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债务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关键的公司治理手段之一（威廉姆森，1988），是因为债务能够发挥破产威胁、财务约束和相机治理的作用，并降低代理成本，平衡治理结构主体间的利益，约束管理层无效的决策，从而有利于公司价值创造（博尔顿和Dewatripont,2005）。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机构不仅具有信息优势，能更有效地监控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利兰和派尔，1977；法玛，1985; Diamond,1984；博伊德和普雷斯科特，1986），而且由于债权集中度，监督成本低，银行参与公司治理可以减少股东的监督工作，并使公司治理更有效，这便是治理结构中所谓的“拜托债权人”（Ealist the bondholders）。因此，学者们提出了强化银行参与治理的功能、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硬化信贷契约约束、赋予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直接参与权、建立完善的偿债保障机制和债权人法律救济机制等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首要前提是签订信贷契约，信贷契约约束的有效性是银行能够有效参与治理的关键。
然而，我国银行的治理作用受到了质疑（Djankov等，2009），我国学者在检验银行债权治理效应时，并没有很好地验证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得出银行债权治理失效结论的学者大有人在。2011年以来，媒体和网站多次报道，上市公司“不务正业”，“乐当影子银行”，但同时又不断地增持银行贷款，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贷款套利“倒爷”，例如卧龙电气（600580）2011年初从银行获得10.8亿元短期贷款，转手便以15.6%的年利率向上虞市天道投资有限公司发放2.2亿元三月期委托贷款，其利差套利收入达663万元。维科精华（600152）、京投银泰（600683）、莱茵置业（000558）等上市公司也如法炮制，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ST波导（600130）收益50%是利息收入。这不仅让我们深思，上市公司到底是资金短缺还是资金富裕呢？银行只是关心信贷本息安全性，对这样的“不务正业”视而不见吗？信贷契约的约束在我国有效吗？基于上述现实问题，笔者认为研究我国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是一项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由于信贷契约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书将重点研究信贷契约的基本要素——贷款规模、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的治理效应。另外，由于信贷契约的不完备性，债务再谈判变得至关重要，因此本书还研究了债务再谈判的治理效应。本书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沿着“理论基础→理论分析→环境分析→实证分析”的思路展开研究。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章“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文献回顾与评述”是本书的理论基础部分，是随后展开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第三章“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理论分析”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我国信贷契约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是实证研究的铺垫，分析了影响我国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环境因素；第五章“信贷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第六章“信息透明度与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实证检验”和第七章“信贷契约治理与债券治理差异性的实证研究”构成本书的实证分析部分。第五章检验了信贷契约签订前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从而分析信贷契约具有治理效应的可能性，第六章在第五章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信贷契约签订后，信贷契约对经营者激励或约束的结果，即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第七章对比检验了信贷契约和债券的治理效应差异性，对信贷契约治理效应做了比较式分析。第八章是“研究总结”，提出了本书的总结和政策建议。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介绍了选题的意义、相关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的内容安排，总结了主要研究结论和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以企业契约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回顾了债务的治理作用，从而引出银行具有信息和监督优势，因此研究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变得有意义。接着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信贷契约治理的研究，评述目前信贷契约治理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确定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三章首先论述了信贷契约治理的信息基础和治理效应的实现条件。以信息不对称为出发点，分析信贷契约治理的信息基础。从债务履约机制、银行监督能力和动力、信贷契约激励和监督的可行性三个方面论述了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实现条件。在此基础上，本章假定在具备充分的信息基础和良好的实现条件的前提下，以激励机制为理论基础，以设计最优信贷契约要素为目标，利用理论模型分析贷款规模、贷款期限和贷款利率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存在激励机制的前提下，当信贷契约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和收支相抵约束时，贷款规模、贷款期限、贷款利率都能够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此外，本章还分析了债务再谈判的治理效应，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债务减免的激励作用。研究发现，债务减免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公司的收益性与提高债务减免程度一样，有提高经营者努力水平的效果，债务减免与负债一样具有信号传递功能。因此，债务减免的信号传递功能能够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绩效。
第四章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政府的干预程度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我国信贷契约治理的环境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的制度背景并没有为信贷契约治理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充分的实现条件。
第五章检验了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本章的研究思路是如果银行信贷决策与公司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存在合理的因果关系，那么信贷契约才会激励经营者为了获得贷款或获得优惠贷款而努力工作，即信贷契约才可能产生治理效应。本章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Eviews和SPSS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与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存在较强的合理的因果关系，说明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存在治理作用，而且贷款规模的治理作用大于贷款期限；而贷款利率与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表现出了较弱的合理的因果关系，几乎不能体现出贷款利率的治理作用，这是由于我国利率受政府管制所导致的。因此，信贷契约要素治理作用由大到小排列为：贷款规模＞贷款期限＞贷款利率。
第六章是在第五章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研究，检验了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和信息透明度对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信贷契约中的贷款规模、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都没有体现出治理效应，而且短期贷款能够显著增加代理成本，长期贷款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绩效（ROA和ROE）。本书认为，这是因为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没能为信贷契约治理创造良好的实现条件。本章以信息披露质量作为信息透明度的代理变量，以信息披露质量和信贷契约要素（贷款规模、长期贷款、短期贷款）交互项的系数来反映信息透明度对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并没有改善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而且信息透明度还增加了短期贷款的治理负效应。本书认为，这是因为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没能为信贷契约治理提供充分的信息基础。
第七章比较分析了信贷契约与公开债务契约（债券）治理效应的差异。在揭示银行和债券投资者参与治理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对两种债务契约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契约能够显著降低代理成本，但同时又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绩效，说明银行信贷契约只是发挥了部分的债务治理效应，但长期信贷契约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绩效，降低代理成本。债券债务契约既能够显著降低代理成本又能够提高公司绩效，并且其治理效应要强于长期银行信贷契约。信息披露质量只能显著影响债券的治理效应，而且仅限于显著提高公司绩效方面，而不能显著影响代理成本约束。
第八章归纳了本书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提高我国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政策和建议，一是改善我国信贷契约的治理环境，为信贷契约治理提供良好的实现条件；二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为信贷契约治理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三是建立和健全债务减免的信号传递机制，发挥债务再谈判的治理作用；四是完善债券市场，合理配置债务资本，优化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渠道。
国内外学者对债务治理效应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仅以信贷契约为研究对象努力探索，希望能够丰富债务融资治理的研究。本书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角度新颖。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企业契约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信贷契约要素激励机制的视角研究信贷契约贷款规模、贷款期限、贷款利率的治理效应，有助于丰富债务融资治理理论，并且能为提高信贷契约治理效应提供具体的建议。
（2）研究内容新颖。本书不仅研究了信贷契约的基本要素，还研究了债务再谈判的治理效应。并以债务再谈判最常出现的结果——债务减免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了债务减免具有信号传递功能。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信息披露质量对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影响，为契约的信息观提供了经验证据。
（3）实证研究设计新颖。本书在设计实证研究时以信贷契约签订时点为分界点，分别检验了信贷契约签订前的信贷决策影响因素和信贷契约签订后的治理效应。信贷契约影响因素的检验是为了考察信贷决策是否与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存在合理的因果关系，能否激励经营者为了获得贷款而努力工作。然后验证信贷契约对经营者激励和约束的结果，使实证研究具有连续性。为了凸显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特性，对比分析检验了债券和银行信贷契约的治理效应差异性。
本书是笔者承担的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2011124）的预期结项成果，并且获得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资助。但由于笔者研究能力有限，本书的研究存在诸多局限和不足，这正是笔者以后将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作者
2013年11月8日