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第一节 文献回顾

一 国外代际流动相关研究

代际流动研究的核心是考察父代和子代在社会地位上的传承模式、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以揭示父辈间的不平等是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下一代的。最早有关社会流动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索罗金的《社会流动》，但全国性、系统性的研究在二战以后才展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代际流动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长足进展。按照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的推进，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流动率分析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代际流动研究逐渐在各国展开，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代际职业流动模式有什么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程度有多大？索罗金并没有从社会的开放性角度对社会流动进行研究，这项工作是由Glass及其研究小组完成的，他们首次提出了与社会开放性密切相关的完全流动（Perfect Mobility）概念（Glass, 1954）。通过对职业流入、流出的占比进行简单比较，研究者发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流动模式大体相同（Lipset and Zetterberg, 1956; Lipset and Bendix, 1959），但工业化社会与非工业化社会相比有较高的流动率（Fox and Miller, 1956;Lenski, 1966）。

然而，通过流动表分析计算出的流动率和流动指数，在对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开放性进行说明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在统计技术上控制职业结构变迁对流动率计算的影响，以便将由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流动（Structural Mobility）与由社会阶层开放性引起的循环流动（Exchange Mobility）区分开（Treiman, 1970）。尽管研究者希望借助“流动比率”（Mobility Ratio）这一指标来克服（如Glass, 1954; Carlsson, 1958），但后来证明这一方法并没有能够完全将流动机会从边缘分布（职业结构）的影响下彻底地剥离出来（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2．地位获得模式

区别于“阶层流动分析”对代际流动趋势的宏观层次研究，Blau和Duncan（1967）从个体层次来考察代际流动。首先，他们通过计算各个职业群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来衡量这些不同的群体，开创了一种新的可用于连续性数据分析技术的职业地位量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al Economic Status Index, SESI），从此将个人的资源引入社会分层的过程之中。其次，他们采用路径分析来探讨美国成年男性人口的地位获得，即本人当前的职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先赋性因素（父亲的职业、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自致性因素（本人的受教育程度、本人的初职）的影响，被称为“地位获得模型”。研究发现，先赋性因素（父亲的职业地位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的解释水平仅占总体影响强度的20%，由此得出美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结论。该研究的贡献在于区分了父亲职业地位对子代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并对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回答。一方面，教育独立于家庭背景对本人职业地位发生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又是社会不平等不断再生的主要动力之一，因为大部分现存的社会不平等是通过教育获得过程来完成代际传递的。

在此之后，Duncan等人试图引入智能因素、子女数和收入（Duncan et al., 1972），Sewell等人引入社会心理因素（Sewell et al., 1975）来扩展地位获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结构方程模型的引入（Joreskog, 1970）也促进了对地位获得模型的不断修正。

总体而言，地位获得模型的核心在于强调工业化在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它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种工业化-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必然要求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的核心，社会选择的标准将从家庭出身转变为成就，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层结构将日益开放，社会流动率将不断增长，流动机会的平等化趋势将占据主导地位（Blau and Duncan, 1967;Treiman, 1970）。

然而，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扩展模型是一种个体主义取向的研究，对个人在地位获得上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忽视也不断受到后来研究者的质疑与挑战。

3．阶层流动模式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们为比较分析而搜集的各国数据基础上，Featherman、Jones和Hauser（1975）的工作又一次推动了代际流动研究重心的转移。他们采用对数线性模型方法，利用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的数据，对家庭出身和最终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由于两国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结构比例不同，它们在绝对流动率上存在差异，但它们有着相同的相对流动率。换言之，在用对数线性模型控制家庭出身和最终地位分布的国家间差异后，所得出的这两个国家代际社会地位的关联度是相同的。由此他们给出了一个普遍假设，即“FJH假设”：在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国家里，不同国家尽管流动率有所不同，但代际的关系模式都是相似的。其所建立的代际流动的跨国比较模型，亦被称为“共同社会流动模型”（Common Social Fluidity）。

后继学者不断对FJH假设进行更大范围的检验或修正（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87a, 1987b; Hauser, 1984a, 1984b;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Breen and Whelan, 1996），但在基本的代际关系模式上仍持同样的结论，即在不同的国家，家庭出身与最终地位间的关联强度有所差异，但关联的模式（流动模式）则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都是以社会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为主导特征，代际优势的持续性都是显著的（Hout, 2004）。这一研究结论否定了工业化-功能主义假设提出的社会流动率将随工业化过程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预测，为社会流动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

在分析方法上，研究者所使用的对数线性模型能够将绝对流动率和相对流动率分开，并将双变量关系分解为多维度模型进行考察，解决了传统粗流动率分析不能控制和消除结构变迁因素的影响这一难题。此后也有学者做出新的改进，如对数可乘积面效应模型能更加简约地检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际流动差异（Xie, 1992）。然而，由于对数线性模型只能提供二元分布的信息，采用这一方法的流动研究也被指责为只重视分析流动的结果，而忽视对流动过程和机制的解析。

4．对两种模式的反思

以上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式和阶层流动模式及其理论逻辑可以称为社会流动研究的传统研究方式和基本理论。此后，整个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进入一个对传统理论进行挑战和批判的时代。研究者对所谓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结构重新进行反思，将在社会分层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因素、制度因素和历史因素等宏观变量，纳入分析和研究之中。此时的研究者认为除了工业化发展之外，其他一些因素对社会流动和不平等的结构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必定呈现出单一方向的变化趋势。

因此，研究一方面对阶层流动模式的适用性进行更大范围的检验，另一方面对在理论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以个人特征为导向的地位获得模式提出理论批判，这些理论流派主要有新结构主义和社会网络理论。

新结构主义研究者深受制度学派的影响，他们拒绝隐含在传统理论中的现代化、产业化预设，尖锐批评传统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对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影响。其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代表性的研究有Doeringer和Piore（1971）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Dual Labor Market Model）。尽管二元劳动力市场和之前其他研究者提出的诸多“结构”理论，包括双重经济理论（Dual Economy Theory）（Averitt, 1968）、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Internal Labor Market Theory）（Kerr, 1954）等在概念上尚有争议，但其共同的主题是强调在社会分层和地位获得中那些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被称为“新结构主义”。研究者们并不否认职业地位、教育、收入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意义，实际上仍然是以职业结构或收入结构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分层结构。但是他们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结构性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地位获得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研究者们致力于概念化和测量由劳动就业所形成的阶层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并探讨其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如Baron和Bielby（1980）、Hodson（1984）对“企业”间差异所造成的结构特征的强调；Wright（1978, 1979）、Wright和Perrone（1977）对“阶级”, Stolzenberg（1975）对“职业”, Beck、Horan和Tolbert（1978）对“产业”，以及Baron和Newman（1990），Tigges（1988），Kalleberg、Wallace和Althauser（1981）对“权力关系”所导致的结构特征的强调，Reid和Rubin（2003）则强调对各种结构要素的多元整合。归纳而言，新结构主义有三个主要的研究方向：①探讨经济、产业部门、公司、劳动力市场结构及其分割情形；②这些分割现象对个人收入的影响；③不同的产业部门、公司或劳动力市场结构对职业生涯和流动的影响。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有关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研究中所描绘的“个人资源”，包含的是个人的财富、地位和权力，而“社会资源”的概念则围绕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社会关系以及经这些社会关系而联结到的“位置”中所嵌入的资源，即社会资源是嵌入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而联结的他人的位置中的。有关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与社会流动间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Granovetter对利用人际关系找工作的开创性研究。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经济，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即信息拥有者的信息是确定的、丰足的，而信息需要者却得不到确定的信息，其信息量也是相对贫乏的。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很难想象劳动力的配置能职遇其人、人施其才、才尽其用，无序流动和自愿失业不可避免。而弥补这一不足的机制就是社会关系网络（Granovetter, 1973）。通过分析社会资本、关系强度与地位强度三者之间的联系，他发现通过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而通过亲属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了。他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弱关系的强度”，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假设”。在他看来，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信息桥的角色。使用弱关系谋求职业流动的人，正是由于了解到非重复的更有价值的信息，才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林南扩展和修正了弱关系假设，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Lin, 1982）。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在一个分层体系中，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方面的相似性高，他们之间往往是强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资源的相似性低，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弱关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连接高地位人的通道，从而获得社会资源。Granovetter和林南的理论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Granovetter, 1995）。总之，社会网络理论研究者们强调个体间存在不同类型的资本（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不平等，这将导致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这一理论为传统社会流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路径。

总体而言，研究者对地位获得模式和阶层流动模式的反思，体现了研究者试图突破传统流动分析框架，开始注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经济结构、个人网络结构等）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约束性。Hout和DiPrete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的研究总结为六大领域，包括：①家庭结构的影响；②社区的影响；③教育体系的影响；④劳动力市场的影响；⑤福利国家的影响；⑥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Hout and DiPrete, 2006）。在分析方法上，研究者同样试图结合地位获得模式路径分析的简约性和阶层流动模式强调的阶层多维性，尝试将对数线性模型用Logistic模型（Logan, 1983）的形式重新表述，用于揭示代际流动的过程和机制。其贡献在于能够将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中介变量——教育，整合进入代际职业流动表的分析中，Logistic模型及其各种拓展形式不仅可以非常灵活地设定预设的流动模式矩阵，也可以将相关的解释变量直接加入模型进行分析。尽管Logistic模型应用于流动分析的时间还很短，但模型的灵活性和对过程的可分析性已经预示了这一模型有很强的应用前景。

二 中国代际流动相关研究

尽管有研究者总结，阶层流动模式和地位获得模式所提供的基本解释逻辑和基本分析工具的普遍运用，使延续上述两种解释逻辑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给后继者留下的讨论余地已经很少（Grusky, 2001），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为代际流动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一方面，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导致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另一方面，制度变革和经济增长又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因此，在具体制度背景和具体转型阶段下的代际流动研究成为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研究范式，对西方的理论范式进行检验或修正；另一方面从实际调查数据分析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判断。总体而言，中国代际流动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计划经济下的代际流动研究

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最早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改革前）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利用二手资料，主要分析了中国居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文革”前、“文革”初的状况的回顾。他认为，与旧中国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是一个更为平等的国家（Whyte, 1975）。

后来，白威廉（William Parish）运用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来分析中国“文革”和“文革”前两个时期人们获得教育、职业、收入三个重要的社会地位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发现，“文革”对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使家庭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的提高无所助益。即使在“文革”前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显著，这种来自父辈的作用力也显得微乎其微，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比较平缓的社会分层结构转变为“文革”时期非阶层化（Destratification）大平均主义结构。他的解释是，正是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政治经济变革与转型使地位的代际传递被显著削弱，而非源于类似西方的工业化过程（Parish, 1984）。

然而，社会地位的传承在“文革”后的中国真的不存在了吗？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职业地位”是否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社会地位”。由于不满足于既有的学术解释，其他研究者从中国具体的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入手，对地位获得模型进行了修正。

Walder（1986）首先指出了工作单位在中国作为政治经济地位表现的至关重要性。Lin和Bian（1991）也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的分配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地位大多由政治权力而非市场机制所决定。因此，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研究“地位获得”，应该着重研究“单位地位”，而不是职业地位。他们在1985年的天津调查时加入一个重要的“单位地位”指标，即所有制性质——国有与非国有。研究发现，用这个中介变量来测量父亲和子女的社会地位时，虽然代际职业地位的传承关系已不存在，但代际单位地位的传承关系非常强。这一发现说明对地位获得的研究必须考虑具体的政治经济形态，而不能依赖所谓的“通用性指标”。边燕杰又探讨了其他的“单位地位”指标，如单位性质级别、行业地位、人员规模等（Bian, 1994）。此外，党员身份也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重要指标被纳入地位获得模型（Lin and Bian, 1991; Walder, 1995）。这些研究表明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举足轻重。

2．转型经济下的代际流动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对有关中国市场发育程度与社会分层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尽管当时这场争论并没有直接关注代际流动，而是集中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精英筛选和职业流动机制的变迁等方面，但它对中国代际流动的研究起到了持续性的、重要的影响。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有关市场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代际流动研究成果开始涌现。在理论推进上，研究者通过对中国代际流动模式的概括性分析，提出了“阶层再生产机制”和“双重流动机制”两种机制。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上，研究者不仅对现存的单位、地区、户籍等结构壁垒因素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以揭示这些因素对社会流动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同时还对地位获得过程，特别是初职的地位获得过程进行了历时性分析，并尝试用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

（1）市场转型理论及其争论

该争论始于倪志伟1985年对福建农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资本的经济回报，而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由此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与工业化-功能主义解释逻辑赋予“经济-技术”理性以重构社会分层结构的“魔力”（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相类似，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赋予市场机制的兴起以同样重要的意义，即认为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将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Nee, 1989, 1996）。然而，倪志伟将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的绝对主义看法，遭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的理论包括罗纳-塔斯的“权利变形论”、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双重转型论”、Walder的“产权变形论”、周雪光的“政治经济同步演化论”等（参见边燕杰，2002；边燕杰等，2008）。

研究者在争论中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并没有像市场转型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固定不变，“谁赢谁输”取决于具体的制度条件。因此，代际流动研究同样应该注重对具体制度的作用的分析，才能理解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变化。它强调了在市场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影响因素所起的作用的差异。如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形式也在不断调整，对干部的选拔标准也从“政治忠诚”转向学历和文化标准。因此，认清特定历史情境下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变化机制，对代际流动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于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市场机制本身的性质，还取决于市场机制运行和发展的制度环境。正如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一样，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和特定的转型阶段，市场机制的兴起对社会分层结构的作用有很大差别（Walder, 1996; Szelenyi and Kostello, 1996）。

后继的代际流动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中国具体的制度背景和所处的转型阶段，并明确将对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检验纳入既有的研究框架。自变量基于两个维度：第一，先赋性和自致性；第二，再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这两个维度构成了地位获得研究的基础（李路路，2003a）。陆学艺也同样指出：“5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几度重大的变革背景下发生的。而工业化国家学者研究的社会流动，一般都是研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的代际流动，所以两者在社会流动的机会、规则、方向、速度、规模等方面都是不同的……所以，仅仅应用现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社会流动研究理论、模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的许多现象，都不好解释。”（陆学艺，2004: 9）“那么，适宜的分析框架应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使用的社会流动解释框架，就由四类基本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起作用的变量以及一类综合性变量组成：①先赋性变量；②后致性变量；③经济-社会结构变量；④制度-政策安排；⑤具有综合性的社会资本（或关系网络）。”（陆学艺，2004: 29）

（2）阶层再生产机制的提出

在市场转型理论及其争论的部分思想（如权力维续论等）基础上，以李路路为代表，中国研究者针对市场转型以来的社会流动状况，提出了“阶层再生产机制”。

李路路利用1998年北京、珠海、无锡三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建立了代际相对关系分析模型，以揭示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即改革前后）阶层相对关系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分层模式，固然取决于经济技术状况和经济机制的基础，但同时也受到政治、社会利益以及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建立在阶层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利益相对独立于经济理性。社会分层结构所具有的再生产性和阶层间的相对封闭性不仅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现象，而且自身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仍然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下来。特别是那些在资源和权力占有方面具有优势的阶层，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将所拥有的资本和权力传递下来，从而在社会变迁甚至是社会动荡的过程中也保持着阶层地位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李路路，2002: 117）。因此，他认为阶层再生产机制比工业化-功能主义机制能更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后的地位。

但是，在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分析中，与相对关系模式同样重要的是有关结构化（阶层化）机制的分析，即对人们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的机制或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李路路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结构化（阶层化）的机制，或者说，改变了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李路路，2003a: 42）由此，他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建立个人地位获得模型，来探讨制度变迁（改革前与改革后）与结构化机制变化（个人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出一种看似复杂的变化趋势：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凸显了父代地位的影响；同时保持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教育的作用；政治身份的作用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通过对父代地位和教育获得关系的进一步考察，他发现，在改革前，由于再分配体制中较为强烈的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以及国家对于资源分配的集中控制，代际再生产是以教育为中介进行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教育还具有代际再生产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代际再生产具有一种“从间接到间接与直接并存”的转变（李路路，2003a: 47～48）。

在后继的研究中，李路路（2006）进一步指出了工业化的机制和制度主义的机制存在的解释缺陷。在此基础上，李路路提出再生产的机制和统治的机制也是形成共同的继承性流动模式的重要机制。然而，李路路对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权力机制的讨论仅仅属于对研究假设前提或条件的讨论，并没有能够提供可操作化的方案。

由于再生产机制更注重经济、权力资源的继承性，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精英群体的地位是如何传承的。郑辉、李路路的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通过“精英排他”和“精英代际转化”，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行政干部精英、技术干部精英、专业技术精英）之间互相渗透，并已形成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郑辉、李路路，2009）。

（3）双重流动机制的提出

李煜通过对西方代际流动文献的回顾，提出对应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存在三种代际流动理想类型，分别是：①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②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深，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就越突出；③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

李煜认为，市场化和地位再生产的逻辑同时存在于当前的中国社会，但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效能并不相同。对仅占社会中小部分的精英阶层而言，社会再生产的逻辑将起主导作用；而对于广大普通人群，其资源和权力的占有量差异不大，流动机会的差异虽然存在，但不会有天壤之别。而且，市场化和再生产的逻辑共同作用的后果是，社会流动机会的分布将以阶层高低分割为一个菱形结构：上层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多表现为家庭地位继承的流动模式，向上或向下的机会都不多，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量普通社会成员受益于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开放性，其流动趋向自由竞争模式，他们拥有较多的流动机会。他将此称为市场化和再生产“双重流动机制”下的菱形结构模式（李煜，2009）。

然而，李煜对双重流动机制的研究同样属于对理想类型的推论，尚未得到进一步的检验。

（4）对结构性因素的进一步考察

尽管中国社会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机制虽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历史阶段性特征，但是不同时期人们因为政策或制度的安排，获得流动的机会和方式会有所不同。换言之，单位、地区、户籍等结构壁垒的存在，仍然对代际流动产生较大的影响。

边燕杰等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03年相关数据发现，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弱化单位壁垒和地区壁垒的作用，但单位和地区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仍在持续。单位壁垒的作用表现在，单位作为资源控制和运用主体，单位地位比职业地位更凸显，同类职业在不同的单位类型中其收入含量相异，父代职业对子代地位获得没有影响，而父代的单位地位却影响着子代的地位获得；地区壁垒的作用是，职业地位的收入含量随城市级别的提升而大幅度增加（边燕杰等，2006）。

吴晓刚通过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从城乡制度分割角度研究家庭背景对职业流动的影响。研究认为，“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是由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使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只允许农村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这种状况使以往仅限于城市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了严重的样本选择性偏误（吴晓刚，2007）。

陆益龙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户口特征（包括个人户口级别、个人和家庭的户口性质、户口迁移和转变的经历）对个体社会流动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前，个人职业上升流动受家庭户口因素的影响较大。1977～1992年，一方面，户籍制度的原有作用依然持续，表现为城镇户口和本地人获得职业晋升的概率更高；另一方面，个人户口级别对职业晋升机会获得的影响方向发生了逆转，表现为户口级别较低者在这一时期获得的晋升机会更多。1993年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开始进入快速转型时期，户籍制度对个人职业晋升机会获得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已经减弱。但是，户口的结构性作用似乎依然存在，户口等级制现象以及父母户口迁移经历的影响较为显著（陆益龙，2008）。

高勇认为，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不是发生在坚实而稳固的社会结构之上，而是表现为“双重流动”：不仅人在社会樊篱间流动，樊篱本身的位置也发生流动，而且改革以来中国代际流动的社会樊篱布局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研究者通过对“中国社会变迁调查”（2005）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基于权力、经济资本或知识资本的继承效应的社会流动樊篱始终都较为稳固地存在着，尽管在1979～1990年其致密程度曾经略有下降；但与此同时，另一类樊篱显现了出来，那就是在精英认同基础上等级效应的社会流动樊篱（高勇，2009）。

李骏、顾燕峰基于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户口类别和户口所在地两种属性对个体的就业结果都有影响：虽然部门进入、职业获得和收入不平等的模式确实体现出了城乡户籍群体之间的差异，但本地居民与外地移民所受到的区别性对待在这些分层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而且，城市经济结构的行业分割（垄断部门/非垄断部门）比所有制分割（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更能揭示这一复杂的户籍分层过程（李骏、顾燕峰，2011）。

（5）对地位获得的研究

从社会流动视角来看，从学校到工作是个人地位获得研究的重要环节之一。不同于以往仅关注现职地位获得与教育获得的做法，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人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其历时性变化，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均局限于对影响因素变化的分析，缺乏对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探析。

李煜通过CGSS 2003数据分析了“文革”后三个时期城镇家庭背景对子女初职获得的影响及变迁。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相同的教育情况下，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在“文革”以后，非体力阶层家庭后代的优势表现为“跳级”和“保底”效应（李煜，2007）。但是，该文在家庭背景分类、教育层次分层上都比较粗糙，所得结论有待进一步资料的验证；也没有讨论学校及专业类别（如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文科、理工科）、教育体系内部的分化（名校还是普通学校等）对就业影响的差异。

郝大海、王卫东对1949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工作获得过程进行了历时性分析，并运用韦伯有关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理论来解释“文革”中后期社会结构变动与改革以来经济制度变迁对就业机会影响的内在关联性。研究发现，在“文革”中后期，父亲单位地位的高低就已经十分显著地影响到子女是否能进入一个较好的工作单位；而市场转型以来，女性就业者相对于男性承受了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郝大海、王卫东，2009）。然而，该研究所采用的理性化理论并没有得到十分清晰的阐释。

孙明（2011）以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为理论框架，采用CGSS2008数据分析了改革前后家庭背景影响子代干部地位获得的机制。研究发现，改革前后家庭背景始终对子代的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父代总是将自己占有的优势资本转化为子代所需要的资本类型，导致子代干部地位获得机会不平等。具体而言，在干部“逆向选拔”的制度安排下，军人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改革后干部录用制度向“绩效选拔”转变，干部、知识分子的后代通过入党、升学这两个中间机制也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尤其是中高层干部存在明显的地位再生产。

王学龙和袁易明（2015）基于1989～2011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数据比较了不同世代的中国城镇居民社会流动性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性在“60后”、“70后”与“80后”组间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即“60后”社会流动性最高，“70后”社会流动性最低，“80后”社会流动性居中。

李路路、朱斌（2015）的《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一文可谓对当代中国代际流动的总体性检验。该文整合CGSS 2003年、2006年、2008年三年的数据，通过“体制排斥”和“市场排斥”两个概念工具，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中职业阶层代际流动模式及其流动机制的演变。研究发现近60年来我国总体社会流动率逐步提升，社会开放性呈波浪式变化，但代际继承在各个时期始终是社会流动的主导模式，基本上支持了国际的FJH假设。

三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流动关系研究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根据自身所处的客观历史经济环境，对劳动力市场基本性质，即“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性的还是非竞争性的”所持的不同看法，形成了劳动经济学的不同流派。

最初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完全竞争的；工资具有无限的弹性，可以自由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市场机制可以实现就业的自动均衡。

随后，新古典经济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做出了重要推进。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具有的某些特殊属性，比如地理的、生物的因素，特别是年龄、性别等因素会导致劳动投入要素之间不能完全替代，而使劳动力市场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割。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认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受到市场竞争的严格控制，分析产品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理论模型也同样适用于劳动力市场。

然而，随着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劳动力市场远非统一的和完全竞争的，劳动者既不像古典经济学假定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地进出劳动力市场，同时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者的同质性假设亦无法解释同质工人之间存在的报酬差别、贫困、失业和歧视现象。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中，最有影响的是制度学派。制度学派的研究者认为，制度性因素以及社会性因素会分割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非竞争群体，阻碍劳动力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自由流动。因此，市场性因素在决定工资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和效率远远不像新古典学派认为的那么理想。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MS）理论作为制度学派的代表理论，正是在与新古典学派的争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本节中，笔者首先简要回顾国外和国内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接着回顾引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分析个体的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

1．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相关研究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该理论实际上是对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的一种表述，即“由于政治、经济等外在的制度因素或者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Segment），不同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的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徐林清，2006: 4）。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1）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提出（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在这一时期，国外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主要形成如下几种理论观点。

一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Doeringer and Piore, 1971）。Doeringer和Piore对波士顿的低工资群体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很难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说明那些高工资群体和低工资群体及失业者之间的区别。因此，他们根据工资决定、福利和升迁机制等的不同特点，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Primary）劳动力市场和次要（Secondary）劳动力市场（或称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他们认为两个市场遵循不同的运行机制：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并具有接受培训和升迁的机会；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则工资水平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且缺乏升迁机会。而且，两个市场之间的流动性十分有限。他们认为进入这两个不同市场的决定因素往往并不是个人的劳动技能与生产能力，而是与其他社会结构和制度特征高度相关。只有在厘清市场结构特征之后，个人特征才能够显现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正是早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典型代表。随后，Piore（1975）进一步将主要劳动力市场细分为高层主要劳动力市场（Uppertier Primary Labor Market）与低层主要劳动力市场（Lower-tier Primary Labor Market），并与次要劳动力市场形成三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

二是“职业竞争理论”（Thurow and Lucas, 1972）。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在雇用工人时并不能准确知道职业申请者将来的表现如何，同时又假定工人的专门技能是在工作中学会的。因此，雇主只能借助个人的教育来判断工人的未来表现。教育并不像人力资本理论所说的具有提高生产的作用，而是作为一种“信号”，对雇主雇用工人行为起着“过滤器”的作用。

还有一种理论观点可称为“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Reich, Gordon and Edwards, 1973）。该理论学派的特点是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并强调制度和历史分析，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看成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如Reich、Gordon和Edwards（1973）所说，资产阶级采用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方式以分裂工人群体，利用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稳定高素质工人群体，从而防止工人阶级力量的过分膨胀，达到可以始终稳定控制生产的目的。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存在逻辑不严密、缺乏足够的实证检验等缺陷，因此招致其他理论学派的批评。

首先，在三大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尽管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影响最大，但这一概念本身是描述性的，而非解释性的。同时，各个国家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和形成原因存在很大差别，这种二元结构之间的界限也很难划分，使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能直接适用于分析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其次，职业竞争理论将教育仅视为一种“信号”，其实是将教育的形式和功能单一化了。再次，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具有明显的阶级分析性质，它将资本方和劳动方对立起来，并将劳动力分割的原因归于资本方的一种有意培养。在绝大多数阶级对立不明显的社会里，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就相当微弱（晋利珍，2010: 25～26）。

以上诸方面的不足使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二次兴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学领域对不完全信息理论（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ory）的热衷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才重新赢得主流经济学的关注（Dickens and Lang, 1988b）。

Dickens和Lang（1985, 1988a）的两篇经典文章代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复兴。他们使用收入调查的面板数据，发现在男性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二元分割，同时还存在非经济壁垒阻碍劳动力从次要（二级）劳动力市场到主要（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这一时期的研究在以下两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

第一，对劳动力市场“二元性”的重新解释。一些研究者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是不可检验的（Heckman and Hotz, 1986），因为相比可进行显著性检验的一元劳动力市场模型，它只能提供一个过于粗糙的工资分布模型（Heckman and Sedlacek, 1985）。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受到的首要挑战就是，在劳动力市场存在失业的情况下，为何主要（一级）劳动力市场仍然维持高工资。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不完全信息理论、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出现，对这一问题做了充分的解释。

第二，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进行了重要拓展。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质疑，即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市场竞争的相对隔离是否导致其丧失效率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Akerlof、Becker等人运用以非对称信息、交易费用等概念为基础的新的契约经济学思想，来集中探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理性——效率基础，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解释（晋利珍，2010: 29～30）。

研究者对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及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基础做出的理论突破，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成熟，也标志着它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近20年来，更多研究者对各国不同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包括非正式部门与正式部门的分割（Mark and Luc, 1996），在部门分割条件下的种族、性别和工作场所对就业量与工资的影响（Reid and Rubin, 2003）。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分割的形式和维度，而且逐步深入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方面。

2．国内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相关研究

国内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讨论的核心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体制改革导致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发育和形成过程中，中国改革之前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否继续存在？是否出现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些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征和成因是什么？按照研究主题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研究者讨论由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在改革以后是否会继续存在。

赖德胜（1996）认为，改革使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逐渐松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消失，而是分割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即由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演变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同时后者又进一步划分为城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

蔡昉（1998）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在随着整体经济部门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式都发生某种变化的条件下，传统的就业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劳动力配置新的需求了。因此，在城市形成了并行的两个劳动力市场。传统发展经济学所面对的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在这里转变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

蔡昉、都阳和王美艳（2001）进一步分析了改革后户籍制度得以维系的制度原因，并论证了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得以维持的。

李建民（2002）也指出，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尽管农村劳动力可以在部门之间或城乡之间流动，却无法进入特定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呈现多重分割现象，首先是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一级分割；其次是在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内部，都存在非正式部门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部门劳动力市场的二级分割。同时，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非正式部门劳动力市场共同构成从属劳动力市场，只有城市正式部门劳动力市场才属于正规劳动力市场。他认为，当前以及未来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深刻的是正规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Knight等人的系列研究也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由户籍制度导致的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分割依然存在，但二者之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强（Knight and Song, 2005; Knight and Yueh, 2009）。

总之，这些研究都认为，改革以来户籍制度已经逐渐松动，它已不再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但是由于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劳动力市场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

（2）劳动力市场的多层分割（21世纪初以来）

除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讨论外，研究者还结合我国渐进改革战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发育过程，考察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在不同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以及职业之间存在的多层分割现象。

朱镜德（1999, 2001）把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主要是党政机关、国有集体企业的正式职工）、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主要指非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非农户口的临时工、自谋职业者）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农民）。三者在劳动力市场开放度、工资福利水平和工作稳定性上都存在明显差异。

张展新（2004）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方面，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产业分割，即限制非国有经济进入，主要由国有单位经营收入水平较高的产业，同时排斥外来劳动力，包括流动中的国有部门职工。这种产业分割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传统的国家计划和再分配制度安排，而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垄断相联系。同时，产业分割会造成不同劳动群体进入垄断行业机会的差别，派生出不平等结构。他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所做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证实了不同劳动群体进入收入相对丰厚的国家垄断产业就业机会的差异，由此提出从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视角来研究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不平等结构的重要意义。

聂盛（2004）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所有制分割与行业分割。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市场中所有制分割向行业分割演化，这一演化过程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特有现象，也是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市场力量日趋强大的过程。

郭丛斌、丁小浩（2004）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年的全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根据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分别统计其工作特征，计算其明瑟收入函数。研究表明，中国存在职业代际流动效应所导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逐渐减弱。同时，他们发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子女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蔡昉、都阳、王美艳（2005）从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影响因素角度，概括了四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包括城乡分割、地区分割、性别分割，以及所有制分割和行业垄断，并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进行了验证。

刘精明（2006a）结合具体的改革进程，从新结构主义视角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及其结构特征的变化，并以此解释了不同部门中人力资本收益模式发生变化的原因。在刘精明看来，“再分配-市场”是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分析经常采用的研究框架。但在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后，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已经不存在了。那种将国家、集体所有的经济部门以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视为与市场对立的“再分配”体制的分析框架，已不能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因此，他把公共部门与经济部门的区分、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和劳动力的雇佣方式作为部门分类的三个主要的结构特征，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7个具体的部门。同时，他认为是国家规制性力量的作用、市场制度中的绩效原则以及与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关系，共同决定了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差异的基本格局。1996年、2003年两次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证实了上述观点，即各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变化并不与市场化方向相一致，而是呈现诸多社会转型期的非常态特征。人力资本收益率并非纯粹的市场化程度指标，它的变化还深刻地反映了转型期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和重构。

晋利珍（2008, 2009, 2010）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式和原因进行了动态考察。她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在当前以及未来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增长影响最为深刻的就是垄断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以及在此框架下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的二元分割，形成所谓“劳动力市场双重二元分割”结构。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既具有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型经济的一般特征，也具有许多中国特色的因素，这突出表现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不成熟，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和表现形式都非常复杂，不仅存在由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带来的市场性分割，更为本质的是存在“制度性分割”。相比国外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的考察和描述，而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市场运行所产生的后果的研究出现较晚，同时研究成果较少。

3．国内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流动关系研究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因为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完全竞争性的假设，以及仅关注市场性因素的局限，将制度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考察劳动力市场对市场运行所产生的各种后果，使我们对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过剩、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缺乏、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流动障碍等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社会学领域，研究者更加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会对个体的社会流动形成障碍，使阶层之间的结构壁垒效应增强，社会趋于封闭而非开放，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和程度主要受宏观经济体制及相应制度安排的影响，因此依循上文的划分方式，我们同样可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和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流动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首先提出，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以用于分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和劳动力结构。因为分割是一种“与所有复杂社会和所有政治经济形态相关联的普遍现象”（Lin and Bian, 1991: 658），组织之间依据接受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程度（如组织的所有制性质和行政级别），被分割成不同的部门（Lin and Bian, 1991; Bian, 1994）。

首先，从所有制形式来看，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主要由国有和集体所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国有经济被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力量，而集体经济则被看作国有经济的补充。因此，国有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据中心地位，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受到国家的直接控制以及全面保护，在获取各种资源方面享有更多的特权。一方面，国家通过经济计划严格控制国有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保证它们的原材料和资金供应；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需要为自己的经营效益负责，即便经营出现了亏损，政府预算也可以帮助它们弥补亏空。可以说，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享有更多的优势和特权，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分割的结构。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这种所有制分割的结构也深刻影响了城市工人们的生活际遇和社会地位。依循苏联模式，我国从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初期开始，就担负着城市居民全民就业的重责，并且成功地为所有城市劳动力提供了工作。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和经济基础的薄弱，国家无力为全部人口和城市居民提供社会福利。因此，国家不仅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还将城市劳动力划分为不同的受益群体。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工人有各自明确规定的收入水平、工作年限、社会福利、劳动保险和住房规定（Walder, 1986）。因此，工人的生活际遇和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企业在所有制体系中的位置（Walder, 1986）。有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期，集体企业的工人收入所得仅为国有企业工人的75%（Whyte and Parish, 1984）。工人的工作转换虽然很少见，但通常是向上流动或水平流动，即从集体企业转换到国有企业，或者是在国有企业内部调动（Lin and Bian, 1991; Davis, 1992;Bian, 1994）。

（2）转型经济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流动研究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由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因而它也被预期随着制度的变迁而变化。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转型背景下，研究者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如何影响了个体的社会流动，从而造成了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动？

已有研究发现，原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改革以后也依然存在。如国有部门依然拥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并且这种地位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工人的命运（Bian and Logan, 1996;Zhou, Tuma and Moen, 1997）。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实施了两项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一是允许国有企业破产、出售和关闭，以加速其市场化进程；二是给予国有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其让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下岗。这两项政策强化了城市劳动力结构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变迁。

Zang（2002）认为市场转型理论并不能解释收入获得方程中的所有变量，他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市场转型理论及其争论的相关文献，认为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即国有部门遵循再分配原则，而私有部门遵循市场导向原则，因此对于两个部门的劳动者，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谢桂华（2008）综合市场转型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集中探讨了市场转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是如何影响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工作获得和收入回报的。一方面，他的研究并未发现市场转型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即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的影响难分伯仲，而对工人的再就业及收入的影响却双双失效。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市场转型的确促进了原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的转化，如随着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和企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制分割结构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基于性别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却在加强。

郭丛斌（2009）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收入决定机制不尽相同，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较大的流动障碍。代际流动研究则主要关注两代人之间的变化。事实上，代际流动可能也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特点，如主要劳动力市场社会成员的子女可能流向依然是主要劳动市场的职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社会成员的子女可能只能流向次要劳动市场的职位，其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较小。在此情况下，整个社会虽然也存在一定的代际流动，但这种代际流动范围的分割性实际上也掩盖了代际不公平的事实（郭丛斌，2009: 79～80）。首先，他利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的数据，证实了中国存在较为明显的职业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同时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之间，职业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此外，他在既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考察了中国城镇居民在职业、行业与收入代际流动上都受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特征的影响。他还提出教育具有改善代际流动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和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

陈钊、陆铭、佐藤宏（2009）认为，以往对个人的行业收入差距主要有两种基本解释，一种是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机制，即某些行业的工资更高，只是因为这些行业自愿为就业者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以换取更高的生产效率（Chen and Edin, 2006）；另一种是将其解释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非竞争性因素导致的行业租金（Krueger and Summers, 1988），而较少从非市场力量的角度来研究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进入障碍。陈钊等人将非生产率的个人特征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联系起来，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工龄、年龄、性别等）之后，社会关系、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等一些非市场力量也显著影响了劳动者的行业进入。

王甫勤（2010）同时考虑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提出一个影响收入分配的基本模型。他用CGSS 2003数据对这一模型的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但市场部门对劳动力的分割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人力资本和市场部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人力资本越多的劳动力越容易进入国有部门（垄断或非垄断）；同时，国有部门也能为内部劳动力提供更多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机会。

李培林、田丰（2010）认为，尽管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却依然处于多重分割状态。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仍然受到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甚至扭曲，特别是户籍、单位体制等制度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作用以及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都十分明显。综合多种影响因素分析，人力资本要素和多种制度因素共同形成了决定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获得的机制，而经济地位的获得又与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社会地位决定因素紧密相连。与郭丛斌认识不同的是，李培林、田丰认为，要扭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能单靠提高教育收益率和增进教育机会的公平，必须从制度因素入手，加大调整收入分配的力度。

吴愈晓（2011）将人力资本因素、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获得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检视，来考察影响个人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他的研究发现，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从人力资本（教育）角度去描述和划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由此发现两种不同的地位获得机制（人力资本机制和职位竞争机制）在转型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是并存的，只不过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或劳动者群体。

四 文献评述

上文对国外代际流动相关研究、中国代际流动相关研究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在改革之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首先，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市场转型”与“现代化转型”的讨论上。在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研究者对市场化的理解不同，发展出“市场转型论”、“产权变形论”和“政经双变论”三种观点。但这些研究几乎都将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归结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转型，而忽略了中国还经历着从初级工业化社会向成熟工业化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后来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市场化既是一个体制转轨过程，也是一个结构演化过程，市场化过程中内含着现代化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而必须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此意义上说，现代化也内在地要求市场化。”（郑杭生等，2004: 37～41）同时，市场化和现代化是一种相互依赖和强化关系，“无论是市场转型，还是现代化转型，在本质上都是在影响劳动力市场，都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迅速变迁：职业的分布变化，职业在初级劳动力部门和次级劳动力部门的变化，职业在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变化等”（梁玉成，2007a: 98～99）。

其次，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研究者试图考虑将市场机制和国家规制的双重作用都纳入分析框架。早期的市场转型理论十分强调市场化改革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决定性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型包括多个不同层面的进程，市场扩张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这些转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许多不囿于单一理论逻辑的变迁模式，这存在理论综合的空间（Szelenyi and Kostello, 1996）。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是在保持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决定了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选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即政治和市场二者是“同进化”（Coevolution）的，政治在塑造经济制度上具有重要作用（Zhou, 2000）。后来的研究者更明确地指出，尽管市场化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但它不是孤立的和“无所不能”的社会变迁力量，市场经济对社会过程、社会阶层结构和分层机制的影响，还较大程度地依赖于社会内部的政治过程、社会阶层力量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国家力量的作用。国家在主导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对社会生活、社会分层机制所产生的规制性影响，往往超出市场本身的作用范围，这可称为“国家规制说”。因此，市场效应和国家规制是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和社会流动的双重力量。要深入探讨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市场和社会阶层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具体方式，就需要结合具体的改革事件来分析。

正如前文所言，研究者们对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代际流动问题，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重点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一系列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但是已有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代际流动基本状况和趋势的研究在中国还相对薄弱，已有代际流动研究的解释逻辑需要进一步检验。一方面，原有市场经济下（工业化-功能主义解释逻辑或制度主义解释逻辑）或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单位制解释逻辑）的解释框架都并不适用。另一方面，近年来转型经济下的解释框架（阶层再生产机制、双重流动机制）尚存争议。尽管研究者针对中国转型经济提出了阶层再生产机制和双重流动机制，但阶层再生了机制主要基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三个城市的调查（李路路，2002, 2003a, 2003b；郑辉、李路路，2009）得出阶层再生产机制；而双重流动机制是研究者提出的市场化机制和阶层再生产机制共同作用的理想类型，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和回应。

其次，已有的代际流动研究主要关注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性（如改革前后、改革初期和改革中期）效应，而对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地位获得不平等这一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由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李培林，1996；蔡昉等，2001；陈阿江，1997；王汉生等，1997；李强，1999）和“国有-非国有”部门分割（郑路，1999；李建民，2002；李强，2000）。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劳动体制改革带来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发展。有关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和分割特征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影响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以后的研究应更侧重讨论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状况与个体流动机会关系，弄清哪些分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最大，以及这些分割因素的特征和变化规律。

最后，已有的代际流动研究基本上都没有考虑行业分割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随着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育，行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行业可能成为考察个体职业地位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指标。因此，父代的行业地位可能会对子代的职业地位获得产生一定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这些都为代际流动研究留下了可探索的广阔空间，也为本书的研究内容、思路以及研究方法提供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