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了许多与传统农业自然经济相比不同的新因素。比如，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采矿业内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现象：对雇佣工人的使用。除矿业与冶金生产之外，绵与丝绸纺织业也出现了行业内部的产业资本所有者“机户”与各有专能的“工匠”也就是雇佣工人之间的分工。
雇佣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诚然，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早已有之，但到了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与传统迥异特点，就是区域性分工。这种分工刺激了商品的流通与发展，当今关内的一些主要的城市与经济繁华地区在明朝均已形成。以往以政治与军事为目的而建立的城镇与都会，到了明代大都以物资和商品流通为主，这当然与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是我国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例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变化与发展了的经济。明王朝的一项重大的国策改变就是“一条鞭法”的推行。晚明以前的赋税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多以实物或劳务的方式进行，各种名目的赋税与佣调，或者实物性的与劳务性的土地税与人头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实物与劳务税制显然已不再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一条鞭法”都将其一律折合为货币形式交纳，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这种赋税制度的改革是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适应，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赋税制度的货币化，是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明朝自建立以来，为了搜刮民财，一直禁止民间使用硬通货而强制流通纸币。但是纸币越发越滥，所以民间常常拒绝使用纸币而暗地里依然以硬通货流通，朝廷虽然三令五申也难以禁止。对硬通货的禁止使用限制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滥发纸币又进一步掠夺民脂民膏，这些对商品经济与社会生产都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然而，货币经济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人为的法令所难以禁止或强制推行的。纸币的强制流通必须以价值相当的硬通货作后盾，所以明代期间银的使用不但一直进行着，而且日益广泛，渐渐为法令所不能禁止，明政权也就不得不在所谓“折色”项目中有了“折色银”的规定。所谓“折色银”就是实物性地租可以折成银两缴纳。而“一条鞭法”施行之后，使银不但可以合法地在市场上流通，而且一切税赋都可以折合为银两。这就意味着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被彻底地承认。
对“一条鞭法”的施行，有的地方非常欢迎，而有的地方拼命反对，关键在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就越容易实行“一条鞭法”，而那些自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省份，尤其是北方农业区与经济落后地区，则极力反对“一条鞭法”的实施，这就说明了“一条鞭法”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生关系。
与“一条鞭法”相配合的是摊丁入地，政府对土地征税量增加了，拥有土地越多，纳税量也就越大，这就既促使了富者多卖田而经商，又阻止了商业资本流向土地，显然这项国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开始瓦解古代帝制的经济基础，使农耕自然经济受到工商业的挑战。当然这不是说明朝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但是货币可以作为一切财富的价值标准，使得金钱主宰一切的价值观有了现实土壤，这对古代帝制的意识形态具有根本性的冲击。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阶级结构的变化，必然促使自然经济的农业走向解体，而这种解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农业人口的下降，手工业无产者的增加以及商人势力的扩张。当然，晚明农业人口下降的因素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下，纷纷弃农经商，或者弃农做工，就是说，农业人口的下降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促使农业人口减少的原因很多，但“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造成农业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农业自然经济走向解体的先兆。而且，晚明时期，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雇佣劳动者，工钱用货币支付。这表明雇主的货币支付能力以及市场形成的规模，这二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
晚明期间的社会矛盾也显露出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情况，比如，苏州民变。其领袖人物葛贤，是一名纺织工人。为了抗税他领头罢工罢市，并聚众围逼织造衙门。后来官府出兵镇压，他又挺身而出，承揽全部责任，不连累众人，表现出最早的无产者领袖的英雄气概。当然，葛贤领导的苏州民变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斗争，更不是工人运动。因为他们既没有针对雇主剥削提出经济要求，更没有针对朝廷提出政治要求，只是因为当时负责征收织造税的官吏，横征暴敛，激起民变，所以苏州民变的实质是市民阶层的抗税斗争。但这次斗争无疑是在无产者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并且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的意义。因为专制制度对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取压制的手段，在经济上主要是通过苛捐杂税进行的。苏州民变表现出的反专制的性质已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农民起义。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势力必然随之加强，而晚明商人势力增强的特点已不再仅仅是财力的扩大和商人的数量增加，更主要的是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许多士大夫不再鄙夷工商业而纷纷从事之，甚至有朝廷官僚也经营工商业。文人经商并不一定就非得弃文，二者往往是并存的，士与商人两种身份兼而有之。同时，由于明朝科举制改革，对参加科举的人放宽限制，不再仅限于所谓的“良家子弟”，所以出身商贾也可以参加科举，并通过科举而做官。富也可以贵，因为，这些富家子弟一旦考取功名，便可以提高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由此，晚明出现了所谓的“儒商”也就是亦商亦士，亦士亦商的阶层。
晚明阶级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开始出现脱离仕途的知识分子，虽然数量很少，但毕竟有了新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有弃官务学的专业学者，比如《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有放弃王位，一心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朱载堉；有放弃科举从事艺术创作的祝允明、唐寅等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风气的变化，使艺术更具独立地位，艺术作品也开始成为有价物。那些“恃才傲物”的艺术家们虽然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但由于社会对艺术的需求，而且“物力丰裕”，完全可能赖以生存，这就为艺术家保持独立的人格奠定了基础。
文人经商会促进商业的发展，使商业活动更规范、更文明，使儒家伦理思想进入商业运作过程，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商业道德。然而，商品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却必然扩大其应用范围，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拜物教”必然会影响文人的心灵与举止，改变他们的理想原则。而以金钱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商品经济原则侵入社会精英层，使这些价值体系的承载者们在金钱价值观的冲击下，陷入价值迷失的困境。加上整个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读书务学，求贤成圣的传统理想已经显得迂阔。古代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除了作为科举的工具价值以外，已经基本失去了精神凝聚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开始逐步走向解体的路程，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已不再居于统治地位，思想界可以听到市民和商人的声音，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从景泰年开始，明政府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居然实行所谓“纳监”的经济创收政策，只要向政府缴纳一笔钱粮，就可以进国子监读书，出监后就可以当官。这条政策实行之初，还有个限制，即只有秀才可以纳监。可是秀才中有钱的人太少，所以后来这个限制也被取消了。新的政策规定，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够加倍缴纳钱粮，就统统录取为太学生，这些人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作“俊秀子弟”。国家实行这种政策时，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明史》卷六十九），可是财政困难使政府顾不上这许多了，终于使纳监成了一种与科举并行的制度。
由于有了钱就能买到官做，读书不再是实现理想与自我价值的唯一出路，在金钱的力量面前，知识分子感到一种失落。读书不再那么神圣而令人钦慕，知识在人们的心目中发生倾斜。再加上官场倾轧，考场黑暗，读书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成功者永远是极少数，大多数人皓首穷经，清贫一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丧失理想原则，金钱的力量便会畅行无阻。
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作为资产者或市民阶层思想表现的重商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抬头，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思潮的左右之下，开始为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做论证与辩护，就连王阳明也说：“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王阳明全书》卷二十五）朱国桢说：“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也。”（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不但认为商业为本，而且对随着商业发展而产生的奢侈靡华的社会风气居然也有人为之辩护，从传统观点看所谓的“奢华”却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因素，同时又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随着商业的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当然就有了为商人说话的代言人，比如明人张瀚曾任南京工部主事，兼摄龙江上下关榷务，他出身于商人世家，其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商人的利益，他说：“至于中国商贾之税课，虽国用所资，而多方并取，亦所当禁。盖以各处商人，所过关津，或勒令卸车泊舟，搜检囊匣者有之；或高估价值，多索钞贯者有之。所至关津既已税矣，而市易之处，又复税之。夫以一货物当一税课，有羡余，有常例。巡栏之需索，吏胥之干没，不胜其扰。复两税之，贾人安得不重困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作为朝廷官吏，他并不反对纳税，并认识到税是“国用所资”，他主要反对的是“多方并取”，这样必然会扼杀工商业的发展。张瀚所言虽然是为了明朝政府的长远利益考虑，但客观上的确是在为商人的利益说话，表现出与苏州民变基本相同的倾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与货币作用的日益强大，社会风气便日渐发生变化。自正德与嘉靖以来，人心不古，江河日下，这似乎是一个千古不绝的咏叹。晚明也不例外，而且更有过之，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王朝走向覆灭，而且是一种新型社会有可能出现的预兆，所以才会有“人情以放荡为快，民风日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八）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是典型的人本主义兴起的表现，完全可以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肉体生命的价值否定对神的崇拜，以此岸世界的生活，否定彼岸世界的信仰的人本主义相媲美。
晚明思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普遍的价值迷失与人欲横流，新的经济因素并未能直接导引出新型的社会理想与新的社会风气，却是弥漫于整个社会各阶层间的奢靡与腐败。不过，在这奢侈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却表现出一种对情感的推崇，被称作“尚情”。这种思潮虽然一时还导引不出新的社会理念，但是，却为一些迷茫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提供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对情的推崇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纵欲的极端，恰恰相反，将情置于无上地位的几位艺术家与思想家都试图通过情这一路径寻找其具有的普遍意义。比如，汤显祖的“因情成梦”，通过对梦境的虚构所表现出的对情的追求，表明他深切感受到理想的情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他深切地体味到情的个性特征与易变性，所以他要超越肉体而达到情的永恒。在梦中寻求情的圆满，说明在现实生活中真情沟通与交往的困难。然而，梦的虚构性与理想性，毕竟既超越现实又批判现实，这也许正是汤显祖“因情成梦”，追求情的普遍意义的价值所在。进一步表现出对超越肉体的精神意义的情的渴望与追求的，是冯梦龙的“因情设教”，他试图沟通情与道德的内在联系。冯梦龙心目中的情是万物生长的终极性根由，并且超越个体的感性存在，超越生死，具有实体性的意味。然而，冯梦龙对情的普遍意义与永恒价值的追求与汤显祖相比，却更具现实性。因为他以情为伦理道德教育的工具，试图改变晚明的社会风气。而傅山对情的追求似乎更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他将情爱升华为“一爱”。傅山的“一爱”有四层重含义：一是爱是专一的，只爱生命；二是爱是普遍的，是生命都爱；三是爱是平等的，因为众生平等；四是爱是永恒的，“矢死以一爱爱人”。
总之，尚情和追求情的普遍意义，是晚明思潮中重要的内容，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和现代意义。姜家君博士的论文《“尚情”思潮的生命审美研究——晚明人情小说的“理”与“欲”》不但支持和补充了我的观点，而且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切入，探索出一些前人很少关注的内容，并且形成了独具见地的观点，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潮在晚明演进过程的描述，对我国明代小说审美意义的探寻，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