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提到民国时期的皖系、直系、奉系、晋系、桂系等军系名称，很容易让人冠以“军阀”的帽子。但由于“军阀”一词是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为动员革命并赋予革命正义性而使用的政治革命话语，具有极强的政治批评性，而不是一个中性的学术用语，所以今天不宜再套用到在当时作为革命对象一方的历史研究中。笔者认为，奉系作为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前后延续的重要地方实力派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奉系可分为张作霖和张学良两个前后相继而不可割裂的时期。张作霖时期的奉系为北洋军系治下的地方实力派，从1916年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张学良时期的奉系则为国民党治下的地方实力派，从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到1933年张学良下野。此后，由于东北军逐渐分化，奉系走向解体，直至消亡。由于本书以张学良时期的奉系地方政权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在本书中所使用的“奉系”一词，除了在第一章指张作霖时期奉系和在结论部分作为张氏父子两个时期的通称外，一般均指张学良时期的奉系。

1916年奉系形成后，经过张作霖及王永江等文治派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东北社会与经济面貌大为改观，近代工业也初步建立起来。虽然张作霖屡次兴兵入关，耗费巨大，给东北尤其奉天财政和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除了郭松龄反奉尚有一些影响外，东北基本没有再发生兵灾战祸，所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东北社会与经济仍在曲折中前进和发展。北洋时期，中央政权衰微，地方强势，这时期的东北虽为北京政府版图的一部分，但实际却处在奉系的控制之下。同时日苏两国在东北尚有诸多特殊权益，所以东北还是日苏两国的势力范围。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成为奉系首领主政东北。随后，东北易帜，北洋时代结束，国民党时代开始，东北的角色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它处在奉系的实际控制之下，但却演变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版图的一部分，尽管仍是日苏两国的势力范围。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与北京政府相比，虽然也时时受到党内派系和地方实力派的挑战，但却要强势得多。形式上统一中国后的国民党开始试图整合中国，尽管其中掺杂着蒋介石的个人私欲，但不可否认国民党为实现中国真正统一也付出过努力。易帜前的北伐是国民党重新统一中国的努力，易帜不久的编遣会议以及随之发生的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混战，也是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试图统一中国的努力。拥有重兵和东北地盘的奉系，自然也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一”的目标。

所以，易帜后的东北与张作霖时代的东北相比，境况明显不同。张作霖时期，由于奉系实际控制东北，所以他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日苏两国，只要将与日苏两国尤其是日本的关系处理好，他便可以集中精力参与到北京政权的争夺中。而易帜后的东北则不同，一方面仍然面临日苏两国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南京的“统一”压力，所以张学良不仅要外防日苏两国尤其是日本的觊觎，而且还要内防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渗透与争夺。

与日苏关系问题是张作霖时期便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虽然一直未得到解决并时时威胁着东北，但东北毕竟控制在奉系手中，而且奉系在长期的对日苏交涉中也掌握和总结了不少经验。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则是易帜后才出现的新问题，虽然在北伐前后奉系也与国民党多次打交道，比如孙皖奉反直“三角联盟”和北伐时期蒋介石与张作霖之间的议和等，但这种联络和交涉毕竟是发生在对等地位之上，与易帜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显然不同。所以易帜后如何调整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确保对东北的牢固控制，就成为张学良时期的奉系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易帜后的东北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内外压迫的环境之下：一方面国民党要求在东北发展党务，国民政府要求在东北管理政务；另一方面苏联要求维持权益，日本要求扩大权益。奉系一方面既要维持统一的旗帜，又要维持对东北的控制；另一方面既想从苏联那里收回权益，又想阻止日本的扩张。北洋时期的奉系及其所控制的地方政权，是在应付日苏侵略和争夺北京政权的矛盾关系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国民党时期的奉系及其所控制的地方政权，也必将在新的矛盾关系中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政治空间。面对从北洋时代到国民党时代的体制转型，面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日苏对东北的不同利益要求，奉系及其地方政权有着生存空间和政治空间的双重诉求，并在这种要求与诉求的博弈中不断演变、蜕变，直至解体和消亡。

本书中所使用的“政治空间”概念，其含义是指奉系及其地方政权的权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时空范围。日苏（俄）两国自从日俄战争后便在东北划分了南北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且拥有诸多特权。尽管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不断地从苏俄那里收回中东路及附属地的权利，甚至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但苏联在北满的特权并未清除，奉系在中东路问题上始终未获得与苏方平等的权利。而在南满，奉系虽始终回避收回南满铁路和大连港问题，但也努力限制日本在东北的权利扩张。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前这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从奉系与日苏两国的双边关系角度来说，奉系地方政权的政治空间并无实质性变化。而从国民党二次北伐后奉系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双边关系角度来说，奉系地方政权的政治空间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张学良时期奉系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政务委员会制度，该制度的前身是政治分会制度。国民党在革命党时期所实行过的政治分会制度，虽然具有临时性质，但却对防止国民党分崩离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这一制度的存在，国民党在北伐时期才得以保持“团结”和“统一”的形式，才能集合桂、冯、阎等几个派系的军事力量与蒋一起直捣北京。而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后，由政治分会演变而来的政务委员会对于国民党统一全国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国民党首次实现了对中国的统一，中原大战后华北又被纳入奉系和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管辖之下，由东北军驻守的北方成为蒋介石南下“剿共”的稳定后方。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北平政务委员会实际是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延续，对于避免蒋介石与日本在华北直接发生冲突起到了隔离带的作用。试想如果此时冀察两省由中央军直接驻守，那么上海与华北的双线作战，将使蒋系中央军产生怎样的影响，又会对民国政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是南京直接接手华北的实践，虽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日本的侵略威逼下，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妥协，让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来作为日本与国民党之间的隔离带。冀察政务委员会也不辱使命，在与日本多方周旋后使日本分离华北的企图破产，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相隔了近两年时间。可见，政务委员会制度不仅对于统一起到了作用，对于国民政府应对华北危局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西南也成立了政务委员会，虽然屡被学者批评为西南半独立的标志，但也不能否认这一制度的存在使民国免于分裂，如果南京和广州两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局面长期延续，那对中国近现代的走势必将产生新的影响。总之，在北洋时代向国民党时代转变的过程中，在国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政治分会—政务委员会”地方政治制度模型对于国民党稳定地方实力派、确立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实现统一和应付华北危局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便是本研究的主要思路，欲求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奉系—日、苏”这样一个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框架中对奉系地方政权的变化、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作一考察，以探究体制转型尤其是“政治分会—政务委员会”制度模型对奉系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民国政治走向的重大影响，探究奉系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以统一合作为前提的分治关系，探究奉系的外交权问题以及对日苏政策的演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