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外资进入与企业竞合关系

一 新实证产业组织中的市场势力估计新方法

已有讨论FDI及其市场效应的文献采用统计意义上、基于会计数据的市场势力溢价作为分析的基础。比如Sembenelli等（2008）采用如下的方程计算市场势力溢价：市场势力溢价＝（总产值－工资成本）/（工业增加值+原材料净成本），这种计算方法，即统计意义上的市场势力溢价（Census Markup），受制于会计数据带来的各种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势力溢价的有偏估计。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会计数据本身并不适于经济意义上的分析（Shapiro, 1987）。新实证产业组织理论（NEIO）为市场势力的测度提供了便利，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开创了产业组织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使得基于产业组织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微观经济基础，使用的微观计量方法不依赖于企业会计数据，得到的参数估计具有清晰的经济学意义。

本研究沿用新实证产业组织中早期由Hall（1986, 1988）开创并由Roeger（1995）发展的市场势力测度模型。现将本章文献的脉络梳理如下：

Hall（1986, 1988）关于市场势力测度的模型是从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分析开始的，Hall（1988, 1991）证明了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具有方差不变的特征，该余值与导致产出和就业变动的任何外生变量都是完全不相关的。利用Solow（1957）计算余值的办法，Hall将Markup植入索洛余值方程中，为在宏观环境下讨论市场势力提供一个基本框架，避免了估计需求弹性这一棘手问题。在要素使用内生性问题处理上，寻找了三个工具变量，估算了两位数行业市场势力溢价，讨论了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及其影响方向。Shapiro（1987）认为市场势力溢价（Markup）并不是反映企业行为的一个通用指标，市场需求方特性——需求弹性也需要同时进行测度，用市场需求弹性和代表性企业需求弹性的比值来描绘企业行为，并同时估计Markup和需求弹性。Domowitz等（1988）扩展了Hall的模型，详细估计了4位数代码产业市场势力，在模型中加入中间投入品，降低了可能存在的向上估计偏误（Overestimate）问题。该文在Hall基础上做了两个重要改进：一是将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和产业特征（Industry Characteristic）植入市场势力溢价模型来估计；二是使用了一个含有技术因素的特定生产函数进行估计。其缺陷仍然是没有摆脱内生性问题，仍须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Konings（2001）也是基于Hall（1988）的模型，同Domowitz等（1988）一样加入了中间投入品，该文对Domowitz等（1988）使用的含有技术因素的特定生产函数进一步拓展，使其更为一般化。并研究了比利时竞争政策对Markup的影响，同时运用了广义矩估计（General Method of Moment，GMM）方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

基于Hall的后续文献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工具变量的选择，也是文献批评Hall方法的主要原因。Hall的方法受到来自至少三个方面的质疑和批评：第一，要素投入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需要外生工具变量来矫正，而找到合适的外生工具变量本身就十分困难。第二，Hall采用的工业增加值数据的生成过程使得所谓的外生变量（原油价格等）在逻辑上就与增加值数据相关（Waldmann, 1991），而无关假定是Hall方法估计的基础。Waldmann（1991）认为Hall发现的一些产业高市场势力溢价有悖现实，Hall所计算的市场势力溢价并不反映企业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尤其是非制造业数据，基于Hall模型的Domowitz的结论也因此可能不可靠。第三，存在估计方法的问题。Norrbin（1993）采用序贯Bonferroni矫正方法来检验Hall提出的无关假定，得到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

Roeger（1995）引入一个更可靠的、免于寻找工具变量的方法来估计市场势力溢价。他认为Hall（1988）在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上方法不妥，选择的三个外生变量可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该文对比了以要素数量为基础的索洛余值计算方法和以要素价格为基础的索洛余值计算方法。Roeger（1995）通过计算两种方法下计算结果的差值，发现两者并不一致，进而证明了两者的差异大部分可以由不完全竞争来解释，因此将其归因于市场势力的存在。在此基础上，Roeger（1995）成功地避免了工具变量的选择问题，形成了一个可靠的市场势力溢价估计方法。Martins（1996）回顾了Hall和Roeger的方法，在Roeger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中间投入品，研究了14个OECD国家的产业市场势力溢价水平。

本研究采用的市场势力溢价估计方法基于Roeger（1995），并根据研究目的，将外资进入这一核心变量纳入产业组织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首次将新实证产业组织方法应用到外资效应评估中。

二 外资进入影响市场结构及市场绩效的证据

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合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外资对本土企业经营的抑制，表现为外资对内资的挤出。这类挤出式的排他性竞争对本土企业的影响是致命性的，因为一旦国内投资被挤出，本土企业便无法与外资企业进行面对面（Face to Face）的竞争。Borensztein等（1998）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认为现实中外资对通过产品市场竞争和自身在金融市场的优势，可能替代本土企业。另一类是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同在一个市场中经营而形成的竞合关系。这种竞合关系是产业组织理论意义上的竞合关系，表现更为复杂，是本研究着重讨论的地方。

Markusen和Venables（1999）解释了FDI如何影响同一产业内的本土企业。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竞争中更倾向于降低本土企业的利润，但是与供应商的“连接效应”（Linkage Effects）使得本土企业可能降低要素投入成本、提升利润。他们发展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些效应，分析了在外资企业作为本土产业部门的互补企业语境下，本土产业部门如何扩大生产、取代外资企业并最终将外资企业逐出本地市场。他们的理论结果与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案例不谋而合。这表明，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可能存在着竞争关系。Driffield等（1998）以英国制造业为例，也证实外资企业的进入挤压了本国企业的利润空间。

外资进入对产业层面的影响比较直观。FDI项目的进入，将改变一些相关产业的供给和需求水平。FDI在某一产业的竞争可能惠及其他产业中的企业。比如，通过竞争降低价格，会通过“前向”效应传递给消费者，给消费者带来福利提升。实证结果表明，FDI影响东道国市场环境及市场结构的方向是不确定的。Blomström（1986）以墨西哥制造业为例，发现跨国公司份额对市场集中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跨国公司份额越高，市场越呈集中趋势。Singh（2011）用印度制造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同样发现了FDI会显著导致市场集中。与他们的结果相反，Driffield（2001）以英国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外资进入显著导致产业集中程度下降，其作用机理在于增加了本土产业层面的市场竞争程度。杨丹辉（2004）通过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市场结构变动分析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在促进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同时导致市场结构二元级差增大。

三 外资进入影响市场势力与溢价水平的争论

市场势力溢价（Markup），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企业将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之上的能力，是垄断势力的外在表现。完全竞争市场下，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将会最大化产出和福利水平。企业施加市场势力是市场竞争不完全的一种表现，将会导致福利水平的下降。关于外资进入如何影响市场势力溢价水平的研究，仅有的几篇文献集中以发达国家为研究目标，并且实证研究结论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总体来说，关于外资进入影响市场势力溢价水平的观点有三类：

第一类文献认为外资进入不会对市场势力有显著影响。Co（2001）以448家西班牙企业面板数据，发现“绿地”投资（Greenfield FDI）对市场势力溢价没有显著影响。消费者的偏好以及对品种多样性的追求也可能不允许外资垄断市场。Helpman, Melitz和Yeaple（2003）以及Nocke和Yeaple（2007）的结论表明，不论企业采取多么好的技术、提供多么好的产品，消费者对多样性的喜好阻止了企业垄断整个市场。也就意味着，即便是外资企业在各方面都优于本土企业，也无法垄断整个市场。

第二类文献认为外资的进入导致市场势力溢价水平的上升。Hymer（1970）在产业组织理论框架下首次讨论了跨国公司存在的市场势力问题，他的结论是在东道国市场竞争不完全的角度上得到的。他认为东道国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给了跨国公司施加市场势力的机会，因此外资企业的进入会导致相应产业市场势力的提高。Neary（2009）分析了贸易成本的下降和东道国吸引外资的自由化政策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跨国兼并活动，而跨国兼并则是提高市场集中度、提升市场势力的一个重要方式，其重要性不亚于“绿地”投资。运用西班牙企业层面数据，Sembenelli等（2008）则发现FDI长期对产业的市场势力溢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关系只存在于研发密度高的行业。

第三类文献认为外资进入可能降低市场势力溢价水平。外资的流入可能带来生产者之间面对面的竞争而惠及消费者，外资的进入还对本土企业产生激励效应。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在先进技术的运用上通常会落后于发达国家，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较为成熟的产业中，运用的技术也经常是过时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带来了新技术，能够刺激本土企业采取新技术的动机。因而导致企业间技术竞争，从而可能系统降低市场势力溢价水平。

国内从产业角度分析外资进入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基于市场结构分析的外资效应评估，杨丹辉（2004）认识到了外资进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谷克鉴（2005）描绘了外资的进入如何促进国内竞争并使得中国国民部门与外资部门之间竞争力差异逐步缩小的现实。那么，外资的进入是否会因其自身优势控制东道国市场？目前，国内学者仍停留在外资的竞争和垄断属性研判上，相关文献并没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经验证据，本研究将为外资在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垄断竞争效应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