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基本类型

本文所指的教育政策过程研究，主要是从政策学有关政策过程的概念体系推演而来。有关政策过程的理论与实践是政策学科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本书与国内一些教育政策研究者的相关理解与探索也有类似之处。如袁振国教授所概括的政策科学研究两大类型之一的“政策的研究”（studies of policy）——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即对一项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研究，从研究的方法说，称为政策的描述性研究；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本书并不“侧重于理论的探讨”。

实际上，基础理论性的研究与具体的政策研究往往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如袁振国教授的《教育政策学》就有案例实证分析的内容，吴遵民主编的《基础教育决策论——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改革研究》也有一部分关于具体教育政策实践的内容。作为实证部分，重点介绍了我国素质教育政策的实施背景与过程、安徽省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上海市某区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等。应该说，这部分内容是回到具体的政策本身进行研究的，总体上也是为前一部分有关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理论分析服务的。

就具体的教育政策的实践研究而言，以论文（包括博士、硕士论文）的研究文献居多。而且，往往是一旦有某一新的政策出现，就会涌现大量的相关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进行思考。如，近年来，围绕高校扩招政策、大学生就业政策、重点大学建设政策、素质教育政策、择校政策、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两免一补政策、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等形成了一大批文章，以政策分析、理论思辨居多。以2007年教育部正式出台的部属师范大学率先实行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为例，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截至2009年11月）能检索到的文章就有200多篇。

当然，本书重在关注教育政策的过程研究，因此，对形形色色的涉及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做细致的文献梳理，接下来需要对针对具体教育实践研究的成果再做筛选、萃取，以是否是关于“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为维度，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再做文献综述。本书认为，国内新近教育政策过程研究成果大致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提炼分析。

一 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范式

“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是以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多年研究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支话语体系，正致力于形成一种新的范式，相关研究成果累积丰富。何谓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他们对此予以了自主定义：“是指基于对实然的教育政策现象的经验认知，运用相关理论或提炼本土概念和分析框架对现象加以解析，从而在发展政策理论的过程中揭示教育政策现象的真相、性质和规律。”

这一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强调对具体的教育政策过程的经验研究，如对某一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或者整个政策的变迁过程进行细致深入的过程描述，力求客观、真实地展示教育政策过程中的真实故事。因此，他们首先强调实证获取一手资料，需要通过对关键的政策相关者进行访谈、问卷以及对重要的文献资料（甚至是一些还未能公开的内部资料）进行攫取、分析来架构一个真实的政策过程案例。其次，强调理论导向，在政策过程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需要对“故事”进一步进行剖析、解读，对它赋予概念化、抽象化的学理阐述。这个时候，就需要选择一种作者认为“靠谱”的理论观点对该教育政策过程何以发生、如何发生等问题进行诠释。“理论”未必是名家名派或严格确信的是的学说，实际是“理论化一点”的观点，比方说是自己提出的一套概念体系或者只是一个视角而已。因为一个好的教育政策过程案例理论上讲应是一个开放的、未被结构化的“故事”，故“理论导向”是有多种可能的，换言之，不同的读者对呈现在眼前的故事可以有自己的理解权。而理论注解是否妥当、有力，就要看论证是否忠于真实的政策故事过程本身了，通俗点就是更“自圆其说”一点。换言之，“提出一个恰当的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就抓住了案例故事的灵魂”。

当然，理论导向与经验研究在脑海里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不同的研究者会有自己的偏好，也不排除研究者甚至先提出一个强大的前摄性政策解释理论或者架构一个严格的分析框架，再去寻找资料、展开经验研究的可能，当然，能够先有明确的理论导向，也说明研究者对该教育政策过程有过系统的观察与思考。这支团队在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令人称道的成果，我们不妨试分析数例。

陈学飞教授的《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985工程”政策过程分析》一文，首先以翔实的事实材料鲜明地勾画出了“985工程”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宏观背景，其次以清晰的脉络梳理了“985工程”从一期工程到二期工程的政策延续发展过程。面对这么一个完整、鲜活的政策（制定）过程，作者看到了“985工程”制定过程中的“理想导向型政策目标”驱动的特点，即往往长远而宏大，能够起到宣传引导、鼓舞人心、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也正是这种理想导向，带来了政策目标较为模糊、实现政策目标的代价尚难以计算、高校自身改革预期成效不确定以及政府支持期限的不确定等问题，因而在执行中常常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全文洋洋洒洒万余字，政策经验过程“摆事实、讲道理”，理论化的观点视角一以贯之，论证有理有据。该文可称得上是对教育政策进行“理论导向下的经验研究”的习作范文。

濮岚澜、陈学飞的《话语运动与议题建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议程设置分析》一文首先对1999—2002年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主要高教法规政策性文件以及《人民日报》报道的频次情况进行了整理分析。作者在此基础上运用“话语运动”的概念体系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议程设置进行内容和语义框架的分析，认为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议题的建构过程与其说是完全由一方有意策划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政策行动者话语互动网络的产物，但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均具有同等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更具主导性的行动者，而且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行动者以多种方式参与进来。

张国兵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过程研究——支持联盟理论的视角》以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翔实的政策过程扫描，发现了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年中不断强化，重点建设项目呈浪潮式发展的特点，即新的重点建设项目相继出现并互相叠加，新项目比之前的项目的投资力度更大，单个重点建设项目中的受益者有不断扩大趋势等。在经验研究以及初步“有趣现象”发现的基础上，作者进而做理论导向的分析。在作者看来，拥有大致相同政策理念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组成了重点建设政策的支持联盟，这个支持联盟为重点建设政策提供论证性的政策理念，在重点建设政策项目中分享利益，并成为政策子系统的主导联盟，构成重点建设的现实推动力。应该说，作者对有中国特色的重点建设政策和有中国特色的支持联盟做了很好的论述，将二者的“有机联系”做了比较完美的论证、“缝合”。

从表2-1列举的案例简要分析中不难看出“理论导向下的经验研究”所透露出的一些自身特色。从政策的周期过程来看，该系列成果所涉及的教育政策过程包括议程设置、政策制定与变迁、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以及政策终结（失败）等主要环节。随着该研究范式的不断深入推进，该范式在扎根本土的经验研究方面愈益表现出自己在研究方法、资料获取等方面的技术路线；在理论导向的突破方面，由采用经典的西方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政策过程的理论，逐步发展到本土化概念体系的自主开发或当今政策研究前沿知识理论的自觉应用。

二 运用某种理论对教育政策的解释性研究

有这样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们以具体的教育政策为对象，以某一种政策理论或相关理论为视角来就该政策进行解读。这类文献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策对象与理论工具阐释具体，会涉及对政策过程的适当介绍，但并未做明显的政策过程描述，因此，这类研究与“理论导向下的经验研究”范式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纯解释性的多一点，而实证的内容太少。这样的一种类型的政策过程研究，类似于有学者提出的政策分析方法中的“线性模式”（linear model），即“按一定的理论基础进行有关政策的应用性分析和研究”。

实际上，以西方公共政策过程理论或其他相关理论来理解某一教育政策现象已成为研究的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教育政策研究文献跳出了教育学框架，从公共政策学等学科领域中去寻找理论或解释工具。如：张烨的《重读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基于教育政策借鉴理论的视角》，从大卫·菲利普斯的政策借鉴理论的基本模型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对20世纪50年代具有典型借鉴特征的“院系调整政策”案例从跨国吸引、决策、实施以及内化/本土化四个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许纪霖的《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一文从“商议性民主”的理论化概念视角对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制改革这一个案进行了解读，有理有据地剖析了北大的这次“虽然目标未必民主，但方式上却具有商议性民主的某些基本特征”的政策改革过程，作者进而认为，北大改革的讨论，为商议性民主在中国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典范。俞健的《“就近入学”政策评估——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运用》一文是运用费希尔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对“就近入学”政策进行了一番评估，主要是围绕费希尔方法论框架之下的四种讨论形态，即项目验证、情景确认、社会论证和社会选择，对我国的“就近入学”政策进行评议。这类的文章还有很多，而且作为一种相对新颖的研究成果还在比较多地出现。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文章在行文构思上的共性特点。这种运用一个中、微观的理论（甚至是一个概念、视角等）对某一教育政策进行解读式分析的文章读起来比较生动有趣，不少解释充分、有理有据的文章不失为一个好的研究，甚至在认识突破上不乏理论价值。再以颇为流行的“支持联盟框架”（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理论为例，国内学者发表的论文研究有张文静的《美国肯定性行动的政策变迁——基于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吴越的《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政策变迁研究——基于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复旦教育论坛》2009年第4期）以及刘芳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创新过程：支持联盟框架的透视》（《高校教育管理》2007年第3期）等。诚如鲍嵘教授所解释：“近些年，政策过程研究中的‘支持联盟框架’因为结构较为稳定、术语清晰，加上有意推广与验证，在许多国家和多个政策领域得到运用和修正。”

三 教育政策的文本与话语分析路径

话语分析方法及相关的语言计量、词频统计等实证方法开始在我国教育研究中显现。李钢的《话语 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是我国新近教育政策研究中运用文本分析法的典型代表成果。该著作由“理论知识构成”与“文本实验分析”两大部分组成。在文本实验分析部分，作者以《中国教育部政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叙事、群众来信以及政协提案为例，将话语作为教育政策分析的基本信息单位，选取大量有关教育政策的文本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应用信息科学的若干原理结合社会语言学、传播学和文献计量等多学科的分析研究方法，专案对中国国家教育政策的话语传播特征、教育政策变化过程中的内在机制，以及与国家教育政策制定有关联的社会公众对于教育政策的话语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

涂端午的博士学位论文《价值的权威控制及其演变——1978—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分析》（2008）是对政策文本进行实证分析的又一个典型。该研究以1978—1998年的533个法规政策文本及7473条法规条款为研究的文本对象，通过建立文本话语分析框架和“解码”操作方法，再根据价值和控制两个维度及14个测量指标，对这些条款进行逐一编码和系统分析，这是一个细致的政策实证过程。在文本实证研究过程中，作者“捕捉”到了“政策文本数量增长背后所隐含的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和特点”等重要信息。作者从政策过程理论的角度尝试构建政策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和阐释了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在增进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现象的理解的同时，也为改善高等教育政策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鲍嵘的《翻译与政治：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改革的话语》也具这类研究的特点。除了像李钢、涂端午等强调明确的话语分析方法外，还有一些论文是针对政策文本的“解读式”分析，可将其归入这一类型中。周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政策分析》（《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0年）一文，具体分析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政策目标、“六大工程”具体措施以及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关系等几方面的内容。

综观国内学者对教育政策过程所进行的话语文本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综合应用了编码统计分析、叙事学分析、主题分类、词频统计等文本实证的政策研究成果，能够清晰地把握政策过程的一般特点，对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的话语特征以及政策的生产、发展、传播等过程进行深度扫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理论化的抽象，赋予相应的合理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与深入思维的可能。

四 教育政策过程的案例研究

有一类以直接关注教育政策过程的案例性论文新近比较多地出现在期刊杂志上，我们把这类研究统称为“教育政策过程的案例研究”。如闫广芬、苌庆辉的《高校扩招政策的制定、实施、效果及其调整》一文比较系统地呈现了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政策效果评价以及针对效果进行调整的近10年间的一个政策周期循环。有以下几个典型代表。

在论文论研究成果中，由陈学飞教授在《高校教育管理》（双月刊）杂志上领衔主持的“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案例研究”栏目是系统开展教育政策过程案例研究的新近代表性成果。2009年，该栏目已公开发表了5篇代表作。（见表2-2）

该栏目最大的特点是，以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以精练和平实的陈述方式描述某一教育政策过程的某一具体环节的事实情况。该栏目的定位就是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侧面来展示教育政策过程中的真实现象。政策研究者本人尽量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努力去呈现更为关键的事实，不做自我的价值倾斜和意向品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案例研究是要给读者提供可资反思和探讨的第一手梳理好的素材，将品评权交给读者，期待能够给读者以更多思维启示和深入阐释的空间。当然，从上述案例的实际情况来看，难免会习惯性地转向政策评价、建议等“主观方向”去做文章。

在描述性案例的研究方面，有少量研究开始尝试做分析性的案例研究，如贺武华的《杭州名校集团化政策过程分析——基于政策精英理性主导的视角》（《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5期）、《政策同形：“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制定的一种解释》（《职业技术教育》2009年第19期）。前者首先对“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政策过程，主要涉及政策制定与实施两大环节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呈现出了杭州名校集团化政策从酝酿到实施完善过程的整体概貌。文章第二部分基于“价值无涉”的政策过程案例的描述，自主提出“政策精英理性主导”的概念视角，对杭州名校集团化政策过程进行分析性解读。后者重在对“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政策制定过程进行事实描述，翔实地呈现出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的来龙去脉。通过事实的陈述后，作者很快发现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特点，即无论是政策文本内容本身，还是教育政策决策者们的态度与初衷，“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遵循了“211工程建设”的路径，体现了明显的政策仿效特点。于是，作者进而根据制度主义学派中的“组织同形”、“制度同形”理论，以“政策同形”的概念对我国“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性研究。

此外，范国睿主编的《教育政策观察》是以研究和评论教育政策实践与理论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专门性案例集刊。应该说，该集刊在关注教育热点问题、动态反映教育政策发展趋向的同时，也在做本土化教育政策研究的探索，诚如集刊定位所指出：“尽可能地展示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大体风貌，呈现中国教育政策热点问题的流变过程，从而为国人探析教育政策的发展轨迹，洞悉教育政策的发展态势提供些许思考与经验。”这是国内学者从事本土化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一种重要迹象。《教育政策观察》已开始形成教育政策案例研究的风格。从集刊第一集所收编的文章来看，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政策、择校政策、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教育政策皆是教育政策案例研究的探索。这些研究多半围绕政策的背景与历史演变、政策的主要内容、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政策对策建议等问题展开，有一定的事实描述和过程进展梳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著的《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是以年度报告的方式对该年中国重大的教育政策以及国际教育政策动态做介绍。如2008年的《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中的一个教育政策研究是“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补贴政策”，该文分析了该政策出台的背景、实施现状及问题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的报告略有创新，增加了“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公共教育政策变化述评”这一部分，这对研究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在袁振国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系列中，也有少量的实证性的教育政策案例研究。如郭振有的《中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历史回顾与政策思考》（2003）对中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尤其是对中国督导制度恢复重建所经历的五个曲折时期进行了概括梳理。马云鹏的《基础教育课程发展政策的反思》（2001），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发展分三个阶段来进行概述。檀传宝的《加强和改善德育工作的政策基础——对江泽民有关学校德育论述的文献分析》（2001）以文本分析论述为基础，系统梳理了江泽民有关德育思想论述的53篇文本，提炼概括出江泽民同志有关学校德育思想的主要观点与特点，并希望通过对国家领导人的学校德育思想的理解把握，为加强和改善学校德育工作提供政策基础。

五 教育政策过程访谈回忆类的研究

（一）政策决策亲历者的回顾

在关注教育政策过程的文献当中，有一类文献独特而生动，这就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教育政策，通过人物专访、回忆的方式，对该政策决策、制定等过程进行深度再现的访谈、回忆性的文献。以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等重要事件为契机，学术研究的各个学科领域也出现了一大批纪念、回顾性的研究成果，而针对具体的教育政策过程的访谈、回忆性质的文献也出现不少。这类文献是关注我国教育政策过程研究中的一朵奇葩，颇具典型性意义。这些文章的作者往往就是某一重大教育政策过程的亲身参与者、见证者甚至是关键性的决策者，他们在具体教育政策过程的事件细节描述与再现方面还原了重要的事实，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日期、会议、讲话等细节方面展示了丰富而鲜活的第一手材料。而这些材料往往是作为“第三者”的研究者难以企及的，也很难拥有亲历者那样的体会。这些针对具体教育政策的访谈、回忆类的文献实际上就是一个个描述生动的政策案例，也为深入的政策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素材。我们可择取数例来加以分析。

胡启立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上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一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启动改革的第一声春雷，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这份文件不仅对于解决当时教育上若干紧迫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更为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启立同志直接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领导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全过程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酝酿、调研和起草工作。毫无疑问，对这一重大教育政策过程的“还原”乃至是“解密”，作者是最有发言权的。该篇文章没有标题，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的背景、任务布置、资料收集、调查研究、报告撰写与呈送、政治局常委批阅、书稿数易、下发征求意见、汇集意见、书记处会议讨论、全教会学习与修改、邓小平同志讲话吹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公布等政策关键环节，在简洁的语言中娓娓道来。从1984年10月29日中央书记会的正式启动，到1985年5月27日正式发布，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一项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来龙去脉，整个“故事”情节完整，关键事件串接到位。这些鲜活具体的一手资料是第三方研究者通过文献查阅、调查访谈等方式难以获得的。比方说，文中比较清晰完整地记述了政策出台前的一线调研过程。调研计划于1984年11月20日启动，历时半个多月，辗转四个省，前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大大小小开了近百个座谈会，与逾千人座谈、交流、讨论。调研活动的设计与组织、座谈会情景、各单位被访人员的发言内容、不同省市的教育差异与特点感受，甚至一些经典性的话语都记载翔实，历历在目。通过这么一篇回忆录，我们还能进一步了解到中央重大决策的真实运行过程，尤其是能够比较好地了解党政权力结构、决策机制、最高领导人行为等更为深层次的政策过程因素，对我们洞察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过程的内在机理与一般特色大有裨益。

吴本厦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年第4期上发表了《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一文。文章结合作者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实施过程的经历，较为翔实地回顾了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并阐述了四点体会。吴本厦同志是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研究生司司长，无疑就这一问题他最有发言权。作者开篇就指出：“我国建立学位制度已有27年的历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也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些文章，对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大多是语焉不详。”该文具体而真实地再现了具体日期里包括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叶剑英同志、彭真同志以及教育部官员等在内的一大批政策决策关键人物的指示、报告、谈话等内容。通过该文，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掌握从1979年2月24日提出报告到1980年2月12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签署公布的一年时间里，我国学位制度建立的缘起、制度过程的日程进度与组织安排、决策起草者及其分工、重要会议讨论、重要的问题与波折、各个部门的观点与分歧等政策过程的关键人和事。而且，更重要的是，读者通过细心阅读这么一篇数千字的精练概括文献，可以很容易触发更多的思考，也就是说，它给研究者提供了展开思维、深入思考的可能，我们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再做思考。比方说，学位条例政策过程所体现的决策特点、学位条例的历史意义、学位条例的改革走向等问题，都可以在阅读《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和立法过程》一文时自由阐发。

中国教育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直接参与了中央政府、教育部（国家教委）许多重要政策的调研起草工作，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发表在《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10期上的《教育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范例——参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研讨和起草过程的体会》一文回顾了作者参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研究和制定工作的这段历程。《纲要》产生的历史背景、组织领导、日程进度、主要活动等政策过程细节，如“从《纲要》研究制定过程来看，对《纲要》的思路和主要内容，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后曾讨论过4次；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过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办公会议讨论过5次。这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行文表述上，作者还结合自身从事宏观战略研究的经验体会，以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矛盾为抓手，如围绕《纲要》的规划到21世纪初的教育发展战略思想和战略选择、教育发展的数量目标、教育体制改革等问题，进一步展开，揭示了《纲要》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细节。作者还就《纲要》的政策过程所展示出的意义、启示谈了自己的体会，一是宏观决策的正确之于教育事业发展和成功的重要性；二是包括决策的程序、政策方案选择、政策的实施与立法、政策的执行以及监督与评估等在内的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性。应该说，这两点体会对于一位亲身参与见证中国的重大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决策者而言是言为心声的，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是政策研究者在政策过程研究后的结论性发现。

对教育政策过程进行回顾的回忆性、访谈性的文献还有不少，而且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推进，对过去重要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文献还会出现。这类型的政策过程案例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也是非政策亲历者所无法完成的。比如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与《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颇具相似性，同是对国家重要宏观教育政策的研究，但周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政策分析》与郝克明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研讨和起草过程的体会》行文风格和展示的信息完全不一样。

（二）阶段性教育政策变迁过程的回顾性研究

阶段性的教育政策过程的回顾也是一项很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现象，每逢一些重要的年份，如新中国成立多少周年、改革开放多少周年等，但凡出现一些对重大政策过程进行回顾的文章，在阐述政策的变迁、演变过程的基础上，都会对相关问题再做深入的思考。如和震《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三十年回顾》一文，翔实地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演变所经历的恢复阶段（1978—1984）、发展阶段（1985—1996）、滑坡阶段（1997—2001）以及重振阶段（2002—2008）四个重要阶段过程。基于对变迁过程的细致分析，作者进而掌握了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一些问题与特点，如政策取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发生过数次重大的转变，同时由于政策工具不充足、价值冲突、政策目标与手段不对应等问题的存在，影响到政策实施的质量等。我们以改革开放30周年为例，列举以下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代表性政策过程案例研究（见表2-3）。

六 我国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现状简评

（一）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理性、科学性欠佳

总体来说，有关教育政策方面的著述不可谓不多，像教育政策生产一样进入一个繁荣时期。但真正算得上“政策研究”的成果并不算多，大凡平铺直叙、泛泛而谈，缺乏深度和色彩。其中既有方法论上的缺陷，更有研究取向上的滞后性。诚如有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在教育政策和教育法律的研究方法上，我们通常所用的仍然是定性研究，习惯于对文献的概括和总结，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张曙光团队在开启《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这一重大案例库建设时就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学的以往研究中，“除了一些就事论事的调查报告以外，居统治地位的是概念之争和空泛议论，既无假设前提，也不作经验检验，像样的个案研究自然很少，事实的比率太低”。

（二）关注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成果渐多

通过文献的系统跟踪与综述发现，当前涉及教育政策过程研究的成果渐多，“政策研究”的意识明显趋强，特别是一批硕博论文开始以具体的中国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然而，规范意义上的“政策过程案例研究”成果难求，多数混杂于“政策研究”、“政策分析”等之中，如围绕某一政策所做的理性思考、反思体会等。相对而言，人们一般习惯于对一个政策的出台制定予以较多的关注和研究，而对政策的执行过程、发展演变过程以及终结退出过程则不是很重视。与此同时，有关政策过程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较多，即不能太专注于政策过程中的某一环节展开，政策过程的细节研究投入不够，多为粗线条。如果按照政策过程分类，对这些政策案例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归类与区分较难。一些政策案例开始自觉导入西方某一理论（类似分析性案例），但总体上与我们期待的“基于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经验”的实证不足。值得一提的是，借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重要庆典契机，一些政策过程“回顾”式成果日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文本进行了梳理，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研究值得重视。

总体而言，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尽管不断迭出涌现，但亦良莠不齐，集中的问题是，科学意识、方法意识、学科意识、实证意识与本土意识等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