析和满足，同时也要分析友成基金会能够从二者身上获得什么。

如果参考商业公司的估值模型，那么友成基金会进行私募融资其市值将会是多少呢？采用何种商业模型对其进行估值呢？采用公益产品模型或社交网络、生态系统模型进行估值，其市值将会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无论友成基金会的公益产品或服务做得有多好，其他从业者总会赶上或超越，而对于受益者来讲，其对于这些产品或服务的细微差异并没有那么强的敏感性，由此受益者只是一次性的参与者。即使友成基金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属于长尾理论曲线尾部的产品或服务。而只有将所有这些产品或服务放在生态系统的角度去考量其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里，不同的产品或服务对于友成基金会而言才有了不同的意义，才会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需求、生发新的理念进而形成新的创新空间、环境甚至另外一个全新的系统，这才是可持续的社会创新系统。

1944年，有两位学者各自出版了一本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西方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经典著作。一本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1997），一本是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以及苏联的解体重建了哈耶克的名望，其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不仅占领了世界经济理论和思想阵地的“制高点”，也成为美国、英国等保守主义政府执政和施政的基本理念。哈耶克在很多实行中央经济计划的国家中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被很多西方专业经济学家视为“行外人”。但“在中国、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知道哈耶克的名字和了解其学术观点和经济社会思想的人，可能比在西方国家中还多”（哈耶克，1997: 9）。

《通往奴役之路》全书的观念和意志围绕自由主义展开，强调维护个人自由、解放个人创造力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而不在于描述出一份有关合乎我们愿望的未来社会秩序的详细方案。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性问题，使得波兰尼的学说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诚如《新西方论》里所介绍的那样：“在2012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一个灵魂游荡在这个精英聚集的大会上，他就是著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记录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深远影响，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经济、政治及社会危机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如今，在一个新的经济大萧条剧痛期，波兰尼的作品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波兰尼，2017b）

波兰尼在《巨变》这本经典著作中的核心观点是：纯粹的自律性市场是一个乌托邦。其所蕴含的社会体制是全然空想的。“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是，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哪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最终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

尤努斯说过，“人类是多维度的，即使经济学家并无理论来解释这种多维度。他们抽出人类习性的一个维度，就试图来解释我们的各个维度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基于一个前提就创造出了一整个系统以及一系列系统性问题也是错误的。这无视人所以为人的核心。”（夏露萍，2014: 189～190）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建立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系统性体制之上，而不可能建立在单一的经济体制之上。这样，“自由不再是在源头上就已经被污染的少数人的特权，而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远远超出狭窄的政治领域，渗透社会每一角落”（波兰尼，2017a: 348）。

但是，过度强调“经济人的末日”和过度赞扬“社会人的未来”一样属于神话。贬低和崇拜一样不可取。政府的公权力与管制是必须的，但也是要通过法治手段予以限制的。无论是市场社会还是社会市场都只是手段，脱嵌永远不可能，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但脱耦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市场从社会中脱耦造成经济的暴力，还是社会从市场中脱耦形成社会狂热和公权力暴政，都是失去了我们的共同目标：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我们对未来美好社会持有确定性的态度，但是不预设实现未来美好社会的路径，尊重每一种可能性。对于未来美好社会我们不强调预测性，更强调在基于个人独特性基础上，激发出人们对于善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强加的或靠宣传得来的，而是在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慢慢生发。

静态的视角和非时间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于人与社会发展某一方面的规律进行纵向认知，动态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进行人与社会发展的横向思考。无论哪一种视角，由此形成的研究方法、结论均具有实践意义。在很多时候，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事实判断和选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创新作为人类社会动态平衡的手段而存在：因静态的、非时间的纵深而使得创新具有了变革的意义，因动态的、历史的宽度而使得创新具有了系统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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